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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佐两进仓上
张天佐，字仲辅，山东省寿光县人，曾任国民党昌乐县公安局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两次进驻仓上，依仗权势，横征暴敛，蹂躏百姓，屠杀无辜，是一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第一次进驻仓上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灾难深重的中华人民族到了危亡的边沿。国难当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抗日高潮。昌乐县也和全国一样，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根据党中央抗日救国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
当时的国民党昌乐县长王金峁，根本不作抗日战打算。当日本鬼子迫近昌乐之际，便仓皇撤离昌乐县城，避难于鄌郚。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日寇占领昌乐城。一月二十七日，王金岳携带一九三七年秋征收的田粮赋税款，弃县向南逃窜。当时，趁抗战之机想骗取政治资本的张天佐乘机尾追于后。当王金峁跑到临朐县境洪山时，被张天佐的警卫人员追上，扣留了所有钱物，将王金峁放走。张天佐返回昌乐，到了五图乡（今大宅科乡）钓鱼台暂时住下。几天后，又迁到船底乡（今大宅科乡）船底村，进驻了文盲人村地主郑曰让家。
郑曰让献计于张天佐：“仓上的张乐德，曾在昌乐县城受过联庄会训练，他枪法很准，在当地很有名气，带过庄里人打过土匪，他和阿陀八区区长刘伯诺是莫逆之交，你若扩充势力，不如先和他结识，让他出面去联络各区地言武装。他家景富裕，又有闲宅一处，到他那里住下，然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张天佐听后，表示赞同。通过郑曰让先与张乐德进行了协商，于一九三八年春，张天佐第一次进驻了仓上。
张天佐进驻仓上以后，一面与他的上司——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联系，一面尽快组织，扩充“抗日游击队”。当时，缺少抢支，他便下令收缴民间枪支。并规定：凡是有枪，又愿意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枪支弹药仍由自己保管使用：如果有枪，不愿意当兵者，就把枪上缴，另行分配。由于当时打着抗日的招牌，所以这个收缴民间枪支的决定，便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
张天佐的这一着棋，得到了厉文礼的赏识，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任命他担任国民党昌乐县长，兼山东笮第八区游击独立第五团团长，张天佐任职后，号召所属各区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伍”，发展武装。当时一区的赵仲诺，二区的张墨仙，还有其它各区的刘耀文、刘世隆、张乐德，刘伯诺等先后拉起队伍向他投靠。随后，又收编了赵玉明部，潍县的张震寰部。为了加强对各支军事武装的控制，张天佐与张髯农筹划计议，把所属部队编为三个营，十二个连。候聚伍被命为一营营长。任命李文祥、刘耀文、刘世隆、陈会福、张希望等为连长，张乐德被任命为十二连长。为便于指挥，张天佐又将团部分设三个处：一是参谋处，张髯农任参谋长；二是政治处，曹子君任主任；三是军需处，慈诚之任主任。对各个工作人员，到各连担任指导员，专管士兵的教育、宣传等工作。张天佐还组织成立了“昌乐县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负责动员全县人力物力“支援抗战”。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安排，使独立五团有了较强的实力。
一九三八年秋，张天佐又在五图乡（今大宅科乡）崖下店子村开设了“昌乐县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练），结业后，同县动委会统一分配到各乡公所，任驻乡干事，一般每乡一人，直属县动委会领导。负责清查户口，召开所谓“国民月会”，编组壮丁队，指令各村轮流站岗，盘查过路行人。各村设立传递哨，专门传递情报信件。如果获得日本鬼子出动扫荡的消息，有关驻乡干事立即写出情报。属于快速传递的，在信皮上画一个“十”字，须加倍快速的，画两个“十”字；要火速快传递的，连画三个“十”字。至于各军政机关写出的信件，凡在本县寄收的，也是如此。写好以后，交给所在村的传递哨，然后一村交一村的传递。凡属写给五团团部和县动委会的，就一直传到五团团部和县动委会。张天佐接到各乡传递哨送到的情报后，便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九三八年秋后，张天佐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便在仓上乡（今马宋镇）大吉阿村设立了“昌乐县立联合小学”，张自封为名誉校长。一九三九年春，他利用宣传机构创见版了《昌乐日报》。同年，又在将军乡（今大宅科乡）下皂户村开办了“昌乐县立初级中学”，由杜晓初任校长。开学不到两个月，由于日本鬼子的扫荡，而被迫停课。后经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积极努力，才又重新复课。
张天佐在仓上，打着抗日的招牌，征税募捐，催粮逼款，所辖各乡，大车小辆络绎不绝地往仓上运送粮草，目标越来越明显。他预感到这将对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为了保存实力，躲避鬼子的袭击，一九三九年春，他把五团团部和县政府转移到崖下店子村，张在佐也随之暂时撤离仓上。
第二次进驻仓下
一九四O年后，张天佐在日本鬼子的进攻威逼下，又将团部和县政府由崖下店子转移到鄌郚以西的郑家庄。日本侵略军见张天佐节节南迁，便纠集兵力，对该部进行围剿，企图以武力胁迫张天佐投降。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拂晓，鬼子、汗奸出动万数千人，布设了一个西十里路的大包围圈，分兵八路，齐头夹击，胁迫张天佐部队群集于白浪河的源头——“大鼓山”，又辗转到了以西的“纪山”。鬼子认为全歼张部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紧缩包围圈，展开了围攻战。在这次战役中，张天佐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县政府财政科长赵华轩的腿被鬼子打断；教育科长赵伯枢、团政治处主任曹子君，被鬼子俘去伙满通化省临江县大栗子沟铁矿干劳工；三营营长谢坤之在激战中阵亡；张天佐在突围时，所骑的白马被打死；参谋长张髯农，吓得割掉了胡须，走不动了，由护兵架着才逃出了包围圈。
张天佐被日本鬼子的强大攻势吓破了胆，突围后，不敢再回郑家庄，也不敢固定一方驻点。便在朱翰一带的姜家庄子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鬼子投降。并秘授玄机，由二营营张震寰代为执行。一九四三年夏，张震寰到潍县与日本鬼子谈判，宣称：张天佐在“纪山”一战中突围逃走，下落不明，所遗五团团长一职由他继任。请求日本方面不再向他施加武力，自己保证从此不再与日对抗，双方互不侵犯。并当场商定：独立五团，番号不变，不受调遣。
从一九四三上下半年，张天佐虽然不以自己的名义出现，但已赤裸裸地由抗日转变为对日妥协投降，他密令所属枪口对内，集中力量对付八路军。为了不暴露自己，张天佐采取措施，把县政府及所属各科、区署、机关全部改用代号，各机关负责人，也改用化名。昌乐县第一区署，改为代号“寒松书柬”；县教育科改为“育英堂”；教育科长赵伯枢，改为赵玉英，国民党昌乐县党部，改为“社会服务处”；书记长赵淑勤改为赵金水；张天佐自己也改用化名张道一。同时，把《昌乐日报》改为《简报》，后又改为《战新闻》，一律不以“昌乐”二字出现。
为了防御八路军，张天佐先是在马宋河西修筑围墙，营建据点，作长期与人民为敌和战略部署。修了两天，认为地面狭小，地理位置不适宜军事要求，随即改为仓上。凭借仓上三面环河，地面开阔，在军事上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抓紧修筑工事。同时，将县政府、五团团部陆续迁移到仓上，企图把仓上变成反共人民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指挥部。
张天佐第二次进仓后，首先下令调集附近各区乡的大量民族，围绕仓上村挖了一条上口宽十米，底宽二米，深五米，长约一千七百米的大壕沟。在壕沟里侧，筑起一座高约八米，上宽约四米，底宽约七米，长约一千六百米的围墙。在围墙的墙身里面，修建平屋五百多间，每间平屋高约二米，长约三米，宽约两米半，构成住防一体的防御体系。又按各段围墙所处的地形，防守的难易程度，分派各有关连队进驻围墙里面的平屋内。命令各部：兵不离营，营不离墙，各负其责，严密防守。
在围墙上，修筑碉堡。碉堡外面呈弧形，五个大门旁边和围墙东南角、西南角各一座，均派重兵驻守。
围墙以外，共设置六道障碍，依次向外排列：先是大壕沟，其次是高约两米的刺条蒺藜网，再是鹿柴梅花桩、树头子、梅花陷阱，地炮群（也叫巴狗子炮），每天晚上埋设，次日早晨起出，天天如此。
以上的工事设施为仓上第一防线。
在仓上外围，张天佐同时又精心策划和布设第二道防线：即“碉堡封锁群”。在仓上东南部四华里的常官庄，修筑大碉堡一座，派兵一个连驻守；在仓上西南相距三华里的南申明亭东南岭和仓上西南忱头地、村西北一华里之处的棋盘地、村东的白浪河东岸崖头之上，各修碉堡一座，分别派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在仓上东北一华里许，白浪河、猪河相交之处，除修筑碉堡处，还筑起了围墙，名曰：“北小围子”。围墙高约九米，上宽约四米，下宽约七米，东西长约一百一十米，南北长约五十米，方圆三百三十米，派一连驻守。
张天佐在仓上周围所有制高点和通住仓上的交通要道处，共建起了大小碉堡十三座。
为使一、二两道防线相互勾通，从围墙以里，挖了三条宽一米，深二米的地道暗沟，分别通往西北、西南、及北小围子的碉堡内，构成内墙，外堡的严密封锁网，使仓上及周围的开阔地，完全在其火力控制之内。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张天佐在仓上修建围墙、碉堡，开挖壕沟、地道等一系列防守工事，共动用土石约十六万二千多立方，毁坏粮田一百三十多亩，出动员工约一百多万个。后来人们说：“张天佐第二次进仓，伤天害理修工事，光民工吃的煎饼，堆起来比仓上的围墙还高大。”
为装备部队，张天佐在仓上设立兵工厂，不惜代价，聘请能工巧匠。从潍县购进一台六十马力柴油机，名“华丰二号”，作为机床动力设备。利用这台机器，白天生产枪支弹药，夜间发电照明。这个兵工厂，能造步枪、轻机枪、子弹、手榴弹、地雷、地炮等。并命令各区、乡公所，抓紧向农民征收粮食、马草，用大车，二把手车等运往仓上库存；命令被服厂赶做军衣被服以备军用。
张天佐一面进行着以上部署，一面陆续把军队调回仓上。派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新兵连，扼守东门向北的一段围墙，把东门作为重点防守要地。东门到南门一段派一连防守；北墙至西门段派九连防守；南墙的西段和西墙的南段，派十二连防守。张天佐在仓上布兵设防，抓工派夫，弄的民不聊生。
一九四五年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张天佐对邻近寿光、益都、临朐、安邱等县的解放和抗战力量的迅猛发展，惊慌异常，倍加不安。他采取对策，把所领导的一切组织机构，都纳入反共轨道。先后将县“动委会”改名为“昌乐县战地工作队。”并以该队所辖的驻乡干事为主，从各机关团体抽调人员组成昌乐县“防匪”工作队。所谓“防匪”，就是防范共产党、八路军。当时，全县分为四个军区，每区成立一个分队，负责到各乡召开会议，传达“防匪”总队的指示和任务。分队以下设小组，每组负责一个村。负责召集民会，进行反共宣传，清查户口，办理五家联保连坐。如果发现一家窝藏八路，其它四家同受株连，一并处罚。对壮丁队进行了整编，布置在各村头路口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
张天佐一伙，还组织学生“署期服务队”，分到全县各村查岗督哨，进行反共宣传。凡被认为私通八路或八路嫌疑者，就被枪杀或活埋，很少幸免。在短短的三年中，被残害的无辜人民不计其数。
原仓上乡褚家庄农民李子泉，因无意中向八路军侦察人员透露了有关仓上的兵力部署情部，绑到河西村东河滩活埋了。
乔官下庄村农民刘海清、刘海堂兄弟俩，被逼到仓上出夫干木工活，因对张天佐的倒行逆施看不惯，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当即被张天佐一伙扣上了“八路嫌疑”的罪名，拉到仓上东河，用一个沙坑活埋了这两个同胞兄弟。
马宋寺后村农王守礼，夫妻二人在潍坊做生意。回家控亲时，该村保长密告了政治处主任曹子君，说其妻的娘家是解放区，可能与八路有联系。曹子君立即派人将其夫妇二人抓到河西村，刑讯逼供、吊打非刑，逼着王守礼夫妇承认是八路密探。最后这一对夫妻被张天佐豢养的爪牙拖到仓上，东河活埋了。当时王妻已有八个月的身孕。
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一天，有母女二人到南乡出门走亲戚，路过仓上，因忘了带“通行证”，被张天佐的门岗查住，又因其女儿留着短发，便一口认定是八路，当即扣押，要处死罪，令其母独自回家。母女俩哭哭哀求，一再解释、辩理，皆无济于事。年过六旬的老人眼见守着阎王难救人，赌气说：“要死就和女儿死在一块，说什么我也不能自己回去。”杀人成性的刽子手狞笑一声，“那就叫你们一块上西天！”随着野兽般地狂叫，刺刀同时捅进了母妇俩的心窝……
解放后，北河洼农民张学智，在仓上东河栽树，一个树坑曾挖出了七个人头骨。凡此事例，举不胜举。后来，仓上东河被人们称为“万人河”。
仓上的围墙共有五个大门，张天佐下令只走东门，其余四个大门全部封闭，禁止通行。那时，人们曾流传一句歇后语：“仓上的圩子----门”。凡从东门入，本村人须持有贴着本人相片的“通行证”。外村人更要经过严格检查，凭“通行证”出入，否则被视为八路嫌疑或共产党的密探。每天早晨，下地干活的群众，拿着劳动工具，带着“通行证”，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张的部下出来开门。何时开门，时间不定。有时等到七、八点钟，有时等到上午九点多。每开一次门，少约一个小时：首先抬去门上拦着的腰杠，再用七、八个壮汉放下门外壕沟上的大吊桥，抬走铁蒺藜棍，然后再由经过训练的专业兵，起走头天晚上按装的地炮，等这一切就序，方可凭证出村。天天如此，年年如此。那时仓上人有三难：吃饭难，出门难，老婆孩子团圆难。
为了加固防御工事，有利于防守，张天佐下令，除掉围墙以外所有的树木和隐蔽物。毁掉了仓上东河滩的四十亩山楂树，成果树一千三百余棵，年产山楂可达十五万斤。仓上人民看见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心如刀绞。
张在佐不断调兵遣将，集结重兵，镇守仓上。强令全村男女老幼限期离开仓上，倒出全部房屋，供他的部队安营驻防。为了欺骗群众，他散布谎言，说这是为老百姓着想，免得八路军攻打仓上时，庄里老少，担惊受怕，也免遭枪弹伤害等等，村里群众一走，各家各户的家具，门窗、桌凳等，便被张天佐的士兵东拿西扔，任意毁坏，损失无数，被迫离家的无辜群众，只得投靠亲友。无亲无故的，就住在人家的牛棚、场院屋、大门洞……仓上人民被张天佐逼得有庄难进，有家难归，有屋难住，有苦难诉，真是度日如年，苦受熬煎。
张天佐从一九四三年第二次进驻仓上，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他以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山东省保安第一师长之职进驻潍县，才离开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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