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文化发展历程
齐文化在齐国八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发生、发展、繁荣鼎盛的三个阶段。公元前11世纪，姜太公受封建国，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立国本”，称大国，是为齐文化奠基发轫阶段。至春秋时期，桓管改革，健全各种制度，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疆域扩大，夷夏民族初步融合，文化初现辉煌，是为大发展阶段。至战国田齐进一步改革开放，疆域进一步扩大，夷夏民族进一步融合，人文同化基本完成，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称雄东方，是为齐文化鼎盛的顶峰阶段。之后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国家的统一，政治、文化的一统，齐文化融于其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齐地就只剩其流风余韵了。
第一节 太公治齐与齐文化发轫
齐太公姓姜，吕氏，名尚，又名牙，字子牙，号望，又号尚父，尊称太公望、师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曾仕殷，因殷纣无道，逃隐东海上。后归西周，周文王尊之为师，武王以师尚父称之。先佐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扩大势力范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又佐武王灭商，“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姜尚既是周王朝一等开国元勋，又是亲戚，故为首封。姜、姬两姓，自炎、黄为互相联姻两大族团，终周一朝不断。姜尚与周室身兼外戚与勋臣两大关系，受封时与周公姬旦同受优惠，同时封与东方重镇建立齐、鲁两国，代周行政，镇抚东方，以夹辅周室。周公受有文化特权：保有天子礼乐，宝物典策及殷民六族。姜尚则受有征伐特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按周初封建制度，诸侯封地“方百里”。而对齐国划定的势力扩张范围大大超出了这个规定，达五百里不止。姜太公治齐有这优越的政治、军事资本，其智慧才能便获得了充分发挥的“用武之地”。
齐国初封之地营丘，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利，甚至是很恶劣。但是“多难兴邦”。恶劣的环境条件，反而激发了齐人的智慧和斗志，使之发挥到极致，加速了齐国的发展，很快成为东方大国，奠定了自西周至春秋齐国的势力范围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基础。姜尚是齐国的缔造者，文化的奠基者。姜尚制定的一系列治国方针、政策，奠定的文化传统，在其后继承着那里，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在改革中不断地得到传承和发扬。即使至战国齐国易姓，“田氏代姜”，其优秀文化传统也未中断，反而得到了更光大地发扬。
一、宽松开明的文化政策
姜太公受封至国治齐，面对的首个难题，是内外民族关系，恶劣的社会环境。营丘原来是东夷腹地，东夷扎根此地，已历数千年，夏、商两朝都未曾征服。周初仍是最大最强的反抗势力之一。周成王初年，武庚与管、蔡发动反周叛乱，东夷各国各部是积极参与者。周公东征，践奄，一举消灭东方五十余国，其大多是东夷方国。但与齐都营丘为邻的莱国等并不在灭国之列。《史记》载：太公至国，“菜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菜。菜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营丘。”（《齐太公世家》）这是外部环境。其内部基本民众，也是土著东夷人。外部夷人能敢来伐，内部的夷人对西周殖民者，也不会甘心归顺。虽迫于武力镇压，不敢公开反抗，也会消积对抗。如有居士狂裔 、华士昆弟二人，声言“不臣天子，不友诸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也就是不臣服周，不仕于齐，这正表现了原土著人民内心不服的一斑。如何处理内部民族矛盾，安定民心，需要智慧，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政策。如果采取鲁公伯禽在鲁实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在齐可能是行不通的。姜太公没有那样做，而是根据齐国的内外形势，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宽松开明的文化政策，再加上“通商工”“便鱼盐”的经济政策，双管齐下，既顺民心，又足民欲，使民族矛盾逐步化解，安定下来，同时缓和外部矛盾，致“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一政策的文化意义则更为深远。其后，齐文化发展的优势，全在于这一宽松的文化传统之中。
二 、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
齐之初封之地营丘，“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是块盐碱瘠薄、人烟稀少的荒芜之地。但是靠海，富鱼盐资源又有东夷人手工业发达和善于经商的传统，太公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俗施政“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同上）。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极女工之巧”的经济政策，实际是“因其俗，简其礼”政策的延伸。因为齐地先民东夷早有通商工，便鱼盐的传统。不论是历史传说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东夷人便有了极为发达的手工业和商贸业。《上述·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说的是先齐地区盛鱼盐海产，多桑麻丝织，且以其产品进贡贸易。从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看，其制陶业、纺织业、酿造业、车船机械制造业、雕镂工艺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商业，不仅有大陆的内贸，而且外贸已能来往于大洋对岸的美洲（详见第一章）。姜太公的经济政策，实际是对东夷传统的尊重、遵循、继承和发展，是对东夷习惯经营方式的理论化和制度化。
论者多对太公的“通商工、便鱼盐、极技巧”的经济政策有片面的理解，认为太公重工商而轻农业。事实不是这样。太公是非常重视农业的。他早就有明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六韬·文韬》）。“民以食为天”。不解决衣食问题，工、商各业便无从谈起。《盐铁论·轻重》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就是说，首先开荒种地，发展农业，解决衣食问题，然后才能“通末利之道，极女工之巧”。从言论到行动，都是把农业放在首位的。太公定下的农工商多业并举的方针政策，后来被不断继承发扬，形成优秀传统，使齐国的经济文化始终保持在列国的先进地位。
三、开明的用人方针
在用人方面，姜太公对周礼定制进行了改革。周制用人是“尊尊亲亲”，尽管也重贤用贤，但以宗室贵族为首选。鲁国一尊周制，与齐国形成鲜明对比。《吕氏春秋·长见》载：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淮南子·齐俗训》和《汉书·地理志》也有同样记载，说：齐鲁两君互问如何治国，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奠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
“尊贤（或举贤）上功”，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追求效益和功利是基尊贤的终极目标。尊贤、举贤、用贤是姜太公的一贯主张。据《六韬》载：早在西岐答周文王问中，就反复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淮贤者取之”（《意林》卷一引《六韬》选文）；“天下者，非一家只有也，有道者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纪之，惟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处而久之”（贾谊：《新书·修政语下》）。“贤者”即“有道者”，词异面义同，都是能与“天下同利”的“仁德”之人。如《文韬·文师》概括其“与天下同利”的贤人路线是：
公太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尊贤”、“上贤”、“举贤”是为了“用贤”。因此，“尊贤”不是尊其“名”，而是要用其“实”。“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六韬·文韬·举贤》）。不仅举贤要“名当其实”，而且不为所用，虽有贤名，不但不举，还要除掉。如东海上有贤名者居士狂裔、华士昆弟二人立议：“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便派人把他们杀了。理由就是：“不得而臣”、“不得而使”、“不得而赏罚劝禁也”（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进一步说明了太公“举贤而上功”功利实用之旨。故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大史公语）。
太公的“尊贤上功”思想，并未打破“世卿世禄”贵族专权的潘篱，直至春秋之世，宰相制下的齐国仍保持高。国上卿所谓“齐之二监”、“天下之二守”的权威地位。管仲为相，被桓公授以全权，破格重用，且功盖天下，论权力功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论身份地位，则仍居下卿。不过，姜太公确立的用人路线，在当时却是很进步的了，其意义不仅直接对齐国以后的用人开放有着导向作用，而且对中国古代的贤人政治有着深远影响。
四、明仁德 严赏罚
形、德结合，礼、法并用是齐文化的传统之一。这一传统，是由太公发韧并奠基的。
（一） 太公的仁德礼义主张
太公倡仁德，重礼义的理论十分丰富。《六韬·文韬·文师》开宗明义就大谈“君子”、“圣人”和“仁德”对和民、得人、治国、安天下的重大意义：
君子情同而亲和，亲和而事生之……
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就是说，君子的德性是与人民情同而亲和的，圣人的德性，无微不至，善诱导人，见解独到，思虑所至，各得其所，而能收揽、聚合人心。这样行德、行仁、行义、行道，天下人民就归心了。故，只要君主贤圣，国家就安定而人民得治。如帝尧，“平心正节，依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六韬·文韬·盈虚》）。
太公认为，治国在爱人。说：国之大务，“爱民而已。”如何爱民？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六韬·文韬·国务》）。
太公也讲礼，《六韬》有《大礼》篇载太公论述君臣之礼曰：“为上唯临，为下唯沈”。就是说，君上要能洞察下情，臣下要能驯服虔敬。君上只有洞察下情，才能不疏远民众，善施恩惠；臣下驯服虔敬，才能不隐瞒私情，安分守职。
（二）严法纪 信赏罚
太公重法纪，严赏罚。《六韬·文韬·赏罚》载：
文王问太公曰：“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
“赏信必罚”，就是严明法纪，以“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六韬·上贤》）对于有伤道德风化和违法乱纪者，所谓“六贼”“七害”，则是严惩不贷的。如《六韬·阴符》中讲，阴符是保密的，如果奉使送符，中途滞留者，泄密者，不论泄者，还是听者，一律杀头。这便是“罚必”的一例。
太公刑德并重的思想，在齐国世代相承，不断发扬，形成齐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
五、齐兵学创始
兵学发达是齐文化的突出特点。姜尚承东夷尚武传统和军事智慧，在兴周灭商和建国治齐的战争运筹和指挥的军事实践中创建了他的军事谋略思想，既成为中国兵家鼻祖，也为齐兵学奠定了基础。《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周伯昌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太公的兵谋奇计，不仅表现在运筹帷幄之中，更体现在战争指挥的实践过程。《史记·周本纪》载：牧野之战：“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当时的场面，如《诗·大明》描写：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热烈地颂扬了姜尚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治齐时期，太公的军事理论创建和军事实践，史书记载缺略，只记载他享有征伐特权，对不服的“五侯九伯”可以专伐，又记莱侯伐齐，与之争营丘之事。太公是如何应对及如何行施专伐特权，对“五侯九伯”打仗的，不见一字记载。但可以想像，在那样恶劣的内外社会环境中，在一块地薄人少的荒漠地上，能很快站稳脚跟，成为“人民多归齐”的大国，决不是单靠以上所述几条智慧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所能奏效的。最重要的，应当是军事实力和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胜利和强大的国防，政权难以巩固，领土也不会扩大，其他各项政策也难以顺利贯彻，那么，“人民多归”的大国，也就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姜太公治齐确立的务实适用、灵活机智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路线，在西周封建相对稳定和谐、宽松的环境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使齐国的经济文化在数百年间沿着太公确定的路线不段发展，同时也成为一种模式和传统稳定地流传下来，在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发扬光大，创造着历史文化的辉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