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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
作者：吕学文
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的性质和真相，在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但是，近几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新的说法，歪曲事实，有的人甚至著书立说，散布了一些与中央《通知》精神不一致的论调。为此，我以一个“九一三”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再把前前后盾的事实叙述一遍，以正视听。
一
我是1965年11月入伍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卫生队，1967年4月调入二大队六中队。二大队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1968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被任命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是林彪的“随卫”警卫员。林彪出行时，其前卫车和后卫车(林的车在中间)都由我管理，并同时跟随警卫。1969年春，我参与了国防部长办公室(简称林办)。机关工作，除了跟随做警卫工作外，还是“林办”主任叶群的游泳教练，并负责她的游泳安全。
1960年以前，叶群是个不出名的司级干部，1960年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她当上了“林办”主任，是正师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她也平步青云，当上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来又进了中央政治局，成了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林彪身体不好，很少和外界接触，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除了毛主席召开的会议外，一般不参加，每天只听秘书念几十分钟的文件，了解情况的渠道很窄。而叶群则不同，天天出去，不是开会就是串门，她把听到的、看到的大量情况灌输给林彪，是林的主要“信息库”。她利用“林办”主任的身份，利用林对她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林彪的表态权，控制林对外界的接触，并直接指挥林手下的几员大将，她确确实实是林家的实权派。而叶群的重要爱好和雷打不动的习惯是天天晚上在室内游泳池游泳，而后再睡觉。因此，在北京的毛家湾，在北戴河和其他林彪经常去住的南方几个大城市里，都为叶群修建了室内游泳池。游泳池水深1．5至2米，水温25℃～30℃。每天游泳的水量和水温，都由我操作。她游泳时，我陪她一起下水，既是她的教练，又是她的警卫。因为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特殊职责，所以我几乎天天与叶群见面、接触。对叶群及其全家的许多事情，我耳闻目睹的要比别人多得多。对林彪的出逃，我既是拦截者，又是追击者，那时的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林彪叛国出逃，其乘车、登机、起飞等都是仓促的，但他们出逃是早有预谋和安排的。他们的内部密谋和活动，绝不让我们警卫人员知道。但是，他们既然做了，就总要霹出些蛛丝马迹。林彪等人出逃前，已陆续有些反常现象，引起了我们警卫人员的注意。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结束后，林彪和叶群于9月7日早晨离开庐山，直接回到了北戴河。
北戴河96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形，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一年多来，林、叶绝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林的性格是寡言少语、深居简出；其身体状况是怕风、怕光、怕水。回北戴河后，他更是整天把自己“锁”在屋里，下楼就钻进车里，极少有人见到他。叶群像变了另一个人，往日趾高气扬、整日忙出忙进、见谁批谁的态度和做法，有了很大的收敛，随之而来的情绪低落，有时则是愁眉苦脸。对这些变化，我们并没感到很大意外，因为我们当时知道了一些消息，他们在二中全会上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同时，社会上也有许多传言，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写在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林彪，已产生了裂痕。他们心情不好，是很自然的。
但是，1971年8月，毛主席南巡、特别是得到毛主席南巡一些谈话的内容以后，他们有了更加反常的变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暗地里已有了一些察觉，并在背后议论了不少。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得特别勤，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长；林彪这个人脾气很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而且短时间内作不出最后决定，二是林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修车、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即防弹玻璃车，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的举动说明，首长可能随时有重大事情，随时急用车，而这个重大事情是什么呢?三是林出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大约11点多，我正陪叶群在室内游泳池游泳，林彪之子、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突然闯入室内，脸色十分难看，情绪非常紧张，他站在池旁说有急事。叶群一见儿子“破常规”地闯进来，显得有些吃惊，她马上问我：“小吕，你懂不懂俄语?”我立即回答：“我什么语也不懂——不!俄语、英语我都不懂。”于是，他二人开始了咿哩哇啦的对话，可能是用俄语吧!他俩大约谈了一二十分钟，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对话的内容，但从他们那声调、表情和不断挥手的动作看，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很大、很激烈。或许是事情特别重大，二人都对那件事情十分恼火。最后，林立果愤怒地扭身离去，叶群也中断了游泳，并冷冷地对我说：“最近几天，我不游泳了，你也不用准备了。”这使我猜测到，近几天叶群和林彪可能有大事，这是因为：林、叶从来不拆帮，林一动，叶也就动；这件大事，或许与刚才争吵的那件大事有关。四是林、叶突然把儿子林立果(乳名老虎)、女儿林立衡(乳名豆豆)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军人)张清林等一齐召到了北戴河，这是巧合，还是特意安排，此类事情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五是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神神秘秘地在北戴河与北京之间的穿梭行动，并让工作人员严格保密，这也说明，他们正在研究什么重大事情。
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要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国庆节前回北京”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太平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了非常紧张、慌乱、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既然快要回北京了，为什么还要从北京往这里捎东西?既然这里平安无事，为什么她要哭泣?这说明他们心里有“鬼”了，有什么特大的事情正在瞒着大家。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一个劲儿地犯嘀咕。
三
可是，9月12日出现的事情，又把我们的怀疑和担心推翻了。
这天是林立衡从北京到北戴河酌第6天，她采后，以往对母女关系一直十分冷漠的叶群，一反常态，对她异常和气、温暖。姐弟俩观点时常矛盾的林立果，也主动与姐姐套近乎，并与她作了长时间交谈。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观察到，林立衡到北戴河后，情绪一直不高，整日里愁眉不展，闷闷不乐，并显得有些紧张、慌乱。12日上午，叶群突然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这里给豆豆举行婚礼。”她让林的秘书为林彪、叶群、林立衡和张清林照了纪念照，还让女儿、女婿到室外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叶群宣布，为了庆贺豆豆结婚，晚饭后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于是，整个96号楼里，处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从表面上看，叶群可真算是“慈母”了，对女儿的婚事，事事安排周到，表明母女真的心连心了。可是，前几天她对工作人员的嘱托，却与此截然相反。林立衡到北戴河后，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联想到林立衡的婚礼这样的突然、仓促，当时我就想，这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晚饭后，按照叶群的安排，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与工作人员一起，在96号楼里看“庆婚电影”。我们看到，林立衡不知何故离开了电影场，走到走廊时，正巧碰上林立果迎面走来，姐弟二人说了几句话以后，林立果扭头快步走了。林立衡站在那里稍显迟疑，与她关系比较好的公务员张恒昌就走到她的面前，林立衡向他说了几句什么话，随后就十分慌张地从小路摸黑向警卫大队长姜作寿住的58号楼跑去。这时，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影片《甜甜蜜蜜》已经演完了，又按照叶群的临时安排，加演第二部影片《假少爷》。
四
在8341部队第二大队队部里，林立衡先后向姜大队长和张洪副团长报告了紧急情况，她说：“从我偷听和观察到的情况看，老虎和主任要把首长带走，他们可能要逃跑。老虎在外边干了不少坏事，他还说要谋害毛主席，害不了就跑。你们赶快向北京报告，不要让他们上飞机跑了——今天下午，林立果已经从北京带回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现在停在山海关机场。”林立衡要求姜大队长把她藏起来，并进行严格保密，决不能叫叶群他们知道她来过这里。姜大队长毫不迟疑，立即用电话向北京作了报告。后来才知道，此情况先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并由汪东兴报告了正在开会的周恩来总理。
姜大队长接到北京指示后，立即叫来中队长肖启明，和肖一起召开了有关人员紧急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一方面布置隐藏林立衡，并保证其安全事宜；一方面命令警卫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姜大队长作完简单动员和部署以后，部队立即开始行动。
林彪的住处是莲花峰96号楼，位于北戴河北面的高岭上，只有一条向南的马路，而在马路中部的东西两侧，分别是55号和56号等楼群，是警卫部队的住处。按照规定，在马路和楼区的适当位置，都有一个固定岗哨，现在增为两人；还临时增加了流动哨，三人一组，在“防区”内流动值勤。这些流动哨主要任务是观察96号楼的动向，并随时与58号楼联系。同时，在55号和56号楼之间设一个分队，顺马路向南200多米处再设一个分队，队员横排在大道上，分别形成了两道“人墙式”的卡哨，以便拦截林彪的车辆，阻止其外出。其他警卫战士，全部在楼房内，房内熄灯，但不脱衣，不睡觉，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
叶群对林立衡始终不放心，认为女儿是一块“心病”。她几次到电影场察看，当看到首席位上只有张清林，没有林立衡时，立即过去查询，并派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大约夜里11时左右，林立果走出96号楼，亲自到外边找林立衡。他转了个小圈以后，匆匆赶回了96号楼，他可能发现了警卫部队的异常行动，有了更敏感的警惕。林立果回去后大约半个多小时，警卫人员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彪的秘书、警卫处长李文普，从96号楼出来，上了汽车，随后，司机杨振刚就开着车，快速驶上了向南的大道。这时，不知哪里的警卫战士连声喊叫起来：“车下来了，快拦住!”当时我在第一道防线，十多名战士又打手势又叫喊：“停车，停车!”可是，汽车不但不减速，反而不断地响喇叭并加大油门，直接向“人墙”冲去。人们一闪，车冲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叶群在车内对杨振刚下了命令，她说：“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要谋害首长，赶快冲过去。”中队长肖启明在第二道防线，他在大道的东侧，他见汽车冲过第一道防线向他们冲来，在战士们连连叫喊“停车”无效的情况下，他横向(防止伤害首长)向司机开了枪，想用击毙司机的手段，达到拦住逃车的目的。但是，这是防弹车，子弹根本打不进去，汽车又冲过第二道防线。可是，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什么话，接着车上有人(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连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
此时，早巳在警卫部队中的姜大队长，立即作了紧急部署，让中队长肖启明带着我们一中队的六七名战士，乘上一辆“吉姆”车去追林彪的汽车，他带着30多名战土，乘一辆卡车，也随即追去。我在第一辆“吉姆”车上，过了北戴河小街后，飞速向北奔驰。过海边大桥时，我们看到了林彪车的影子，司机加大了油门，拼命向前追去，时速大约八九十迈。可是，林彪的车是一等车，我们与它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快追到山海关机场附近的铁道口时，铁路值班房已放下栏杆，横在南北的通道上，示意将有东西向的火车通过，禁止南北行人、车辆通行。可是，林彪的车怕后面的车追上，凭着车身的特殊构造，一加油门，撞断拦杆，飞驰机场。当我们的车赶到铁道口时，一辆拉油罐的火车，轰轰地由东向西开了过去。我们的汽车灯光前，一片尘土，视线极不清楚。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3日的凌晨零点13分。当我们的车追到山海关机场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刚刚向上飞起。此时，大约是零点30分左右。
五
我们进入机场以后得知，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由于飞机起飞得十分仓促，油未加，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未来得及上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原来说飞往广州，现在是向北飞去，到底飞往何处就不清楚了。当时副驾驶他们就下结论说：这架飞机完了，上去的人，上去就下不来了。他们的依据是：第一，三叉戟降落时，必须正、副驾驶员一起操作，正驾驶操纵整个机体，副驾驶放下“脚架”，以保证飞机降落时机体的平衡，才能确保飞机安全。但现只有正驾驶，飞机降落时无法放下“脚架”，着地时无法保证机身的左右平衡，不是损坏机身，就是引起油箱着火、飞机爆炸。第二，如果飞机出了国境，因没有报务员，不能与他国机场联系，非被人家当“敌机”击落不可。
事实正如他们判断的一样，后来我们从中央的《通知》中才知道，林彪他们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国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这就是林彪叛国外逃的最后结果。(王松山代笔)
(本文作者吕学文1944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唐吾北村，九一三事件以后，于1973年6月调杭州警备区工作，1982年7月转业到昌乐县体委工作，现为昌乐县农机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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