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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了毛主席
郭建华
1966年8月31日，我见到了毛主席。
当时，青岛的红卫兵运动已如火如荼。学校早就停课了。班委会、团支部被“炮轰”了。老师们有的被打成“叛徒”、“特务”或“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倒批臭”之后罚做苦役，扫厕所、倒痰盂；幸免者人人自危，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学生们各奔前程，或自立山头，扯起“x x造反团”的大旗，一夜之间当上“司令”，其实麾下不过三五人而已；或投奔大山头，戴上“x x红卫兵总部”的红袖章。我们几个班干部，还有几个家庭出身没问题、靠拢团支部的积极分子，顽固不化，被指责为“保皇派”或“逍遥派”，被“炮轰”，很有些丧家之犬的狼狈。于是“臭味相投”，也抱成一团，做些小动作，搞些小活动。一位同学居然与青岛红卫兵运动发源地之一的青岛医学院的红卫兵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我们搞了几张免费的火车票，鼓励我们去北京串联。七、八个人只有四张车票，检票员听说我们是去北京串联的，竟痛快地挥手让我们全部上车。
北京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全是戴红袖章、打红旗的红卫兵。茫茫人海，何处寻找住处？一位同学发现，附近有一个窗口，人头攒动。他断定，那很可能是联系吃住的地方，于是自告奋勇，前去打探。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用尽全身解数，挤、插、钻、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顽强奋战，终于搞到一张条子：去北京语言学院吃住。北京语言学院在哪里？乘坐哪路公共汽车？这位同学信心十足地说：我都打听好了，现在北京有规定，只要是外地来串联的，不管什么车，招手便停，说上哪就上哪。我们将信将疑。这位同学随即向一辆车正在行驶的卡车招手，示意停车。司机果然乖乖地将车停在我们面前，请我们上车，径直将我们送到语言学院。
我们住进语言学院的教室里，男女各一间。教室挺小，据说每室只容纳10人，我们感到挺新鲜，挺好玩。课桌被堆放在教室一角，我们席地而睡。但被褥都是新的，很干净，也很舒适。吃饭不收钱，只须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据说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指示的。饭食很好，单说早餐，小菜就有十几种，稀饭和主食花样也挺多，尽挑尽选，且管饱。于是我们就以语言学院为大本营，到各处参观串联。首选目标是清华和北大。这两处名校不但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是我们做梦都想去求学的地方。两个月前，我填写的报考志愿表上，第一志愿就是北大中文系呀！清华让我大开了眼界：原来大学是这么个样子！大学竟如此之大！除了各式各样的大楼小楼，还有这么多树林子、空闲地，它的空寂和芜杂，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怪不得叫“清华园”呢，真是一个极大的园子。
一天傍晚，我们接到语言学院方面的通知：明天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早六点乘车去天安门广场。大家立即猜测：是不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因为在8月18日，毛主席曾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过红卫兵。于是都兴奋不已。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又带了食堂给准备的每人一份午餐，便乘大卡车去天安门广场。每辆车上都贴了用红纸写的醒目的号码，工作人员特别嘱咐，一定要记住自己车的号码，去的时候坐哪辆，回来还坐哪辆。
天安门广场是人的海洋，红旗的海洋。我们没有打红旗，因为我们尚未成立红卫兵组织，无旗号可打。幸好有一位同学的亲戚在北京，他去亲戚家借来几尺布票，每人买了一顶黄军帽戴在头上，好歹有了点红卫兵的样子。我们就在这人海旗海间坐等，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中央首长露面。期间不断有小插曲出现。突然，两帮红卫兵对峙起来。一方担心飘舞的红旗挡住视线，看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首长，要求对方将红旗放倒。对方义愤填膺，强烈抗议：你们想让红旗倒下，居心何在？红旗永远不能倒！想让红旗倒下，是痴心妄想！于是有第三方出现，集体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风波得以平息。又突然,有人边跑边高喊:“特大喜讯！特大喜讯！蒋介石死了！蒋介石死了！”广场上立刻群情振奋，人们举起拳头高喊：“打倒蒋介石！保卫毛主席！”这段风波也很快平息，或许大家都明白过来：蒋介石既然死了，还用得着再去“打倒”吗？
大约四点多，在大家急切的等待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毛主席来了！”广场上的广播喇叭也响起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天安门广场立刻沸腾起来！席地而坐的人们全都站了起来，几万双眼睛一起仰望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其实此时毛主席并未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车队正从广场驶过，从红卫兵中间驶过。很快，红卫兵们发现了毛主席的车队，将车队团团围住，人群如潮水般向车队涌来。车队被迫停止前进。
我就是在这时看到了毛主席。我们七、八个人的队伍早已被冲散，只有一位叫鲁虎城的同学和我在一起。我们俩被人潮淹没，只看到眼前一片高高举起的如林的手臂，只听到耳边雷鸣般“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虎城双手扶住我的双肩，然后双臂挺直，叫道：“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忙问：“看见什么了？”他激动万分地说：“毛主席！毛主席！”随后便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急忙喊道：“快让我看看！”我学着他的样子，双臂撑在他双肩上，眼前出现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毛主席坐在第一辆敞篷车上，距我们大约有二、三米远。我清晰地看到，毛主席身材伟岸，着军装，大脸膛，面黑红，稳坐车上，旁若无人。第二辆车上坐的是林彪，面容消瘦，面皮苍白，略带些红润，手中擎着《毛主席语录》。第三辆车上是周恩来、谢富治。他们臂戴印有“纠察队”字样的袖章，以示担当着保卫毛主席的角色。
我与鲁虎城轮番扶肩撑臂观看，一边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人越聚越多，将车队围得水泄不通。广播喇叭中断了《东方红》乐曲，换成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周恩来、谢富治只穿白衬衣，挥舞着外衣，焦急地大声呼喊：“红卫兵小将们！请大家……”他们的声音立即被“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淹没……不多时，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出一支队伍，直奔广场，将包围毛主席车队的红卫兵分隔开，手牵着手，组成两道人墙，为车队辟出一条通道。车队缓缓驶向天安门城楼。
大会结束，已是薄暮时分。人们各自去寻找来时的车辆。广场上留下一堆堆的鞋子。我的一支心爱的“英雄”金笔不知去向，衬衣扣子也只剩下两颗。
回到住处，我们仍沉浸在见到毛主席的兴奋中，决定立即写一篇稿子，寄到《青岛日报》。这篇由我执笔的稿子题目是《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几天后我们回到青岛时，已经见报了，可惜未能将样报保存下来。那是我的文章第一次见诸报端，该算做我的处女作吧。
几天后，与语言学院的人闲聊，谈及广场上的混乱局面，我说，不知道当时毛主席生气了没有？那人很认真地说，听说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话：小将们热情很高。但此后毛主席多次接见红卫兵，再也没有采用8月31日那种方式。
返回青岛时，已无须买票，但车上明显拥挤多了。我是蜷曲在座椅底下，从北京熬到青岛的。一回到青岛，我们就扯起大旗，成立了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的红袖章保存了好多年，近日搬家时却找不到了，也不知何时丢的，很有些遗憾：那玩意儿还是有些收藏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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