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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花甲忆潍坊
朱瑞福
潍坊，与我的童年，与我的求学、工作、人生、事业乃至家庭休戚相关，忆潍坊，说潍坊，勾起了我从童年到告老退休这半生的回忆，一件件往事在眼前浮现。
一、四岁丧父，苦海无边
“忆潍坊”，首先忆起的，就是留在童年记忆里的潍县。记得大人曾多次说，当年，我父亲曾多次肩挑担子，到海上弄上鲜鱼、鲜蟹，一百多里地，挑到潍县卖了，赚两个钱家用，回来买上几个烧饼，给我们幼小的兄妹三个解馋。那时大约在解放前夕，老白姓赶集上店，出门运货，主要靠“一根扁担两个肩”。我的家在寿北荒洼朱家庄（现石桥村），村里年轻力壮、能吃苦耐劳的小伙子起早贪黑、施出浑身的气力，肩挑海鲜，“百里潍县一日还”，那是很不简单的。所以，当时我们能吃到“上潍县”捎来的什么，那时很幸运的。可惜的是，当时我还不大记事，这一点父爱，也只是依稀记得。在我开始懂事、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病逝了。童年的记忆，揭开第一页就是“苦海无边”。
父亲是1947年8月病逝的。那时，妹妹才出生几个月，我才四岁，哥哥七岁，母亲和奶奶带着我们艰难度日。因为没有了父亲，我们吃的苦，受的难，那就刻骨铭心了。首先是与“饿死、冻死、病死”抗争。我们全家的生计就靠种地，第一难，就是“种地难”。最难的是父亲病逝的头几年，刚解放，还单干，我们兄妹三个都小，庄稼种时种不上，收时收不了，地里长满草，一年下来，收成寥寥无几，就得靠吃糠咽菜度日。
留在童年记忆里最早、最清晰的事，就是父亲去逝的那年秋天，一日，我们家收割高粱，我和哥哥往家肩抗带穗的高粱秸，我光着脚丫，抗上几棵就跑，不小心跌倒了，一棵高粱茬刺破了我的右膝盖，鲜血直流，一滴一滴，滴在路上，没办法，抓一把地上的土安上，才止住了血。日后，膝盖上结了个明疤，陪伴我一生。
我家的日子太艰难了，兄妹三个简直养活不了。我排行二，体质最差，瘦弱多病，生了病，无钱治，真正不行也就算了。有一次，我得了大病，好似几天不吃不喝，高烧不退，后来严重得昏迷不醒了。忽然，我的意识特别清晰起来，但是没有了任何疼痛、难受的感觉，只听得甚至好似是看到，母亲跟奶奶在商量，是这样算了，还是找人看看，最后决定去找朱东渭。朱东渭是本家的一位长者，我称老爷，是曾祖父辈，多少懂点土法治病的医术。不一会，朱东渭老爷就来了，他问了问情况，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好似是在判断还有救没救。最后用一根三楞针，把我两手中指，各刺了一下，放出了些血，就走了。好似过了些时间，大人就说我行了，我慢慢睁开了眼，发现自己躺在我家平时置放杂物的东屋里，没躺在床上，而是躺在床一边搭起的木板上（事后想，这可能是作了最坏打算了），我有些奇怪，怎么躺在这里呢？而此前，我是经受了怎样病痛折磨，是怎么又搬到了东屋的这块木板上等等，却没有什么记忆。后来，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听了几位曾与死神搏斗的人讲述感受之后，这才使我猛然意识到，小时候那场大病，是从死亡边缘上挣扎过来的。
少儿时期，潍县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令人向往、憧憬而又神秘的地方，那是正常家庭的人才能涉足的地方，谁家的某某去过潍县刚回来，见了什么景，捎来了什么稀奇东西，那是值得炫耀的事，邻居乃至全村人都羡慕。父亲一去世，我们家境况一落千丈，与潍县断绝了关联，陷入了苦海，只有道不尽的悲，诉不完的苦了。
二、艰难求学 老师恩重
我有生第一次到潍县，是在1966年5月，那时潍县早已更名为“潍坊”。我是来此勤工俭学的。当时，我在益都师范求学，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架设张店至潍坊的水泥杆电话线路。这时，我的“求学难”到了最后的“冲刺”，快到达终点了。耐人寻味的是，二十年“苦海无边”的日子，是我有生第一次到潍县画上了句号，不久，我便结束学业，参加工作，日子立即有了质的改善。
我的求学道路是相当艰难的。从小学到初中，学费都是全免，但是要交书籍费，这成了每学期的一大难关。借钱跟本没门，这样贫困的人家，问谁家借，借了啥时能还？没有办法，就变卖点东西，家里又没有什么值钱东西，奶奶和母亲偶尔揽到点纺棉花、织网的活，就没白没黑地干，好歹弄点钱。
"上学难”还有一点，就是干农活。地里的农活就靠奶奶、母亲和我们年幼的兄妹三人干，平日里靠星期天、下午放了学干，农活多了，就得请假，三天五日，十天八天，是经常的事。地种不好，一家人生计靠什么呢？
因为交不起学费，因为地里农活多，因为家里吃不上饭，揭不开锅，哥哥和我多次辍学。每次都是学校老师特别安慰、鼓励、帮助，进行家访，才最终坚持了下来。在那种艰难困苦中挣扎，谁管谁问？老师的关心、爱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师的话，我特别珍惜，这几乎是感受到的世间唯一的温暖。我所以坚持下来没有辍学，其中一点就是不愿失去这点人间的温暖。
我在初中、师范求学时，家里仍然一贫如洗，而且所在村庄也是有名的贫困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求学是何等辛酸和艰难，一般人是想像不到的。我在益都师范上学时，离家一百六十多里地，回家、返校，为了省下一块多钱的车票钱，大都是步行，一百六十多里路，一步一步量下来，需要十七八个小时，一路上自然想到自己的命运，想到世态的炎凉，不止一次地伤心落泪，可是想到节省下一块多钱，想到老师的关爱、鼓励和帮助，又鼓起劲来，走下去。在这种处境中，老师的教诲、亲情，那怕仅仅是一两句关心的话，也特别让我感动，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让我终生感念不忘。随着年龄地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世间，老师最亲，老师最好。
在益都师范，我遇到了一位堪称教师典范的老师——语文老师许德政。他有着崇高的人生理想，高尚的道德风范，真诚、坦荡，严于律己，有着对学问、业务孜孜以求、脚塌实地奋斗的精神。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书法非常流畅漂亮；文章优美，许多名句学生都能顺口背诵出来；二胡演奏得十分动听，多次登台演出，都是掌声雷动；普通话标准、流利，全省比赛第一名；讲起课来，旁征博引，抑扬顿挫，就像在朗诵一篇优美的文章，地区多次组织老师观摩。他高挑个，白净子，非常讲究为师仪表，高雅文静，风度翩翩。许老师的人品、才华、人格魅力和名师风采可以说倾倒了全校一届一届的学生。同学们经常以十分崇敬、钦佩的口吻在一起七嘴八舌地夸奖他，称赞他。
而我，对许老师的崇敬、感情在此基础上又多了四层“递进”：一是，我所在的十八级一班有幸得到许老师教语文，而且成为我们班的副班主任（因为他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只辅助性地做点班级工作），这样，自然亲密接触多，亲聆教诲多，感情深。二是，当时我是班长，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各主科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而且当时我偏爱语文，爱好写作，多次语文考试，我都是最高分，许老师多次在班上评讲、表扬我的作文，对我要求严，期望高，耳提面命，连假期里我借阅了些什么图书，他都要过问一下，指点一番。事情虽然都不大，但又令我经久难忘。三是，作为从小失去父亲，家庭特别困难的我，随时随地能感受到许老师对我倍加关切、呵护，经常询问我的困难，鼓励我排除万难、立志成才。有一次，他把几本旧杂志交给我，说“你可以不买仿纸，用它写书法作业”。细微之处，显示出许老师的深切疼爱。这时，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成人了，体察问题已经比较深刻了，老师哪怕只是一个温馨的微笑、一句关爱的话语，都无形中给我注入了一股力量，也令我终生感念不忘。四是，从小学到初中到师范，一位又一位的老师对我的关心、爱护、帮助，我对一位又一位老师的崇敬、感恩，在许老师身上得到了凝结、聚焦和升华，可以说简直达到了极致的地步。许老师成了我当时景仰的师长，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我毕业离校时，正在“文革”中，许老师已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各种凌辱和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关进了所谓“牛棚”，在劳动改造，连见一面，说句话，也做不到。
三、报答师恩 执意著书
1984年8月27日，我调到潍坊来工作，就职于潍坊日报社。
我来潍坊工作、生活，也是天意、命运。1967年8月，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就调到寿光县教育局教研室，在此工作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又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感受到人民教师的艰辛和伟大。1976年2月，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一个部门要我调到潍坊工作，这可能是当时我已在省报、省台、省刊发表了二十多篇较大篇幅的稿件的缘故吧。但是，我当即表态：远离家乡故土，不去！谁想，不日，一纸调令下来，我便调到了县委办公室，干秘书。县委秘书，是青年人争取锦绣前程最向往的职务，我一干近六年，苦也受了，资历也有了，当一个什么小官也快了，但是我却“固执已见”，一次次找领导，要求调到了最“清贫”的县文化馆。三年后，命运又神使鬼差般地把我弄到了潍坊工作、生活，从此就没再挪窝。看来，命运注定我的人生旅途与潍坊有斩不断的缘分。这其中的曲折还得从头说起。
在我参加工作不久，便听到一个噩耗：许德政老师跳井自杀了。这真如一声晴天霹雳，我万分难过！痛惜不已！感到彻骨入髓的悲痛！心情长时间不能平静。但是，当时还在“文革” 中，特殊的时代氛围，虽如鲠在喉，但什么话也不敢讲。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一种不吐不快的强力驱驶下，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写起了追怀、悼念许老师的文章。许老师这样的好人、这样的人才死得太冤枉了！死得太可惜了！不写点什么，不说点什么，简直憋得难受。于是，今天写一段，明天写一节，也算是追忆恩师的载体吧。后来越写越长，演变成了一篇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第一人称的、歌颂人民教师的长篇小说。
1980年11月，省出版社看中了这个东西，与县委领导打招呼给我请了创作假，修改这部小说。对此，我当然异常兴奋。作品得以修改、出版问世，才能最终实现我的愿望，实现它的价值。那时，我在县委办公室任秘书。准假后，我苦干几个月，煞费苦心、字斟句酌按出版社的意见修改出来，谁知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写“文革”的作品有了新的要求，这部作品只能搁放起来，这对我可以说是迎头一棒！
那怎么办呢？出版社的同志说，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构思，改变时代背景。这实际上等于重新创作一部小说。我陷入了困境，思想压力很大，面临着人生道路的两难“抉择”：要么彻底放弃“写书、出书”，立即回县委办公室全幅精力投入工作。这里不同一般单位，工作特别紧张、繁忙，我已经几个月没上班了；要么调离县委办公室，到适宜搞创作的文化部门工作，以便有较多的精力、时间和较好的条件把这部书改出来、出出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选择了后者。其原因，一是，我“写书、出书”的事，在不大的县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已经请创作假改了几个月了，现在又突然说“不能出了”，怎么解释，怎么交待？是“没有金刚钻，硬揽瓷器活” ，自不量力？还是怎么回事？我决心把书写出来、出出来，以正视听。二是，通过修改书稿，经过出版社领导的启发，我进一步认识到，写出歌颂在社会上工作最苦、待遇又最低的人民教师的文学作品，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不能“能为而不为”，知难而退，半途而废。三是，写出作品，报答师恩，表达、寄托对许德政老师的哀思。许老师死得太冤屈，死得太可惜，我能为他写点什么，就应该不惜代价为他写点什么，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什么“小算盘”，放弃了这种努力，这在良知上说不过去，也愧对自己崇敬的恩师的在天之灵。四是，自己涉足官场十几年，虽然只是一个小兵小卒，但是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内幕，深感自己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在不擅长又不屑于钻营奔走的个性上，与官场那一套潜规则很不协调，呆在官场，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于是，我断然决定，先别官场，辞掉已经干了近6年的县委秘书工作，要求调到了县文化馆，是日1981年9月13日。从此，我虽然担任副馆长职务，但是工作担子不重，基本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殚精竭虑地搞创作。我把长篇小说的时代背景由“文革”期间改为“文革”之后，以许德政等几位我崇敬的老师为模特儿，取名《烛光》。文中“念许山”、“怀德县”、“思政公社”等，寄托了对许老师的怀念，而整个故事情节、人物矛盾冲突则完全是虚构的了。
当然，我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吃了很多苦头。一部长篇小说，改变时代背景，人物矛盾冲突重新设计，谈何容易！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且不说，在生活、创作条件等方面也历经磨难。
开始一段时间，我住县文化馆老院，比较僻静，但是就餐附近没有食堂，我只好买上炊具，自炊。后来，有段时间，我是在寿北荒洼石桥村我的家中搞创作，这样可以随时照顾家庭，也远离县城的喧闹，但是条件太简陋。我住着两间低矮的茅屋，老婆孩子一嚷，锅碗飘盆一响，怎么能安下心来写东西？也无处安放张书桌。没办法，我把屋山头搭起的一个小饭棚收拾出来，安了张破桌子，就算书房。这里举手就摸到棚顶，透风漏雨，破门能钻进狗来，到了冬天，特别数九寒天，就跟天井里一样冷，我就穿上棉鞋，戴上棉帽，披上大衣，每夜伏案写作到深夜。《烛光》书稿基本是在这个草棚里完成的。
《烛光》写了一稿、二稿、三稿，每稿都要送省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审阅，当面倾听意见，所以我先后七八次跑济南，一住十几天，二十多天，有一次住了四十六天，好在车票、住宿费全由省文艺出版报销。一次我在济南住了20多天，返回的这天晚上下了大雪，买的是早上五六点钟的火车票，从所住的省美术馆早起冒着鹅毛大雪赶车，寒风凛冽，雪花飞舞，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是踩开第一行脚印的，雪厚没过脚脖子，在雪地里等了好一阵，11路公交车才开过来。当时，我内心涌起难以名状的感慨，怨恨自己“自讨苦吃”。创作期间，类似的遭遇、艰辛、坎坷，一桩桩，一件件，难以尽述。
搜索枯肠，呕心沥血，几度寒暑，三易其稿，《烛光》终于在1983年7月脱稿，出版社总编认为满意了，答应等待时机安排出版。书稿不行，我可以挑灯夜战，殚精竭虑去修改，书稿行了，安排出版，我就感到有劲施不上了。因为出版业不景气等原因，书稿出版再次搁浅，一年一年地拖下来。我很痛苦，很无奈，只有仰天长叹！因为这部书，折腾了三年多，工作、生活陷入逆境，我有些身心疲惫，对人生、命运也有了更深层的思索、感悟。悼念恩师，歌颂老师，愿望很好，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要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不是单凭热血和拼搏就能成功的，还需要大气候、小气候、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适宜才行。我适时调整了人生态度，超脱应付，不去强求，听凭天意，随它而去。
在这种困难、苦恼重重包围中的我，忽然接到了调令，来到了潍坊，就职于刚刚创建两个月的潍坊日报社。
四、《烛光》问世 了却夙愿,
测八字算命，我的幸运方位是“东南”，我家住海化区石桥村，看潍坊，正是“东南”方向。不可迷信，但求吉利。自从来到潍坊，开始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旅程，就有一种“时来运转”、“吉星高照”的感觉。
来到一个中等城市，工作改成了报社记者、编辑，空间变了，环境变了，摆脱了因为写书带来的困难、烦恼和压抑，心情豁然开朗。报社记者、编辑工作也很适合个人情趣、爱好和特长。到潍坊不几个月，家属就办理了“农转非”手续，这在当时是关系我和整个家庭处境、命运的大问题，长期以来成为我的最大思想包袱、生活压力。接着，报社又给安排了一间住房，老婆孩子搬到了潍坊来，老婆干上了临时工，两个孩子在潍坊就学，免得我一百多里路经常往家跑，免得去料理责任田等一摊子难题，从此也结束了参加工作十六七年来那种近似颠沛流离的状态。我的工作、生活，我的家庭处境、命运，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有了全新的、可喜的改观。从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崭新的新闻工作中去，与同仁一道，奋力克服报社创建之初面临的种种困难，采访、写稿、编稿、组版，整天忙得团团转，《烛光》出版的事，基本无暇过问。
时移事易。1989年下半年，出版社来信商量出版《烛光》事宜。当时我抱定一个原则，只能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不声不响、不动声色地处理这件事，以防再现“折腾一阵又搁浅”的被动局面。1990年5月，长篇小说《烛光》正式出版，我的工作丝毫没受影响。报社也没有任何人知晓，《烛光》就在一天早上，豁然摆在了同事们面前，不少人感到很惊讶。这也说明，《烛光》应天承运，进入顺境。随后，1994年5月，《烛光》又顺利再版。
进入顺境，一顺百顺，《烛光》出版和再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著名文学评论家田仲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基人之一)、刘锡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任孚先（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六位先生先后撰写了6篇评介《烛光》的文章，分别在《大众日报》、《中国教育报》、《作家报》、《潍坊日报》重要位置发表。田仲济先生评论道：“过去不少人认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度达到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水平，他才能创造好他的人物，倘确实如此的话，则作者的思想境界的确是很高了！”作者“充满了激情，以努力钻研、全力拼搏而进行创作的”，经过一番努力， “一位令人崇敬的全心全意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的形象终于塑造出来了，这就是《烛光》的主人公徐一萍”。“这本书出来后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不少读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而为它欢呼！徐一萍的艺术形象成功了”。刘锡诚先生评论道：“我读《烛光》的时候”，“几乎是一种投入式的阅读，自己的情感参入到了徐一萍和宋丽（两个主要人物）们的真实故事之中，与这些人物的命运呼吸与共”。“小说中最动人的笔墨是对徐一萍和宋丽的爱情的描写”。“作者展示给我们的，通过宋丽的眼睛看到和通过宋丽的心灵感受到的徐一萍，也许因为爱情的偏见而带有某些夸张的色彩，但无疑是更真实、更动人，从而为我们推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作品“把人物的性格和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写得合情合理，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作品“主要人物性格比较鲜明，内容相当充实，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具有相当可读性”，“具有十分动人的艺术感染力”。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来信，祝贺《烛光》成功，信中说：“为你的大作《烛光》取得成功衷心地感到高兴，这类题材的作品写的有分量的，几乎近于空白（除了几篇报告文学外）。”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来信，祝贺《烛光》成功，称“这一作品确实较突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翟泰丰收到赠书批示：“佳作收阅，谢谢赠读，望多联系”。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著名旅美作家冰凌先生从美国寄来信函给予鼓励。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炯、高洪波，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仁臣，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周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王岳川，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守谦（当代室主任）、敏泽（《文学评论》主编）、蔡葵（《文学评论》副主编）、陈全荣、何火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开晋，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江曾培，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刘国良，西北大学教授赵俊贤等也致信鼓励、祝贺。先后收到文化名人有关《烛光》的书信100多封。《人民日报》、《瞭望》杂志、《中国教育报》、《中国地市报人》、《大众日报》、《作家报》、《潍坊日报》等发表评介文章、报道消息60多篇（次）；潍坊电视台、潍坊教育电视台分别播发了专题片。《烛光》第一、二节选入中国作家世纪论坛编辑、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作家文粹》。2003年10月，《烛光》荣获“2003中国作家世纪论坛”全国作品评比一等奖。《烛光》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陈列馆和美国三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
年逾花甲忆潍坊 <wbr> <wbr>朱瑞福
1995年10月16日《瞭望》新闻周刊第42期刊出个人3000多字的文章《了却平生一夙愿》，介绍了创作《烛光》的艰辛和出版后引起反响（该文后收入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名篇欣赏》）。确实是“了却平生一夙愿”，从写悼念恩师文章，到创作小说，出版，再版，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来，我为之耗费了平生心血，终于有了个如愿以偿的结果。
小说创作之初，诸事不顺，横生枝节，烦恼丛生，而到后来，《烛光》顺利破土而出，备受人们喜爱、呵护，分析原因，我觉得其中一点是，潍坊的空气新、阳光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五、福地发家 饮水思源
弹指之间，我到潍坊就是20年。我于2003年12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开始在潍坊度晚年。回首审视平生走过的历程，可用四个字概括：“无怨无悔”。父老乡亲有人曾埋怨我当年“辞掉县委秘书去文化馆写书”的选择，说“不然的话，能当个什么官”，我却不以为然，我反而是庆幸当年做出了那种选择。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与官场那一套极不合拍，我讨厌官场俗套，讨厌阿谀奉承的风气，如果勉强呆在官场，违心地仰人鼻息，曲意逢迎，受尽煎熬，最终可能当上个县城里某单位或乡镇上的一官半职，而且百分之百的是一个无职无权的一官半职，有什么意思呢？个人、家庭最终的处境、状况，也肯定不如现在。那次悠关一生命运的抉择，虽然让我吃了些苦头，也曾偶尔有过后悔，但是今日审视，是完全正确的、明智的。
试想，没有那次悠关一生命运的“抉择”，怎么能写出、出版报答师恩、歌颂教师的长篇小说，得到社会广泛好评，了却平生夙愿呢？冯牧、田仲济、刘锡诚、邓友梅、张炯、冰凌等著名文学大家给予鼓励、推介，《人民日报》、《瞭望》等国家级大报刊发表评介文章和报道，获得全国作品评比一等奖，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是我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当年做出了相反的“抉择”，为了一官半职，放弃了报答师恩、歌颂教师、追悼恩师的宿愿，使作品功亏一篑，今天想来，那将抱恨终生，将一生受到良知的谴责，而且也将一生庸庸碌碌，无所成就。没有那次人生“抉择”，我又怎能涉足文坛，在文学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呢？踏入文坛，有些作为，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幸事。
除了长篇小说《烛光》外，我还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步步登高》、《陌生的木匠》、《卖猪》、《两代人》、《老来少》等15篇，报告文学《创业者的风采》、《寿光之光》等7篇，文学评论、随笔、杂文等100余篇。我主编的报告文学集《创业者的风采》，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同志（时任山东省副省长）题了词。近几年先后被邀请出席或参加（有的因故未出席、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组织的“相约香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访问团赴港采风团、中国小说学会学术年会、鲁迅文学院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共庆中国民族大团结－－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新年座谈会等全国学术会议、文学活动65次，被邀请担任了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世界华人交流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试想，没有那次悠关一生命运的"抉择"，我又怎么能当上很多人向往的、被社会誉为"无冕之王"、多数时空里能享受到"任鸟飞、凭鱼跃"的自由的新闻记者、编辑，最终又晋升为高级编辑（正高）呢？在潍坊日报工作20年间，主要时间和精力是编稿、审稿，为他人做嫁衣，同时也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新闻作品30余万字，国家和省级报刊40余篇，潍坊日报350多篇，还撰写了不少新闻业务论文，在国际中文学术期刊《创新与发展》刊出学术论文1篇，在国家级报刊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新华社《中国记者》、中国记协《中华新闻报》先后发表学术论文5篇，在《中国地市报人》、《青年记者》、《新闻出版导刊》等省级报刊发表论文10篇，在《新闻博览》、《新闻天地》等发表论文20篇。先后七次参加中国地市报群工研究会年会，7篇学术论文在会上获奖。论文还先后荣获"国际优秀论文奖"、"国际优秀创新学术成果国际金奖"、中国新时期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壹等奖、中国科学发展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征文三等奖等。文章入选《2003中国创新与发展论坛论文集》等30多部《文库》、《精选》。传略入选《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学者辞典》、《新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大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世界名人录》等56部辞典。
年逾花甲忆潍坊 <wbr> <wbr>朱瑞福
试想，没有那次悠关一生命运的“抉择”，我怎能有幸与潍坊结缘，得以在潍坊日报工作，得以在潍坊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安家立业呢？我一家搬到潍坊，不仅当年解决了“农转非”和住房等一时一系列难题，而且从此得益、受惠不尽。1984年潍坊撤地建市，从此潍坊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建设时期，至今二十年，沧海桑田，潍坊的经济、文化、市容市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成为一座十分繁华、非常漂亮的都市，我和全家人亲眼目睹、切身感受到了这一变化和由此带来的愉悦、实惠和幸福。我妻子后来到居委会工作，现在已退休，每月有退休金，有“医保卡”。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文化，都在潍坊成了家，工作也称心如意。我所在的潍坊日报，是我全家的发祥地，现在更是兴旺发达，近几年人均收入3万多元。报社最近又新建了三栋宿舍楼，我分到了一套新房，春节前乔迁新居，全家人乐得合不拢嘴。这是我在潍坊第三次乔迁新居。
回首平生，追溯根本、源头，还得感谢当年教过我的诸位老师，没有老师当年的关心、鼓励、帮助，我肯定要半途辍学，一生恐怕是个半文盲，没有当年老师的辛勤授业解惑、教育培养，就难有成就事业的品质和能力，那就根本谈不上当记者、成作家了，其他一切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老师的恩情真是重于泰山，写书报恩等等难报于万一。但是，我竭尽全力了，问心无愧。
本文到此该划句号了，但是觉得还有话要说。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当年父亲从潍县捎回烧饼的事。“父亲”这个话题对我来说真是太沉重、太悲痛了，我从小一直不愿涉及这个带来悲痛、压抑而于现实无补、无助的话题。我想，人过了六十岁，对世事的认知才可能达到60分、及格吧？以现在的阅历和理念，好似才肯直面“父亲”这个话题，好似也有了新的感悟。去年清明节前后，我忽然萌生了寻觅潍县在解放前后的鱼市的念头。有不少人说，那时鱼市在南下河街，我曾骑自行车去看过这地方，后来又得知，是在奎文区东关街道的绿瓦阁门洞内，是目前市区唯一的一条保留完整的老街道。去年10月6日，我又登上自行车来到这里，凭吊当年父亲曾经来过的地方。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短小、狭窄的旧街道，两旁是破旧低矮的的砖瓦房，街头墙上挂着写有“鱼市街”字样的街牌。在这里，我走走停停，陷入沉思，思绪上下、纵横大幅跳跃，心情很复杂，难以名状的悲凉不时袭上心头。我想，这里肯定有父亲当年挑扁担到此的足迹、汗水，虽然历时近六十载，但它肯定是有的。我下意识地在街道上寻觅，凝视许久。拍了几张照片，以作纪念。在这里，我也大体领略到童年时期向往、憧憬的旧潍县的面目，而在它的四周则是一派现代气息的、林立的高楼大厦，从中，我似乎更加深切的感受到潍县的沧桑巨变，同时也更加体味到自己坎坷的人生旅程。
2005年2月9日
说明：
1．《年逾花甲忆潍坊》是应约而作的一篇回忆自己从童年到退休的人生旅程中与潍坊的不解情缘的文章，收入2009年12月由政协潍坊市委员会编辑、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文史书籍《潍州魁文》。《潍州魁文》编委会主任潍坊市政协主席赵兴涛，收入叶圣陶、臧克家、丁玲等文人文章38篇，文章记述的大都是与潍坊相关的人和事。
年逾花甲忆潍坊 <wbr> <wbr>朱瑞福
2．《年逾花甲忆潍坊》还发表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故土》、中国作协文艺报社网站“散文- 名家”上。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等单位举办的2005中国作家世纪论坛评奖活动中，荣获全国作品评比一等奖，并被入编《中国作家世纪论坛获奖作家文库》。2005年11月24日《潍坊日报》B2版、2005年11月27日《潍坊晚报》A10版报道了这一获奖消息。
3．《年逾花甲忆潍坊》的素材还曾写成散文《了却平生一夙愿》，发表在《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42期，2006年12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征文表彰大会暨首届中国纪实散文高峰论坛上，荣获二等奖，入编《首届真情人生全国纪实散文大型征文获奖作品选》。2006年12月15日潍坊日报“潍坊周末”B2版头条“名家之笔”专栏发表该文，并报道获奖消息，2006年12月20日出版的潍坊广播电视报总第949期14页又报道这一获奖消息。《年逾花甲忆潍坊》的基本素材还曾写成散文《为了烛光》，入编中国散文学会编选、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精选》。
4．《年逾花甲忆潍坊》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文后写“2004年11月9日” 版本，删除了近2000字后形成了文后写“2005年2月9日”的另一个版本，发表在《故土》、入编《中国作家世纪论坛获奖作家文库》都是这一版本，2009年12月市政协编辑的《潍州魁文》一书，收入的是文后写“2004年11月9日”的版本。该文说到的一些情况、数字，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有发展、变化，但是都一字不动了，原汁原味的保存。
5．该文发表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故土》时文后有以下说明：作者为潍坊日报社原采通部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该文收入《潍州魁文》时文后有注：朱瑞福（1943~ ），山东省寿光市大家洼镇石桥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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