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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一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曲折，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响起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名言。会议之后，科技界、知识界活跃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1979年向全国各行各业发出了创办民间群众团体的倡议。加上业内有识之士的热忱，在二十年前的1980年3月12日，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印协）诞生了，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批成立的84个民间社团中的一员。
工作起点
印协成立后，其宗旨概括地说，就是团结行业内的广大科技知识分子，在企业行政限定的工作之外，开展有益的技术交流活动。
印协成立之时，我尚在印刷研究所（现今的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担任情报资料工作。尽管我和已故赵寿祺同志被委任印协的副秘书长之责，但我每周至多到印协工作二天。我在印刷研究所整整工作了二十八年了，痴心于情报资料工作，直到1983年春，才正式调入印协，担任副秘书长，至1999年的5月结束。
起初，我和赵寿祺同志的分工是，他管全面的工作，我只管由印协主办的二刊，当时因为编辑部尚未成形，运作起来很困难，年鉴只能二年出一本，《中国印刷》是季刊。赵寿祺同志病后，全部工作一度在仿子同志领导下，由我配合运作。田玉仓同志来后，编辑部成立了，1984年春田明同志调来后，人员比较整齐了。经过分工明确之后，我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一、协助领导做好对外的联络工作；二、由于担任着教育与科普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做好推动本行业内的科普工作；三、兼管全国印刷情报中心的分站工作。
自从进入印协的工作角色之后，自己的命运就和印协拴在一起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把担任的主权工作侧面回顾一番。
民间对外科技交流
1978年秋，我结识了随日本印刷代表团访华的东京工业大学井上英一教授，由于他的热忱，加上我们对他的友好态度，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中国印协成立后，他每年春秋两季被邀请来为同中国印研所、北京印研所、印刷学院选派的6名中青年学员讲学。每次来时带一位年轻学者，为的是想到自己来不了时，学术交流不致中断。二年期满后，他筹资邀请6人去日本的有关大学研究部门进行实地考察。由于他的工作为中国印刷界所赞许，先后被中国印研所聘为顾问，被北京印刷学院聘为名誉教授。井上英一教授每次来华，都是我为他当翻译，因此在工作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加深信任，从而使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从未中断。
井上英一教授除了我们培养人才之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1984年10月，王益同志接受日本印刷学会（当时的会长是井上英一）的邀请率团访日时，席间，井上倡议说，日本的大公司每年都有一批退伍的设备，最好由中国方面接受下来，为科研或印校的科技人员和学员拆卸测试之用。王益同志接受这个建议后，立即与有关方面洽商之后发回了赞同的信息。1985年5月，我随仿子同志专程赴东京谈判此事，由井上英一主持，有三大公司的高层负责人出席，日本印协的塚田会长也被邀请参加。
商谈的结果是在二年内，每次先由三大公司提供退伍设备的清单，由中国印协圈定后，由日本印协负责发送。在不至二年的时间内，共发来了包括胶印机、打样机在内的26台二手机器，当时请张劲夫同志签批了意见，送海关总署予以免税放行。这批旧设备由中国印刷物资公司接收下来按申报分派了下去，有的用于科研方面，有的作生产实习之用，但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跟日本印刷技术协会的联系。1984年10月，由日本印刷技术协会塚田益男会长率团一行8人来访，与王益理事长签署了中日联合举办平印制版函授班的备忘录。每两年为一期，全国招生。三期结束，继续举办了印刷管理函授班，也是二年为一期，后两期是由中国印刷公司承办下来的。共举办了四期，到1999年5月才告结束。办班14年，先后共培训在职技术员3500多人。这就是印协对外科技交流见效的旁证。在这项事业即将结束之际，由日本提议，联合中、韩等国发起成立亚洲印刷情报论坛，每年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接着于1999年10月又签署了中日印协合作新协议，从此，在世纪即将交替的时刻，迈开了新的合作历程。
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就是印协在进行对外科技交流的过程中，是带来经济效益的。在跟日本印协合办函授教育的进程中，平印函授教材20册和管理教材20册的翻译工作全由印协负责，每册收入稿费500美元，加上每页的排版费10美元，共计收到约2万多美元。此外，每年春秋日方派员来华面授时，每次由我任翻译，每次以二天计，付我的翻译费是98，000日元，后因我去日本讲学中断支付，共计有八次，约收八十万日元，全部交公。还有一笔外事收入，就是从1985年4月开始，每两年一批，共派了三批计九人，到纽约第一制版公司进修。商定由对方支付当地的生活费用外，要汇给印协每年每个人在国内开支的工资和津贴，四年多来共汇来约2万美元。由于这几笔外汇的存入，印协获得了七万元（人民币）的外汇额度，使得印协从第三届理事会移交给第四届理事会的财务报告上有二十余万元（人民币）的结余。
翻译培训工作
随着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在收集国外印刷情报和搞好对外交流方面，都需要充实翻译力量。为此，中国印协曾对本行业各种语种的翻译水平作了些调查。感到数质量上离本行业的要求还很远。于是在1984年夏，在北京举办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翻译学习班。包括日、英、德、俄等语种，一共40余人参加。学习班用的讲义，是我用科普语言编成中日英对照的印刷教程，三年后这本教程在日本出版发行，在我担任东京工艺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又以这本教程的内容为基础讲授了一年。
在1986年底，与全国印刷科技情报中心合作举办了全国印刷翻译学习班，为期二周。遗憾的是这种培训方式，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未能坚持下去。至今印刷业的翻译力量尚处在青黄不接和非常薄弱的境地。借此庆祝印协诞生二十周年的机会，要大声疾呼，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要想开展好对外的科技交流，就需设法培养一支素质优良的翻译队伍。
科普教育工作
在国家大力号召各行各业开展科普教育工作的情况下，中国科协布置学会、协会要把科普工作当作重点来抓。于是我就以教育与科普委员会负责人和科普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印协积极推动开展科普工作，得到印协领导的支持。前后举办了四次科普作者座谈会，第一次于1983年10月，在江西九江召开，由印协常务理事杨树斌主持，江西印协承办，代表七十多人，加上当地职工共一百多人参加。第二次于1987年11月，在广州7215厂召开，丁一主持，广东印协和7215厂承办，代表五十多人，加上当地干部和工人群众约一百五十人参加。第三次于1991年11月，在浙江湖州召开，由印刷学院李树新主持，湖州印刷厂承办，代表约四十人，加上当地职员共七十余人参加。第四次于1999年7月，在江西井冈山召开，由理事长武文祥主持，代表约四十人，加上当地职员共五十余人参加。
总的来讲，秉承中国科协的旨意，每隔四年左右召开一次生产资料作者座谈会，只有第四届理事会期间没有举办。遗憾的是，这些座谈会后未能造就声势，扩大战果。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权威机构和有力领导的支持和督促业内各单位负责人也无心顾及与切身利益不相干的事情；加上业内骨干人士至今不能理解科普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只能让雷声般的呼唤声悄悄地从人们身旁消逝。
值此世纪之交，祖国终于入世的大好形势下，但愿印协竭尽全力的抓好三件轴心大事。
第一，应不辜负科协的期望，将科普教育工作抓牢、抓紧，以见成效为目标来开展工作。
第二，要有紧迫感，大力培养出一支少而精的翻译队伍，以满足信息时代的需要。
第三，广交天下同行朋友，促进科技交流能上新台阶，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编出特色为会刊
田玉仓
协会的生命在于活动。编辑出版期刊资料作为协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始终得到历届理事会的重视与支持。
中国印协一成立，便下设编辑工作委员会，规划并开始编纂大型资料性工具书——首卷《中国印刷年鉴》（1981年版）
1982年2月第一届印刷年会期间召开的一届三次理事会议，决定正式以《中国印刷》的名称编辑出版会刊。同年6月，组成中国印刷编委会。第一届常务副理事长王仿子挂帅担任主编，副秘书长赵寿祺、丁一，以及中国印刷公司的田明，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张金尧，北京市印刷技术研究所的田玉仓担任编委。首次编委会议讨论并确定刊物性质、办刊宗旨与方针（其主要精神由王仿子主编写成发刊词，以“编者的话”在创刊号发表）；刊期定为季刊，每项6个印张，还决定编委分工及有关事项。会后打印申办报告，送中国科协报国家科委审批。1982年12月国家科委下文批准，《中国印刷》第一期于1983年4月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1983年和1984年《中国印刷》未定期，每年各出3期。1985年出齐4期，1986年做到按季准时出版。1990年中国印协成立十周年，第28期出特大号以志纪念，篇幅有8个印张。1993年《中国印刷》创刊十周年，第40期出纪念号，篇幅达10个印张。1994年刊期改为双月出版，总44期为第一届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结集出文选。从第4期起到总48期止，伴随《中国印刷》成长，我在协会具体负责会刊的编辑工作十载有余。要问有什么体会，主要的是在各位编委，特别在主编、顾问王仿子的主持与指导下，始终明确会刊性质，遵照办刊宗旨与办刊方针，努力为会刊编出特色。
记得筹办之时，各地编印出版的印刷专业期刊资料大约有30余种。其中，以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编辑的《印刷技术》和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编辑的《印刷技术动态》（即现今的《印刷杂志》）两种期刊，一北一南，最为着称。它们依托各自所在单位的优势长期从事编刊，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印刷界亦产生广泛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印协再办一种专业杂志又避免雷同，更需要编出自己刊特的特色。
如何编出特色？最根本的在于把握住刊物的性质。既然《中国印刷》由中国印协编辑出版，当然要服从协会的章程，为团结全国印刷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印刷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交流工作经验，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印刷科学技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学术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如年会、专题研讨会、报告会、座谈会等。但是，会议毕竟不能频繁召开，更便当的还是通过编辑出版专业期刊进行交流。无刊不成会。期刊作为与会员和印刷界沟通的媒介，维系协会的生存。正如王仿子主编始终强调的：中国印协要办的是会刊，是一本学术性的专业杂志。不同于印刷界的其他杂志，定位于会刊，这就从刊物的性质上凸现出《中国印刷》独具的特色。
特色的形成，不靠盲目模仿，也不靠头脑一热，突发奇想。只能遵照办刊宗旨与办刊方针，在编刊实践中去摸索开创。王仿子主编说得好，就是要做别人不做的事。
创刊号“编者的话”，全面而精炼地阐述了《中国印刷》的办刊宗旨与办刊方针（恕不重复），特别在总体编辑风格上，对《中国印刷》特色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第一是学术性。倡导和推动印刷界开展科学技术与管理工作的理论研究，培养印刷界的理论人才，是中印协肩负的责任，也是《中国印刷》杂志办刊宗旨与办刊方针之所在。在当初印刷界理论研究空气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印协于1982年2月召开第一届印刷年会，的确是一个创举。这次年会从各地征集到论文156篇，会上宣读40篇。这些论文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涉及印刷企业管理，工艺技术，革新改造等方面的经验和科研成果，还有体制改革、技术政策的探讨。年会的成功举办，给印刷学术活动的开展以新的起点。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征集和宣读论文，逐渐形成风气。在首届年会的推动下《中国印刷》创刊，则为论文的经济发表提供了一块园地。生来与共，学术性成为《中国印刷》编进的基本特色。多一份刊物，应多一副面孔。保持学术性的特色，就能避免自家刊出的稿件与其他印刷专业杂志重复。例如，《中国印刷》从一开始便注意对印刷史类稿件的学术性要求，为区别于普及历史知识的史话类稿件，而将专栏的名称定为“印刷史料”。这是因为印刷史研究属于印刷学术研究范畴，而史料（包括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是研究和编纂历史不可缺少的素材。对于学术研究欠缺的印刷界，更需要持续地发掘和收集史料。这个栏目从收集刊发控印刷技术史和革命斗争印刷史资料起步，以后逐渐吸引了海内外史学界、印刷界的学者专家张秀民、胡道静、钱存训、李兴才、郑如斯、潘吉星、牛达生、孙启康等撰稿，发展成印刷史学术研究与争鸣的园地。随着探讨层面的提升，该栏目不失时机地被更名为“印刷史研究”。1994年第2期还为第一届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结集刊出文选。总之，在报导和推出印刷史学研究成果方面，《中国印刷》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不能忘记，学术性特色的形成，还离不开历届编委会的鼎力支持。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审读和推荐稿件，认真负责把关，为《中国印刷》的健康成长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此，特向共过事的诸位编委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深深怀念不幸故去的郑德琛主编和赵寿祺副秘书长。
第二是综合性。依据办刊宗旨和办刊方针，除科技方面的稿件以外，《中国印刷》还应当刊登管理方面的文章。这是因为会刊要为印刷技术工作者、管理工作者及热心于印刷事业的人士，提供交流工作经验，开展学术讨论的场地。更何况我国印刷工业的落后并不单单是工艺技术问题，对于管理理论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与应用。管理也是科学。所谓综合性，首先就体现在技术与管理并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兼及。管理类文章研讨的内容，在宏观领域涉及印刷工业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及法规制度等方面，在微观领域接触到企业经营的诸环节。开掘管理类稿源，是大有可为的。这样，管理和技术成为两大板块，共同架构起《中国印刷》的主体，使每期6个印张的篇幅得以充实。综合性的另一层意思，要为包括书刊、报纸、包装、证券……在内有印刷全行业服务。我国印刷产业的规模很大，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是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的印刷工作者的群众团体，应当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会刊这个园地发表全行业从业人员的言论，提出批评与建议，探讨新问题，以起到桥梁及助手的作用。
第三是知识性。传播科学知识是专业期刊的基本任务。更何况印刷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技术，涉及到机械、电子、化工、冶金、轻工等众多学科。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勃起，给传统的印刷技术带来巨大冲击。新的设备、工艺和材料层出不穷，数字化工作流程正在取代传统的印刷作业方式。电子出版、多媒体、网络化接踵而至，整个印刷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从业人员重新学习，更新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素质。《中国印刷》应当承担起这一任务，积极推介有关高新技术知识，引进和借鉴相关学科的智力与成果，成为从业人员了解科技新发展的窗口。采取编译的方式介绍世界印刷科技最新发展，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精心组织，抓好选题，可进一步提高这部分稿件的质量。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注重知识性的特色应当继续发扬。
学术性、综合性、知识性，《中国印刷》的特色决不仅如此。编出特色是每家期刊的追求。以上只是个人编刊实践的心得体会。值此中国印协成立20周年之际，草成本文以表纪念之意。
衷心祝愿，在新千年中国印协事业兴旺发达，会刊《中国印刷》越编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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