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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史话之溯源篇
刘其安
（一）古代文献里的都昌古城
在今天的昌乐县朱刘街道境内，有一个古老的都昌村，是历史上都昌古城的遗址所在。此地可谓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山东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已非常发达，方国林立，都邑密布。县制出现后，即大量采用古都邑名称。都昌，春秋时为齐都昌邑。《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封晏子都昌，辞不受。”这句说明都昌的名字周时就已经存在了。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12年），置都昌国，封功臣朱轸为都昌侯，叫做“庄侯”。朱轸原来在秦朝为官，是鄢陵侯朱濞的弟弟。秦朝末年他随刘邦在沛县起义，作为刘邦手下的名将之一，他曾经降服项羽手下的大将翟王董翳，生擒项羽手下的另一名大将雍王章邯，为刘邦部队的元老之一。此后朱轸五代封侯，成为西汉时期最显贵文明的朱姓大族。朱轸在位19年，于高后吕雉元年死去。朱轸死后，他的儿子朱率袭职，叫做“刚侯”。 孝文帝刘恒六年，（前174年）朱率的儿子朱讪又袭父职做了“夷侯”。景帝刘启元年（前156年），朱讪的儿子朱偃又即位为“恭候”。刘启三年，朱偃的儿子朱辟疆袭职。刘启中元元年，朱辟疆死后无子，国除为县。都昌古国国除为县的另一历史背景是：汉初时，刘邦认为秦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是完全废除了分封制 ，所以汉初时封国制与郡县制并存。所以在我们潍坊市的历史上，也就有一个北海郡和都昌国并存的事实了。后来，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推恩令”与“附益之法”，废除了封国制 ，推行郡县制，都昌国也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除国为县，隶属北海郡管辖。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郡更名为国，遂属北海国。
关于古都昌县迁徙的说法，笔者以为并不一定可靠。康熙十一年《昌邑县志》载：“唐废入北海县属青州北海郡。”又有另一种说法是，（昌邑的）都昌北齐徙昌乐境。这两种说法，笔者以为皆误矣。我一直怀疑，是不是潍坊地区就像在西汉时有两个剧县一样，也曾经并存两个都昌县呢？因为即使是按照较早的北齐说，都昌的地名从昌邑迁徙至昌乐境内，至少也应该在公元550年，因为北齐就是在这一年建国。也就是说在公元550年以前，都昌县在昌乐境内是不存在的。如果是唐朝迁入的话，则更要至少晚下去100年左右。但是昌乐境内历代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昌乐都昌县在此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先来看看《昌乐县续志》古迹志的记载：
今昌乐东北二十五里有都昌社，盖即古都昌国也。《通典》：汉都昌在临朐东北或唐时邑。省入北海而此地分入，临朐也。《太平寰宇记》亦谓汉都昌故城在临朐东北。今昌乐与临朐东北接壤，并有都昌社为证。其为汉都昌县无疑。《魏志》：都昌有徐伟长塚，今城东二十里朱流店唐延载元年《王义和造桥记》云：右乃孤竹伟长之陵庙，西接丹川。孤竹庙在城东孤山上，伟长塚在今县城东。丹水经城西北流，陵庙两相辉映，正与《魏志》相符。又城东十四里，钱家村北魏天平四年《刘靃周造塔》云：青州北海郡都昌县人。据此则由汉迄北魏都昌皆錾錾可考。又今县城北十里，后寨村北齐天统二年丘僧遵造像云：都昌县安乐寺。今后寨村地属寿光，想尔时寿光东南境域属都昌可知。此齐隋都昌之明证也。考古者稽核未详，并古志书一概非之，误矣。
在昌乐城北十里后寨子村（今属寿光）安乐寺旧址，《刘靃周造塔》是光绪丙午年出土上面刻有“惟大魏天平四年，岁次丁已十二月辛卯朔十九日己酉，青州北海郡都昌县人刘靃周”字样。大魏天平四年就是东魏天平四年，也就是说在公元534年，就有了关于昌乐境内的都昌县的记载。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从山东掠走大批文物，成为后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料依据。自昌乐方山出土的南北朝时期《法义二百人造像》今存日本，上有“新王村，武定二年，青州北海郡都昌县方山东，法义二百人造像”等字，通过此造像我们也可以知道昌乐境内的都昌县在东魏武定二年即公元544年时存在的事实。
研究都昌我们就会想到晏子。《史记·管晏列传》记载：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晏婴墓在齐子城北门外。……葬故宅旁，人曰清节里。”据此，一般的看法是，晏子是山东高密人，死后葬于齐国故城宫城北门外，今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其实，史记中的这个“夷维”也好、“齐子城”也罢，笔者以为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地理概念。它们究竟是指何地？尚待相关专家认真研究推敲和爬梳界定。我们再来看山东重要的地方志书——明代嘉靖本《青州府志》古迹志：昌乐清节里，在县城东北二十里，晏子故宅及葬地。还有清初名臣年羹尧，为当时昌乐进士阎世绳写的祭文中的句子：家依晏址，代有奇猷。意思是,阎氏和晏子是老乡，家住离晏子故居不远的地方，此地可是英才辈出啊。人们对这句话可以置疑可以异议，但我们能认为这是年羹尧在信口开河吗？据此我们又看到一个晏子故居及葬地在今之都昌村的强有力的佐证。另外，在今天的都昌村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一大冢。村老相传，这个大坟的土是谁也动不得的，谁动了此土，就会得暴疾死去。村民们还会举例说明，以前谁家在此开荒种树，结果兄弟几人都死的很惨，云云。以前谁家的小孩不小心动了这里的土，大人们就会惊恐万分，除了把土送回，还要焚香烧纸祷告一番以求免灾避祸。给这个塚子笼罩了无比浓厚的神秘色彩。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为了建房曾经扒掉了很多坟墓。这个大坟的墓道也被打开了，结果扒出一些梯形砖及古钱币。但是由于墓室结构比较复杂，最终没有发掘。由于这个地方位于原都昌故城遗址以北，从它的地理位置看，会不会是晏子墓呢？
（二）都昌遗址的地理特征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今天的都昌村的一些情况。南鄌北都这个说法由来已久。都昌其地，由国而县，由县而镇，直至式微为今天的一村。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地方的地理地貌情况，就可以知道古人在这里建起一座城池是有其客观道理的。都昌村居一高于四周之土埠。其南有古迹曰卧佛寺。再往南十数里，是以孤山为主的群山，山阴有秦汉以降一直到明清和民国尚存的驿道经过。村北有大沟曰卧龙沟。这个卧龙沟很重要。因为古人建城是很注重排水系统的。我们可以想见都昌故城的排水一定是经过卧龙沟然后流往今天的北庄一代。北庄是昌乐县海拔最低的地方，比都昌要低三五米吧。然后水流再从此注入两侧的桂河与青龙河。这样的排水系统足以使都昌城完全可以避免水患。都昌西南一二里有古迹方林院，有古遗址谢家埠。再往西六七里是桂河，在古代这可以被认为是城防的屏障。都昌古城以东是青龙河。此河水流虽然远远小于桂河，然而当年都昌故城中的用水应当是取决于此吧。青龙河以东即是逶迤而上的东京埠。东京埠，南北蜿蜒四五里许，应当是古城的东南屏障。
昌乐城北无山，只有二埠，都昌的东京埠是其一。东京埠周边遍布无数古墓大冢。著名的东南庄子汉墓也坐落在这里。上世纪六十年代，扒坟之风甚盛，当地村民以其墓穴颇坚固，不能毁。至八十年代初，人或指与盗墓贼。盗墓贼发之，以所得千之一赐其人，得造二层楼房一座。后文管所复考之，乃一石棺墓，系西汉中晚期遗存。石棺内外皆有画像，古拙夸张，内容丰富：有象征宅院之门阙，有看家护院之持戟者，有蟠龙、斗兽、仙鹤、常青树、人物故事及云气、菱形对角连璧纹图案……甚是生动。如斗兽图，一怪兽面向一持戟力士，力士躬身挺戟刺其口，怪兽昂首张口，尾巴高扬作甩摆状，三足着地，抬一前足挡拒长戟。另有一头戴三山型冠、冠两侧戴树枝形饰、胡须茂密之大人物 ，一枝条作卷云纹状之神树，一常青树，树下拴马一匹，树上有啄木鸟二，一方捉虫，一方飞至。大人物方急奔向马。当是大人物即墓主人欲乘马缘神树升天之故事。汉代典籍中升天成仙故事固多有，而如是雕刻形象者，是十分罕见的。都昌之西有土埠曰西埠，上有一冢，村人代代相传曰霸王坟。一九六三年有人在此取土，挖出旧矛、戟头一筐，大小三十件有余，又有七星剑二，皆锈迹斑斑。另有青龙大刀一，长两米余，送交昌乐县文管所。从前还有人在东京埠上挖掘到齐国刀币一箩筐。更有无数的贵族墓塚虽然大多被盗，从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也流失不详，但我们还是可以从那些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土塚上想见这里悠久的历史和当年的兴旺繁荣。
这里更有许许多多神秘的传说故事。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从前有人在东京埠附近发现一株野生的西瓜。刚要摘取，忽然走来一位须发斑白的老翁，说此瓜尚不熟，嘱其莫摘，这个人就照办了。又过了数日，此人终于等不得，就摘下此瓜，就地用刀切作两半。这时候白胡子老翁又出现在面前。他说，你还是太心急了些，可见您也担当不了太多的财气。这样吧，既然来了，就跟我走吧。老翁带领此人眨眼之间走进了另一个洞天。这里是一座十分繁华的城市，店铺林立，华屋满目，街面上人来人往，作买的，作卖的，十分热闹。老人在一个卖豆芽的地摊前停下了，说卖者是自己的熟人，就顺手抓了一把黄豆芽，一把绿豆芽，送给那个人。那个人逛遍了这个集市后，被老者送出来，回头一看，那关闭的城门正是自己切开的那两瓣西瓜啊。再看看手里的豆芽，一把已经化作黄澄澄的金条，一把已经化作白花花的银条啦！此人因此成为都昌街上最富有的人。美妙的传说，似乎在向人们暗示和诉说着都昌古城遥远而神秘的过去。
东京埠上有环形的古战壕和围墙遗址，共三重。在咸丰年间因为抵御捻军曾经动用大量民力物力进行修复和加固。抗日战争时期，潍县著名匪首秦冠三曾经在此长期驻扎一个营的兵力。解放潍县时山东纵队的解放军也在此驻扎，可见此埠自古为兵家所重。这也应当是古人在这里建城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末年时，孔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想必就是因为看好这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的缘故吧。《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孔融居于北海郡之剧县，（剧县古城在今天的昌乐城西六里左右，距都昌故城遗址约三十里）因为黄巾起义侵扰，就出兵驻扎于三十里外的都昌，结果被黄巾军管亥包围。遣太史慈求救于刘备，刘备派张飞以兵三千救之。据《资治通鉴》：东山，都昌县东山也。公元196年，袁谭兵犯北海，从春至夏交战多次。袁谭包围剧城，不久城陷，孔融逃奔东山免祸（城夜陷，乃奔东山）。此处之东山，亦当是指东京埠。在书中刘贤注曰：都昌县属北海郡，古城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北。这就和我们前面提及的《通典》里的说法相吻合起来。《三国志》中也说孔融：城夜陷，乃奔山东。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据守的剧县沦陷，惊恐万分据说还赤着双脚的孔融一定是逃不了太远的。他首先想到的应当是逃出剧城后，要尽快躲藏起来，避免暴露自己。所以他会选择一个较近而且又较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最大的可能就只有两处：要么是今天昌乐城东的东山（即草山，此山以西有两村曰东山里，东山王。再往西北十里左右，即剧县故城），要么是今天都昌村以东的东京埠（又称京埠、荆埠、京丘等）。因为当地人自古就有以埠为山的称呼，东京埠在历史上曾经称为东山也是可能的。因为当时孔融是屯兵都昌城的，这个地方毕竟有他自己的人马可以抵御敌人的进攻。所以他这个时候跑到都昌城东的京埠上躲藏起来成为最大的可能。我们据此可以排除孔融逃至今天昌邑市之都昌古城东京埠的可能。这个地方距剧县古城大约一百五十里，孔融会光着脚来个马拉松式的大逃亡么？况且这么长时间的逃奔袁谭能不发觉么？不要说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即便是一个长跑健将，孔融能够跑过袁谭的马队么？从这一点说来，又为都昌县东汉时期在昌乐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明证。
至此，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我们已经大致看清一些有关都昌国和都昌县的星星点点的证据。这其实已经足以说明昌乐都昌说的可考性和可靠性。都昌古国和都昌县，在今天昌乐朱刘街道境内的存在当是无疑的，不谬的。
【都昌史话之人物篇】
（三）逄萌和刘怀珍等人的故事
古代的都昌国和都昌县，自春秋至两汉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谓名人辈出，群星灿烂。在此择其荦荦大端，作一述说。
这个时期，与都昌相关的历史名人，除了前文提及的晏婴、朱轸、孔融、徐干、刘备、张飞、关羽、太史慈等之外，尚有逄萌及以西汉刘昶为首的一个庞大的刘氏家族，如刘奉伯、刘休宾、刘孝标、刘芳、刘怀珍、刘善明、刘休宾、刘文晔、刘灵哲、刘怀慰、刘孝庆、刘弥之、刘伯宗、刘乘民、刘僧副、刘杳、刘欹、刘訏、刘霁等等，或因高官显宦闻名于世，或因博学多才名垂青史。笔者以为，东京埠周边那些庞大的古墓群当与这些刘氏诸子不无关系。
逄萌，字子康，一为子庆，汉代北海郡都昌县人。家境贫困，曾任亭长。县尉路过驿亭，逄萌候迎拜谒，感慨不已，喟然叹曰:“大丈夫岂能为他人服役!”遂去长安就学，研读《春秋》。在长安时闻听王莽杀其子王宁，逄萌对友人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于是，悬冠于长安东郭城门，回归故里，携家渡海到辽东居住。据《后汉书》载，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即位后，逄萌又从辽东来到崂山，隐居在崂山之铁骑山下，讲学授业，“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汉明帝曾屡次下诏征其出仕，逄萌佯作疯狂拒之，后以寿终。明代即墨文人周如锦有诗赞曰:“逄萌悯三纲，举世无枉足。辽东不可留，崂山栖黄鹄。”因逄萌一生不畏权贵，正义爱国，高风亮节，为后世人们所尊崇。
逄萌的墓碑位于今天昌乐县营丘镇古城村南，明万历甲午年(1594年)建，后明崇祯、清康熙、光绪时三度重修。是纪念汉代隐士逄萌的石碑。碑高1.22米，宽0.655米。碑阳四周有线刻回形纹银边，中刻楷体大字“汉隐士逄萌墓”，右刻中楷碑文4行，记述建碑和重修年代及住持人。1985年夏，昌乐县河头乡政府又立“汉隐士逄萌墓道碑”于该碑之右。
北海刘氏的先祖刘昶，为刘邦皇族后裔，胶东康王刘寄之后，平原望族，随慕容德渡河来到青州，世居今天昌乐东北的北海都昌。刘昶的儿子刘奉伯，任北海太守，孙子刘休宾，“少好学，有文才”，任刘宋的兖州刺史，后归降慕容白曜。
刘怀珍字道玉，是刘昶的另一个孙子。怀珍幼年，随奉伯到寿阳，豫州刺史赵伯符外出打猎，百姓围观，惟独怀珍避开不看，奉伯对此很惊异，说：“这孩子能振兴我家。”后来果然很快做了豫州的主簿。
宋武帝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徒司马顺则在东阳聚集党徒，州里派刘怀珍带领数千人讨伐，平定了司马顺则。宋文帝问破贼情况，怀珍推让功勋不肯接受，亲人责问原因，怀珍说：“先前国子尼以陈述他所斩获河间人的首级为耻，我岂能谈论国家的胜利。”当时人们都称赞他度量宏大。
先前，在宋孝武帝时期，齐高帝与怀珍相识很早。有一次怀珍请假回青州，高帝有白聪马，咬人，不可骑，送给怀珍作为送别礼。怀珍竟然回赠绢百匹。于是有人对怀珍说：“萧公此马不能骑，因此送给您。您回报上百匹绢，不是太傻了吗？”怀珍说：“萧君器量宏大，怎会辜负人家的绢呢？我正想把身名托付给他，哪里在乎多少钱财。”后来怀珍授官为相国右司马。齐建元元年，转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改封霄城侯。怀珍年老，以禁军辛苦为由，请求任闲职，转光禄大夫，去世。遗言要薄葬。赠雍州刺史，谧号敬侯。
刘怀珍的儿子刘灵哲字文明，任齐郡太守、前军将军。刘灵哲同魏时候的孝子王裒一样，也是古代孝子中的典范。灵哲的亲生母亲曾生病，灵哲亲自祈祷，梦见黄衣老翁给他药说：“可以拿这药服下，病可以立即痊愈。”灵哲惊醒，在枕头间得到此药，正如所言，治愈了母亲。据说黄衣老翁的药像竹根，种在斋前，叶子像菟茈。
刘昶的另一孙子刘峻，字孝标，本名法武，是怀珍的堂弟，都昌人。刘峻本是将门之子，父亲刘旋之，仕宋为始兴内史。家住东阳城，8 岁时，东阳城破，母子沦为“平齐户”。生活虽然贫困，但是刘峻好学，寄宿在人家廊檐下，常点燃麻炬，通宵达旦地学习。有时昏睡，烧着了须发，醒来接着再读。这就是成语燎麻照读的来历。那时候他的母亲做尼姑、自己做和尚。返俗后，刘孝标奔南朝刘宋，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平齐户”中还有一位刘姓子孙，名刘芳，他“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在穷窘之中，白天替人抄书，夜间“诵经不寝”，成为经学大师，得到魏孝文帝的器重，任命为中书令，后又出任青州刺史。
刘怀慰宇彦泰，是怀珍的侄子，都昌人。怀慰守丧不吃醋盐，冬天不用棉衣，抚养弟妹，侍奉守寡的叔母，都有恩义。仕宋为尚书驾部郎。后来任命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
刘怀慰做官清正廉洁，不接受送礼物的拜访，有人送他一斛新米，怀慰出示他吃的麦饭说：“食有余粮，不麻烦这样做。”于是写了《廉吏论》以表达他的志向。高帝听说了，手书敕令奖赏。进官都督秦、沛二郡，妻儿在都城，赐给三百石米。他去世后，齐明帝即位，对仆射徐孝嗣说：“如果刘怀慰还在，朝廷不愁没有清官。”
刘霁，字士湮，都昌人。刘霁九岁能诵《左传》。四岁时父亲去世，守父孝，有至深感情，常常一哭就吐血。家境贫寒，与弟刘杳、刘歒互相勉励勤奋学习。年长，博览群书，多所精通。梁武帝天监年间，历任西昌相，尚书主客侍郎，海盐令。刘霁前后当过二县县令，都以处事和洽得当著称。
母亲明氏病重，刘霁已五十岁，衣不解带服侍达七旬，诵念《观世音经》数万遍。夜间做梦，见一僧人对他说：“夫人命数已尽，但您心诚笃志，理当为你延续些时间。”延后六十多天才死。刘霁在墓旁建草庐，哀恸过度，常有一双白鹤沿着庐边飞，处士阮孝绪致信作了委婉的比喻进行宽慰。刘霁思念母亲，未守完孝就去世了。著有《释俗语》八卷，文集十卷。
（四）刘杳、刘欹、刘善明等人的故事
刘杳字士深，都昌人，南北朝时候梁朝的太学博士，知著作郎，迁尚书左丞。童年时，著名学者明僧绍见了刘杳，抚摸着他说：“这孩子实在是千里驹啊。”十三岁守父孝，常常哭泣，他的哀痛感动了路人。刘杳博通群书，沈约、任畸以下的人每有遗忘，都来访问他。曾在沈约座上谈及宗庙牺樽，沈约说：“郑玄回答张逸说，是画凤凰尾飘飘欲动的样子。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器皿，就不依古制。”刘杳说：“这话未必正确。古代樽彝都用木头刻鸟兽，凿通顶部及背部以倒进倒出酒。”魏时从鲁郡地下获得齐大夫子尾送嫁女的器皿，有牺樽做成牛的形状。”晋朝永嘉年问，盗贼曹嶷在青州发掘齐景公墓又获得二樽，也是牛的形状。两处都是古代遗物，可知不是假的。”沈约认为非常正确。
刘杳清廉节俭，没有嗜好，从守母孝起，便长期不吃肉荤，坚持斋戒吃素。临终遗言：“用法衣殓尸，用没有帷布的露车装载，送家族墓地埋葬，随便拣块地方，只要放得下棺木就行。不得设灵筵及祭酒。”他的儿子遵照办理。刘杳撰有《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束官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文集十五卷，都流传于世。
刘欹字士光，都昌人，也是南北朝时候梁朝的大学问家，大学者，大隐士。幼年早慧有见识，四岁丧父，与孩子们同在一处，惟独他不游戏。六岁记诵《论语》、《毛诗》，不能理解之处，便能提出疑问。十二岁读《庄子》的《逍遥游》篇说：“这可以理解。”客人问他，随问随答，都合情理，家里人常对他感到惊异，称为神童。长大后，博学有文学才能，不结婚不做官，与族弟刘吁一道隐居以保全志向，遨游山林湖河，只以山水书籍自娱。侍奉母亲兄长，以孝悌闻名，不离左右，侍奉寝食。母亲想要什么，还未说出口，他已预先知道，就着手办理，竭尽全力供养。母亲每当生病时常在梦中见刘欹进药，到第二天病情必能轻一些，他诚心感应如此灵验。生性重视音乐，尤其爱山水，攀登险峰，必定探尽幽境，没人能比上他，都赞叹他有攀山览胜的好身体。常跟随兄长刘霁、刘杳做官游宦。
刘欹未死的最后一个春天，有人为他在庭院里种柿树，刘欹对兄长之子刘弁说：“我见不到这树的果子了，你千万别说出去。”到秋天就去世了，人们认为他知天命。
刘吁字彦度，都昌人。刘吁也是南北朝时候的隐逸高士。刘吁是刘怀珍的堂孙。祖父刘承宗，为宋朝太宰参军。父亲刘灵真，为齐镇西咨议、武昌太守。刘吁幼年被称为纯孝，少年时父母相继去世，刘吁守丧哭泣思念父母，差点丧命，参加吊唁的人无不伤心。后被伯父收养，侍奉伯父母及堂兄姐极其孝顺友爱，被宗族称赞。总伤感自己幼年早孤，有人误触及他这件忌讳的事，必定伤感流涕。长兄刘絮为他娶妻，限期完婚，刘吁听了逃走躲藏起来，事情平息以后才回来。本州刺史张稷辟任他为主簿，主管下檄召刘吁去，刘吁把檄文挂在树上逃走了。陈留阮孝绪博学隐居，不与当世人交往，长期坐在鹿床上，种植竹木环绕四周，居住在里面，当时人们拜访，没有人能见得着他。刘吁只经过时作了一次拜访，孝绪就以神交回访。刘吁的哥哥刘欹也是阮孝绪的好友，士林谓之“三隐”。
刘吁擅长玄谈，尤其专心于佛典，曾与刘欹在钟山诸寺听讲佛经，就共同筑室在宋熙寺东涧，有定居此处直至老死的意愿。尚书郎何炯曾路遇他，说：“此人风采英俊秀出，大概是苟奉倩、卫叔宝一类的人物。”命人驾车造访，刘吁拒不见客。族祖刘孝标致信称道他说：“刘吁超然越俗，如半天红霞；刘欹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都是歉收之年的梁稷，严寒冬天的丝绒棉被。”
刘善明，南北朝时北海都昌人，是镇北将军刘怀珍的族弟。《南史·刘善明传》记载：刘善明曾经是南朝宋时的北海太守，元嘉中（424~453年），青州遇到特大灾荒，颗粒无收，百姓已经到了互相残食的境地。太守刘善明将自家囤积的粮食拿出来，并亲自熬粥，赈济当地百姓，“乡里皆获全济，百姓呼其家为续命田”。刘善明少年时就立节行，常说：“在家当孝，为吏当清，足够做子孙的楷模。”齐高帝建元二年去世，遣言薄葬。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谧号烈伯。儿子刘涤继承爵位。善明死时家无余财，只有害八千卷。高帝听说他家清贫，赐给刘涤家蔓擅屯谷五百斛，说：“葛屯也是我的地方，让后世知道他受到特殊对待。”善明堂弟僧副字士云，任前将军，封丰阳男，死在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任上。兄法护字士伯，有学问，任济阴太守。古人说立言立德，这个家族大概就是达到了这个境界吧。
根据元代益都人于钦所著《齐乘·古迹》中的记载，龙兴寺在青州城西北隅的修身坊，寺院最初就是当地太守刘善明的故居。《因为刘善明信奉佛教，经常在家中从事佛教活动又因其赈灾之举，颇受百姓拥戴 ，百姓将他的宅院称为佛堂。之后刘善明将其宅院“舎以为寺”，佛堂逐遂成为一座真正的寺院。宋元嘉二年（425年）至北齐武平四年（573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龙兴寺还一直称作佛堂。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刘善明的故居才真正被称为“龙兴寺”。
刘文晔，都昌人，是刘休宾的儿子，有志尚，综览群书，轻财重义。孝文帝赐其爵为“都昌子”，拜协律中郎，改授羽林监。 后赠平远将军、光州刺史。后来他的儿子子元袭职，拜员外郎、襄威将军、青州别驾。他的二弟文颢，性仁孝笃厚，为徐州安丰王府骑兵参军。三弟季友，为南青州左军府录事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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