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丘历史上的“青天”与“海瑞”
　　安丘自西汉初建制至清末，在两千余年间，科第从仕者众多，既有知县巡抚封疆大吏，又有少傅太傅博士学士，大都为官清廉，洁身自爱，政绩卓著，泽被后世，史书有传。在这众多的廉吏中，有两人的事迹尤为突出：一位是被百姓称为“青天”的清代抗英名将刘耀椿，另一位是冒死进谏，为民请愿，被黎民百姓称为“海瑞”的清代礼科给事中李。
　　刘耀椿（1784～1858），字庄年，安丘市贾戈街道刘家王封村人，自幼聪颖，勤奋好学，秉性耿直，刚直不阿。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安徽颍上、阜阳知县，六安、泗州知州，沪州、安庆、颍州知府和厦门兵备道等职。刘耀椿为官各地，两袖清风，造福八方，青史流芳;抗击英寇，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史册留名。
　　刘耀椿任颖上知县期间，境内连年水患，百姓深受其害，怨声载道，他带头捐俸银一千两，组织百姓修筑堤坝，治理了水患。任职阜阳时，正值县内盗匪横行，民不聊生，他设法捉住了这伙土匪，并作了严肃惩处，百姓感恩不尽，民间口声相传，称他为“刘青天”。刘耀椿升任六安知府后，迅速公正地处理积案，以至狱无怨民。其后，又捐棒银一千六百两，修葺了六安书院。任职安庆知府时，再捐俸银两千两，组织民众修堤筑坝，免除了每年汛期的水患，百姓称所建堤为“刘公堤”。他办案途中饮过的山泉，百姓建栏围护，名曰“刘公泉”，并筑亭刻石立碑以示纪念。
　　清道光十八年（1838），刘耀椿因政绩突出，经闽浙总督邓廷桢力荐，蒙清宣宗道光皇帝特恩召见，诏议国事，被提升为福建兴全永道兼金厦海防兵备道。时值鸦片战争前夕，英商与清奸商相互勾结，鸦片走私十分猖獗，他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所查出的鸦片一律沉海销毁。同时，协助邓廷桢总督修筑城防，招募训练水兵，引进新知识，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制造新式武器装备，面对英兵的不断挑衅，做好了应战准备。
　　1840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鸦片战争爆发，英舰两次进攻厦门，在刘耀椿与水师提督陈介平率领厦门官兵的英勇抗击下均告失败。他数次上奏，请求增兵益饷添炮加药，因朝政腐败，未得答复。1841年8月26日，英舰向厦门发动进攻，当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得不到答复时，便向厦门各炮台开炮猛攻。刘耀椿积极组织力量抗敌，冒着密集的炮火，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官兵士气大振，英勇抵抗，视死如归，击沉敌舰六艘，激战两昼夜，终因兵力、弹药不足，在装备精良的英军强攻下，厦门失守，英舰开进了厦门港。刘耀椿痛心疾首，顿觉无颜见厦门父老，欲与厦门共存亡，经总督力劝，退守同安。到同安后，协同总督，整训军队，筹集火力，征募团练，军民联防，日夜备战，主动袭击厦门英军，致使英军终日提心吊胆，龟缩在兵舰上。后因政绩显著，升任四川按察使，末到任自求降为候补遇，不久罢官归里。居家期间，因协助官府训练团练有功，清廷赏赐六品官衔。1843年主讲松林书院，1846年主讲青州云门书院并纂修《青州府志》，1848年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齐鲁大学前身）并任山长（即校长）。1858年病逝。
　　刘耀椿一生为官清廉，多次捐俸助民，深受民众爱戴。在鸦片战争期间，他深明大义，始终站在抗英第一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组织厦门军民进行反侵略斗争，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为政之余，他勤于著述，著有《颍上县志》、《诲南归棹词》、《吹剑一》、《神器图说》、《庄年治兵书》和《青州府志》等，至今流传。
　　李（1597～1656），字龙衮，安丘市景芝人。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勤奋好学。明崇祯九年（1636年）中举人，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初任中书舍人，后升礼科给事中，负监察进谏之责，后转为兵科右给事中。他为官清正，耿介忠直，不畏权贵，遇事敢犯颜直谏。朝中不少贪官污吏遭其弹劾而被罢官，行贿受贿的官员往往互相告诫“勿令山东李龙衮知”。人称“海瑞”再世。在朝为官期间，上奏折15个，合为《奏疏》一卷。其中10个是有关澄清官制、揭发贪污和选贤任能的，3个是为民请命、清查屯田和安置流民的，1个是劝皇帝暂缓谒陵的，最后一个是要求宽逃禁、缓和满汉矛盾的，即著名的《谏逃东疏》。
　　清顺治元年（1644），清廷下令圈地，令曰：“明庄田无主者拨给东来官兵”（清兵自东北入关故称东来官兵），实际上有主无主的土地一律圈占，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史载，“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为补充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的劳动力，清廷还强迫当地汉人“投充”（作奴仆）。这些汉人失去土地，充当奴仆，受剥削压迫，重负之下，不堪其苦，大量逃亡。顺治十一年（1654），八旗王公大臣会议下令，“严惩逃亡者，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颁布“逃人法”。汉族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逃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满汉矛盾日益加深。朝中大臣竟无人敢为黎民百姓进言，李则不然，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甚至作好了满门抄斩的准备，安排好了家人和后事，决定冒死进谏，将实情奏明清帝，他写了1300余字的《谏逃东疏》奏折，历数“逃人法”七项令人“可痛心”的弊病，建议宽释逃亡者。有同乡官吏劝他说奏折中言词太尖锐，恐有不测之祸，他说我身为言官，理应为黎民百姓进言。义正词严，毫无悔惧之意。李出于对朝廷的忠心，对百姓的爱心，冒险奏本，为民请命。奏疏结尾写道：“盖天下第一大事，无过此者。臣敢冒死为皇上痛切言之，刀锯鼎镬，不敢辞也。”
　　顺治十二年（1655），李的奏折呈上，清帝亲诏八旗王公大臣面议，满朝哗然，认为损害满清贵族利益，且奏折言词苛毒，应治重罪杖打流放，顺治帝迫于众议，将李革职流放到奉天（今沈阳）一带。一年后，顺治帝有次看戏，为戏中大臣冒死直谏所感，心有所动，对侍臣说：“此忠臣也，李似之。”又曰：“李不能当罪人论，当任用。”遂下诏召李回京，同时下令将“逃人”的禁令予以放宽。李接诏后，未及启程进京，他在朝中的政敌及贪官们，怕他再受重用，就派人下药将他毒死。一代忠臣廉吏死于非命，享年59岁。顺治帝得知李的死讯，深为痛惜，曾下令追查，但因官官相护，互相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清帝重申了“逃人法”的弊端，基本上批准了李的《谏逃东疏》奏折，于是“逃人之祸”渐息。雍正元年（1723），清廷将李入祀忠义祠。□

创建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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