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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苦难是作家的摇篮
作者：宋昊阳
“我确实是一个 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 长大的孩子, 支撑着我度过了 那么漫长的岁月的, 是希望”
多少年后的一个初夏,站在莫言家老宅后高高的胶河大堤上,再来看那所莫言曾就读过的小学:原先的校舍早已荡然无存,空旷的黄沙地上是一人高的玉米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一定会影响他后来的心理和精神历程。童年的历练、童年的饥饿和苦难是莫言成为作家的摇篮。
胶河边的童年
1955年2月17日,农历的羊年正月二十五,莫言出生在河南岸一座古旧的土屋里,他是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在他上边有大哥、姐姐、二哥。
1958年,莫言3岁,“大跃进”开始了,家没有了,铁锅和带铁的东西全都充了公,五间屋打通了,里边住满了大炼钢铁的陌生人,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连上小学的姐姐和二哥也都背上了书包去背矿石了,只有他和堂姐跟着奶奶住到大栏村姓陈的房子里,吃饭从食堂里打着吃,那饭实在是难以下咽,至今难以忘却。
1959年莫言4岁,大栏和平安庄连在一起吃大食堂,吃饭的时候要到公共食堂去打饭,打开水,提着瓦罐打稀饭。莫言跟着村里的人提着个热水瓶去打开水,走着走着摔了一跤,热水瓶打碎了。当时的农村,热水瓶是个非常珍贵的物品。莫言吓得跑掉了,钻到一个草垛里,一个下午没出来。母亲到了晚上才在星光下找到他。看到母亲不像是要打他的样子,莫言感动又委屈。
1960年秋,正是人们吃不饱的年月,在那挨饿的年代,可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村里天天有人饿死,莫言的姐姐已经退学,专门挖野菜供全家人吃。一个下午,放了学的莫言,跑回家里,扔下油灰的书包,看到“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他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莫言语)
莫言抄起紫穗槐条子编成的筐子,一溜歪斜地窜上了屋后的胶河大堤,他要去挖一种叫“齐齐毛”的野菜,这种野菜叶子边上有毛,味苦,但人们没有东西好吃,只好吃它。河堤在夕阳的紫红色的亮光中向东无限地延伸着,莫言看着它出了村子,一直延伸到胶河农场的自来水塔后面,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遥远的天际。河里是静静流淌着的蓝绿色的水草,一群杂毛的野鸭在靠岸的水边追逐着,不时将嘴插在水里泥里呱呱唧唧地吃着什么。几只野鸭仰着脸朝着莫言叽叽喳喳,似乎还在嘲笑他有一天挑水上河堤时,连人带水桶滚下河的情景。野鸭也是记仇,那天滚下河,砸得那只漂亮的母野鸭还是轻了。他涉过河水,往远处的田野走去。
冒着挨揍危险读书
莫言的父亲是个十分严肃方正的人,对莫言读闲书是反感的。莫言经常把书藏到草垛里,冒着挨揍的危险钻进去读,有时还替人拉磨换书来读。有时钻进草垛读书忘记了割草喂牛,身上被蚂蚁虫子咬得全是红点。
晚上,全家人点一盏煤油灯,那盏煤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灯火如豆,莫言只好踩着门槛就灯火读书,日久天长,门槛踩出了一个凹槽。莫言东翻西找。有一次终于找到了二哥借来藏在猪圈顶棚上的欧阳山的《三家巷》,为此被马蜂蛰肿了眼睛。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忍着疼痛,偷偷地读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读到区桃牺牲了,趴在自家的牛栏上呜呜地大哭了起来,在语文课本空白处写满了“区桃”。被老师发现了,说,唉,你这个孩子,思想怎么这样复杂啊?
学校的老师器重莫言还是因为莫言的作文。有一次,作文题是运动会记事,莫言不像很多学生那样记流水账,面面俱到,而是把面上的事一笔带过,然后重点写了两支篮球队怎么样比赛,重点描写了一个陈老师的动作,表情,汗珠,以及他的身影和天上燕子的影子重叠起来等。老师在他的作文上点了许多赞美的圈圈。
有一天放学,老师留下了莫言,吓得莫言屁滚尿流了:因为根据经验,放学后留下定是惩罚。老师将莫言的作文拍在办公桌上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里抄来的?莫言说是自己写的。那你当场给我再写篇看看,题目就是《抗旱》。莫言铺纸持笔,当场开写,连诌带炮,云山雾罩,一会写小伙子往地里推冰块,一会写老汉打深井,“双臂一撑,车轮飞转,一声呐喊,冰块翻滚”,老师看完说,真是人不可貌相,就你这副气死画匠的模样,想象力丰富,竟然也能写好文章。
孤独恐惧的影子
有一次,莫言在课后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此话被有心的同学告到了校长那里,学校给了莫言一个警告处分。莫言得了个处分,怕家里人知道,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成了莫言的一块心病。看到父亲的一个眼神不对,就猜疑,是不是知道了?看到老师和父亲在路上打招呼就害怕,看到姐姐们一起到学校玩耍就紧张。
村里一个姓薛的滑稽的老光棍经常到学校南墙晒太阳,知道学校发生的大小事情。他对莫言的父亲说,你儿子了不得,在学校造反,还得了一个“特等奖励”。父亲回来质问,把绳子浸到水缸里要打,莫言说再打就去跳河,爷爷也来阻拦,一个孩子家说句话就上纲上线,有什么大不了的。父亲说不打了,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活着吧,死了,这个世界上就缺少了一个祸害精,只要以后改了就行。
莫言逃脱了一顿痛骂、一场臭揍。心里倒真的不安起来,发誓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为了挽回影响,莫言从此小心谨慎,冬天拿柴草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帮老贫农挑水扫院子。但反而被有些人认为是伪装进步,印象改变收效甚微。
一个夏日的中午,莫言到教室午睡,怕影响到其他学生的休息,莫言本能地脱下了父亲给他做的木板拖鞋,赤脚走进了教室。这件平常的小事,被中午执勤的王兆聪老师发现了,王老师把此事提到了学校的办公会上。王老师家里是烈属,在学校里地位很高,说话很有分量。王老师力排众议说:莫言内心良善,品质优秀,学习良好,要给予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以前的处分可以撤销。莫言知道后感激涕零,百感交集。后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个撤销决定时,莫言哭了。
1966年莫言上了5年级,“文化大革命”来了。莫言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在那些极“左”的年代,中农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加上大爷爷家是地主,一个堂叔在台湾,全家总感到抬不起头来,只能逆来顺受地过着艰难的日子。因为成分不好,加上文革中的表现,莫言离开了学校,这个低调、平淡、沉默、瘦弱的学生就再也没上过学。中学更是不可能上了,当时大栏联中就在本村小学的路南边。
莫言后来说: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那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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