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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的长征
郭建华
1967年11月底，我们决定长征。
这是无奈之举。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之后，日子一直不好过。十几个人，七八支笔，唯一的宣传工具——一架油印机还被观点对立的“兵团”抢走了。大家都有些厌战，散伙又有些不甘心。于是，外出串联成为既逃避斗争、又保全面子的明智之举。当时，举国上下，大串联风起云涌，火车、汽车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中央于是提倡步行串联（返程仍可免费乘车），红卫兵谓之“长征”。
我与王继祥、衣铭成、陈一阳组成了一支四人长征队，可谓精干。几位女战友要求参加，被我们坚决拒绝。她们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我们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行动计划：青岛——南京——井冈山——韶山——延安——北京——青岛。行程多少公里，需要多长时间，连算也没算过。
行囊极简单：一床棉被，一个书包，包里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沓毛主席语录卡片、地图册、手电筒、针线包、大蒜头、粮票和路费。路费其实是宣传费，青岛市红卫兵长征办公室发的，每人25元，意在拿这些钱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改变了它的用途，拿来做了盘缠，只把发的毛主席语录卡片早早分发精光，以减轻负担，也算做了宣传。粮票也是长征办公室发的，叫做长征补助。这对我们很重要，长征路上，沿途每隔三、四十里就设有一个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不收钱，但粮票是必须交的。取得宣传费和粮票很容易，只需提交一纸进行长征串联的申请，再在收到条上签个字就行了，无需任何其他证明手续。长征办公室似乎没有考虑到有人会钻空子骗取钱物。事实上，那时人们一门心思就是斗，文斗不过瘾，就武斗，就打、砸、抢，却很少有人行骗。备大蒜头是王继祥的主意。他说，出门在外，每餐一瓣，可防百病。他还说，吃饭先喝汤，强似开药方。四个人一路安然无恙，也许与王继祥的养生之道不无关系。
为了缩短行程、节省时间，我们选择了一条水陆结合的捷径：从青岛小港码头乘轮渡至胶南县的薛家岛，然后从薛家岛正式歩行奔南京。
从薛家岛下船，问及至胶南县城王各庄的行程，路人说60里。60里路是什么概念，我们并不清楚，四个人谁也没有步行过60里。于是毅然决定晚上赶到王各庄接待站过夜。一开始，四个人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健步如飞。走出约二十几里，锐气渐减，速度明显放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问及路人，说离王各庄还有10里。10里路的概念我是清楚的。从我们村子到县城就是10里，我常常歩行往返，很轻松。于是就说，快了，最多一个小时就能赶到。大家都受到一点小小的鼓舞，士气稍振。不料此10里非彼10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各庄还杳然难见。大家都泄了气，一边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步挪动，一边抱怨我谎报军情。偶有一辆马车或拖拉机从身边驶过，我们都会眼巴巴地看着，盼望有一个好心人说，上来吧，捎你们一程！好心人始终没有出现。事实上，若真有好心人要捎我们，我们也不能上，我们是步行长征的啊！天色完全黑下来，远远望见了王各庄的点点灯火。光明在前，脚下似乎轻松了一些。这轻松并未持久，很快变得更加沉重起来。那灯火像是什么神火，可望而不可及。不行了……陈一阳说，说完一屁股坐到地上。我们三人也不约而同地坐下来。一坐下，就再也不想起来，只想就地一躺，沉沉地睡上一觉。冷风嗖嗖地吹，汗一尽，浑身透凉，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不行，还得走。每个人的脚上都打了泡，一着地，钻心地疼。这时候才知道60里路的厉害。
赶到王各庄接待站，已近九点，晚饭早就开过了。求一些冷饭剩菜凑合着填饱肚子，然后讨来热水洗脚，互相用手电筒照着，拿针挑脚上的水泡。60里路的奔波换来甜美的一觉，就像某电视广告说的，我们获得了“婴儿般的睡眠”。
第二天也不轻松。但更值得一提的是晚上住的接待站。这个接待站办出了特色：集中吃饭，分散住宿。我们被分别安排在贫下中农家中，睡农家土炕。更有意思的是，睡觉前房东大娘、大爷、老爷爷、老奶奶不仅嘘寒问暖，还为我们忆苦思甜，教育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后来我们拿一首熟悉的歌曲重新填词，描述那革命的一夜：“我们坐在暖暖的土炕上边，听房东讲那过去的事情……”
第三天也有故事。一大早起床，草草洗漱，便匆匆上路，走到30里外的下一站吃早饭。吃饭间，一位40多岁的庄稼汉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问道，红卫兵小将，你们谁丢了钱包？我们摸摸书包，摇摇头。与我们一起就餐的另一支长征队的一个女孩，神色慌张地说，糟了，我的钱包丢了！庄稼汉便将一个小巧的钱包递与女孩，问道是不是这一个？女孩接过钱包，喜形于色，忙说是的是的！庄稼汉又说，你点点里面的钱，看少了没有?女孩点了点钱，说没少没少！庄稼汉扭头便走了。女孩的男战友目送着庄稼汉远去，责怪女孩说，人家跑30里路来给你送钱包，也不说一声谢谢！女孩窘得满脸通红。一个素不相识的庄稼汉，捡到了钱包，步行30里寻找失主，此事发生在1967年，一个被称作“天下大乱”的年代，似乎有悖常理，但毕竟发生了。如果是在今天，结局将会如何？
趣事不断发生。我们路过一个村庄，被一个身着制服的干部模样的人拦住。那人怯怯地走近我们，彬彬有礼地问，红卫兵小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行不行？我们感到好笑，随口答道，你有什么事？说吧！那人看看左右无人，窃窃私语般小声说，我是村里小学的教导主任，他们说我是当权派，要批斗我，打倒我。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说，教导主任算不算当权派？我们哑然失笑，告诉他，学校里，党支部书记、校长才是当权派，教导主任算什么当权派？那人释然，惊喜之余又有些不敢相信，复问道，是真的？我真的不算当权派？听到我们再次肯定的回答后，他才得了圣旨似的，千恩万谢，与我们挥手告别。在学校里，我们被当作“落水狗”打来打去，长征路上，却被奉若神明，不由得生出些得意。意想不到的是，更让我们得意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天傍晚，我们到达一个公社驻地。未进接待站的大门，就有人迎上前来，十分客气地请我们稍候片刻，等里面安排好了再进。我们看着门口挂着的供销社的牌子，正纳闷他们搞什么名堂，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子走出来，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然后引我们走进大门。院内排好了两列队伍，估计是供销社的职工。小伙子带头鼓起掌来，队伍中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我们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胸膛，像首长检阅部队似的，人模人样地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阔步从队列前走过。这一高规格的礼遇，先是令我们飘飘然，继之如醍醐灌顶，对头上的黄军帽和臂上的红袖章刮目相看。
至日照县城，错过了开饭时间，打算随便吃一点，继续赶路。饭店生意极好，服务员应接不暇。我们找一张桌子坐下，等候服务。不料服务员竟不懂规矩，全然不理睬黄军帽和红袖章，把我们晾在一边。眼看着比我们晚到的顾客都吃上了，服务员还没有关照我们的意思。我们坐不住了，上前理论，告诉服务员：我们是长征的红卫兵，误了我们的行程，你要负责！服务员不吃这一套，说：红卫兵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光为红卫兵服务！这让我们在众多顾客面前大丢面子。我说：此处不管饭，自有管饭处，走！
我们径直找到县委大院。一位干部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笑容可掬地问：红卫兵小将们，有何贵干?衣铭成说：找你们县委书记！口气十分生硬。这位干部立刻紧张起来，赔着小心问：找我们县委书记……有事吗？王继祥说：见到你们书记再说！干部更加惶恐，说：书记不在家……真的不在家，真的……我们知道他在说谎。凡做县委书记的，都受过红卫兵的冲击，已成惊弓之鸟，对红卫兵唯恐避之不及，他的部下怎么敢说他在家呢？我们坚持要见县委书记，并威胁说，见不到县委书记，决不罢休！干部一脸的无奈，哀求我们：书记确实不在家，小将们有什么事情，尽管说，我们一定解决，一定照办！陈一阳说：我们长征串联，一路上都受到热情接待，唯有你们日照，凭钱凭粮票都吃不上饭，你们对红卫兵是什么态度？一番话泄露了天机，干部立刻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如释重负，说：小将们还没吃饭是不是？咱们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完饭再商量，总不能饿着肚子闹革命嘛！我们被安排在机关食堂，不多时便有热腾腾的馒头和稀饭端上来。干部一边殷勤地递馒头添稀饭，一边喋喋不休地检讨、道歉，表现出十二分的真诚。其实，他心里说不定在骂娘呢。我想，这位干部日后必得重用。
三、四天之后，我们逐渐适应了长征生活，走路不再是一种痛苦。一路走，一路观光，路旁的风景很新鲜，路上的风景也很有趣。一支接一支的长征队伍，出尽洋相。或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背着背包，扛着红旗，一个个疲惫不堪，有的甚至溃不成军，几十人的队伍稀稀落落拖半里长。女小将尤其可怜，虽有男小将们帮助背背包，仍举步维艰，狼狈不堪。此情此景，令我们不由得庆幸当初决策的无比英明正确——如果我们也带上几位女战友，说不定比人家还狼狈呢！我们这支四个人的精锐队伍，轻装前进，超过一支队伍又一支队伍，很是自豪。偶遇一位人高马大、鼻梁高耸的独行者，上前搭话，方知这位维族红卫兵只身一人从新疆赶来，不由得肃然起敬：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后来发现，各地接待站日趋完备，不仅提供膳食宿舍，还备有被褥，无偿借给红卫兵用。于是我们干脆将棉被打包，到邮局寄回家去，又减轻了一份负担。这样一来，我们每天走八、九十里甚至上百里已不是问题，有一天甚至走了140里，创下了四人长征队的纪录。那天早上四点多起床，找了一家刚刚开门的小饭铺，吃足了油条，一气走了70里，正赶上一个接待站吃午饭。吃过午饭后，又走30多里，赶到下一站。按常规，应该在这里休息、吃晚饭、住宿。看看天色尚早，大家突然来了兴致，决定再走三十几里，到一个叫明光的地方吃饭住宿。不料这三十几里走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冬日天短，走着走着天就黑下来了。摸黑走路，高一脚低一脚，体力也渐渐不支，速度明显慢下来。偶遇路人，问明光还有多远？回答说还有15里。又走了一程，再问路人，回答却成了17里。难道越走离明光越远不成？好在我们是沿铁路线走，又没走岔路，相信不会迷路。到达明光，已是10点多。晚饭肯定是吃不上了，更要命的是，接待站的棉被早已借光，觉也睡不成了。四个人相拥着，互相用身体取暖，好歹捱到天亮。等一支支长征队伍陆续离去，我们每个人借了两床棉被，美美地睡了一个上午，补上夜里误的觉，也算休整了半天。
对于休整，我们也有几条原则。一是借不到棉被，白天需要补睡；二是食宿条件好，特别舒服，就再住一天；三是到达城市，看看景点，洗一洗衣物，再到饭馆改善一下伙食。在临沂，我们多住了一天，参观了烈士陵园，拜谒了罗炳辉烈士墓，并在烈士纪念碑前合影。在徐州住了几天，去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可惜已关门大吉。瞻仰淮海战役纪念塔，想留个影，却找不到一个照相的。还曾路过一个小镇，接待站给安排的住处是全部木结构的小楼，四人一间，就睡在木地板上，清洁、安静而舒适。我们特意多住了一天，享受了两个美好的夜晚。
从旅游的观点看，长征实在是一种极好的民俗旅游方式。在皖北，我看到了与故乡面目迥异的另外一种乡村。低矮的茅屋，没有院墙，最多围一圈残破不全的篱笆，东一家，西一家，稀稀落落，无街无道，全无村庄的样子。更为稀奇的是，公路旁孤零零一座茅屋，门旁埋一木桩，木桩上竟用铁链拴一头猪，门口自然就是猪圈了。猪竟是拴着养的，真让我大开眼界。门户洞开，探头窥望，真个家徒四壁，连个人影也没有。这头拴在木桩上的猪大概就是家中最值钱之物了，怪不得主人日不闭户呢。在公路上，我们见到一辆四个木轮子的牛车。那木轮并非有木辐铁辋的那一种，而是整块圆木，像一个大菜墩。因为轮子小，车显得长而矮。这种车辆，似乎在小人书上看过，是一种古代战车，想不到20世纪60年代在皖北公路上看到了实物，值得庆幸。那辆牛车如果能留到今天，肯定是很值钱的文物了。
到达南京，离春节还有四天。我们决定在南京过春节，节后赴井冈山。不料一纸告示，竟毁了我们的宏伟计划。那张贴在食堂墙上的大幅告示说，井冈山、韶山都在流行脑炎，告诫红卫兵不要再前去串联。四个人都傻眼了，盯住那告示看了好几遍。是当地真地流行脑炎吗？还是故意造谣唬人，阻止红卫兵前去串联？给革命圣地乱造谣言，破坏红卫兵长征串联，谁敢如此大胆妄为？流行脑炎不是闹着玩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当机立断，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两千余里的长征就此结束。衣铭成的姐姐住在南京，他决定在姐姐家过春节。我们三个人则要在春节前赶回家去。一想到家，想到过年，就归心似箭。什么秦淮河、夫子庙、中山陵、总统府，古都景致无心去赏，只跑到长江边，看了看浩浩北去的长江，还远远看见了长江大桥刚刚建起的几个桥墩。
晚上乘火车赶回。尽管坐的是瓦罐车，仍极为拥挤。车站前人都成堆成团，根本无法排队进站。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一声某次车乘客跟我来，一群人拥上去，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工作人员挤出重围，向某个方向跑去，人群一窝蜂似地跟着跑。这一跑，长队就形成了。持喇叭者东转西转，人们就跟着东转西转，其余工作人员趁机抓紧疏导，使长队越变越细。不知道转了多少圈，走了几里路，长队终于变成两路纵队，人们可以依次进站上车了。上车后才发现自己的书包带全被挤断了，我是一手挟着书包挤上车来的。
那是个车无正点的年代，况且瓦罐车是临时加开的，一路上不断停车让车，走走停停，不知道走过多少站，停过多少次车。我下火车的时候，是除夕夜里九点左右。步行十里赶回家，敲开门，母亲和姐姐大喜过望。因为我事先写过信，说好要在南京过春节的。我不期而归，相依为命的母子三人又可以过个团圆年了。啊，难忘的春节，难忘的四个人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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