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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波罗游记
－－老外潍坊清末行
时间：2011年9月18日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刘愉
相传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把风筝带到了欧洲，不知道他带去的是不是咱潍坊的风筝。又过了600多年，清末又有一拨“马可·波罗”们来到中国，来到潍坊，知名的有卫礼贤、狄考文等。他们将凑巧碰到的人和事记了下来。鲁迅先生曾说，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读完史学家笔下的清末那些事儿后，我们不妨用这些“马可·波罗”们的眼光来看看那个时代的潍坊。
潍县火烧吃起来“甚觉有味”
1866年春花烂漫时节，莱州府向西通往内地的官道上，两位金发碧眼、身着中式服装的年轻人，骑驴迤迤而行。他们一个是30岁的狄考文，一个是29岁的郭显德，是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同学。两年前，他们受美国北长老会的委派，各偕夫人一起到山东半岛传教。狄考文在登州(今蓬莱)，郭显德居登州一年后转烟台。这年4月，两位好友相约在黄县聚齐，一起西行游历考察。他们到达昌邑县官道郜村。因此地靠近官道，妇女见多识广，不怵抛头露面，纷纷前来看“洋鬼子”。4月17日，狄考文与郭显德到达寒亭时，所带食物已经吃完，便买了热腾腾的馍馍，香喷喷的火烧饱餐一顿，“甚觉有味”。
不怵抛头露面妇女前来围观
1866年4月，在山东传教的美国人狄考文和郭显德在黄县聚首，一起西行游历。
跟在狄考文和郭显德后面的，还有四位骑驴者，其中两人是狄考文的中国教友郝忠武、林青山，两人是郭显德的中国教友王琗、仲允升。驴子的主人牵两头驮着书籍和行李物品的老驴，在前面开路。
出于节省资费的考虑，他们雇了几头价钱便宜的老驴，驴子的主人也是位老者。狄考文、郭显德人高马大，老驴体力不支，两人隔一段时间就与几个中国教友换着骑。遇到坎坷难行处，两人便下驴步行。
到达昌邑县界时，郭显德望见前面的界石，挥手一指，告诉狄考文已到昌邑县界。不想坐下驴子以为主人挥鞭鞭策，立马快步疾跑。
郭显德毫无防备，跌落到地上，好在只是擦破了一点皮，筋骨并没有受伤。
4月15日，他们到达昌邑县官道郜村。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是明代洪武年间刘姓自四川迁来形成的，因古代莱州府通燕京的大道自村中穿过，所以取名官道郜。
这一天恰逢星期天，是基督教的安息日。按照教规，这一天要守礼拜，需停止其他工作，狄考文、郭显德便相约去村里讲道。
此时天气已经转暖，两人露天宣讲，来听讲和看热闹的非常多。
“最稀奇者，女人亦由人空中钻进脑袋看洋鬼子。且看且笑，以为奇景，此事在东府所不能常见者”。看来，这里的妇女要比胶东地区开化得多。毕竟此地靠近官道，东来西往，商旅频繁，她们见多识广，也就不怵抛头露面了。
郭显德由此得出结论：“昌邑风土虽不及掖县（今莱州）之美丽，然人心淳厚，实耶稣所说之肥地也。故余之本意若非赶路，甚愿久居此地，开办学校，以教导之。”
第二天清晨，他们将要启程时，纯朴的乡民前来相送。西行临近昌邑县城，道路崎岖不平，骑在驴上颠得难受。他们害怕不小心再摔下来，便下驴步行。但见大道两旁，桃花盛开，密密层层，包围着村落，“令人误认为桃源”。
随骑慢行，满目桃花，两个老外“顿忘行路之苦”。述及此情，郭显德留下些许遗憾：“惜不会吟诗，略无雅人深致，大煞风景尔。”
雄伟云台山庙犹见寒浞气象
4月17日，狄考文与郭显德从昌邑启程，经过王耨，中午到达寒亭。因他们所带的大米、鸡蛋已经吃完，便到市上买“中国饭”，热腾腾的馍馍，香喷喷的火烧，“都是潍县的特产，为最好的食品”。几人饱餐一顿，“甚觉有味”。
吃饭时，狄考文与郭显德听说寒亭有一座天齐庙。天齐是泰山神的别称，唐明皇封禅泰山，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元世祖时又尊泰山神为“东岳天齐大圣仁皇帝”。所谓天齐，是言其德威高与天齐。齐东一带山川丘土、禾稼农桑以及人事行为，皆供奉泰山神。这里的百姓以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都是天齐所赐。所以，天齐庙规模很大，香火也极盛。
狄考文、郭显德听说的天齐庙，在今寒亭城区以东寒亭一村内，也称云台山庙、高庙。相传为寒浞的读书处。
据记载，此处自南北朝时期就已有庙宇，隋唐时已颇具规模。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修为三官庙，1938年在原基础上重修为三皇五帝庙，后因失修而倒塌。庙向西不远，就是以寒浞之名命名的浞河。寒浞为古寒国(今寒亭)国王，曾南征北战，称王灭夏，在位六十年。其间，他于寒浞二十年灭掉夏王朝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年之久。
他们听说，“崖下为平川广场，乃一河套，建有戏楼。每逢季节，庙有大会，四乡民妇老幼，皆来布施，且听神戏”，“崖上偏坐妇女，花枝招展，粉白黛绿。遥望之，如一片野蔷薇。唱戏者之衣箱，尽潍县绣货，不亚周村之美”。
天齐庙会，两人并无机缘亲见。妇女听戏之态，显然是据当地人口述，加以想象，描绘如此。这段描述，出自郭显德笔下，虽不排除中国“秘书”的加工，但由此可见这“老外”的汉文功力。
饭后，狄考文与郭显德一行来到天齐庙。果然如乡民所说，天齐庙高大雄伟，建在一座高丘上。这座高丘当地乡民称为云台山，原是寒浞封地的社稷坛。天齐庙前有一陡崖，用碎石砌壁，高约数丈，“犹是寒浞当年气象也”。
进得庙门，见庙中的泥塑、木雕，有的温和，有的庄严，形象逼真。其中天公、地母的塑像，引起了郭显德的特别注意：“呼之为天公、地母，其面目尚属和蔼，不愧民之父母。”
在寒亭，两人还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名叫邵唤浦，二十里堡村人。他家开一酒馆，支一口大烧锅，酿酒待客，“凡来往客商，莫不以饮邵家酒为荣”。他为人慷慨好义，“诚齐人之本色”。邵唤浦见狄考文与郭显德一行窘态可怜，“招之至其店，秣其马，且供之食”。
从此，他们变成了好朋友。以后郭显德每次到潍县，都先住寒亭二十里堡，第二天再到潍县城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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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曾编当时老外学汉语必备教材
狄考文(1836—1908)，本名卡文·威尔逊·马特耳(Calvin Wilson Mateer)，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
1863年底，狄考文来华，1864年到登州传教，开办蒙养学堂。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1881年开设大学预科，1904年迁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一部分)。
1880年，狄考文获汉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90年被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1902年获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8年卒于青岛。
狄考文精数学，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他编写的《官话课本》，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
叹旗城满汉界线划分太严
1867年4月17日晚，狄考文、郭显德一行在寒亭二十里堡住下，次日赶到潍县，分头布道。演讲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因为“潍县为富庶之区，且为山东文风最盛之处，官绅高傲，士民多袭旧风。欲打破此关头，恐非片言只语所能。”所以，他们“以少生事为妙”，草草收场。在他们来到白浪河边，眺望东城，“城非常雄壮，虽非负山面水，但横贯中间一条大河，亦足以雄视一切”，“南绾沂州，西控济南，东踞烟台，鼎足三立。潍县即鼎中之餗（sù），未可量也”。两人均认为，“将来此地，必为教会一最重要之中心点”。之后，他们又到昌乐、青州布道。在青州旗城里，对于“汉人不得允许不能入内，（满汉）通婚更是不许”的规定，郭显德直言：“其种族阶级分的如此严格，亦是自杀之道。”
潍县城中考察相中潍县宝地
二十里堡温暖一宿，两个年轻人睡到日上竿头。午前11时，一行六人才赶到潍县。他们先在南关一客店住下，午饭后狄考文与郭显德分头到城里布道。从南门进入城里，郭显德率王琗、仲允升在街边摆开摊子。潍县城内街道宽阔，不一会儿四周围满了人。王琗开场之后，郭显德接着继续讲。因为人数多，又无放音机器，只好扯破喉咙大喊。
尽管围过来的人不少，但多数是看热闹的。后边的人听不清楚，就七嘴八舌，相互议论。
“根据以往的经验，要平息他们的议论，必须先讲明布道的缘故”。于是，郭显德授意王琗，将郭的生平、来历以及来华的使命，一一向大家介绍清楚。果然，王琗讲的时候，众人安静多了。其实，类似演讲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这也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潍县为富庶之区，且为山东文风最盛之处，官绅高傲，士民多袭旧风。欲打破此关头，恐非片言只语所能。”所以，两路人马“以少生事为妙”，草草收场。
狄考文与郭显德此次西行的目的，在于“观风讲道，察看地理，以便日后安设教站”。布道结束后，他们赶往东关，跟随的人仍然前呼后拥。他们来到白浪河边，眺望东城，“城非常雄壮，虽非负山面水，但横贯中间一条大河，亦足以雄视一切”，“南绾沂州，西控济南，东踞烟台，鼎足三立。潍县即鼎中之餗，未可量也”。狄考文、郭显德两个人均认为，“将来此地，必为教会一最重要之中心点”。
此后，狄考文、郭显德多次来潍考察、布道。1881年，美国北长老会山东教士在济南聚会，议定请纽约总会派员7人至潍县设立教区。1882年，狄考文的四弟狄乐播和夫人，以及良约翰和夫人，一起来潍设立教会，次年开建乐道院。1904年，狄考文苦心经营的登州文会馆大学预科学校迁往乐道院，成为广文大学的一部分。狄考文随之迁住乐道院，直到1908年才离开潍县。
认为洋人一定有“洋针”，老人上前非要买
4月19日晨，狄考文与郭显德一行赶往昌乐。因“所雇之驴为老废物，不能走道，只会捣蛋”，而牵驴赶脚的，也是一个老头儿。一路上走走停停，慢如老牛。此前，在潍县南关一家客店住下时，店主看他们是为传道而来的善人，“特遣此老者牵老驴，赚碗饭吃”。狄考文与郭显德有了先前的教训，明知老驴脚力不支，但是得了店家的恭维，不好推辞。如果不接受，恐怕给人留下话柄，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两人只好答应。没少花银两，雇了几头难以负重的老驴，郭显德只好自我安慰：“做好人总得自己受罪。”因为走得慢，中午没敢休息，草草吃饭后就立即上路。紧赶慢赶，直到黄昏才到达昌乐城。在昌乐，“布道如常，并卖书籍多部”。
第二天一早要去青州，他们专门挑了健壮的脚驴。驴健行速，不到中午，就到了一个小镇——谭家坊子，也就是今天的青州市谭坊镇。来了两个“长相奇特”的老外，不少乡民跟随围观。中午在一饭馆吃饭时，街上围观的人也要跟着进店看热闹。店主怕打扰自己的生意，便手持一根细木棍，守在店门口。凡是想进来看热闹的，一律赶出，不听的就用细木棍敲。“此小棍即吓住一班小流氓”，狄考文与郭显德感到很奇怪。向旁边的人打听，方才知道这店家是小镇的“土皇帝”。
午饭后，狄考文与郭显德一行到街上讲道，迎面来了一个挑担的老头儿，是卖洋针的，拦住他们，要跟他们买洋针。“洋针”，指的是缝衣针，那时凡外国进口的产品，百姓口语均加“洋”字，如洋油(煤油)、洋火(火柴)。“卖洋针”是旧时中国的一种职业，一般为上年纪的男性，携带批发来的针头线脑等日用品，或哄孩子的小玩意儿，摇着货郎鼓进城下乡，走街串巷，兜售叫卖，颇得妇女儿童的青睐。“卖洋针”又称“换洋针”，如果家里有头发、碎布等可交换的物品，也可以物换物。早年多是肩挎或挑担叫卖，民国以后，推独轮车的渐渐多了起来。郭显德告诉他说，自己不是做买卖的，是来传道的。卖洋针的老头儿却固执地认为，传道的就是往来做买卖的，认定这两个洋鬼子手中肯定有洋针，非要买他们的洋针不可。旁边的人“笑其愚不可及”，将老头儿拉到一旁，让他们过去，方才解了围。
感叹旗城满汉界线划分严格是“自杀之道”
他们在谭家坊子住了一夜，4月20日一早赶往青州。关于青州，郭显德记道：“青州即古益都，北齐所置，东关通大道，北关有万年桥，南有云门山。”青州城池分南北两部分，南为益都县城，通常称为南城；北为青州驻防满族旗城，简称满城或旗城，又称为北城。横贯东西的南阳河，成为南、北两城之间的界河。郭显德以为，“自政治方面观之，此城确系重镇城”。
狄考文与郭显德想进入旗城讲道，可是守兵不准，通融了好久，才准许他们入内。他们了解到，一般情况下，“汉人不得允许不能入内，通婚更是不许”。对此，郭显德直言：“其种族阶级分的如此严格，亦是自杀之道。”旗城自清雍正八年(1730年)始建，两年后落成。在此驻防的旗兵平时习文学武，兼有生产活动，战时则操枪挥戈，或固守城池，或出击敌军，亦兵亦民。狄考文与郭显德发现，旗城内的旗人“尤为闭塞”，而且“不商不农不士，惟持皇粮以为生活，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郭显德感叹：“如此寄生，淘汰之基也。”对满族女子的天足，他倒是十分欣赏：“以后工作，自食己力，尚可差强人意。”几人在旗城内讲道，照样是围观看热闹的不少，留心听讲的寥寥无几。
青州之后，狄考文与郭显德一行又到了临淄、周村、博兴，5月中旬到达济南。此时济南风声正紧，言称“长毛子已经到了曹州府，恐怕我们是奸细，要捉拿我们”。狄考文与郭显德未敢留驻，当日便回马东行，匆匆路过潍县、昌邑，星夜兼程赶往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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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显德：从事传教及文教活动，清廷颁发勋章
郭显德(1835—1920)，本名亨特·考尔贝德(Hunter Corbett)，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与狄考文一起来中国，1864年到登州，次年转烟台，早期创办文先小学、会英小学、博物院、福音堂。1867年成为美国北长老会烟台长老公会首任牧师。1896年，将文先和会英小学合并扩充为会文书院。在中、美籍助手的帮助下，他先后于福山、牟平等地创办小学40余所，以及医院、博物院、花边、罐头等事业和实业。郭显德在中国的传教及文化教育活动长达半个世纪，受到中、美两国的赞扬。光绪年间，清廷颁予他双龙嘉木勋章1枚。190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906年任纽约长老会总会主席，1907年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1920年逝于烟台。他曾用中文著作四卷本《教会史》，在烟台期间多次西行考察到达潍坊地区。
高高的城门带有“抵抗色彩”
1903年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功臣、“从来没有传过教的传教士”卫礼贤同他的几个中国学生，从青岛来到潍县。这名立志研究中国文化的德国人对潍县早有所闻。卫礼贤一行乘火车抵达潍县后，受到了知县的盛情款待。渐临的夜幕，给古老的潍县城披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卫礼贤穿过拱形城门时，感到“这些通常顶部修有小庙的城门，总是带有一种抵抗的色彩。每一座城门后面，都隐藏着漫长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第二天一早，知县给他安排的轿子就到了。卫礼贤乘坐在上面，很快就能适应它那有规律的晃动，并且喝茶、观景、读书都不耽误。由此，他不禁感叹“轿椅是最舒服的交通工具”。
受到盛情款待官轿前来相迎
1903年夏，在青岛主持礼贤书院的卫礼贤同他的几个中国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游历了胶济沿线的一些城市以及泰山、曲阜等地。
对于潍县，卫礼贤早有所闻。在他的印象中，“这座小城差不多坐落在山东半岛的中部。许多年以来，它都是好几个有名望的知识家庭的居住地。县城四周高墙环绕，过去是为了御敌之用。城边有一条大河，由于河水定期枯竭，只剩一股涓涓细流，因此沙质的河床就成为定期的粮食交易市场。”
其实，潍县的准确位置应当是在山东半岛的西部，山东半岛与内陆是以寿光小清河口与日照绣针河口的连线为界的。卫礼贤所说的“一条大河”，当时称为“白狼河”，就是如今的白浪河。而“定期的粮食交易市场”，则是指老潍县的沙滩大集。
卫礼贤一行乘火车抵达潍县后，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潍县知县得知后，立即派人送去食品茶点。
旅店老板为欢迎他们，房间也像过节一样装饰一新。卫礼贤在他的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人们用短柄的扫帚使劲地扫着泥做的房顶，沉寂了已久的尘土在空中飞扬。”“椅子上铺了红色的软垫，门上也悬挂了红色的流苏和门帘。”
卫礼贤先派人到县衙送上拜帖，然后稍作休息，等待潍县知县的回音。在卫礼贤的回忆录中，没有记载知县的姓名。据《潍县志稿》载，1903年潍县知县在任两位，前任是袁桐，后任为童益升。卫礼贤1903年夏到潍，接待他的是袁桐还是童益升，暂且难以确定。
卫礼贤赶往县衙时，天已快黑了。他乘上县衙派来的轿子，官府的仆役打着红纸灯笼，快步在轿前引领。掀开轿帘，卫礼贤看到，“当地的人们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观望，使我的到来备显尊贵”。
“城门笼罩在离奇神秘的氛围中”
渐临的夜幕，给潍县城披上了神秘的色彩。一路上，已经立志研究中国文化的卫礼贤不停地进行观察和思考：“我们穿过这座城市高高的拱形城门，轿夫沉重的脚步声在门洞中发出很大的回响。两扇带着铁质装饰物的城门此刻依然大开着。只有夜幕降临，或者鼓号发出刺耳的警报时，才会吱吱嘎嘎地关上。这些通常顶部修有小庙的城门，总是带有一种抵抗的色彩。每一座城门后面，都隐藏着漫长的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而这些旧日的事件，又使城门笼罩在一种离奇神秘的氛围中。”
根据来华四年多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了解，坐在轿子中的卫礼贤望着黑黢黢的城门，不断想象着：“在城门深处的某个栅栏后面，可能会有一个装着一双鞋子的小盒子。这是备受爱戴的正直的地方官员卸任之前留下的纪念物。感激的人们会送上一双新鞋，祝他此后仕途坦荡。”唐代开始，清正廉洁、爱民敬业、卓有政绩的地方官员卸任时，百姓感念，会选派有威望者前去拜访，颂其政绩，并请求留下一双靴子。然后，他们用“靴匣”将靴子装起来，挂在城门楼上，以作纪念，直至腐烂。
“当然，有时从城门上还能看到其他东西。比如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的首级，放在一个小笼子里，在城门上挂那么几周，以警示他人。”不过，这种景象卫礼贤并没看到，“今天潍县的城门上没有人头。”
夜幕初临的潍县城，安谧寂静。卫礼贤一行穿过路两旁灯火灰暗的商店、小摊和作坊，静悄悄地行进在石子铺就的街道上。在高大的衙门前，轿夫们停了下来。让卫礼贤感到满意的是，“地方官在一间宜人的小房间里接待了我”。清代外国人到中国游历，必须要持中国官衙签章的游历护照。清政府有关部门向沿途各官府发文，要求随时核验并派人保护，并定时将情况详细上报。对于常驻中国的传教士，限制要少一些。潍县知县用丰盛的晚宴招待卫礼贤，并安排了第二天的旅行。
坐轿旅行，喝茶读书观景都不耽误
第二天一早，天色刚刚灰白，知县给他安排的轿子就到了。轿子配备了两班轿夫，供卫礼贤乘坐；另有一辆马车，拉着他的学生和行李。旅行中，卫礼贤尽管乘坐的是轿子，但他对中国的马车一点也不陌生。在中国乘坐过各种行具的卫礼贤，对此有着独到的观察和理解：
“中国人旅行用的大车是两轮的，没有弹簧，上部就像一个横卧的大桶，通常蒙着一大块蓝色的布。车前有两辕，马直接套在上面。在平路上一匹马就足够了，但如果道路难走，就需要在前面再套上一匹。这种车和几千年前一样，造得异常牢固。即使在最糟糕的路段，车子倾斜成非常危险的角度之后，它仍然能够很快复原，而很少倾覆。
“相比而言，轿椅是最舒服的交通工具，人们很快就能适应它那有规律的晃动。轿椅前面的十字横栏上放着一把茶壶，高兴的话你还能倒杯茶喝。而且你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嗑着瓜子，欣赏沿途风景，或者读书。”
这天的旅行，给卫礼贤印象最深的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在轿子里读的一本中国长篇小说《好逑传》。《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是清代有名的才子佳人小说。小说叙写了“既美且才，美而又侠”的直隶大名府秀才铁中玉，与历城退职兵部侍郎之女水冰心拒暴联姻，历经千辛万苦而终告团圆的故事。18世纪60年代，英、法，德、荷译本《好逑传》陆续出版后，曾得到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的赞赏。但卫礼贤认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这本书并不重要，因为它形式枯燥，而且表现的是一些受人操纵的行为。而18世纪的欧洲人却常常把它翻译过去，因为它适合那个时代的‘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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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礼贤：“中学西播”的功臣
卫礼贤(1873—1930)，本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中国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897年德占胶澳后来华传教，1899年到青岛，1901年主持建成礼贤书院，1920年离开山东，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创办“东方学社”，1922年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化顾问，1923年回国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著有《实用中国常识》、《孔子与儒教》、《老子与道教》等书，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功臣，有研究者称之为少有的“从来没有传过教的传教士”。
高密城中虔诚参拜孔圣人
卫礼贤返青时到达羊角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上船时官府的人已经给船家付了报酬，下船时卫礼贤却遭遇船家勒索，幸遇熟识的官员解围，才得以顺利返回青岛。在青岛期间，卫礼贤曾经多次到过高密。高密祭祀孔子的仪式令卫礼贤心醉神迷。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极为普通的拜师仪式，却让卫礼贤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卫礼贤诠释说：“每一件事都以相互性为基础。这里没有一边倒的卑躬屈膝，只有自由的对等尊重。”20世纪末，德国强行修筑铁路引起“高密血案”，德军在高密乱杀无辜，高密抗德阻路之争此起彼伏。德军软硬兼施，一面镇压，一面寻求“谈判”的途径解决。谈判的任务，便落到了略晓中国文化的卫礼贤身上。卫礼贤在民众与德国军队之间进行了调解，阻止了新的流血和冲突，所以高密人对卫礼贤极为友好。
码头遭遇勒索小店一夜惊魂
离开潍县之后，卫礼贤的车轿队伍继续西行，来到了青州府。
“青州府里驻扎着一支满洲军队，军队驻地与青州普通居民的居住区以一种特殊方式隔离开来。”卫礼贤所说的特殊方式，便是专为旗兵建造的满洲城。
卫礼贤与37年前到过这里的狄考文与郭显德一样，印象最深的是满洲城内旗人的生活状态：“这里的满族人就靠朝廷的那点供给为生，概不从事其他工作，因此生活条件很差。”“满族妇女和汉人妇女是不一样的，她们从来不缠足，脚蹬厚底的靴子，身着上下连为一体的袍子，头发也梳成一种奇怪的式样。”
告别青州，卫礼贤到了济南、曲阜等地。回程的时候，他的学生陪他走到济南。卫礼贤与学生分手后，到济南府衙稍停，然后乘船沿小清河到羊角沟，再走陆路回潍县，从潍县乘火车返回青岛。船到达羊角沟，卫礼贤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上船时，官府的人已经给船家付了报酬。不曾想，卫礼贤下船时，船夫非要他把所带的钱全部留下，声称这笔钱刚够船资。卫礼贤再三解释，船夫勉强答应给他留一部分，作为后面行程的资费。这时，船夫的母亲加入进来，又吵又骂，不给卫礼贤任何辩解的机会。很快，一些人围拢过来，卫礼贤发现有人伸手摸起了地下的石头……
眼看就要有不测发生。紧急时刻，一艘官船靠过来，船上下来一人，询问骚乱原因。卫礼贤上前递上名帖，说明缘由。此人呵斥了几句，围观的人马上散去。他返回官船，又马上出来，将船夫叫去，船夫立即把钱退了回来。原来，乘坐官船的是卫礼贤熟识的一个官员，下船解围的是他的手下。
第二天，卫礼贤乘坐雇来的马车赶往潍县。途中，在路边一马车店住了一夜。在这样简陋的马车店，一般人都是打地铺。为照顾这位洋大人，店家特意让卫礼贤睡在吊铺上。吊铺用席子搭成，悬在半空中，要爬梯子才能上去。身一动，床铺摇来晃去。牲口在底下喷着气，住店的各色人等在议论着新近发生的一桩抢劫案，还讲到一个女鬼试图杀死熟睡中的客人，令人毛骨悚然。在牲口的嘈杂声和人们五花八门的交谈声中，卫礼贤进入梦乡。幸运的是，“没有强盗，更没有幽灵来打扰”。次日，卫礼贤顺利到达潍县，乘上返回青岛的火车。
祭孔拜师之礼令他心醉神迷
在青岛期间，卫礼贤曾经多次到过高密。
长长的道路穿过胶州农村，通向高密。在卫礼贤眼中，高密是神话故事中的沉睡之城：
“它的城墙建在小山顶上。一条小河岸边，满是长满树丛的坟堆，这里被称作‘老城’。该地区地势平坦，海拔很低。城北曾有一个大湖，但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已经干涸了，只是还像幽灵一样存在于欧洲人的地图上。”
“居民们都很小心在意，有意让铁路和城市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一个人若要搭乘火车，就必须提前整整一个小时出发。当一个人呆在城里时，也就远离了外来的影响。”
在高密，卫礼贤参加并记录了当地祭祀孔子仪式的整个过程。
祭孔现场设在高密北城墙处，城墙上立一块木制牌匾，上面写有孔子的庙号。前方的左右两边，有两个烛台和两个花瓶，中间放着香炉，里面堆满香柱烧成的白灰。
卫礼贤按照西方的传统，站立三鞠躬，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大师的尊敬，并没有像身边的中国人那样行叩首跪拜之礼。
此后，主祭祀官走到前面，先是诵祷，然后开始举行其他仪式。参加祭孔典礼的学生和老师在方形的垫子上跪下，叩头三次，每次都以头触地。
典礼结束，而后进行的是神圣的学生拜师仪式。“做老师的人都会得到学生的尊敬，这是人们对先师孔子的尊崇而来的。”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极为普通的拜师仪式，却让卫礼贤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在整个过程中，有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一个学生希望尊某人为师，他就在他面前行礼示尊。而那作为老师的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还礼。”
对此，卫礼贤诠释道：“每一件事都以相互性为基础。这里没有一边倒的卑躬屈膝，只有自由的对等尊重。”“在这种表示尊敬的过程中，被颂扬的并不是某个人偶然的品性，得到尊敬的是任何不管是高于还是低于我们的心理或精神品质。而通过感情和同窗共读联系起来的各个学生，也以此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平等和尊重。”
他进而感叹：“这种中国的古老风俗，把学校生活建立在最富成效的人类激励基础之上，这使我心醉神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一些传教士争论这种礼仪是否有些异教味时，卫礼贤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传统是美好的，它令人兴奋。尊敬的态度无论如何是一项优点，在失去这种态度的地方，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以同等的形式取而代之。这样做也并不意味有关人员的内在自由受到干扰。”
不齿德军暴行调解高密血案
卫礼贤多次到高密，或是因为他在青岛所办的礼贤书院与高密县学、沙窝初小、栾家庄学校等有着密切的联系。1905年高密县立学堂成立时，他又被聘为学堂的“兼理校务”。
而卫礼贤第一次到高密，却是20世纪末年因德国强行修筑铁路引起的“高密血案”。
1898年3月，在德帝国主义的威逼之下，清廷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当年9月，德方就迫不及待地从青岛开始了铁路的勘测和路标插植工作。
德国人自恃与清廷有约，在不与地方官府通报、不与占地农民签订合约的情况下，肆意占领农民土地，强迫迁坟移舍，毁坏树木房屋。
1899年冬，胶济铁路勘测延伸到高密城西濠里一带，村民要求铁路公司多开涵洞桥梁，以泄积水。铁路公司拒绝这一合理要求，激起民怨，108个村的数万乡民在孙文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清政府和德军联手镇压，第二年4月得以复工，此后孙文被捕杀害。
高密抗德阻路斗争之火并未因此熄灭。1900年10月，德军多次袭击抗德群众，致使600多村民遇难，千余间房屋被烧。
面对难以扑灭的抗德阻路之火，德军只好软硬兼施，一面镇压，一面寻求“谈判”的途径解决。谈判的任务，便落到了略晓中国文化的卫礼贤身上。
卫礼贤并不赞成德国人在中国的过激行动，不赞成欧洲通过“炮舰外交”对中国人进行的敲诈勒索。对于德军在高密乱杀无辜、肆意逞凶的暴行，他曾说：“要谈论此事，我羞于启齿。”
接到此任后，卫礼贤没有迟疑。尽管德国朋友警告他别去，他还是带随从雇了几匹骡子上了路。1900年11月6日，卫礼贤抵达高密拜访了地方行政长官，并找到村里的长者，在民众与德国军队之间进行了调解，阻止了新的流血和冲突。
两周后，卫礼贤回青岛向德驻青总督叶什克陈报“调解”详情，然后带着曾受过护理培训的妻子返回高密，帮助一些受伤的妇女治疗伤情。
这次行动，让卫礼贤在中国人这里获得了足够大的“面子”。此后，在高密地区为同善会开办的诊所和进行德语教学的学校，也正是看在卫礼贤的“面子”上，当地人捐赠出房舍和资金。
张家精美藏品撼倒俩老外
1907年6月10日，来华考察文物古迹的学者沙畹和阿理克来到了潍县。他们拜访了张姓收藏家，在张府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细腻的雕刻、精美的图案、还有厚朴的青铜器……他们被中国的艺术所震撼，阿理克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的感受：“是的，中国艺术是世界的艺术，可以作为一种巨大的新事物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尽管它与西方艺术相比较有许多差别，但同样是具有人道精神的通用艺术。”两人在张府受到了热情款待，潍县知县宋朝桢亲自坐陪，并与两人探讨中国的古典书籍。阿理克认为，中国人对待古人经典的历史态度非常认真，中国的注释之学与理解中国经典著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阿理克简单地讲了一下西方的集合理论。
拜会风趣知县探讨教育问题
“呜——呜——”火车长长的笛鸣，打破了寂静的黎明。列车还未停稳，一台官轿已经在潍县火车站前等候。
这天是1907年6月10日。官轿迎接的是两位远方来的“尊贵客人”：沙畹与阿理克。5月初，在北京专门学习中国文化的阿理克，随同来华考察文物古迹的学者沙畹，开始了华北考察之旅。这年，沙畹52岁，已是知名的汉学家；阿理克26岁，是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两人6月9日在济南游览结束，连夜乘上了东去潍县的火车。
清晨到达潍县后，官衙的人将他们接到车站附近的客栈。两人匆匆吃了早饭，顾不上休息，就急急赶往收藏有不少古董的张家。
可是，情况却令他们失望。两人来到张家的宅院前，有人将他们领进一间“不太讲究的客厅”，在这里迎候的主人“中等年纪，面相不善”。张先生向他们提了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看了巡抚的介绍函，约好让他们明天再来。
沙畹与阿理克又赶往潍县县衙，“经过几个充当衙门大门的古老小庙，知县在一间舒适而有些寒酸的客厅里接待了我们”。在沙畹他们眼中，知县宋朝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僚，而是“一个聪明和风趣的老头”。因此，两个洋学者与一个中国最小的芝麻官，很快就找到了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与当时一些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宋朝桢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感到不安。他认为，在中国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求学生背诵古典文献，学习方法死板，不分专业，这种状况应该彻底改变。但是，如果完全依照欧洲的方案建立中国新的教育体制，丢掉了中国自己的东西，那将会导致中国文化丧失。
“中国将仅仅成为欧洲、美洲讲汉语的一部分，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特色——这是每一个珍视民众文化的人为之焦虑的问题”，阿理克回忆说，“在中国遇到这样的人物令人欣慰”。在他印象中，中国官吏大都尔虞我诈、窃取财物，到达公开掠夺人民的地步，但口头上还讲着仁义道德和勤政爱民的好话。
欣赏张家藏品心灵受到震撼
潍县之行，张家是沙畹他们必须拜访的。在潍县，最大的收藏家是陈介祺。陈介祺1884年去世后，珍藏的7000多方古印以及大量铜器、书画传到了后人手中。当时，逊于陈家的收藏者在潍县城还有不少。尽管阿理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记下张姓收藏家的名字，但张家肯定是在收藏界比较有名的。否则，沙畹他们怎么会在济南就闻知其人，一下火车就前去拜访呢。
到潍县的第二天，沙畹与阿理克再次到张府拜访。也许是感觉昨天怠慢了两位来自国外的学者，这次张先生热情得令他们感到意外。
在去张家的路上，沙畹与阿理克曾因观看城隍庙会的祭祀仪式，险些耽误了张家的宴会。根据他们在中国的经验，“假如真的耽误了，后果将非常可怕”，“因为中国人对任何恭敬和不恭敬的行为非常敏感，通常会无中生有，极其生气。”
两人匆匆赶到张府，“礼节的浪涛,不，不是浪涛，而是礼节的汪洋大海，立刻把我们吞没了。”张先生早在门外等候，从前庭进客厅前，张先生向他们说了一大堆恭维话。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茶和水果、点心。这里，“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走进”。在客厅稍作寒暄，张先生就带他们去参观藏品。
张家珍贵的收藏，令两人感到非常惊讶。此前，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细腻的雕刻，精美的图案，还有厚朴的青铜器……获得主人应允后，沙畹用照相机拍了一些古代器皿。
阿理克“被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味道所震撼”，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的感受：“是的，中国艺术是世界的艺术，可以作为一种巨大的新事物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尽管它与西方艺术相比较有许多差别，但同样是具有人道精神的通用艺术。线条的感觉和表现，飘洒的图案，不破坏整体构思的大胆组合，在石头上呈现飘逸感觉的本领，用色彩表现深不可测的技艺，这些都是古老的艺术，同时也是绝对崭新的艺术，这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学习。”
阿理克预言：“当蕴涵着巨大能量和无尽可能的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发生碰撞之后，将会产生许多崭新的、陌生的而又震撼人心的东西。
潍县知县坐陪探讨中国典籍
看完张府的藏品，两人参加了张家专门为他们摆设的宴席。宴席上，阿理克与知县宋朝桢相邻而坐，推杯换盏间隙，他同知县“讨论了有关书籍的问题，其中包括珍本的散失和书本的刊印”。
当时，宋朝桢恰巧准备刊印自己朋友注释的《史记》，一共需要5000多两银子，他任总编纂的《潍县乡土志》也即将完稿。对中国文化初有研究的阿理克，与他印象不错的知县找到了共同话题。
在阿理克看来，喜爱诠注，是中国学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古人创作了大量文献，很少有人能够读完对某人作品的全部论述和注释。据他研究，近三百年来，中国总计有2400种对古典作品的注释本问世。他认为，中国人对待古人经典的历史态度非常认真，中国的注释之学与理解中国经典著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阿理克简单地讲了一下西方的集合理论，在座的中国人都听得很用心，不知懂没懂，然后说了一大堆恭维话。
若不是行程紧张，沙畹与阿理克很想再住几天。午前两人欣赏张家的藏品时，就感到意犹未尽，几天也看不完。宴席上，还有一位“姓陈的财主，也是收藏古董的”。姓陈的财主，极有可能就是陈介祺的后人。如此说来，两人错失了一次亲睹陈介祺所藏“万印”和其他收藏精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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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译本《司马迁史记》引世界瞩目
伊曼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1885年考入法国顶尖名校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康德哲学。1888年法国顶尖名校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同年获哲学科教师资格会考优胜奖。1889年初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中国，担任法国驻清公使馆随员，主要任务是进修汉语汉文。在此期间，开始着手《史记》研究。189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习教授。他的5册译本《司马迁史记》于1895至1905年间陆续出版，引起世界瞩目。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再次到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考察文物古迹，归国后刊出了《华北考古纪行》。他还著有《泰山》、《中国两汉石刻》、《西突厥史料》等关于中国和亚洲文化的著作。
跟随人群观看城隍爷出巡
沙畹和阿理克到潍县的第二天，幸运地遇上了老潍县农历五月初一盛大的城隍庙会。在阿理克的回忆里，城隍庙会是潍县百姓不亚于过年的一次盛大节会。百姓也像过年一样，早起做饭，梳洗打扮，换上新衣，倾城出动，上街观看。两个老外跟随观看了城隍出巡的一部分活动。两人还去了南宫前街的药王庙，这是老潍县祭祀医药之神孙思邈的庙宇。在阿理克眼中，潍县的城隍庙完全是衙门大堂的复制品，堂前告状的、受审的，大堂之上端坐的审讯者，一应俱全。
潍县城隍庙会热闹而又浪漫
“街上人流熙熙攘攘，而且穿红衣服的居多：女人们穿着红裤子，男人们披着红披风……”1907年6月11日，沙畹和阿理克到潍县的第二天上午，在去张家途中，幸运地遇上了老潍县农历五月初一盛大的城隍庙会。
“全城的人都往城隍庙烧香，人山人海，比肩接踵。”阿理克与沙畹挤在人群中，感到无比惊奇。在人流中间，有人抬着盛装的城隍爷木雕像，还有一些百姓坐在城墙上向下观看。城隍爷像被安放在街头每一个供台前，供台的台布上绣着美丽的图案，摆满各种食物及其他供品。
阿理克的记录丝毫没有夸张，每年五月初一到初五的城隍庙会，是潍县城百姓不亚于过年的一次盛大节会。特别是五月初一城隍爷出巡，浩大的队伍沿主要街道，在城内城外巡游一遍，行程达30里。百姓也像过年一样，早起做饭，梳洗打扮，换上新衣，倾城出动，上街观看。一连五天，戏班扎台唱戏，城隍庙附近香客云集，摊贩熙攘，游者如潮。
阿理克与沙畹显然也受到了他们情绪的感染，兴奋地观看着这场盛大的庆典，以自己的理解诠释着当时的情景：
“周围人声鼎沸，个个笑逐颜开。平日里只知干活的劳苦大众，终于熬到可以休息的一刻，尽情享受着闲适。”
“女人们打扮得花枝招展。这天她们可以走出厨房，演绎各种浪漫的故事！”
两个老外跟随观看了城隍出巡的一部分活动。阿理克在回忆中写道：“离城隍庙越近，祭祀过程中的宗教狂热因素表现得越明显，一些‘罪犯’好似在接受惩罚。人们自愿承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以此报答他们所祈求的神灵给予的庇护。”
在祭祀过程中，他们看到，很多人的脖子上都摇摇晃晃地挂着一条纸做的链子。庙里庙外都在卖这些东西：枷锁、链子、缝制褶衣的红布。
阿理克认为，挂这样牌子的人在扮演一个死囚，接受被判死刑的惩罚，可能是为治疗重病或者有某种特别重大的缘由。
药王庙里听古龙虎被救报恩
1907年6月12日，沙畹与阿理克离开潍县之前，来到南宫前街的药王庙。
药王庙，为老潍县祭祀医药之神孙思邈的庙宇，与供奉玉皇大帝的天仙宫(也称南宫)一墙之隔。天仙宫在西，药王庙居东。在阿理克的记忆中，药王庙大殿里有伏羲、神农和关帝的塑像，以及写着“药王”的牌位。
孙思邈，出生于西魏时代，卒于唐高宗时，史载活了百岁之多，为唐代著名道士、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精通，一生著作80余部，民间奉孙思邈为“药王”，并设庙祭祀。
在这里，沙畹与阿理克从周围一些人口中，听到了不少关于药王的传说。
一天晚上，孙思邈正在山下茅屋里整理自己的医学著作，随着一阵狂风雷电，一年轻人扣扉而入，请孙思邈治病。聪明的药王认出，年轻人是一条龙所变化，给了他一种特别的药，年轻人很快被治愈。自此，这条龙便护卫在孙思邈身旁。
还有一次，孙思邈在山中采药，一只老虎匍匐跟前，伸出虎爪向他求助。孙思邈见虎掌上扎进了一根又粗又硬的木刺，便迅速拔除，并敷上止血的药。老虎感恩回报，成为药王的又一保镖。
在中国一些地方供奉孙思邈的药王庙里，药王塑像旁边都有龙和虎的塑像。但奇怪的是，在潍县的药王庙，沙畹与阿理克没有发现孙思邈和护卫他左右的龙虎的塑像，只有3个简单的牌位。
塑像和牌位的前面是签筒，签上写着序号。求签者跪拜在神像和牌位前，默默祷告，然后摇晃签筒，从中抽出一支签来，递给一边的主持。主持查阅卦书，读给求签者听。他们发现，与其他卦书不同的是，药王庙里的卦书不仅“记录着仿佛是神灵为每一支签所规定的内容，还包括一些药方。”
开明城隍老爷允许夫人参政
从药王庙返回的路上，途径城隍庙时，两人发现庙里的人已经不多了，便赶快进去看个究竟。
在阿理克眼中，潍县的城隍庙完全是衙门大堂的复制品，堂前告状的、受审的，大堂之上端坐的审讯者，一应俱全。还有城隍老爷自己的宫殿，他家眷居住的地方，以及伙房等等。“唯一不同的是用泥塑代替活人。另外，城隍老爷的嘴里还少一杆大烟枪”。
县城的城隍庙，其实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县衙，同样处在各级权力的中间环节。灵魂首先要经过第一个级别——土地爷，每个村子里都有土地庙。各个乡村将其解送到县城的城隍，录了口供之后，被送到城隍府那里，而后再解送给京师城隍，最后到岱庙，那里有掌管死人的总神——泰山神。
城隍庙中审讯犯人的大堂，挂满了油漆并烫金的四方木板，上面写着字。庙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供品，有水果、点心等食品，还有笔墨纸张等书写工具。供奉者大概是期望神能记录下他的善行，使他立功并得到奖励。
两人惊奇地发现，在潍县的城隍庙里，“一共有两个城隍塑像，一个是单独的，另一个与城隍夫人在一起”，塑像上方匾额写有“庇佑众生”四字。阿理克大发感慨：“原来，城隍夫人也参政议事。”
城隍老爷带夫人，确是“潍县特色”。据史料记载，城隍夫人的塑像是侧身睡卧的，惯称“卧奶奶”，在城隍庙后殿东间。两尊城隍塑像，一尊是泥塑，供奉在大殿中间，另一尊是木雕，也就是每年五月初一出巡的那位，供奉于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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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理克:先后到中英法国进修讲学
阿理克(1881—1951)，本名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苏联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04首次到中国，1907年参加发掘河南新石器时代遗址，1912年到中国东南部为苏联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收集民族学资料。他曾先后到中国、英国、法国进修和讲学，著有《司空图的〈诗品〉》、《中国文学》、《中国风情录》、《旧中国游记》、《东方学》、《中国古典散文》等。
女画家潍县青州城乡采风
1908年10月3日，47岁的英国女画家坎普乘轮船从上海到达青岛，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山东之旅。在青岛逗留了一天，她便乘上了来潍县的火车。在火车站，她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有“出租车”——独轮手推车。她坐上了朋友为她特意准备的轿子，女画家在轿中将路边的景色尽收眼底。10月初，正是收获的季节。在青州，她看到踮着小脚的妇女与男人一样地忙活的场景，看到人们将豆秸、豆荚、豆粒用耙子分离开来，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节俭和智慧。坎普还到潍县城南的王家庄村参观了乡村的女子学校。在王家庄，这里的妇女大多穿白布袜，宽大的裤子用各种彩色的扎腿带干净利落地束住。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告诉坎普，现在她们都已经把小脚放开了。
小城风景迷人画家动情描绘
1908年10月3日，47岁的英国女画家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乘轮船从上海到达青岛，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山东之旅。
坎普在青岛逗留了一天，便乘上了去潍县的火车。那时的火车开得很慢，从青岛到潍县，大大小小十多个站，站站都停。岞山、塔尔堡、廿里堡、坊子……坎普以画家的眼光描述着她的所见所感：“除了几个大的车站外，其它车站都是一间票房，一排五个站立的中国警察，只要火车在站上，就永远排队立正。他们头戴黑色的水手帽，警棍仿佛枪似的拿在手里，看上去和德国制造的玩具兵相似极了。”
火车刚要开动，女画家看到了一番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的风景：一名妇女骑在毛驴上向火车走来，那速度和火车是一样的。她跨坐在她的被褥上，蓝色外套，粉色裤子，用嫩绿色的缎带在脚踝处扎住白袜，就像一幅图画。使她的装束臻于圆满的一笔，是那双腼腆无比的小小的尖头绣花鞋。
火车慢吞吞爬了五个半小时，才来到了她的目的地——潍县。
走出车站口，已经有朋友在等着坎普了。坎普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有“出租车停靠点”。所谓的出租车，不过是独轮手推车，在那里三三两两地排列着，等待着有主户坐车。
朋友为了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特意准备了一顶小轿子。女画家掀开轿子的窗帘，路边的景色一一收入眼底：“杨树、柳树、桑树、柏树……一片片绿色苍翠欲滴，绿色的上方，矗立着高大的城墙，一条清澈可爱的河在城墙下流淌，映出湛蓝的天空。”
坎普眼中清澈可爱的河，便是如今的白浪河。她被小城画一般的风景迷住了，一幅幅画作在她心中开始构思，回到住处，她便马上翻开画本，飞快地草绘了一组潍县风景速写。
对于潍县，坎普早有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果然不虚：“潍县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城市，街道都是按照那里所从事的行当所命名的，比如铁匠街、银匠街等等。”
穿过城郭外围，朋友把坎普带到了乐道院。此时，潍县乐道院在8年前火烧损毁之后，已经完全恢复起来，而且规模又有了扩大。“男女学校、医院、大学校舍、工人用房、一所教堂，全都围在一堵高墙之内”。因为乐道院是美国人开办的，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看到建筑损毁画家心生忧虑
第二天一早，坎普乘上了去青州的火车。过了大约两个小时，车抵益都火车站。
“这是中国伟大的历史中心之一”，坎普回忆道，“这里的火车站与城里仍然有一段距离，我们见到了等着送我们去那里的轿子。这座城市处在山上，地势险要，有一条河流经它的大部分区域，因而城墙从外面看就惊人地高，比从里面看至少高出一倍，主要的城门口有座桥。”
给坎普印象最深的是，在昏暗的南门里面，悬挂着许多竹笼子，笼子里装着当地官员的靴子，这是“勤政爱民”的官员离任时留下的纪念物。坎普听朋友介绍说，这些笼子还有别的用途，有时是要装罪犯人头的。
进入城内，坎普发现，不少明代建筑受到损毁，坎普心生忧虑：“政府没有兴趣保护国家遗迹，它们有朝一日完全消失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在城外，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位英国女画家，在游记中这样记录：“一路是开阔的乡野，每个人都在田地里忙活着。有的田地已经犁过，有的田地里青青的麦子只有几英寸高，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大雪下来覆盖着它过冬。许多叶子的那种绿色，看上去与其说像秋天的还不如说像春天的，许多村庄弯弯地掩映在树丛中。”
10月初，正是收获的季节。打谷场上，堆放着金灿灿的粮食。收获了的豆荚，在场院里用石碾碾开，拖着石碾子的是一头小毛驴，毛驴的双眼戴着麦秸眼罩。不一会儿，豆荚碾开了，豆秸、豆荚、豆粒用耙子在地上给分离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中国农民的节俭和智慧让坎普感到敬佩。
一个小孩子光着身子躺在一边晒太阳，踮着小脚的妇女与男人一样地忙活……乡野里全家人一起劳动的场景，吸引了她的目光。
乡野美丽村妇脸庞宛如圣母
还是在潍县时，坎普就听说乡村的女子学校办得不错。到青州后，接待她的朋友建议到城南的王家庄村看一看。
王家庄距城区大约10里路，坎普乘一顶轿子，由四个轿夫抬着；陪同的两人坐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一人推着车，前面有两人用绳子拉着。他们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才赶到王家庄。
王家庄已经事先接到女画家要来的通知，村长和村民早早出来迎接。他们把坎普让到一个大院里，坎普注意到，院子大门和房屋门旁贴有“红色或橘黄色的小长条”，上面写着““教子弟须教以善，博功名惟有向学”、“勤俭乃持家之本，柔顺是济世之船”等警句和格言。
坎普所说的这些“红色或橘黄色的小长条”，是贴在门旁的对联。
进入客厅，茶也端了上来。除了这家人和女学生外，街坊邻居也都过来了。一时间，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乡邻们在一边唧唧喳喳地小声说个不停，坎普虽然一句也没听懂，但从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感受到了村民的淳朴和友善。
这里的妇女大多穿白布袜，宽大的裤子用各种彩色的扎腿带干净利落地束住。几个年轻的女孩子告诉坎普，现在她们都已经把小脚放开了，并把脚拿出来大方地给他们看。坎普看到她们的鞋子上都绣着花，非常漂亮，想把精致可爱的小小绣花鞋拿回去做个纪念，女孩子们爽快地答应了。
女画家与村里的妇女用目光无声地交谈着，一个温馨的场景吸引了她：“一个媳妇坐在那里给她的婴儿喂奶时，美丽的脸庞很像圣母。”
坎普后来回忆说，不论是在青州还是在潍县，给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乡村女子学校。在那里，她看到了年轻女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她们的淳朴可爱的性格。
下午回城时，王家庄的村长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果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竟然会有如此美味。
女画家逗留没几天，又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和美好回忆，乘上西去的火车，继续进行她的山东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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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曾因探险经历获勋章
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Emily Georgiana Kemp，1860——1939)，英国女风景画家。英国牛津大学毕业，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在中国游历考察，足迹遍布山西、山东、河北、湖北、四川、云南以及东北三省，她还到缅甸、朝鲜及中亚等地游历，曾因其探险经历被法国地理学会授予勋章。除了创作绘画作品外，她陆续出版了《漫游中属土耳其斯坦》、《中国的面容》等书。她是清末民初极少到中国旅行的外国女性之一。
本期图片除加说明的外均为资料图片。本期稿件资料来源于郭显德、狄考文、卫礼贤、阿理克、坎普等人的回忆录或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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