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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北分校回忆
张来禧（台湾）
民国三十年，我昌乐中学改为省立。原创校校长刘裕坤（字厚民）昌乐四区孙家庄（四泉）人，调职县府社会科长，校长暂由县长张天佐兼代，并邀请时任海阳县建设科长的王源河先生（字星垣，寿光县人，后接任昌乐民政科长）担任我校校长重任。然王氏因碍于时势，短期内无法莅任斯职。此时在南逯的省立第八联中被日寇焚烧停办，其中学部四、五两届及简师一班拨来刘家沟本校。虽年级较高，但因为我校之中一、中二届次已有，乃分别编为我校中三及中四，简师一班编为师一。
原八联中霍树楠（字梓坡）老师，寿光县人，北师大毕业，随之应聘来校，并应张天佐聘请代理校务（翌年真除接任校长）。这时有一谣传“战前曾任外县市教育界某先生，衔伪县长王瑞周之命，持其亲笔函件而谒张天佐，‘拟于我县铁路北城关附近，合作创办县立初中，经费来源以砍伐我县文庙巨柏支应。’张氏严词驳斥：‘汝等为日寇走狗，卖国汉奸。我乃抗日志士，正义之王师。立场迥异，壁垒分明。你办伪校，与我无关，我办我的教育，焉能与奸贼为伍！你我之间只有仇寇，没有合作。惟汝等欲砍伐文庙巨柏，即破坏固有文化古迹，人神共愤。自今而后，文庙一草一木如有破坏，即汝等人头落地之日！’”次年，我路北分校创立，但也在敌伪方面掛了个“高级补习学校”的头衔，不知与此传说是否有关。
民国三十一年暑假以后，我考上了五甲，负笈刘家沟校本部。未两月，亦遭第八联中之命运，学校被日寇焚毁。而且与学校近在咫尺的鄌郚街驻上了日本鬼子，短期内已经无法上课。约两月之后，珍珠港事件发生，敌我均大肆庆祝，报纸上的头条都是“庆祝珍珠港陷落”。当时我很奇怪，日本人打了胜仗，大肆庆祝可以理解，我们为敌人打胜仗庆祝？当时实在不懂。
民国三十一年秋，赵世法（字理卿）先生，为铁道北的学生升学不便，获得张天佐的首肯后，在昌城伪衙登记为“高级补习班”，开始筹建分校。过了旧历年，在县城东北八华里的马家河子，办起了昌乐中学第一所分校——路北分校，但是敌我双方各有名义，难免令人有敌我合作办学之疑。不过与去年谣传不同的是此校完全由我方主办，伪衙只是掛名，用以应付敌寇而已。然而向以“开人矿”自居的张天佐并非没有顾虑：虽然便利了路北青年学子，却因跨越铁道，对路北分校督导不易，既怕转化为伪校，又怕被共党渗透，乃采釜底抽薪之计予以预防。将“抗战开始即参加抗战，思想忠贞、办学优异，政治学院毕业的王牌小学校长赵建修”老师，派去担任训导主任。由赵师全面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展开对敌伪和共党的斗争工作。赵师之与我校，任重而道远，不仅教导学生课业，更肩负着“发展组织与敌伪共党作组织战、精神战、思想战”的重任。
赵主任又延聘近在咫尺的商家庄小学校长孙文灿老师任教务主任，孙师是附近的四图村人，山大土木工程系毕业。
选择建校位置是以“铁路以北、距铁路稍远、在昌乐与朱刘店之间，约相等距离之昌乐县境为原则”。先选的于家庄，为当地人士所反对，后选其一河之隔的马家河子定案，称“马家河子中学”。三十一年春，先收中五及师二两班开课。同时校本部以化整为零方式，迁至郝家辛牟及庞家河沟一带复校上课。原中五从头上课编为五甲，另招一班为五乙，分校之中五则编为五丙。于是正名为路北分校。
分校之建筑以砖石土坯为壁，架木为梁柱，盖麦稭为顶，极为简单。采四合院式，大门向西，北屋为师范部教室，东首伙食团使用，南屋办公，东屋为中学部教室。升旗时师生向东列队，象征着迎向旭日东升。院为集合场兼为课间操场，另在村西北辟一运动场上体育课用。开学前仅南北两屋竣工，用两大张红纸镶以木框，书写着“广厦落成”以表庆贺。
我和堂兄来凤自五甲转为五丙，同时转来的有李清洲、李清源堂兄弟，赵兰桂、赵晋修亲姐弟，以及张存孝、赵世芳等。同村族兄张镜清也考取五丙，而后族弟泗清进了增设之补习班。
分校主任赵世法（字理卿），因曾有鸦片嗜好而骨瘦如柴，除周会朝会必到外，多不在办公室。课表上之日语课程即英语，余均按我省教育厅规定课程排课。社团活动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主，采秘密方式，由训导主任赵建修督导。
教务主任孙文灿老师，附近之四图村人，山大土木系毕业。抗战军兴，为妻小不忍离家，而委屈于商家庄小学，教学成绩出众，该校六年级学生提前教至初二才有的小代数，可见一斑。胜利后，兴建吴家池子校舍，他是重要设计监造者，直到现在该批校舍只是有些旧，却依然屹立如初，现在为昌乐第一中学，是山东省重点中学之一。
训导主任赵建修老师，世居昌乐北关，上代起迁住城里，抗战前毕业于青岛扶轮中学高中部，而后毕业于山东省政治学院文科第一届。筹建分校时年仅廿五岁，同学中有较其年长者。但他勇于任事，对学生之管教极严，上课时眼睛看着学生同时写黑板，使学生不能脱离他的视线，谁也别想偷懒。有些无人可派之课程，他去担任，有全科老师之誉。记得赵老师教地理，熟记各省简称及省会的方法，如“山东鲁济南，山西晋太原”等，一位同学有点口吃，当老师问他西康省会时，他说：“西康康康康康定”，全班哄堂。
赵师擅长组织，对三青团的督导不遗余力，发展迅速，八成以上学生纳入组织，工作如火如荼，展现出钢铁般的学生队伍。
赵师来台后，考入基督教神学院，任牧师近四十年。于中兴新村的教会退休后，定居台中市。虽年逾八旬，而精神依然矍铄，曾数次游历大陆，更筹划《路北分校特刊》，可见其神清体健，逾越常人。平时常与在台学生如赵德裕、李仁寿、张来禧等聚晤话旧，亦与旅美学生张泗清等信函不断，真正是“悠悠然而自乐（悦）焉”！
中五导师李梓材先生，我县都昌镇东南庄子人，北平中国大学中国文学系优等毕业。文学修养很高，长于古典文学，文字学堪称精湛，为我县不可多得之学者。毕业后对仕途毫无兴趣，更痛恶战前之恐怖统治，因慑于权势而勉为教职，不惹是非，苟全性命于乱世以明哲保身，所以性情有些古怪。有一次其亲侄李清源与来凤兄发生争吵，李师见系两个侄辈相斗，各予申斥之外，竟以我“旁观两兄吵架”罚站二十分钟，怪哉！冤哉！
李师亦有其诙谐的一面：某周一朝会，他破例前来参加，外罩大褂而内穿短裤，着双脸布鞋并口含旱烟袋，一副怪侠欧阳德打扮。升旗后，分校主任赵理卿礼让他上台讲话。因他“未着长裤，露两腿黑毛”的怪相，引起台下窃笑。他灵机一动，一本正经地讲男女平等：“你们学生心理上先不平等，哪有男女平等可言？我举一事为例：‘何老师（女）不穿裤子（指长裤），你们没人笑，我没穿裤子，你们却怪笑不止，岂非不平等乎？’转身下台。”全体爆笑，何师红着脸早退。
何世全老师，是刚自济南某教会学校高中毕业的女青年。商家庄商人赵某应赵主任之托，于济南经商时，请济南东关某美国教会学校，在其高中毕业学生中择优介绍一位来校任教，何遂被荐来。虽仅高中学历，却对我校初中课程胜任愉快。据传说：她自幼在教会成长，可能为河南籍，父母不详。来校时年仅十八，端庄秀丽，活泼可爱，且善与人处。惟身材娇小，往往惹人误解为小学生。来校时在昌乐车站下车，学校派工友迎接，特备一黄包车，她拒乘，宁愿坐脚踏车后座来校。到校后，她见教务主任孙老师，竟被误为小学毕业生，令其去报名处办理报名手续。经其自我介绍才明白，孙老师尴尬不已。
何师教我们英语，是美语发音，与孙师所教英国音不同，她读water有些像我们土话的“瓦碴儿”。有一次孙师上物理课讲到水，在黑板上写出了water，我们齐声读出以后，孙师勃然大怒，什么“瓦碴儿”？应该读作“ㄨㄠ ㄊ ㄦ”！要我们跟着读了两遍。
后来音乐老师赵光瑛离职了，何师暂代音乐课。因为坐在椅子上够不着风琴踏板，须一足独立一足踏风琴，弹琴时用力稍大，身体随之跳动，以致胸部颤抖震荡，有调皮同学请其一而再再二三地弹琴，以欣赏其少女美姿。
另一位宗汝农师，沂水县人，原任职省府财政厅。来本校任教前，曾在寿光为共党俘虏，很快获释。教学勤奋认真，深为学生肯定。夫人陶冰心，亦被聘为老师。上有岳母已七十余岁，其子宗树藩十三岁，插我班就读，幼子宗树荃十一岁，小学四年级，长相聪明可爱。到职后，介绍其同乡张镜秋来校任教。张镜秋思想左倾，暗中有所活动，被抓后承认是“山东省胶济铁路党部书记”。传系我班同学祁某密告张天佐县长，张电令我堂叔立田“立即逮捕处死回报！”并包括其介绍人“宗汝农全家，连其妻小岳母一起处死。”
逮捕发生后，孙赵两师令我即往三叔处探听营救。我因师命难违，赶至三叔办公室时，见三叔立正姿势接听电话，三叔说：“两个孩子，聪明可爱，懂什么共产，把他们留下吧？”
“是！是！”挂了电话。
我趁机叫了一声三叔，三叔即说：“你没听到我请求允许留下两个小孩子吗？我知道那个大的是你同学，可是县长说，‘你能保证他们大了不会当共产党吗？你若保证，你也是共产党！’快回去吧。”
我说；“我们孙老师和赵老师……”
“你跟你老师说‘一切都很好’别的什么也甭说！”我赶回学校报告了孙赵两师，也就没再问了。
现在想来，宗师曾被俘获释，张镜秋是他介绍来校是实，他自己虽无左倾言论，但在那个时代，谁敢妄加议论呢？但是动辄“斩草除根”，老少株连无一幸免，则实在太恐怖了！
虽然路北分校闹出了匪谍老师的案子，但忠党爱国的情操坚定无比，否则也发现不了张镜秋案。
注：本文原载《山东省立昌乐中学路北分校杂记》（草稿）。作者张来禧，山东昌乐人，曾就读于山东省立昌乐中学路北分校。
附二：宗汝农被害真相
1945年6月，张天佐部下张立田，遵照张天佐密令，将昌乐中学路北分校教师宗汝农全家及李书勋、欧阳朝峰、张镜秋三位教师逮捕。随后，宗汝农、李书勋、欧阳朝峰、张镜秋在朱刘乡都昌村西坡被砍头。宗汝农夫人、岳母及三个儿子则被活埋于朱刘乡钱家庄河滩。这是抗战后期昌中校史上影响最大的案件。此案真相，众说纷纭，多年来一直未予澄清。
宗汝农，山东沂水人，年约四十五、六岁，昌乐中学路北学校国文教师。原任职省府财政厅，来路北分校任教前，曾在寿光为共产党俘虏，旋即获释。其妻陶冰心，江苏人，四十余岁，同为路北分校教员。宗汝农岳母被害时年近七十；长子树萍在寿光省立十五联中就读；次子树藩在昌乐中学就读；三子树荃读小学，年仅11岁。张镜秋抗战前曾任青岛四方铁路小学教员，系宗汝农同乡，且由宗介绍来路北分校任教。李书勋、欧阳朝峰两位老师，均为因战乱由外地流亡昌乐，教书糊口，籍贯及履历不详。
宗汝农全家及张镜秋、李书勋、欧阳朝峰被逮捕后，正在路北分校读书的张来禧（系张天佐部下张立田之侄）受孙魁南、赵建修两位老师之命，前往张立田处探听消息，设法营救。张来禧赶到张立田办公室，正遇上张立田站着接电话。只听张立田说：“两个孩子，聪明可爱，懂什么共产，把他们留下吧？”片刻，张立田连连说：“是！是！”便挂断了电话。张来禧即向张立田提出营救之事。张立田说：“你没听到我请求允许留下两个小孩子吗？我知道那个大的是你同学，可是县长说：‘你能保证他们大了不会当共产党吗？你若保证，你也是共产党！’”张来禧无言以对，无功而返。此段史实，在张来禧所撰《路北分校回忆》中有述。
营救未果，陶冰心与母亲及三个儿子不久即被绑至朱刘乡钱家庄河滩活埋。陶冰心当时已有身孕，挺着隆起的肚子步履蹒跚地走进挖好的深坑里。年仅11岁的小儿子树荃不知所措，吓得号啕大哭，挣扎着不肯进坑。执行命令的士兵见此惨状，拿铁锨的手不停地颤抖，迟迟不忍铲土埋人。七旬老人泪流满面，长叹一声“天哪……”，解开衣扣，将小外孙揽进怀里，用衣襟蒙住他的小脸，一老一小，旋即被黄土掩埋……就这样，一家五口惨死在张天佐的屠刀之下。
消息传到路北分校，师生震惊，无不悲痛愤懑。校友张泗清后来回忆说：“宗老师的夫人陶老师，教过我们中七的数学，后来忽然不见了，大家都神秘兮兮的避谈详情，后来才知道他们全家遇害的一鳞半爪，深感悲愤与不平……在那个时代，不知道什么是人权。”
张来禧在他的《路北分校回忆》中慨叹道：“现在想来，宗师曾被俘获释，张镜秋是他介绍来校是实，他自己虽无左倾言论，但在那个时代，谁敢妄加议论呢！但是动辄‘斩草除根’，老少株连无一幸免，则实在太恐怖了！”
赵建修在《山东省立昌乐中学路北分校概况》一文中则说：“宗、张事件迄于今日，仍不知因由。宗某究为何罪而祸及全家？时至今日，被杀者死矣，杀人者亦死矣！似此无头公案，古今所在多有，若以新名词言之，乃‘白色恐怖’也！”
赵建修，一个盛赞张天佐的人，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也用“白色恐怖”一词而评价此事，可见张天佐此举何等不得人心！
张天佐屠杀宗汝农等人，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共党嫌疑”、“私通共匪”。事实并非如此。
宗汝农只是一介普通教员，虽有被共产党俘虏而获释的背景，但绝非共产党人。《昌乐中学路北分校周年纪念歌》歌词为宗汝农所作，歌词开头一段为：“河山凌夷金瓯缺，赤匪乘机作，可爱的昌乐，也成了四面楚歌。伟哉吾校，不惜和敌伪血战，不惜和异党肉搏……”宗汝农的反共意识显露无遗。关于宗汝农等人的政治背景，人民政权曾作过调查，证明他们与共产党确无任何组织关系。
事实上，此案缘起于一个叫王洪亮的国民党党棍。王洪亮，字季明，路北分校三青团负责人，教公民课。1948年人民政权建立后被关押，后被昌乐中学三青团分队长郄立堂和训育主任高鲁生供出，随即被枪决。
王洪亮与路北分校主任赵世法争权。赵世法很有能力，王洪亮无可奈何。王洪亮还与总务副主任孙魁南不和。王洪亮是个典型小人，伪君子，而孙魁南性格刚烈，朴实厚道，为人所敬，所以两人虽然都是城关镇四图村人，乡里乡亲，却积怨甚深。
王洪亮兽性发作，强奸了一位青年妇女，受害者恰是宗汝农所教的一个女生的表姐。宗汝农得知此事，异常愤慨，当即找到赵世法，强烈要求严肃处理王洪亮。他忿忿地说：“王洪亮白披了一张人皮，畜类不如！现在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事，影响很坏，不处置王洪亮，天理难容！”
孙魁南也义愤填膺，找到赵世法，力主处理王洪亮。
赵世法另有打算。他认为，王洪亮是路北分校三青团负责人，平日就与自己争权，一旦惹上这条疯狗，定会引火烧身，招致不测。于是他便劝宗汝农说：“非常时期，还是少管闲事，以免招惹是非”。宗汝农很不服气，据理力争，声言此事不搞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王洪亮耳中。王洪亮又气又恼，且十分震惊。这个平日里靠陷害人过日子，以捞取政治资本吃饭的国民党党棍深知，强奸妇女，东窗事发，势必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宗汝农抓住此事不放，是最大的祸根，要化险为夷，就必须将宗汝农斩草除根！王洪亮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一条毒计。他想到了张天佐。张天佐曾经在“庐山训练团”受训，获赠中正剑，从此成为“领袖”的忠实追随者，深谙蒋介石饬令各级学校在学生中发展党团组织，进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育之要领，绝不容忍昌乐中学学生教师中有亲共、通共分子，若发现“共党嫌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只要给宗汝农扣上“通共”的罪名，张天佐绝不轻饶。
于是，王洪亮亲自安排学生祁某找到张天佐，告发宗汝农有“通共”嫌疑。考虑到张镜秋、李书勋、欧阳朝峰平日与宗汝农过往甚密，王洪亮担心以后事情败露，一不做二不休，将此三人一并告发。
值得一提的是，宗汝农等被捕后，孙魁南要去保释。孙的亲朋故旧和同事极力阻拦：“你自己保住命就不错了，还顾得上他们？”孙魁南扼腕长叹。若非亲朋劝阻，孙魁南亦难逃厄运，必遭陷害。
综观宗汝农被害一案，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小人陷害，而实质在于张天佐骨子里对共产党的仇视与排斥，不杀不快，宁枉勿纵。还是张泗清那句话发人深省：“在那个时代，不知道什么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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