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四、青州的反清斗争

　　朱明王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内患外忧不断。朝廷不仅要对付日益壮大的农民起义，还要抗御东北崛起的满清贵族，内外交困，穷于应付，其统治政权摇摇欲坠。

　　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大主力，并分别在陕西、四川建立大顺和大西政权，开始对明王朝发起最后冲刺。同时，山东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先后攻陷章丘、东平等城，劫掠朝廷漕船，威胁朝廷京师。明王朝派太监王裕民、刘元斌率领禁兵，会同山东官军讨伐。

　　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也利用明朝廷应付农民起义军之际，大举进攻中原。明将领洪承畴、祖大寿相继投降，八旗军队绕过北京，进军山东，攻克曹州、濮州，镇守兖州的鲁王自杀。清兵又挥军东进，围困青州，激战数日，明守将黄桓战死，清兵攻城不克，遂东去。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百万大军进攻北京。3月明崇祯帝朱由检看到大势已去，在景山自缢而死，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随即，李自成派权将军郭升率万余骑兵进驻山东济南，派将军姚应奉率兵进驻青州，同时任命王道成为青州防御使，冯大成为青州府尹，薛柱为青州同知。

　　当时，明朝的地方官兵还占据山东许多府县，义军将领姚应奉率500兵马进驻青州城。明军的青州守备李士元佯装迎接姚应奉，又设计刺杀了姚应奉，破坏了李自成起义军在青州的许多重要军事据点，山东东部失去控制。姚应奉的部下赵应元只身逃出青州，到周村一带坚持斗争，很快聚集400余人，打起抗清旗帜。清政府对赵应元的活动极为重视，企图对他招抚，诱其投降。赵应元为便于活动，伪装“受抚”，继续招兵买马，筹措粮草，准备起事。

　　清兵占领北京后，派户部侍郎王鳌永来青州，任山东总督，招抚明朝残余势力。杀害李自成将领姚应奉的李士元，找到末代衡王朱由棷，劝他即位称帝，挑旗抗清。但朱由棷不敢冒险，甘愿听天由命，投降清兵。王鳌永进入青州，朱由棷递交了降书。

　　赵应元经过一番准备，率起义军数千人，由索镇出发，经临淄向青州城挺进。用假符赚开青州城门，占领青州，镇压了担任清朝总督的王鳌永，“封府库，禁杀戮”，“四门大开，任民出入”，得到百姓的欢迎和拥护。为了联络共同抗清的力量，赵应元劝告末代衡王朱由棷，共同南渡反清。腐朽昏庸的朱由棷犹豫不决，最终拒绝了赵应元的劝告。赵应元为了坚守青州城，树旗招兵，加紧操练，青州城一时成为山东地区主要的抗清堡垒。许多抗清武装与青州联络，有的直接来青州和义军汇合，义军声势大振。

　　清朝廷得知王鳌永被杀后，派梅勒章京（八旗封爵名）和托带领重兵包围青州城，并令山东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联合对义军进行镇压。这时，已经暗中投降清朝的李士元也带领3000地主武装来到青州近郊驻扎，准备攻城。李士元又施毒计，假意与赵应元联合抗清，派人潜入城内，谋杀赵应元，起义军失败。李士元率军进城，公开投降，迎清兵入城。随后，清政府相继镇压了各地的反清活动，青州全境纳入清朝政府管辖之下。

　　清朝仍然沿袭明朝的省、府、县三级行政体系，全国内地划分为18个省，各省设巡抚，为一省行政长官。另设布政使，掌民政、财政，称“藩司”；设提刑按察使，掌司法，称“臬司”；设提督学政，掌教育。山东省下辖济南、青州等10府、11个州、96个县，省治在济南府。

　　清初，青州府下辖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临朐、安丘、昌乐、诸城、沂水、日照、蒙阴等13县，并辖安东卫和沂州。雍正年间，设立沂州府，析出沂水、日照、蒙阴和安东卫归属之。同时，析出益都县的颜神镇和孝妇、怀德两乡，成立博山县。青州府仍辖11县。府署有知府、同知、通判等官员。

　　益都县析出博山县后，地域缩小，但仍管辖到西面的临淄、淄川部分地区和东面的尧沟。今青州市境北部和南部少量村庄分属寿光、临朐。县设有知县、县丞、主薄、典吏等官职。益都县下属附郭、乐善、孝悌、齐礼、安定、亲仁、务本、仁智8乡，每乡分若干约，约以方位命名，全县共33个约，约下辖村庄。

　　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1661年）设山东提督，驻青州府，康熙四年（1665年）移驻济南府。康熙六年（1667年）设青州分巡道，后改为青州海防道。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改称登莱青道，初治青州，后迁往莱州。雍正八年（1730年），在青州建立驻防满洲旗兵城，设将军一员，副都统一员，统率八旗兵马甲2000人，步甲400人，是清王朝派驻山东的满洲八旗兵主要部队。

　　七十五、两朝都宪房可壮

　　中国封建时代，朝廷非常重视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监察，历代均设有专职监察百官的御史。明清两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叫都察院，最高监察官为都御史，又称“都宪”。青州府益都县人房可壮就先后担任过明、清两朝的都御史。

　　房可壮，字阳初，号海客。父亲房如式，官至明朝按察使。房可壮为人倜傥肃重，不轻然许诺，重声名，喜欢结交海内名流。幼年勤奋好学，25岁乡试中举， 26岁时考中进士，观政吏部，随后授中书舍人。36岁时，授职御史，巡查广西、山西等处。他巡查两淮盐政时，拒收数十万两的巨额贿赂，返京时，“囊橐肃然”，极为清廉。

　　史称房可壮“弹劾奸邪，不遗余力”。魏忠贤当政时，附庸阿谀者不计其数，而房可壮连续三次上疏，弹劾魏忠贤，说魏忠贤“目不识丁，质蠢性狠，气雄胆粗者，得以久居君侧，浊乱朝政”，直言“请尚方剑，诛魏忠贤”。魏忠贤恨之入骨，构陷罪名，把房可壮贬官三级，谪守云南。不久，再度遭魏党诬陷，下狱，几乎被杀。经同仁相救，免于一死，罢官返乡。在青州东阳城闲居，建“偕园”。

　　崇祯年间，魏忠贤事发被诛，房可壮被重新起用，掌河南道御史。因忤逆皇帝旨意，贬为南京吏部主事，不久又升为尚宝寺卿、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卿。61岁时回北京，升为副都御史。都御史是执掌监察官吏的最高职务，房可壮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得罪不少高官。两年后，又遭人中伤，再次免官。这时，正逢明清改朝换代，房可壮为回避是非，隐居九仙山（今属五莲县）5年。与诸城邱氏兄弟诗词唱和，悠游山水。留有《忆故园》诗：

　　半亩为园枕海东，床头先见日初红。每看水面云常起，不觉松梢月正中。避世五年惊挚电，浮家千里滞尤风。酒酣犹抱青萍问，今古何人气最雄。

　　诗中记述了房可壮钟情田园、避世隐居的生活情景，也流露了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想继续建功立业的志向。

　　清朝建立后，注重召纳汉族士人辅政。经王鳌永、骆养性、金之俊等人推荐，清廷召他为官。房可壮洞观明朝大势已去，毅然应召，出任大理寺卿，升刑部右侍郎。顺治九年（1652年），担任最高监察官职——左都御史（时称总宪）。清朝的左都御史仅有满、汉各一人，由此可见清朝廷对他的信任。

　　在刑部任上，房可壮“奏定律例，去烦苛，尚宽大”，认真负责制定了清朝的刑律，去掉明朝那套烦杂的严刑苛法，崇尚宽大的刑罚理念。晋升为总宪后，“绝馈遗，惩贪墨，抗疏论，列势要，百僚肃然”，杜绝贿赂送礼，惩治贪官污吏，为清初的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任职期间，揭发惩治了福建巡抚张学圣、宁夏巡抚孙茂兰等人的贪污罪案。顺治十年（1653年），76岁的房可壮病逝。赠少保，谥“安恪”。

　　房可壮将近50年的从政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朝5帝，三次出仕，两度被贬，可谓历尽沧桑。他爱好写诗，通过诗歌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感怀自己的坎坷经历。传世的有诗集《偕园诗草》，收录诗143首，大多为七律，有许多颇具现实意义的佳章。如：

　　一声霹雳破沧浪，五月寒冰降下方。突兀云合天尽黑，可怜麦熟地空黄。朝廷原自勤农事，官吏何曾问远乡。满眼流亡图不绘，只将宵旰付君王。

　　五月冰雹，麦收尽毁，作者对农民遭受天灾深表同情，对腐朽官吏极为痛恶，也对自己宵衣旰食、报效国家的志向不能实现，而感到落寞的无奈与惆怅。

　　七十六、辅弼重臣冯阁老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朝的政治制度，中央仍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有大学士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赞理机务，表率百官，如同历朝的宰相，也被称为“阁老”。康熙年间，青州人冯溥成为内阁大学士。康熙皇帝十分信任冯溥，赞扬他“端敏练达”、“勤劳素著”，是“辅弼重臣”。

　　冯溥，青州益都人，字孔博，又字易斋。他是冯裕的七世孙，“北海世家”的后起之秀。幼负才气，8岁就能读懂《左传》及秦汉以下古文。年龄稍大后，便博览群书，穷极经史，凡天文地理、兵书图纬无不涉猎。

　　明清改朝换代以后，冯溥为顺治四年(1646年)恩科进士，年30岁。历任庶吉士、编修、宏文院侍讲学士、吏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康熙十年(1671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任职内阁12年。73岁时，以年老乞休获准，加太子太傅，返归青州故里。临行前，康熙皇帝御笔题诗相赠：

　　环海消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

　　望切岩廓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遗兴豁云天。

　　诗中饱含着皇帝对自己信任的臣僚依依惜别之情，也表达了希望冯溥安享晚年的良好祝愿。

　　冯溥在朝期间，康熙皇帝幼年登基，鳌拜等辅政四大臣专擅朝政，骄横跋扈，任意诛戮大臣，“中外莫敢撄其锋”。但冯溥“持正不阿”，并屡陈富国安民之策，多次向皇帝建言，被康熙帝“倚以为重”。

　　康熙五年（1666年），有人建议朝廷每省派遣大臣2人，另设官署，监察总督和巡抚。冯溥上疏反对，指出，国家既设督抚，任以重臣，今又不信任，再派两大臣前往监视，实无必要。再者另建官衙，必将劳民伤财。皇帝听从了冯溥的意见，另设官署之事遂作罢。

　　康熙六年（1667年），冯溥升任左都御史。他向皇帝提出很多治国安民建议。在军事上，他指出，古时边防将士不带家口，到期轮换。今皆携带家眷前往，十万之师，便有百万之众，不仅物资供应困难，而且将士为家室所累，一旦军情紧急，很难令到即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在任命官员上，他指出，吏部选官规定年限，有很多弊端。选官授职，不应仅按资历，而应重视对其真才实学的考察。

　　康熙八年（1669年），江南发生捕役诬陷良民，非刑拷打致死人命一案。冯溥上疏建议，为使百姓安居乐业，要省刑、薄税。他指出，省刑，并非对罪犯姑容宽恕，而是不要株连无辜和无限拖延结案时间。“今一事牵连证佐数人，或数十人，往往本犯尚未审明，而被累死已多”。有的案件“迟至七八年仍不结案，虽有部限，屡请宽期”。提议以后除叛逆外，不得提究多人，牵连无辜。薄税，并非免去应交的赋税，而是把每年征收赋税时间延至夏秋之后。因为百姓收入，不过取之农业。如今正月开始征收课税，去年欠税刚交清，今年庄稼尚未种，哪有钱粮交纳。根据他的建议，康熙帝命刑、户二部做出改进决定。

　　冯溥主张严惩贪官。户部属官陈魁，用户部印行文冒领直隶清苑等县地丁钱粮。事发后，冯溥建议严加处理，以惩前毖后。他还主张积粮备荒备战。康熙十一年（1672年），直隶、河南、山西、陕西麦季丰收，秋禾茂盛，民间粮价便宜。他建议趁丰收之时，大量积蓄粮食，以备荒年。特别是地处边境的陕西，更应多积粮，以充实军储。

　　冯溥为人重大义而不拘小节。民间传说：年轻时的康熙皇帝有一次为妹妹对镜梳头，妹妹问：“兄长要娶个什么样的皇后？”康熙随口回答：“如镜中者即可”。妹妹马上下跪，口称：“谢主龙恩！”康熙皇帝随口一句玩笑话，惹来了麻烦。

　　封建时代，皇帝金口玉言，不便悔改。康熙帝便把纳妹为皇后的事情征询群臣意见，大家都说不可，皇帝十分恼怒。问到冯溥，他回禀：“亦可，亦不可。”大家都嗤笑冯溥油滑，他解释说：“兄娶其妹，有悖人伦，则不可；假若使公主为臣的义女，则可也。陛下有三宫六院，只将公主闲置就是了。”康熙皇帝认为冯溥回答的很好，大家也佩服冯溥的机智。

　　今青州市区有伙巷街，相传为冯、房两大家族退让垒墙形成的。原先，冯府与房府毗邻，两家为垒墙发生纠纷，寸土必争，各不相让。两家主人都在京城担任要职，势力显赫，地方官吏不敢决断。冯府家人写信，驰告冯溥。冯溥回信，仅有一诗：

　　千里捎信为一墙，各让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见信，冯府退后数尺垒墙，房府见此，也退后垒墙，两家和好。两府之间便形成了街巷，空地变通衢，名之伙巷街。

　　冯溥承袭“北海世家”的诗书风尚，博雅多文采，精于诗章。他的诗作不求雕饰铺陈，有幽雅淡泊之气。尤其是他的边塞之作，苍劲悲凉，凄婉动人。如《再寄李吉津辽左》其一：

　　十月风吹塞角哀，行人泣望李陵台。饥鸟啄雪群狐立，此代曾淹异代才

　　冯溥且喜爱悠游山水，陶冶情操。在京做官期间，得元人万柳园地一处，在里面种植柳树，取名“万柳堂”，闲暇之日，召集文人名士，在此吟诗作赋。告老还乡之后，在原衡王府花园旧址，辟建园林，“筑假山，树奇石，环以竹树”，取“无独有偶”之意，名曰“偶园”。冯溥在此优游著述，达10年之久。著有《佳山堂集》传世。83岁病逝，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插图 偶园假山

　　今冯溥辟建的偶园已成为青州旅游名胜。偶园的规模不是很大，但结构紧凑，布局得体，山水相映，别有情趣。其亭山布置，以三峰假山为主体，亭阁棋布，怪石嶙峋，泉水叮咚，溪流潺潺，竹林萧索，松柏森森，花木荫翳，曲径通幽，确为北方园林之胜景。据我国著名的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考证：偶园内的假山，为明末清初叠山家张南垣设计。偶园，是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康熙风格人造园林。

　　进偶园大门，穿过竹林、桂树掩映的甬道，迎面即友石亭。周边有“福”“寿”“康”“宁”四大奇石，透瘦皱漏，清奇拙怪，玲珑剔透，气度非凡。亭周并有鱼池、竹林、松风阁等。友石亭向北，旧为冯溥住宅，现辟为牡丹园，遍植名花异树。向东为松风阁。顺松风阁向南，入榰绿门，过方池、石桥即为佳山堂院。佳山堂端坐正北，堂之大门正对假山。

　　假山由西峰、中峰和东峰组成，山石嶙峋，山体成半月形环抱堂前。西峰较为平坦，上有水井，引井水作瀑布。瀑布注入山下水池，池北有用紫花石建造的近樵亭。池水在山阴顺山脚流经石桥东去，至中西峰间的山谷处，与山上洞泉水相汇，再向北流入方池。中峰最为高耸险峻，峰下有石洞和暗道。中峰西侧有山路，步行其上，下临水潭。中峰与东峰相交处有卧云亭，亭下有泉水潺潺流过，水边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令人有远山近水之感，景色绝佳。东峰较为平缓，上有小斋、茶房等建筑，顺级而上，即可直达松风阁之顶。举目远望，佳山堂院，风景石点缀其间，古松苍柏浓荫蔽日，阴晴雨雪，各有情趣。

　　七十七、藏书万卷李南涧

　　明清时期，中国民间藏书蔚成风气。有一个青州人，叫李文藻，热爱书籍、研读书籍、收藏书籍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家无余财，然而却收藏书籍数万卷，且精心研读，每卷都亲手校勘，并著述了大量诗文，为青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自幼天资聪颖，乡试以第二名中举人，受到主考官钱大昕的赞赏。乾隆年间中进士，长期在岭南任职，官至桂林府同知。他居官以精明强干、体恤民情著称，事必躬亲，政绩卓著，处理了不少疑难案讼。曾经三次考察古灵渠，疏通楚南的粮道。由于长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染上了瘴气，49岁时，便不幸离开了人世。

　　李文藻的一生，读书博览古今，购书不惜重金，藏书充梁盈栋。他考中进士，在北京等候任命时，每天都去逛书市，遇到好书，不惜典衣借债也要买下来。他自己说：

　　居京师五月余，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

　　冯裕等“海岱七子”的诗集《海岱会集》一书，他从十几岁就极为景仰，梦寐以求，但始终未能到手。后来，打听到有个书贩有此书的抄本，但不肯出借。时值寒冬，李文藻就买了一件珍贵的皮袍送给书贩，才借到手。抄本借来后，他不顾“深冬寒甚，呵冻手抄”，历月余，将《海岱会集》四册抄录完毕，也使此书流传至今。

　　李文藻对书是如此，对石刻也十分爱好，收藏着许多珍贵的石刻拓本。每逢出游，凡经过的学宫、寺院、岩洞、崖壁，必定停留下来仔细搜寻。并随身携带着纸墨，一旦发现石刻，立即拓印。

　　有一次奉命乘船出迎总督，途中在南海庙休息。发现庙中有许多碑刻，十分喜爱，秉烛夜读，通宵达旦。并亲自拓印，一直忙到第二天，竟错过了总督的官船。

　　李文藻收藏图书金石，主要目的是为了阅读、研究、撰写文章。他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特别是他的诗，成就很高。由于他长期做地方官，对社情民意非常熟悉，许多诗作反映了民间的疾苦，有很强的人民性。如他的《陆丰城南作》：

　　夫把锄镰妇饷餐，稷苗三寸麦芒干。只轮车子辚辚过，都作山东道上看。

　　诗作写出了农民辛勤劳作，而天旱苗枯，人们不得不携家带口，离乡背井纷纷逃荒的情景。读之，使人心酸。

　　再如他的《清明寓目》：

　　米贵如珠自去年，春来用尽卖儿钱。村村井灶空如埽，不到清明已禁烟。

　　新坟不闻哭声哀，节到清明鬼莫猜。儿女纷纷船载去，凭谁为挂纸钱来？

　　清明节到，本应是出游踏春、欢歌笑语的情景，可是穷苦百姓却衣食无着，被迫卖儿卖女，新坟之前竟无亲人祭扫。

　　李文藻一生著述很多。据志书记载，诗文集有《南涧文集》、《岭南诗集》、《毛诗本义》、《南北史考略》等。由于他忙于考察奔波，加之壮年辞世，还有大量书稿未来得及出版，有的甚至未能结集成书而散失。金石考证方面的著作有《泰山金石考》、《山东元碑录》、《金石书录》、《云门碑目》等。可以说，在青州，李文藻是继赵明诚、李清照之后，又一研究金石的大家，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大量的地方志，其中，《历城县志》和《诸城县志》被列为全国名志。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李文藻四种》——《南涧文集》、《粤西金石刻记》、《恩平程记》、《南涧先生易篑记》。

　　七十八、驻防满洲旗城

　　今青州市城区西北部，有一个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少数民族社区——北城，生活着2700多名满族群众。

　　这里，就是“青州驻防满洲旗城”的故地。它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毁于1947年，共存在217年。过去，人们为了把它同南阳城区别开来，称为北城。

　　清朝政府统一全国后，为加强统治地位，就把它的八旗精锐部队驻扎在军事要冲地区。在山东，青州历来是军事重镇，理所当然地成为清朝政府在山东驻军的首选地。雍正八年，河东总督田文镜三次上书，奏请建立山东旗城，设置“驻防将军”。驻防将军是清朝地方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官阶一品。随后，清廷派湖南进士田敬山督工领建青州驻防旗城，同时严令青州知府广寿具体指挥，以低廉的价格强征当地民户土地。又调集青州府所属各县的能工巧匠，征集当地民夫，昼夜施工。所用木料，当地难以筹措，就从东北采伐，经海上运来青州。经过三年时间，旗城完工。

　　青州满洲旗城，规模恢弘，布局严整。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750米，占地面积为 7.5公顷。城墙用三合土筑成，高5米，底宽4米。城垛口2000个，雉堞参差，雄壮威武。雍正皇帝钦定四门：南曰“宁齐”，北曰“拱辰”，东曰“海晏”，西曰“泰安”，四座重檐转角城楼，巍峨壮观。每座城门又分内外两门，有月城。四座城楼各置炮一门，架于月城之上。四门外的护城河上，各有青石雕花石桥一座，玲珑雅致。城墙下按地形设水匣三处，四面城墙各有箭台(俗称中心台)两座，不仅便于防护巡守，也增添了威严与气势。城外有护城河与马道，各宽50米。

　　插图 驻防旗兵城旧貌

　　城内建筑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八旗布局，每旗又分前后两佐(满语称牛录额真)，统称八旗十六佐。南门为正门，东侧是万寿宫，是清朝皇帝巡视满洲旗城时的行宫。此宫是仿北京太和殿，缩小规模建成的。万寿宫正殿有殿房五间，雕梁画栋，金龙盘柱；殿顶琉璃瓦，彩色绚丽；重檐斗拱，雄伟壮观。南门西侧是理事同知府，为旗城的司法机关。在旗城的正中有一座雄伟建筑——将军府，飞檐斗拱，气势雄伟。府东、西两侧高筑牌楼式辕门，东辕门上书“青齐名郡”，西辕门上书“海岱雄帮”；辕门里分别题为“澄清北海”、“保障东藩”，苍劲有力的大字标明了青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驻防八旗的任务。

　　雍正十年（1732年）岁暮，一个大雪飘飞的深夜，旗兵自北京、经德州赶赴青州驻防城。这支部队原驻东北长白山，跟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南征北战，惯用“来无踪、去无影”的神速战术，为建立清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进入旗城的有驻防将军、副都统各一人，协领4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16人，骑兵2000人，步兵400人，随军带有满蒙兵工、铁匠等。而后，旗兵眷属陆续迁来，进驻旗城的达4700户，1万余人。因城小难以容纳，部分旗兵及其家眷驻扎在城外南边，即今天的东店和西店。旗城军民不事农桑工商，由朝廷提供俸饷，平时专职军事训练，作为朝廷屏藩。一有战事，则听从朝廷调遣，执行军事任务。

　　如今，在北城还保留着部分官衙房、兵民住房。宅院为典型的四合院布局，长方形，正房在北，东南方开院门，进了大门是影壁，房屋为砖木结构。官衙房四梁八柱，房面为合瓦，瓦檐雕蝙蝠式花纹。民房为单行仰瓦，瓦檐雕莲花式花纹，背头处有砖雕镂空桃形“福”字徽标。从这些保留下的房屋中，人们可看出昔日旗城建筑的精美以及满族住宅的特点。近年来，北城社区新辟建北城公园，植松柏杨柳，置亭台楼榭，建各类游乐场所，并时常举办满族歌舞表演和满族体育活动。

　　七十九、康乾盛世海岱都会

　　清朝建立以后，接受明朝腐朽亡国的教训，致力于巩固政权与发展经济。一方面，镇压各地的反清势力，开拓疆土，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规模；另一方面，顺应历史形势，缓和民族矛盾，任用汉族官吏，采取召民垦荒、蠲免钱粮、治理河患、“更名地”等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史称“康乾盛世”。

　　清朝根据地域、人口、财赋、位置等因素，把府县分为冲、繁、疲、难、简若干等次。冲，是指军事、交通地位重要；繁，指经济繁荣，事务繁杂；难，指管理难度大。青州府、益都县均为冲、繁、难。清代编修的《山东通志》，对青州的地域优势是这样概括的：

　　大弁南盘，振翼而临徐兖；岠嵎左贯，抵掌而控登莱。面穆陵十二之层关，凭渤海三千之巨浸。缅紴一匡之霸业，固籍人豪；揽兹四塞之巌疆，实缘地险。

　　弁：古代男士戴的有翼的帽子。大岘山，亦名大弁山。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青州之南的大弁山，如同巨大的帽子，翼护着徐州、兖州；向东连绵起伏的山丘，登州、莱州在股掌之中；十二道穆陵重关，三千里浩瀚大海，自古即是建立霸业的地方，豪杰辈出，控制四面关塞，地理险要。确实为山东形胜，三齐重镇、海岱都会

　　康乾盛世之时，青州府正是依托这些因素，在政治、军事，特别是社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最为繁华的历史名城之一。

　　首先，城市规模逐步形成。当时青州城由4部分组成：南阳城、东阳城、东关、北城，包括附郭在内，建城总面积近10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主城南阳城周长13里，高3丈5尺，比当时的济南府城还长1里、高3尺。它是府署、县署驻地，城内街道青石铺设，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街旁官衙、豪宅、店铺、寺院等鳞次栉比，富丽堂皇。东阳城又称北关，宋末毁于战火，明清两朝又重新繁荣起来，尤其是建有众多的寺院庙堂，如法庆寺、定慧寺、地藏寺、城隍庙、镇武庙、菩提庵等。东关为回族聚居地，人口居住密度大，商业经济繁荣，四周建有围墙和阁子。阁子即是小型的城门，如昭德阁、东镇阁、碧霞阁、玄武阁等。北城为驻防满洲旗兵城，为满族聚居地，城南有旗兵演武场，与东阳城连接。

　　城市规模带动工商业的发展。青州地处交通枢纽，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是明清著名的商埠。南北商贾云集，建有山西、江西、绍兴等会馆。会馆是旧时经商在外的同乡，在主要城市建立的聚会议事场所。山西会馆为有名的晋商会馆，原址在东关穆家巷，占地30亩，内有关帝庙、戏楼、议事厅等建筑，规模恢弘，可见当时晋商在青州活动之盛。江西会馆原址在北关镇武庙街，是赣商、徽商聚会的场所，占地6亩，殿阁辉煌。绍兴会馆，位于南阳城东营街，由当时来青州作幕宾的绍兴人所建，也是浙江商人聚会的场所。同时，青州的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丝绸业、食品业、金属铸造业等兴盛，涌现出“大三剪子”、“任家菜刀”、“隆盛糕点”等许多知名品牌。

　　青州依山傍水、环境幽雅，交通方便、物产丰饶，成为许多达官贵人的理想居住之地。当时有俗语：“黄河淹九州，唯独青州不担忧”、“要想吃好饭，围着青州转”。所以，许多官宦名士看中这块风水宝地，纷纷前来购买田产，建筑庭院。于是，青州城内到处都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规格有大有小，分布遍及各处。例如：刘珝的阁老府，冯溥的偶园，房可壮的偕园，赵秉忠的软绿园，满洲驻防城的将军、都统在城内的官邸、公馆，还有在青州经商的商贾豪宅等等。这些建筑大多典雅庄重，一般有高大的门楼，门前石狮把门，进门是影壁，主房座北朝南，四梁八柱，雕梁画栋，东西厢房，前后两院，有的还另辟花园。

　　繁荣的经济和丰裕的生活，伴随着发达的文化娱乐事业。城内有众多的学府、书院，有幽雅的亭榭楼阁，有宾客盈门的酒楼茶社、戏院勾栏等等。最大的城隍庙戏楼，台高8尺有余，砖石结构，小瓦盖顶，巍峨壮观。每当演出，观者如堵。寺院庙堂终日香火缭绕，位于东阳城西部的法庆寺，占地95亩，有宏伟壮观的韦驮殿、大雄殿、毗卢殿、伽蓝殿，还有经堂、法堂、钟鼓楼等建筑，僧众100余人，方丈为四品职，与知府平级。

　　青州城区繁华似锦，广大农村的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清初采取“更名地”的措施，衡王府的大量田地作价或免价给予原先的佃户耕种。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免税3到5年，并进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多次下令蠲免钱粮，农民负担减轻，与土地建立了密切联系，不再到处流亡，从而村落布局基本稳定下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富裕的乡绅和富足的农户。

　　青州物产自古丰裕，品类众多。明清时期，粮食生产主要有小麦、稻子、谷类、豆类、高梁、黍秫等；蔬菜有芹菜、菠菜、白菜、生菜、萝卜、石花、胡荽、芥末、葱、韭、蒜、各种瓜类等50余种；果品有桃、枣、柿、李、杏、栗、梅、梨等，尤以大枣、秋桃、柿饼、核桃最为知名，那时就有种植冬桃的记载；花卉有木棉、红花、芍药、牡丹、蔷薇、紫荆、箮菊、荷花、兰花等40多种；药材品种更为繁多，青州的丹参、苦参、砂参、赤芍药、杏仁、山蝎尤为著名；纺织品主要有木棉布、丝绸、山茧绸、生绢绫、麻布等；工艺品最著名的是红丝石砚、淄砚、瓷器、琉璃器等。总之，天时、地利，加之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智，明清时期，青州物产豪富夸誉天下。

　　当然，由于封建统治的本质所在，城区和农村仍然存在着众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民和贫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八十、青州的官学与书院

　　青州是文化名城，自古重视教育，所以存在众多的教育机构：官学与书院。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分为官学与书院两大系统。官学为各级政府所办，忠实按照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教育生员。明清以后，按八股文模式从事应试教育，学风僵化，思想保守。书院则为民间所办，虽然也以儒家正统思想作指导，但多采取个别钻研、相互提问、集众讲解的学习方法，学风较为开放，学生思想较为活跃。

　　官学与书院，常常彼此消长，官学兴则书院寂，书院兴则官学败，形同于冰炭水火，难以相容。历来朝廷扶持官学，压制书院。但书院仍以它的巨大活力发挥作用，并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朱熹执掌白鹿洞书院，实现了传统儒学向理学的转化，并先后出现了李梦阳、王阳明等理学大师。明代的东林书院，培养了一支敢向朝廷腐朽抗衡的政治力量。

　　清代，朝廷为加强思想控制，少数书院仍保留讲学性质，大多数书院由民办改为官办。

　　青州的官学，最早有宋代的州学，朝廷应王曾之请，诏示全国各州，以青州为榜样，大力办学。此后，元代设立益都路府学，明清两代在青州均设立府学和县学。

　　青州府学，旧址在今城里偶园街西侧，民间称府文庙。整个建筑为圣庙与学校合为一体。四周宫墙环列，中为棂星门，前有二石坊。左石坊题刻“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右石坊是“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向北即为大成门、大成殿，殿内供奉孔子像。左右分别是名宦祠和乡贤祠，列历代政绩显赫的职官和地方的名人贤士。大成殿后即是书房、教室、住房等设施。府学设教授、训导等官员。

　　益都县学，旧址在今青州宾馆一带，称县文庙。规制同府学，只是规模要小。亦设教谕、训导等。办学规模为府学生员定额80人，县学40人，另外还有初入学者，称附学生（预科生），无定额。

　　官学远远不能满足民间教育的需要，所以还有大量的民办书院。青州最为著名的书院是松林书院。

　　松林书院，在今青州第一中学院内。宋代称矮松院，为全国四小书院之首，是名相王曾幼年读书处。因园内有“二松对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寻，周且百尺，轮囷偃亚，观者骇目”而得名。该书院名称几次改变，但书院一直遍植松柏，幽雅肃穆，“书院松涛”成为著名景观，所以，俗称松林书院，并一直沿用至今。

　　松林书院的布局，按照我国古代建筑的审美标准，以南北为中轴，呈左右对称的配列建筑格式。大门坐落于松林院街，坐北面南，石彻台阶，拱形门洞，配左右耳房。二门为重花门，大门至二门间长方形院内，有十字形交叉甬道，通向东西两个跨院。前院正房是前讲堂，后院正房是后讲堂，前、后讲堂前均筑有石条砌边青砖铺面的台墀，也均配有前廊和东西厢房。后讲堂西山墙外筑有“王沂公读书台”，为纪念王曾所建。

　　松林书院培养了许多知名人士，除王曾外，还有兵部尚书陈经、名儒陈梦鹤、进士赵执信等国家栋梁之才。

　　明清青州知名书院，除松林书院外，还有白龙洞书院、云门书院、旌贤书院、海岱书院等。

　　白龙洞书院，位于青州城西公泉峪，进士曹凯出资兴建。因慕白鹿洞书院的名声，故名白龙洞书院。

　　云门书院，旧址在今青州二中，明代万历年间由布政使分司公署改建。改建后的书院，重门叠院，堂舍整齐，面对云门山色，故名云门书院。清顺治、康熙年间，又进行过大规模整修，更为恢弘。雍正年间，为主持考试的学使安临之处，书院停办，便改作考场，名为“青州试院”。

　　旌贤书院，是益都县官办的第一所书院。院址在今中所营街。1887年，知县张承燮筹资兴建，因“此间为王沂公故里地，宋仁宗赐名旌贤乡”，故名旌贤书院。该书院办学认真，曾出过洪固卿等多名进士。

　　海岱书院，旧址位于西店村，原为驻防旗城副都统休养闲居之地，俗名“倭家花园”。1889年改建为书院，学生以满族子弟为主，也接受汉族官家子弟。

　　此外，在光绪年间，外国传教士来青州，先后创办“广德书院”、“培真书院”和“崇道书院”。培真书院在今青州教育学院内，旧址犹存。

　　1901年，光绪朝廷被迫进行“变法维新”，诏令改书院为学堂，松林书院改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云门书院改为青州府师范学堂。

　　八十一、青州地方志

　　盛世修志，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优良传统。青州修撰地方志，源远流长，见于古籍者，有晋代的《青州先贤传》、宋代的《地志》及《青州图经》；到元代，于钦的《齐乘》实际上也是一部古代青州的地方志。明清时期，青州修志蔚成风气，先后有十几部青州府志和益都县志修成。

　　青州府志，明朝洪武年间已有编修者，但并未流传下来。今流传在世的有明朝嘉靖《青州府志》、万历《青州府志》，清朝康熙癸丑《青州府志》、康熙乙丑《增修青州府志》、康熙辛丑《增修青州府志》和咸丰《青州府志》。另有雍正《青州府志摘略》。

　　嘉靖《青州府志》，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春开始编纂，经过四年时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冬成书。知府杜思主修，参加编写者有49人，冯惟讷为第一总纂，李攀龙等人作序。该书在博采旧闻新事的基础上，主要依据《通志》、《齐乘》、《少阳乘》等史籍纂辑而成。全书有图、表、志、传四种体例，共分18卷，43目。系统记述了上自三皇五帝，下到当朝数千年的史迹，言简意赅，考证精确，条次有序，查找容易，堪称宏文巨制，不失为善本。建国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嘉靖本，于1965年影印出版。最近，青州市档案局又重新影印出版。

　　万历《青州府志》，从万历五十三年（1615年）开始编纂，青州知府王家宾倡导，钟羽正为总纂，先后有府学、县学的教官共13人参加，历时一年，于次年编成，共20卷。这部府志，因有钟羽正主持，质量极高，古人评价该书“不虚美，不溢录，综其事，传其人”，为专家们所赞誉。此志，北京图书馆仅藏孤本，吉林大学藏有残本4卷。

　　清朝康熙年间共有三本府志。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下诏，令各地都要修志。青州知府崔俊遂命青州所属14州县分别提供资料。第二年，由崔俊担任主修，钟谔、李焕章具体负责，综合各地资料，编纂而成。全书20卷，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刊印发行。现北京图书馆藏有原本。此后，先后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两次增修青州府志，但未刊行，仅有抄本。

　　咸丰《青州府志》，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修纂，一直到咸丰九年（1859年）才完成，历时20年。有4任知府主修，最后由毛永柏“终其业”。编纂者也前后数易其人。全书64卷，青州知府毛永柏、益都知县徐顺昌都为之作序。徐顺昌的序言称，该志“博收之而不使之烦，节取之而不伤于简，实事求是，有美必彰”。其体例之严、断制之精，弃取之当，考证之确，均超过了以前的地方志，不愧是一部“数经损益”的志乘佳作。

　　益都县志，以明朝万历年间知县田仰主修的最早。虽然历代历朝都有编纂，但流传下来的仅有三部，即：万历《益都县志》、康熙《益都县志》和光绪《益都县图志》。

　　万历《益都县志》，修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8年），当年成书，由益都知县田仰纂修。田仰任益都知县时，正逢蝗灾，农田颗粒不收，灾民遍地，竟至“人相食”。田仰悉心筹划，全力救灾，渡过了难关。两年后，“黎民乐业，讼庭清简”。田仰不仅政绩突出，而且注重文教，不遗余力，精心编志。历经10个月，纂成了益都自置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该部县志共9卷，内容广泛，疆域、山川、户口、人物、风俗乃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贤遗迹等无不具备。钟羽正、赵秉忠等皆有序言。赵秉忠的序言对该志高度评价，说：“文章尔雅，声貌明融。发至言于短引，寄长啸于微词，妙损益于诸家，舒藻思于哲匠。大无夸毗，小无网漏，喜无溢美，慨无矶声，得志法矣。”可惜，这部县志已失传，仅在北京图书馆存有残本。

　　康熙《益都县志》，由知县陈食花奉命主修，钟谔、李焕章等分别编纂，仅三个月就编成。共有14卷，康熙十二年（1673年）刊印。因时间仓促，且出自多人之手，所以“文辞简略，讹脱遂多”。

　　光绪《益都县图志》，始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完成于1907年，历时17年。由两任知县张承燮、李祖年先后主修，旌贤书院主讲法伟堂为总纂，孙文楷校补。1907年刊行面世。该志共54卷，图4卷，计32幅。这部志书，图文并茂，内容浩繁，收集了青州晚清以前的各种珍贵史料。并集前代修志的经验，博采众长，繁简得当，是人们研究青州历史的重要依据。今青州图书馆、档案馆等多处都有收藏。

　　建国后，从1960年开始着手编志，1961年写出《益都县志》，8卷、41章，约40万字，但没有正式出版。改革开放以后，出版发行了《青州市志》。该志从1982年开始编纂，至1988年定稿，历时7载。由当时的市委书记隋华堂主审，市长王治华任编委会主任，邢其典、张景孔任主编，张达民为业务指导。全志共分22篇，另附人物传，计110万字，出版发行10000册。

　　八十二、青州兵镇江抗英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华夏大地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进入近代史。

　　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一味妥协退让，但中国军民在抗击英国侵略军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如水师提督关天培坚守虎门炮台，提督陈化成血战吴淞炮台，两江总督裕谦在镇海以身殉职，广东三元里组织平英团等等。其中，青州驻防城旗兵在镇江抗击英军，也留下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英军在鸦片战争期间，为谋取更大的利益，从广东沿海北上，先后攻击福建、浙江、江苏等省的海防要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上海吴淞口失陷，英军7000余人沿长江向南京进犯。7月，到达镇江，并发起攻击。

　　镇江是南京的门户，形势险固，商业繁荣，居民号称10万，无论财力、人力、地势都可坚守。清朝政府调集军队，部署江防，力图一战。这时，已经在江宁（今南京）驻防的青州兵400人，在协领穆克坚、达善、伊奉额和贵升带领下，奉令调防镇江。

　　青州兵是从2000多名驻防旗兵中挑选出来的骁勇善战之士，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民相亲爱，民恃以无恐”，在当地很有声望。青州兵初到镇江，奉镇江带兵主帅海龄的命令，守卫东码头炮台。

　　东码头炮台在象山之麓，为英军登陆必经之地，它与焦山炮台隔山相望，是扼守镇江的门户。炮台本来有大炮18尊，子母炮8尊，其中8尊大炮已被调往吴淞。青州兵就用这仅存的武器，凭借险要地势，对英舰开炮还击，保卫镇江。

　　7月15日，两艘英舰前来侦察。青州兵点燃火筏，顺江而下，敌舰惊退20余里。火筏熄灭后，英军多艘舰艇沿岸开来，象山、焦山炮台开炮轰击，击沉敌船5艘。当英军驾驶舢板企图登陆时，佐领果星阿、恒明一面指挥炮台继续开炮，一面带青州兵反击，挫败了敌军的数次进攻。

　　镇守镇江的主帅副都统海龄，是个主战派人物。但当英军逼近镇江时，他指挥失策，闭城自守，滥杀无辜，失去民心。且蔑视汉兵，不准汉兵入城，只准在城外御敌，削弱了守城力量。

　　7月18日，决战开始。“英船大至，炮声沸江水，自焦山西属之金山，帆樯如蛛网，高若峻塔，烟气腾霄，望者畏之”，敌军大批舰船麋集江面，侵略气焰极为嚣张。战役开始后，城外守军齐慎、刘允孝等部失利退却，率众逃跑。主帅海龄便令青州兵放弃东码头炮台，退守镇江，分守四门，每门百余人。这种作战部署，使青州兵陷入孤军作战，势不相救的困难局面。

　　当时，参战的英军6000余人，编为三个旅和一个炮兵旅。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登陆，直插北门城下，第三旅攻打西门。于是，400名手持鸟枪、土炮、长矛、弓箭的青州兵与千余人的地方守军，与现代化装备的英军展开了决战。7月21日中午，英军火箭齐发，东、西、北三门城楼被烧焚。地方守军被英军震慑，畏缩不前。唯有青州兵“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

　　英军乘势搭上长梯，攀援而上。青州兵居高临下，猛烈反击，用大刀长矛与登上城门的英军展开肉搏战，有的与敌军一起滚下城墙。英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后来，英军首先攻破北固山下无青州兵把守的十三门，侧后攻击北门。大队英军进入城内，转攻西门，城外英军也用大炮和炸药摧毁北城外门，与城内的英军里应外合，城门失守。

　　镇江城陷落后，主帅海龄投火自焚，守军失去指挥。但青州兵仍然与进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毙杀英军数十人，最终力不能支，才夺门而出。

　　青州兵的英勇抗战，史料多有记载。协领伊奉额身先士卒，挥舞大刀砍死英军数人，自己的头部被砍伤两处，右肩中两弹，仍杀敌不止。北门失陷后，大批英军涌入城内，“一青州兵持长矛，贯一夷，未及拔，复贯一夷，矛不能举，夷拥斫之”。又记载，英军进城，“以数百人屯范公桥下，一青州兵隐桥下，突出斩二夷，力尽死之”。

　　这次战斗，青州兵阵亡65人，重伤70余人，另外还有轻伤和失踪的。英军伤亡人数，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亡37人，伤127人，还有3人失踪，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英军损失较大的一次。由于青州兵英勇抗敌，前赴后继，得到镇江人民的高度评价。有镇江人写的《镇城竹枝词》说：

　　云梯一搭上城头，火箭横空射不休，若问何人能战死，最怜兵苦是青州。

　　著名诗人陆嵩写有《青州兵叹》，说：

　　……朝从都护耀戈戟，暮从都护鸣鼓钲，忽然贼众逾城入，奋勇独尔锋争婴。大呼杀贼贼几却，痛无继者悲填膺。洞胸穿臆尚不已，须臾白骨堆纵横。……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他写的《英人对华新远征》一文中，热情赞扬了镇江守军的精神。他说：

　　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次年，镇江人民为了纪念死难将士，在镇江城西门建《青州驻防忠烈祠》，立《忠烈碑》。碑阴胪列阵亡官兵花名，知府崔光芴撰写碑文，并将碑文送与青州。青州驻防旗城也将碑文刻石纪念。是年8月，青州知府李庭扬撰写了《显忠碑》文，立碑褒奖。今二碑均移藏青州博物馆。

　　八十三、捻军转战青州府

　　鸦片战争之后，原先遭受封建地主沉重剥削的中国农民，又加上外敌侵略带来的繁重赋税，生活更加艰难。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全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清咸丰元年（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席卷18个省，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的各地捻军推张洛行为首领，建国号“大汉”，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在河南、山东一带频频打击清军，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军的作战。当时的青州府，也是捻军和其他农民起义的重要活动地区。

　　咸丰十年（1860年），淮北捻军3万余人，在张宗禹的率领下，攻占军事重镇淮阳。随后，由南向北长驱直入，进入山东南部，横扫曹州、沂州、兖州等地。其声势“绵亘六十里，兵声火色，数百里皆震”。清朝政府惶恐不安，速调名将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马队到山东镇压。

　　次年2月，捻军赵浩然部两万余人，进入山东。先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于菏泽的官李庄，清军大败溃逃。3月，一支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又与僧格林沁战于汶上地区的杨柳集，大获全胜。捻军越鲁中山区，由博山青石关入青州境内。19日，到达金岭镇以南。当地乡团武装迎击，被击溃，死伤严重。随后渡淄河，向东进发，威胁青州城。青州知府高镇闻报，大惊失色，急调各乡团数千人在淄河东岸阻击，请求驻防旗兵给予支援。

　　青州驻防满洲兵在佐领恒善的带领下，出动500名精干军士，在淄河设防。两军交战，近万名捻军手持丈余长矛，争先恐后，纵马冲锋。青州旗兵用鸟枪射击，打一枪换一次火药，来不及装药，就被捻军冲锋过来，防线动摇。恒善见河滩不利于防守，就招呼旗兵退守一个小山包，继续射击。乡团见旗兵退守，遂纷纷撤后，全线溃退。捻军集中兵力攻打旗兵，前赴后继，蜂拥而至。旗兵死伤大半，恒善命令突围逃跑，捻军紧追不舍，一路赶杀，500名旗兵大部被歼，佐领恒善被杀身亡。各乡团丁伤亡1500余人，团长被杀104人。捻军趁胜兵临青州城下，但是看到城池防御严密，遂放弃攻城，越境东去。

　　就在这时，山东南部的幅军也活跃起来。幅军，原是一种民间结社，以失业船民和饥民为主体。由于他们“恒以匹布分幅帕头”，所以被统治者称为“幅匪”。太平天国起义后，幅军在陈玉标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反抗满清统治。1860年，捻军进入山东，幅军聚众10万余人，在临沂山区建立据点，频频向清军发动攻击。一部在孙葆贞带领下，向东北发展，转战于青州的临朐、益都和兖州的莱芜等山区。

　　在捻军、幅军强大声势的鼓舞下，淄川生员刘德培经过长期准备，于同治元年（1862年）9月据淄川县城起义，自称“大汉德主”，用益都生员杨训做“军师”，公开打出反清旗号。并制定了控制山东的作战计划：以淄川为基地，先取博山，次得青州，再图济南。

　　对刘德培起义，清政府极为恐慌，命令青州知府高镇亲自率兵前往淄川镇压。刘德培进攻博山失利，固守淄川，同时向幅军求援。幅军将领刘四虎率兵救援，与刘德培义军在博山城东的石门山会合，包围高镇带领的青州官兵。两军大战，高镇险些丧命，其部将郑其勋等数十人被击毙。清政府大批援兵赶到，高镇才被解围。

　　山东巡抚谭延襄又急调青州旗兵驻防城阿善、益都知县梅赞高带兵到淄川“会剿”。同时，沂州的幅军又两次经过益都县西南地区的仁河溜，增援刘德培。阿善、梅赞高所率满洲旗兵和各乡乡团，在滴水张庄、唐庄等地与幅军展开激战，互有伤亡，官军及乡团死伤200余人。幅军不能取胜，沿逄峪溜退到临朐。临朐知县吴赟设计俘获幅军将领刘四虎，押送青州杀害。

　　同治二年（1863年）6月，清朝派往山东镇压捻军的僧格林沁率大军围攻淄川城。刘德培孤军奋战，力不能支，夜间率军突围，冲破清军重围，进入益都县境。8月7日，在太白山一带，300多人被清军团团围困。刘德培拔剑自刎未遂，被俘至清军大营，与杨训等12人同时惨遭杀害。至此，历时10个月的刘培德起义终告失败。

　　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但太平军余部与捻军联合，坚持反清斗争。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继续在山东镇压捻军。同治四年（1865年）年初，僧格林沁在曹州陷入捻军埋伏圈，被击毙。清朝廷又任命曾国藩、李鸿章先后担任“剿捻”主帅。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分为东、西两军，东捻军在太平军将领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下，转战湖北、河南、山东等地。

　　同年，益都县民冀宗华、冀兆栋拜肥城张积中为师，召集人马，响应捻军，举行反清起义。计划先打青州，后取济南。不慎事泄，惨遭镇压，许多无辜百姓被杀害。清政府把这次事件定为“黄崖谋反案”。

　　同治六年（1867年），东捻军先后攻打兖州、泰安。随后，赖文光、任化邦率军经益都县北境，到达潍县。在潍县松树山，三次败于李鸿章的淮军。随后东去，转战胶东。10月，赖文光率捻军从莱州回师西进，矛头直指青州。青州知府大恐，急令各乡绅督办乡团，修筑圩堡，防范捻军。捻军到青州城下，见防备严密，遂转向东南，奔袭日照，在赣榆之战中再次受挫，鲁王任化邦被叛徒出卖被杀。

　　东捻军在重敌围困下，只好回军转战鲁中山区。12月，赖文光部又一次途径青州到寿光，在弥河与阳河之间与淮军决战，中心战场在北冯沟。东捻军被淮军层层包围，奋力突围，伤亡2万余人，被俘9000人，主力损失殆尽，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阵亡。残部在赖文光带领下南下进入苏北，最后失败。赖文光伤重被俘，后遭杀害。

　　八十四、义和团的斗争

　　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晚清社会的尖锐矛盾并未解决，人民群众反清反帝的斗争仍然继续发展。特别是外国宗教势力的侵入，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发生激烈冲突，各地的反教会斗争风起云涌。在此基础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最初称义和拳，它是汇合大刀会、白莲教等多种民间秘密组织而形成，“多源同流”，最早活动于山东、河北交界府县。

　　当时青州是外国宗教活动的中心，许多传教士乃至旅游者、商人等外国人来往频繁。义和拳以外国人为斗争目标，遂开始向青州发展。1898年，大刀会、义和拳依次传入青州，发动当地群众建立拳会，设坛聚众，练拳习武，演习兵法，组织反清反帝斗争。

　　1900年春，青州大刀会与义和拳汇合，改称义和团。其反帝活动也进入高潮，城边四厢及各大村镇都有义和团组织。教会成为攻击的首要目标，“城市集镇，遍布传单，灭洋灭教，众口一词”。义和团攻打教堂，劫掠教堂财物，惩治不法教徒，不断冲击教会势力，引起中外反动派的极大惊惶。外国教会惊呼：“山东青州府大刀会，日猖獗，凡教中房物皆被劫掠”。许多传教士尤感朝不保夕，纷纷逃走“避难”。6月28日，英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等9人经羊角沟逃往烟台。7月6日，天主教教士德志修、郭泽民等数人也仓惶离开青州。逃亡途中，仍不断遭受义和团的袭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沿途闻辱骂之声，不绝于耳”。即便青州城内，也常见义和团成群结队，公然来往，屡屡荡涤教会势力，官府也无可奈何。

　　此时，八国联军正在进攻天津塘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地义和团纷纷奔赴前线，抗击侵略者。7月11日，经青州义和团著名领袖孙连开、刘殿元联络，从各支义和团中选拔精壮者100余人，准备赴天津抗敌。鉴于义和团武器装备低劣，连大刀、长矛也不充裕，于是在孙连开带领下，到益都县衙，围堵知县崔焕文，“逼令要刀”。

　　但这一要求并未实现，反而给官府找到镇压青州义和团的借口。山东巡抚袁世凯得知青州义和团有“纠党情形”后，诬蔑青州义和团为“土匪”，命令当地清军杨荣泰部会同青州府“严行查缉”。并将益都知县崔焕文摘去顶戴，给青州知府李芳柳记大过处分。在袁世凯的一再申斥下，青州官府强打精神，“遴选缉役”，会同杨荣泰所率清军，对北上反帝报国的义和团跟踪追捕。

　　孙连开、刘殿元带领百余名义和团北上抗敌，既要沿途开展反帝活动，还要冲破官府的围追堵截，困难重重。经连日奋战，伤亡不断。到达博兴城时，成员减至70余人，不得不掉头回撤，计划重新组织力量，伺机二次北上。在临淄一带，被青州官军和临淄缉役夹击，虽经力战，但因武器简陋，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孙连开被俘，被押回青州杀害。刘殿元率领部分义和团余部转移到博兴，只身进城联络当地义和团组织时不幸被捕。青州义和团北上抗敌的正义斗争就此夭折了。

　　但青州义和团并未因这次失败而放弃斗争。7月底，在博兴的青州义和团余部联络当地团民300余人，攻进县城，救出刘殿元。其后，便在博兴、临淄一带继续从事反帝活动。

　　留在青州的义和团仍继续发展组织，坚持斗争。这时，青州城关内外，到处都有义和团设坛习武，可谓拳场林立，如北城校场、法庆寺、西书院街头、营子村场院等地，是义和团经常聚集的重要拳坛。

　　1900年夏天，经义和团的发动组织，青州城内的爱国志士、学生、商人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在天主教堂前进行示威游行，给予教会势力很大打击。7月27日夜，青州义和团袭击城内一浸礼会教堂。他们挖墙成孔，潜入室内，抢去教会物件，并焚烧教堂草屋三间。对此，袁世凯闻讯后大怒，在给益都知县崔焕文的批文中云：“屡次恭奉谕旨，保护教堂。该令何不加意保护，仍有行窃教堂、焚烧草屋情事。殊属疏忽，仰勒限十日严辑此案窃犯，务获究办，毋再纵延干咎！”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青州义和团一再遭受挫折，到1900年10月，义和团活动被大致扑灭。

　　义和团运动，尽管带有盲目排外的消极色彩，但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意志，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历史作用不可抹煞。

　　八十五、西方文化的浸渗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在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文化渗透。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青州地处山东要津，成为东西方文化碰撞、浸渗的中心。

　　西方文化最早进入青州的是宗教势力。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就有传教士来青州传教。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后，西方宗教开始大规模传入。1875年，天主教神甫王保禄（掖县人）在青州城里南门内购置地基，建立天主教堂，外国传教士陆续迁入，成为附近各县的总教堂。到1911年，青州天主教信徒达1000余人。

　　插图 青州天主教堂

　　同时，基督教也开始传入青州。同治五年（1866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始在青州伙巷街布道，并办起一所教会小学，受到群众的抵触。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牧师郑家祺由烟台来青州传教，租赁了一所公馆建立了传教所，结交文人绅士，宣传西方文化，不久发展教徒30余人。

　　光绪二年（1876年），青州遭遇大灾荒，英国浸礼会又派传教士仲钧安来青州，同时拨白银万两赈灾。凡放赈之处，皆发展教徒，并建立宗教场所。还利用赈灾款项把大批私塾改办成教徒任教的“书房”，对学生进行宗教知识教育。

　　光绪五年（1879年），仲钧安与新来的怀恩光在偶园对面办起了第一所布道堂，培养布道人员。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有布道堂点10多处，教徒300余人。

　　义和团运动时期，教会受到冲击，教堂封闭、外籍传教士和部分中国传道人员逃往上海和烟台。《辛丑条约》签订后，传教人员重返青州，宗教活动又趋活跃。1907年，浸礼教会成立“青州区会”。此时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

　　基督教十分重视教会教育，在青州设立10多处小学和广德书院、圣经学堂两处中学。

　　广德书院是英国浸礼教会创办的第一所寄宿学校，旧址在今教育学院南院，为英籍传教士康寿宁夫妇所办。初期设小学部和中学部，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设大学部，发展成为集大、中、小学教育兼施的综合学校。

　　圣经学堂为传教士怀恩光于光绪七年（1881年）创办。旧址在今教育学院北院，学制5年，主要培养布道人员。后改称培真学院，设神科和师范科，建有讲堂、斋舍、教堂和博物馆。到1905年，共有毕业学生227人。

　　此外，浸礼教会还先后举办青州医学堂、崇道书院。这些教会学校，在进行宗教灌输的同时，也传授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对西方文明的启蒙教育有积极作用。后来，这些学堂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归入著名的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前身）。

　　为了扩大教会影响，浸礼教会在传教活动中“施医舍药”，用洋法西医治病。光绪十年（1884年），英国医士武成宪（Wason）在青州城里设施医所。次年，在今益都中心医院处购置房产，成立“浸礼会施医院”。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医士巴德顺（Paterson）借青州受灾之机，在国外募捐，利用捐款扩建医院，扩大病房，增设床位，正式定名为广德医院。当时设病床50余张，有医士20余人，实习生10余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籍人员大多回国，广德医院由中国人苑竹泉担任院长。他对医院进行扩充，配置X光机、手术床、显微镜及外科、眼科手术器械，逐渐成为青州周边最为知名的医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经历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中日甲午战争，国势衰微。清朝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被迫实行“变法”“维新”。

　　“维新”内容之一就是废科举、设学堂。在“松林书院”故址创办“青州府官立中学堂”，是全省最早的官办中学。旌贤书院改办为“青州府桑蚕学堂”，为全省第一所实业学校。在东关王曾故居创办益都县高等小学堂，并附设师范班。不久，师范班扩充为“青州府师范学堂”，校址在青州试院（今青州二中）。后与登州、莱州等地师范学校合并，建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些学校采用西方先进的班级教学方法，增设数学、理化、外文等学科，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1903年，德国人建成胶济铁路，建立益都火车站。设益都洋行，青州始有侨商。20世纪初，现代工业在青州兴起，设益都商会，相继建成德昌花边庄、电信处、蚕种制造所、东益火柴公司、电灯公司、岱东铁工厂等，青州逐渐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

　　八十六、青州风俗的变迁

　　风俗民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并历代相沿成习的风尚、习惯，是一个地方传承性社会文化的总和。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心理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具有传承性、变异性、历史性和地方性。所以，历来有“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地区风俗和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风俗是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则是决定风俗的核心内容。青州风俗依赖于博大精深的青州文化。

　　青州风俗上承齐国风俗，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充实、变迁。纵观5000年历史，至清朝末年，青州风俗经历了5次大的变迁。古代东夷人谦恭礼让，号“君子之国”，奠定青州风俗的基础。姜太公封齐，因其俗，简其礼，尊贤智，赏有功，此其一变。田和代齐，富庶甲天下，民风阔达舒缓，夸侈朋党，此其二变。魏晋以下，少数民族入侵，青州争战不息，民风强悍而好勇，此其三变。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学士络绎不绝，因而耕读持家，崇尚学业，此其四变。清朝末年，西方文化浸渗，重教育，讲民主，善经商，成为青州风俗的显著特征，此其五变。

　　但是，不管怎样变化，青州风俗有着如下基本的特征。

　　尊贤达、崇文尚武。姜太公封齐，周公曾问：“何以治齐？”姜太公回答：“尊贤而尚功。”《汉书》论及青州风俗时说：“太公治齐地，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重视人才、崇拜英雄，是青州人民的传统。用人不计个人恩怨，只要有才干，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自古青州多英雄。宋代《舆地记》评说青州“英雄豪杰之士甲于京东，文物彬彬而豪悍之习自若”。重视人才，因而也重视教育，《隋书》记载，青州地区 “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所以，青州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宋朝以后，历代科举，出了6个状元、百余个进士，这绝不是偶然的。

　　重功利、其俗弥侈。青州文化传统是务实进取，表现在风俗上，就是重实际、重功利，看重做事情的实际效果。经济发展一向处于前列，号称殷实，生活富足，也导致“齐俗侈”。《汉书》论及青州风俗时也说：“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青州地区从齐国始，就讲究吃喝、讲究穿戴、讲究摆设、讲究享乐。“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甚至讲究丧葬，有厚葬的习惯，“巨瘗堷、美垄墓、巨棺椁、多衣衾”。根据传统的观点，奢侈不是美德。但是，善于消费有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从现代意义上说，也有积极作用。

　　知退让、好客广纳。光绪《益都县图志》论及益都风俗，说“士知退让，民无讦告之风，非公事不登长吏之庭，俗至厚也”。“好客广纳”之俗，是“舒缓阔达”的泱泱大国之风孕育的，是包容精神的体现。自古以来，外地人乐于来青州经商、居住、为官，就是因为青州人的热情、大方，性格豪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青州风俗也重友情，与人结交，坦诚相待，推心置腹，为朋友帮忙，甚至不惜“两肋插刀”。

　　孝父母、尊重妇女。敬老事亲之风，在青州源远流长。从齐国始，国家就制定孝敬老人的专门规定，并设置“掌老”的官职，负责纠察子女的不孝行为。所以，青州自古多出孝子。同时，尊重妇女也成习俗。古代青州有“长女不嫁”之俗。《汉书?地理志》记载：青州地区“长女不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主祠，是家中主持祭祀的人，也是家长。一个家庭的大女儿，终生不出嫁，在家中主持家政，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后来，虽然改变了“长女不嫁”的习俗，但仍有“大女嫁少男”的风俗，妇女在家中具有较多的发言权。影响到社会，妇女也有较高的地位。这在讲究妇女“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许多历史著作在论及青州风俗时，都有很多褒扬之词，同时也不乏批评之语，比较多的是“民情浅薄、虚谈高论、专在营利”。

　　如班固在《汉书》中，就有这样的评价：“其失夸侈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这段话的意思，是批评青州人喜欢显耀财富，言行不一，虚伪欺诈，不讲情义。这种批评失之偏颇。于钦在《齐乘》中曾给予正确分析：齐俗“急功利、喜夸侈，乃霸政之余习”，齐国称霸天下，造就了天下独尊的大国思想。“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是汉朝汲黯指责公孙弘的言词。青州人公孙弘位至丞相，不能“面折廷争”，只会逢迎皇帝意图，被认为“虚诈”。公孙弘自己的个人缺点，不能强加在青州广大士民身上。

　　再后来，对青州风俗还有“怀砖之俗”的批评。《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太守李延寔被任命为青州刺史。临行前，皇帝告诉他：青州有“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要好好用心”。“怀砖之俗”的意思是：官员初到青州任职，百姓怀抱砖头，叩头迎接；但转眼之间，百姓就拿砖头击打官员。比喻民心向背，速如反掌。对此，于钦引用民谣辩解：“｀狱中无系囚，舍中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 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怀砖之俗”，说明青州人对官员的评价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为青州人办实事，就垫上砖头，叩头迎接；假令父母官不恤民生，人们过不上好日子，心中愁闷，会毫不留情的用砖头击打他。“怀砖之俗”其实是“怀砖之义”，反映了青州风俗重民生、重民主的思想理念。

　　北宋时期，青州人王曾担任宰相。有一次，宋真宗问：“卿乡里谚云：井深槐树粗，街阔人义疏，何也？”王曾回答：“井深槐树粗，土厚水深也；街阔人义疏，家给人足也！”这段对话的意思是，皇帝疑问：青州槐树长的粗，街道很宽阔，但人情很淡薄，什么道理呢？王曾的回答也很巧妙：槐树长的好，是因为土厚水深，自然条件好；街道宽阔，人情相对淡薄，是因为生活富裕，没有多少事情需要大家相互帮忙。王曾的回答得到宋真宗的赏识。

　　历代的有些批评，可能失之偏颇。但青州风俗有些弊端，却是事实。例如，直到今天，“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重视个体，忽视群体，各行其是，办事“皮厚”，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其痕迹依稀可见。因此，在建设地域优秀文化当中，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青州传统文化和传统风俗中的积极因素与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不谋而合，成为促进青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例如：重功利的经济观、重民主的政治观、重诚信的社交观、重贤达的人才观、重实用的科技观，以及热情好客、尊重妇女、尊师重教等优良传统，值得青州人民发扬光大。

创建时间：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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