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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程钰庆在昌乐解放前后
提起张天佐，昌乐人民都知道。但对他的亲信、蒋介石任命的伪昌潍专署第二任专员、保安司令、原专署秘书程钰庆却鲜为人知。
程钰庆原是昌乐县府秘书，后随张天佐升任昌潍专署秘书。那时的秘书，与现在的不同，权力可大了。专署就一个秘书。由于张天佐、张髯农等都是武职，主要精力放在抓军队上，政府中的一切行政事务，均由秘书全盘处理，实际上他是专署中不带“长”的一号文职官员。
我是1943年跟程钰庆当勤务兵的。当时驻河头乡郝家老庄，很少驻仓上（因与大部队驻一起更不安全）。抗战胜利后，进驻潍县城。主贵仆荣，我也由勤务兵晋升为上尉副官。
1948年3月底，解放军围困潍县城，张景月的保三师驻昌乐县城一带。张天佐担心向只顾保存实力、怕与共军正面作战的张景月，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耍滑头，特地派他的忠实助手程钰庆，由我和张平三及孙十团的一个连护送他进驻昌乐，目的是督促张景月与潍县守军相互支援、协同作战，以保住昌潍这块反共基地。
在昌乐，我们驻在县公安局。所需一切均由冀象鼎局长负责。对于程的到来，以昌乐县长赵华轩为首的一班文职官员是真心欢迎，而张景月及徐振中则不以为然。他们除在几次酒饭间谈防务外，没开过一次联防会议，更谈不上统一指挥作战了。
在解放昌溺爱的战役中，看来解放军是采用围困昌乐、主攻潍县的战略。而张景月正如张天佐所料：把全部兵力都调集在昌乐县城，守而不战。尽管王耀成、张天佐一天数次急电令其东援西接，程钰庆数次催促，而保三师只开半个东门，派出少量部队，做了五六次象征性的出击。每次出击也未超过二里即回（多数只到阎家墓田）。程钰庆带我去质问，张景月就以共军炮火猛烈、防守严密、我部伤亡惨重为辞，进行搪塞（实际当时他的兵力并未受到重创）。程钰庆也只得抱怒而归。
最使程钰庆气恼的是随着潍县炮声的越来越激烈，我们反而越来越清静，成了闲员副官。当官的不但不上门，而且；连个小队长级的都找不到。连平日最殷勤的冀局长、于队长都不见影。张景月的师部，更是电话没人接，送信信不回，登门不见人。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张景月是在潍县西城将陷的时刻，是程钰庆带我推开门闯进去的。一见面程钰庆就指着张景月的鼻子说：“张师长，张专员正在走麦城，您按兵不动，见死不救，要效仿刘封、糜芳吗？”
“程秘书”，张景月暴怒地说：“我与司令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是尽人皆知，能不救吗？怎奈共产党大军压境，我几次救援，损兵折将，均不奏效，我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昌乐危在旦夕，我独力难支。程秘书，说实在的，我们都是父母所生，命只有一条，我不能赶着跟我多年的弟兄往虎口里钻吧？”
“我要到王主席那里告你去，你按兵不动，贻误战机……”
“老兄，怕他王耀武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吧！”
几句话气得程钰庆几乎背过气去。在我和途徐振中等人的劝拉下力回到住处。因为我知道弄不好，张景月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更何况 闹到这个地步再说有什么用呢！从此以后，一向斯文的程秘书整天哭丧着脸，就象死了亲娘老子似的，不说不笑，不出门，不会客。我们也只有小心服侍而已。
潍县解放后，赵华轩拖着条跛腿来过一次，进门就带着哭腔说：“程秘书，怎么办呢？就这样完了吧？”
“完了，全完了。”程钰庆说，“有这些党国败类能不败吗？昌潍惨败，张景月有罪。只要我程钰庆还有一口气，告不倒张景月，我誓不为人！”
“那咱们这帮文人怎么办呢？他张景月……”赵华轩没说出下文。
“该着井里死，河里淹不煞，听天由命吧！”接着他又说，“为什么共产党内多出刘关张，国军中都是些袁氏兄弟呢？唉！天意啊！天意。”
4月30日晚，我们照样在屋内闲坐。城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不久又稀疏下来了。我又习惯地抓起通保三师的电话。这回倒奇怪，竟有人接。回话说是张师长要亲率大军出城偷袭，迎接王主席的西路援军。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出东门，而出北门呢？”
“声东击西嘛，你他妈的管得着吗！”对方扔下了电话听筒。
不多时，县公安局王科长（记不起名字）跑来说：“程秘书，我们被张景月骗了。这老狗跑了。昌乐保不住了，咱也逃命去吧！”
其实这事是在预料之中，看来是真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地步了。我们也只有稍做收拾，各自顾命了。程秘书照旧是带一手提箱，由张平三扶着，我们三人除去带手枪匣枪各一支外，我和王科长又带两支卡宾枪，又防万一。我们一行四人一了东门，看到东门又是开了一半，一些杂牌队伍都争着往外挤。我们又拐向北门，看到张景月的部队正在向外开。我四人跟在他们队伍的后边混出了城。
天黑又下着雨，辨不清方向。我们四个编外人员，毫无目的地跟着跑到天放亮，被一小股八路军追了一阵。因我们走在最后已看得真切：最多不过三十名穿便衣、拿大枪的人，就把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追得四散奔跑。后来，保三师驻进了寿光有到的李家庄，我们跟着些勤杂人员驻了孙家庄。我四人找了一农户住下。大约到了中午，李家庄枪声大作，估计是八路军主力来了。说实在的，此时我们想多来些八路军，把张影月打死、把他的人杀光，才解恨呢！
到晚饭后的时候，李家庄传来更加激烈的枪炮声和喊杀声，估计可能是张景月的保三师要突围。我四人也傻了眼：跟着跑吧，跑到哪八路军跟到哪，跑到哪里算一站呢？况且张景月与程不和。如果叫八路军抓住，怕难活命（当时的反动宣传）。怎么办呢？我曾违心地建议出去摸摸情况，但被程钰庆拦住了，程说：“还是听天由命吧！”大约在半夜后，听到枪声越来越远，我们四人和在土围子墙下相遇的十几名散兵（都是寿光兵，出村后各自散去）从村南溜下围子墙，我与王科长头前开路，准备逃命。真是“吉星高照”，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没遇到一个八路军。
翌日近中午，进了朱刘店。一踏上昌乐的土地，我们的心稍微松开了点，感觉又饥又渴又乏，只得走进一户人家。张平三拿着几万元“中央票”，好话说了一大堆，求大嫂给顿饭条吃。要赌气找第二家，又怕人多眼杂，只有忍气吞声等着，只要能填饱肚子、遇不上八路军就谢天谢地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在面条即熟时，从外面闯进来一人。我们一看傻眼了。同遇上老“八”，碰上老“土”了—来者是朱刘店上的匪张龙田。他一进门就说：“看看，你们怎么在这里？跟我到队部去吧。”他一边说话，一边两眼死死盯着我们的枪。我知道，张匪正趁乱纠合了五门十名地痞、恶棍自立山头，他碰到好枪，会不择手段地弄到手。所以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把八支枪摆在炕上，走向门口。程躺在炕上未起来。
“看看”张故做惊讶地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把我看成什么人？我张某人……”
“张队长，大目前情况下带这玩艺儿走路是个累赘，你就留下吧，俺不要了。”我说。
“那……，你们真不想带就暂放我这里，等国军回来，我一定送上门去，完璧归赵。”说着他一招手进来二人，把三支匣枪、两支卡宾枪带走了。张又拿起三支手枪分别掂了掂说：“这玩艺儿好带，你就留着防身吧。”说完走了。
唉！真憋气，大江大海都2过，在这小泥沟里翻了船。这堂堂的上尉和公安局科长竟栽倒这小卒手下，真是“虎落平原被犬欺”。程钰庆也没有睡着，起来说：“看这屎壳郎扒在鞭稍上的东西，腾云驾雾的日子还有几天。”（扣张龙田在镇反时被枪决）
后来，我们四人在我家（黎家村）住了四五天。听说张立武带武工队到古城起枪，我们怕呆不住，就弄了两辆手推车，买大部分碗、盘等盗器，化装成小贩步行去了青岛。
在青岛住了四五天后，程钰庆带我去拜会了国民党十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又过了五六天，丁司令召见程钰庆，并告诉陈金诚被俘，张天佐、张髯农已为党国“捐躯”。蒋介石已任命程钰庆为昌潍专署专员、少将保安司令，命他速去济南见王主席接受任务，组织新政府，招集残部，迎接大反攻。飞机由丁司令负责提供。我们在阳历6月初，带上招集的20多名残员，从青岛乘丁治磐提供的飞机去了济南。
到济南，我们在关扎营一家客栈里住下来后，程钰庆带我去拜见了王耀武主席。程不用说先告了张景月的状。之后，王耀武把两张委任状交给程钰庆，并给这个新委任的光杆司令打气、安抚加褒奖。回客栈我还特地做了一块“昌潍专署驻济南办事处”的木牌子，但还没把牌子挂出来，就因济南局势吃紧，王耀武急催程回昌潍。程钰庆以筹款为名，一去不回。我因得到程的暗示，也搬到飞机近效，到在吴化文部当输送营长的一个本家阎相成家去住，离开住处隐藏了起来。
不久，济南解放，阎相成被击毙，我也回了家，向政府登记，做了农民，结束了那段违民意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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