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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密州
作者：于宝栋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九月，苏轼时年39周岁，受诏任密州太守。这年秋末离开杭州，于年底十二月三日到达密州，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移知河中府，离开密州， 共在密州生活工作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密州的治所在今诸城，当时下辖诸城、安丘、高密、莒县、胶西5县（相当于现在我省的诸城、安丘、高密、胶州、胶南、日照、五莲、莒南、莒县等9个县市）。这时，正值苏轼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的“不惑”之年，他大踏步地走入了人生的成熟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和独特的业绩，成为他光辉一生的重要阶段。
政治情怀感天下
苏轼知密州之初，即遭逢了极大的困境。当地蝗灾、旱灾交相为虐，“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加以“新法严密，风波险恶”，百姓“剥啮草木啖泥土”，“饥馑疾疫靡有遗”，“流殍之余，其命如发”，其逃亡，弃婴者随处可见。值此“岁凶民贫”的严重景况下，使苏轼感到“力所无如之何者多矣!”压力极大，这无疑是对苏轼任太守的一次严峻考验。更何况，苏轼当时的政治处境也是很艰险的。自熙宁变法以来，他一直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由于他“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专务规谏”、“祸福得丧付与造物”，曾历数新法之不便，而触怒了变法派的执政者，被迫离开朝廷“补外”而去。他先到杭州任通判（知州副手），而后知密州。所以苏轼自称到密州是“备员偏州”，是“脱网罗之患”的“散材”，心情是颇不舒畅的。但是，自幼怀“书剑报国”、“尊主泽民”大志的苏轼，他并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而畏缩不前，他反而更要迎头赶上、“勤于吏职”、“视官事如家事”，他说：“以济物为心，应不计劳逸”。他为“抚绥疲瘵之民”，亲躬救灾，“欲把疮痍手摩抚”；他“凡百劳心”而“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不知疲倦地积极工作。他甚至说：“今虽在外，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份内之事他要管，份外之事他也要管，只要对黎民百姓有利。闻其声而见其行，这种对人民疾苦高度负责的精神及其为官的高尚政治品格，是令人敬仰的。
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救助措施：到任后不久即上书韩丞相，如实反映当地的灾情，为民请命，要求朝廷选差官员下来视察灾情，体量放税，或者给予补助（见《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他从访问农夫野老中吸取生产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坚决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仆”(《次韵章传道喜雨（祷常山而得）》)。他还亲自加入到捕蝗救灾的劳动中，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诗以纪其事：“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天公独何意，忍使蝗虫发。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为此，苏轼心情非常沉重，经常“洒涕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针对当地“盗贼渐炽”的情况，苏轼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盗之策。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他还陈述了方田均税及手实法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危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
苏轼的治政，表现在机敏、智慧之上的特长，这是为一般官吏所难以企及到的。譬如《宋史·本传》及《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均记载着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密州出现了一帮盗贼，到处抢劫掠杀，民不聊生，安抚司派遣了三班使臣率领悍卒数十（一本作“千”）人到密州来拘捕，苏轼诗中有谓“磨刀入谷追穷寇”者，即指此事，但是，谁知这班外来的“悍卒”，要比盗贼更横暴凶残，他们甚至用禁物设赃，诬陷百姓，借机强掠其家。居民奋起与之争斗而致杀人，悍卒畏罪惊溃，企图作乱。人民群众纷纷到太守衙门来奔诉。没想到苏轼却故意投其诉状于地上说：“必不至于有如此的事情。”那些作乱的悍卒闻听此言心中颇为安定，并不逃跑。苏轼便派人到各处去把这些散兵招集起来，迫使他们招认自己的罪过，当苏轼取到人证物证之后，便按律分别处以死刑。这政绩深得民心，很快流传在外。说明苏轼在密州第一次任太守，独挡一面，其治绩是成熟而突出的。经过苏轼一年的努力，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苏轼本人也感到轻松愉快，“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他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苏轼在政绩上赢得群众的爱戴，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把“为政”通向“道德”，提高了施政者的品位，所谓“吏实不德，无以导迎顺气”；二是他常自疚自谴，责备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我衰临政多缪错”，“民病何时休?”“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苏轼这种对人民谦恭自愧似芒刺肤肌的心绪，决不是随口说出，实乃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不仅如此，苏轼甚至还为自己的不称职而等候“汰逐”：“高密连年旱蝗，应副朔方百须，纷然疲苶，日俟汰逐。”这种崇高的政治品德，曾感动了世代人民。
诗词歌赋耀古今
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苏轼不忘笔耕。苏轼深爱密州勤劳的人民和美丽的山山水水，在密州期间经常于公务之暇登山临水，遍览密州境内的名胜古迹，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并留下大量相关的诗词文赋，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给后人留下诗歌127首，词18首，文64篇，共计209篇作品。他在密州所作的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前三首都是在密州创作的，被称为“密州三曲”。
在密州期间适逢其“不惑之年”，他的诗词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期。林语堂在《苏轼传》中写道“愤怒与尖酸都过去了，只留下满心安详与去意。就连他在自然中的欢乐，以及当日的趣味也更醇美，与杭州时期年轻的情致截然不同。”朱靖华在《苏轼论》中认为：“苏轼在密州的思想，是他一生整个思想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和飞跃。其成熟的标志，是他从急于舍身报国而壮志难酬，经过自我个性把握的“野性”觉醒，最后通向“超然物外”的旷达处世态度。”
苏轼在密州的成熟创作，是他在密州丰富的生活实践与勤奋思考的结晶。当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苏轼与人在密州城“超然台”上饮酒赏月“大醉”后，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千古绝唱，是他为人为文的一个全新的超越，是他对“超然”的最好的诠释。就心理学而言，苏轼之所以能超然面对人生坎坷，皆因他具有很高的心灵旺盛能力。“心灵旺盛能力”指个人创造和维持主观幸福感的能力，它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生活感到满意，都会感到生活有目标、有意义，都能悦纳自己的一切。苏轼始终以一颗静心来面对世间的得失进退，以一份激情来化解人生的悲欢离合，自有一番“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境界。
苏轼的达观，影响了当时许多文人、官员的处世观念。他们更加懂得了入世和出世的辩证关系，以及随遇而安的生活艺术，并学会了怎样在失意中追逐生活的调侃，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中国的文学艺术宝库由此增添了一大批灿烂的瑰宝，它们照耀了后人的心灵。
文化遗址留后人
要说苏轼在诸城的文化遗址，不得不提密州（诸城）的超然台。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其弟苏辙为之起名“超然”。苏轼遂有名篇《超然台记》，在这篇散文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这实际是政治失意后精神苦闷的自我排遣。仕途的坎坷不平，使他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归向老庄的倾向。所谓超然之乐，实际含有政治失意的辛酸。既不能摆脱官场，又要寻求超然之乐，正是内心世界矛盾的体现。唯其有这种矛盾更使文章委宛多姿，意味深长。文章写景生动，说理透辟，语言清新自然行文如汩汩流泉，体现了苏文洒脱自如、纵横不羁的特点。文中描写了自己在密州的生活，可谓是“以苦为乐”的，这种矛盾，也构成了苏轼以后生活创作的基础。可以说，仕与隐地矛盾，儒与道的矛盾，贯穿苏轼生活的始终。在密州的这段还算平静的日子，广泛的交游酬唱，思索人生，写作的风格渐趋成熟。超然台，承载和降生了苏轼及历代文人雅士的不朽篇章，绝对是难得的历史文化遗址。可惜的是，历经了近千年风雨战乱的超然台，于抗日战争中毁于日寇的炮火。2004年春天，诸城市政府领导班子决定修复超然台等文化名胜古迹，经过一年多的施工，超然台终于竣工。 据超然台管理处工作人员张文艳介绍，超然台始建于北魏时期，原系西侧城墙上的土台。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知密州时重修此台，其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命名曰超然台。苏轼深爱此台，在台上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大量名篇佳作。后来，历代文人墨客慕名登台凭吊，留下了许多墨迹刻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超然文化。
另一处必须一提的文化遗址是“雩泉亭”。在今天的诸城市南3公里的常山北端入口处，一座石亭出现在绿树丛中，上书三个字“雩泉亭”。苏轼在密州期间曾多次率领下属官吏和百姓去密州境内的常山祈雨。据史料记载，熙宁八年(1075年)四月，苏轼到常山泉水处祈雨之后，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于是将泉取名为雩泉。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苏轼作《雩泉记》并刻石立于泉侧。他还命人建亭于泉上，对雩泉进行了合理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使雩泉成为密州百姓饮用和抗旱的不尽水源。常山之颠，东南面有一片广袤的缓坡，这里就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灵感来源地——黄茅岗。物换星移，时移事易，经过900多年的历史变迁，过去野草丛生野的黄茅岗，到如今早已经变成了大片上好良田。隔着历史的尘埃，苏轼当年“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豪放场面早已定格成为《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一帧永恒的画面，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他内心“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
才高一世、名满朝野的苏轼，曾经受过许多次毁谤和打击，才人命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验证，于是，一生沉浮，一生漂泊也就成了他命运的最真实的写照。
1074年9月，苏轼打点行装北上，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在他，可能只是漂泊沉浮中平平常常的一次经历，在密州的历史上，却是千载难逢的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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