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潍坊（包括莱州）武术及团练旧事

　　明清时期的潍坊武术。潍坊武术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以远。春秋时期，齐人就曾以“隆技击”而闻名天下，并引起兵家的重视。考古发现，汉画像石中有关武术活动，或是与武术相关的杂技之类的题材与内容，均为数不少。此后历朝历代，潍坊武术不断发展完善。隋唐武举制度的创立，对潍坊民间武术的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明清两代，则是潍坊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
　　武举入仕成就了明清两代大批武功卓着的军事将才。武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武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古代非正式的武举制度始于隋朝，唐武则天时，武举制度正式建立。从此，武举制面向社会各阶层选拔武勇之才的方法，为历朝历代沿袭。古代武科与文科考试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中者分别为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殿试成绩也分 “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分别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并授“武进士及第”。据《潍县志》记载，“胜朝康熙中，准文生入文场，武生入武场，邑中由此进身着正复不少。”明清两代，据可靠史料记载，潍坊曾出过两个武状元，武进士、武举人及其他武职官员更是不在少数，仅昌邑一地就有70多人中试并任各种武职，青州、高密等地还出现了一些历代以武从宦的武术世家。
　　《青州回族》一书记载，青州回族人丁殿祥，原名殿宁，字靖远，号获生，清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中武进士，殿试第一名，嘉庆皇帝钦点为武状元。当年遂授一等侍卫，放陆安游击，后升任广西参将；又由寿张游击晋升义宁协镇，协办阅兵大臣。浩封武功将军。其六弟丁殿甲，也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武进士，授二等侍卫，任直隶玉田营都司，其余四兄弟，一武举，一武生，一官外倭。丁殿祥有两个儿子，均系武生，一任益都泛千总，一任候补把总。其后嗣中武举、武生者不断，堪称青州回族武术世家。至今在青州府南营街路西仍有武状元府第。
　　另一武状元是昌邑人宋占魁。据清光绪《昌邑古县志》和《昌邑历史人物》记载，宋占魁（1845～1906），原名兆法，改名占魁，字捷臣，又字冠杰，昌邑王坷村人。幼年家贪，以卖粉、劈柴为生，身材魁梧，力大超群，拜师习武，得中光绪壬午科武举，丙戌（1886）科武状元，慈禧亲赐花翎，授御前头等侍卫，平阳府参将，调抚标中军加总兵衔，后改署得胜口参将，卒于官。
　　明清两代，潍坊的武举人、武进士及武官不胜枚举。明崇祯中期，临朐人史同升中武举，崇祯末中武进士，授候选都卫。据《临朐进士传略》记载，“同升自幼习文练武，怀经世之才，武艺超群，尤善弹丸”。明末清初，高密人赵遂良中武举，清初，其侄赵山阜又中武举。从此赵家武术长盛不衰，直到解放后仍然有名。清顺治十一年（1654），高密人张文明中武举，后为兵部射策进士，于康熙十年（1671）被授广州前卫守备。《高密史话》记载：“张文明精骑射，善交游，器量恢弘。常与人马上论兵及古今成败。卒后谥号昭武将军。”清康熙年间，潍县人姜鸣风、李圭、于瑢、韩典等人相继中武进士。据载，于瑢射箭“百步内无发不中”。韩典官至怀远将军候补参将。武举人有杜镇华及李殿魁、李连元父子等。《潍县志》载：“李殿魁、李连元父子皆不仕，教艺其家，殿魁弗子三十余人，唯昌邑傅刚勇公振邦暨长清等名最着。”傅振邦（1814～1883），昌邑虫埠村人，其父傅长清是嘉庆庚申科武举人，官至江西抚州所领运千总。傅振邦于道光十四年（1834）中甲午科武举，道光十六年中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历任云南、直隶、湖北提督，诰封建威将军。据资料记载，仅清道光年间以来，昌邑虫埠村就有近20人中武科或以军功授武职，均为傅姓，如傅振甲、傅振鳌、傅振铭、傅廷扬、傅廷臣等。明清时期，潍坊其他县也都出了许多比较有影响的武职官员，像寿光的王昭南，诸城的窦栋，青州的马正基、杨金标等。王昭南（原名若棠），褚庄（今寿光洛城）人，嘉庆年间武进士，被授御前侍卫，把守后宰门，兼任太子（即道光帝）之武术教师，后出任山西河洲总镇。窦栋，诸城东关人，清康熙五十年（1711）乡试山东武举第一名，次年中武进士，康熙五十八年（1720），经康熙特准，任陕西总督部院遇缺补用，后历任中营中军参将、本标前营游击。马正基是道光十九年（1839）武举人，山东巡抚托浑布曾为其题赠匾额“武魁”以彰门庭。杨金标是清末武秀才，与武术大师王子平为至交。
　　武举制的创立，特别是武举内容的确立，实际上是对武术精炼化、规范化研究发展的结果。它开辟了以武取士的道路，调动了民间习武的积极性，对振奋武风具有积极的作用。
　　“御倭”、“剿匪”促进了民间武艺与军事武艺的交流和发展。自明代以来，日本“矮寇”入侵，民间“白莲教”、“捻军”等活动不断，“御倭”、“剿匪”一度成为明清两代朝廷面临的重要军事问题。对军事的重视必然导致对武艺的重视，军事武艺由此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明清时朔，潍坊胶莱河流域时有“倭寇”为患，青州、寿光、诸城等地“白莲教”起义抗明，“捻军”屡屡活动于境内。史料记载，明永乐十年，唐赛儿在益都卸石寨率众起义，震动京师。唐赛儿自幼习武，武艺超群，利用“白莲教”的社会影响，自号“佛母”，组织益都、诸城、安丘、寿光、即墨等地群众发动起义，明成祖时被镇压，但唐赛儿等主要首领安全转移，暗地活动于民间，始终未被朝廷所获。《诸城县乡土志》载：“成祖永乐十八年，鳌山卫指挥监事王真，以兵击妖妇唐赛儿”，“咸丰十一年二月，捻匪破安丘入邑境，至渠河南。知县崔澜率团勇御之，贼南窜”。《高密古县志》记载：“咸丰间，捻匪入境，图越胶河东窜”，李镗（高密人，嘉庆癸酉科武解元）“率其三子及乡人击之，一乡赖以保全”。“咸丰辛酉，捻匪至，赵殿奎（咸丰戊午科武举）策马挟弓矢率乡兵御之”，“咸丰辛酉乱，谭元吉练勇御寇”。明清时期，正是这些频繁的军事活动，为潍坊武术的兴盛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
　　明清时期，朝延为“御倭”、“剿匪”，注重派武艺高强者到各路军中充任教头，以提高军事武艺水平。民间的许多武师、习武者由此成为军队的将领，军队武术家与民间武术家交流十分密切。潍坊历史上出的武状元、武进士、武举人等，大多出身于武术世家，都是当时民间武艺佼佼者。他们从宦后都担任着一定的武职，这无疑会促进民间武艺与军事武艺的交流与发展。除了通过中科而仕外，明清时期，潍坊民间也有许多武术家，或因武艺高强，或因军功，而直接被朝廷授予武职。清代昌邑人傅延臣，出身于武功世家，从戎后因军功而被保举为把总，又历任千总、守备、参军、副将等。同族人傅振文，也是因军功而历任千总、游击、参将，并管带古北口后营马队。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明清时期高密薛家老庄人薛受益，少时勇健过人，喜研兵法，清顺治年间从军并很快升任千总，康熙年间因屡平“叛军”有功，先后升任福建督标左营游击、右营参将、城守副将，后来康熙亲授潮州总兵，并准以世袭骑都尉。可以说，自明代以来，军队武术家与民间武术家的密切交流，对潍坊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从民间武艺组织到“团练”、“巡勇”。清代中后期，随着火器在军事上的逐步应用，武术开始从军事中退出。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宣布废止武举制，武术整体上退出了军事技术范畴。但是，民间武术仍然兴盛，并出现了许多民间武艺组织。其实早在两宋时期，潍坊农村就出现了以乡社为基础的民间武艺组织，或为防御外族侵掠，或为治安除暴，或为反抗压迫，大都具有较强的军事武艺训练性质。《潍县志》记载，明崇祯十四年（1641），河南名士周亮工出任潍县令，曾组织“团练”维护治安，他“会集地方绅士谋作城守自捐奉银，又由士绅义民备捐款搞团练，平日教练，并在东门外之沙滩择期合操”。清乾隆年间，郑板桥任潍县令，也组织“巡勇”，有时甚至招募外地有勇力通武术者与当地人组成巡勇队。据《郑板桥在潍县》引板桥书信有关内容，其任县令期间，“土匪滋事，围攻潍城，幸赖巡丁民团，协力保守，生擒土匪头子朱老哥子及其羽党六人”，后“招练土着小队，专司巡防缉捕之责”，再后来又“奉令招募巡勇百名”，并派人赴直隶招募。咸丰三年（1853）春，大平天国起义军大振，潍县绅士、前江西巡抚陈仟承办莱州（明清时潍县属莱州营管辖）所属各县团练，准备镇压太平军。同年，昌邑下湾村人于锡爵倡办团练，选择壮丁演练十台阵法。咸丰十一年（1861），昌邑各团练共袭“捻军”，唯下湾练勇获胜。当时，傅振邦在昌邑诏俞督办民团。八月，“捻军”首领刘添福、添祥率队伍进入昌邑，知县聂莹思同乡绅组织乡团防守，傅振邦约人并昌邑、安丘、高密三县团勇数千人，夜袭“捻军”，迫使“捻军”转移出境。此间，又有昌邑上台村白云彩，以办乡团之机聚众谋于金鼎山起义，事情泄露，被傅振邦以饮酒为名设计擒杀。据《潍县区志》记载：“咸丰十一年，潍县办团练，设团练总局于潍城考院，辖10个团，团丁2000余人”，“同治十年（1871），撤团练总局，光绪二十六年（1900）设保甲总局，1923年3月，改称保卫公所，到1937年，撤保卫公所，成立民众自卫大队”。
　　《潍坊古县志》记载，明清及民国期间，潍坊地区还有义和团、大刀会、黄纱会等民间地方武装。大刀会、黄纱会是清末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潍县境北乡民为保护村庄而组建的，活动于今寒亭固堤、双杨、高里一带，一旦有外事袭扰，会员即身背大刀，臂缠黄纱自卫。至1902年秋后自行解散。联庄会始建于1916年5月，本属潍县境内村民防御匪患的群众自发组织，1920年开始，受国民政府控制，失去群众自发性质。直至抗日战争初期，该会消亡。从客观上讲，无论是团练、巡勇等历史上官方兴办的地方组织，还是民问群众自发性武装组织，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委副书记）

创建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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