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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总第82期－－三国时代的北海风流
三国时代的北海风流
2013年2月25日 本期撰稿：韩钟亮 本期绘画：刘祜
严格意义上的三国时代，当指东汉后出现的魏、蜀(蜀汉)、吴三国鼎立的六十一年；但一般也把赤壁之战后魏、蜀、吴建国前的历史划入三国时期；而事实上正像《三国演义》也容纳了东汉末季的历史一样，本期《人文潍坊》所要介绍的人物，多数从“汉末”走来，进入“三国”，有的甚至与孔融、郑玄、孙嵩有过交游。今天披览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我们的北海”(潍坊)，曾经有那么多杰出人物，穿过了汉末的乱世尘烟，登上了“三国演义”的舞台，在那场斑斓辉煌的历史“活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譬如仕魏的王修、邴原、徐干以及魏国“臣民”管宁，仕吴的是仪、滕胤，或者仕蜀的孙乾，他们统是“北海人”的骄傲，亦是“潍坊人”宝贵的遗产。在今天，当我们触摸这“遗产”的时候，你仍能感觉到那些血肉之躯的勃勃脉搏，亦能从中得到良有教益的启迪和芝兰之气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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邴原贫不丧志留“泣学”佳话
邴(bǐng)原这个名字,对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在当时,即他生活的汉末、三国时期,却是论学问可与郑玄并驾齐驱,论德操又能和管宁相提并论的大名人。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治所在今临朐东南)人；更具体地说,其家乡在原安丘市红沙沟镇(今属凌河镇、辉渠镇)一带。《三国志·邴原传》所注引的《原别传》里,对邴原的生平有着较详细的记录,许多轶事今天读来仍很有意思。
贫不丧志,“邴原泣学”名重乡里
邴原十一岁丧父,家贫而早早成了孤儿。但他贫不丧志,仍立志学习文化,最终感动了书塾里的教师,收他免费学习,也成就了一则“邴原泣学”的佳话。
忽有一日,他路过邻家书舍,听到琅琅书声,立在门外突然失声痛哭。塾师闻声过来,问他:“童子何故悲啼?”他回答:“孤独者容易伤心,贫穷者容易感怀。咳,那书舍里读书的人儿啊,他必定是有父兄的。我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故而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这话竟说得塾师也掉下了眼泪。少顷塾师问他:“童子也想读书吗?”邴原答说:“想是想,却无钱资。”塾师遂道:“童子若有志,我可以教你而不收资费。”就这样,小邴原也进了书舍随师就读。仅仅一个冬季,他便能熟诵《孝经》和《论语》了。
小邴原聪慧异常,卓然超绝,不仅如此,其道德品质也如金玉般的优秀。《后汉书·邴原传》称其“少与管宁俱已操尚称”,就是说,童年时的邴原、管宁(管宁同邴原是老乡,也是北海名士),都能以注重品德的修养而著称于乡里。
游学前拜访孙嵩,被赞“志高”
邴原成人之后,欲远游求学,行前特意来到邻县的安丘,拜访比他年长而且学有所成的孙嵩。孙嵩问他:“君乡里有位郑玄先生(注:从这话的意思看,郑与邴虽非同县,但乡居之间显然更近一些；据此,邴原的家或许在潍河之西,与河东的郑家相对),君知之乎?”邴原回答:“知道。”孙嵩说,“郑先生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乃学人之楷模。而君不去拜他为师,反要蹑屣千里远游求学。何也?”邴原再答:“先生之说教,诚可谓苦药良针；然而您未识在下之微趣也。夫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
孙嵩顿然语塞,当下离席“辞谢”。然后孙嵩真诚地说:“兖、豫两州之士,我多有所识,然而未有如您这样的志高者。我就以个人名义写下‘介绍信’,您带着它远游交友吧!”——这当然是孙嵩的好意,但邴原想道:求师启学,志高者心自通,又何必借用别人溢美的书信呢?于是将“介绍信”藏在了箱底,离家远行。
他本能饮酒,但从游学之日起,至陈留,至颖川,至汝南,至涿郡……“八九年间,酒不向口”；而且“单步负笈,苦身持力”。待到学业结束将要归乡之际,师友们晓得邴原是不沾滴酒的,便以“米肉”为之送行。想不到邴原却说:“我本能饮酒,但怕荒废学业,故断之。今将远别,岂可不饮?”于是与师友共坐痛饮,他居然能“终日不醉”——看来与其“老乡”郑玄一样,都有着超常的酒量。
责孔融凭个人之恶杀人,使融无言以对
邴原回到家乡之后,即“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当时孔融任北海相,正遵照朝廷指令在地方上选拔人才,便召邴原为“计佐”、郑玄为“计椽”。邴原来到孔融的官署,有一天遇上这样一件事情:孔融有一位下属,平时颇受宠爱,但后来犯了错误,孔融又愤愤然要将其杀死。此人叩头流血,哀求饶命。在座官吏纷纷求情,而唯独邴原一声不吭；事后孔融问其缘故,邴原回答:“明府您对那人一向不薄,署中官吏受您恩惠的,未有一人在他之前。然而您现在又要处死他。请恕邴原愚钝,我倒要问问明府您,不知因何爱之、因何恶之?”
孔融说:“那人生于寒微之家,我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可他今天辜负了我的恩施!你应该知道,‘善则进之,恶则诛之’,此乃‘君道’。往昔应仲远(应劭,字仲远)做泰山太守时,曾举一孝廉,旬月之间就将其杀死。所以我认为做统治者掌握职权的,厚薄无常是很正常的呢!”
邴原又对答说:“仲远举孝廉,又杀之,其义焉在?孝廉者,国家俊秀也。若举是对的,杀就是错的；杀是对的,举就是错的。《诗》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这是讥讽的意思呢。《语》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远之‘惑’太过分啦。明府您怎么能效仿他呢?”
孔融大笑道:“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邴原却严肃地说:“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也。岂有以杀人作玩笑的道理吗?”
于是孔融无言以对。
从上面这件事,可看出邴原与孔融处事做人有所不同:邴原端方严谨,而孔融时有不拘。孔融在很多问题上不太在乎,该严肃的时候他倒嘻嘻呖呖(类似他的挚友祢衡,仅比祢衡稍好些罢了)。他后来死于曹操之手,自己应负一定责任。
邴原被曹操誉为“国之重宝”
邴原其实并没有到孔融身边做事,因为黄巾军闹腾了起来,邴原不能不为身家安全考虑,遂携家属到了辽东。邴原在辽东十余年,后返乡。
邴原深受曹操敬重,他评价邴原为“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净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的“国之重宝”。
说服辽东太守公孙度,救刘政于危难
邴原在辽东阶段,有两件轶事值得我们玩味。
一件是:据《三国志·邴原传》记载,那时候同邴原一起逃难到辽东的,还有一位北海郡的乡亲,名叫刘政,为辽东太守公孙度所“畏恶”,因之其家属尽遭收捕,唯刘政一人逃脱。刘政窘急无奈,投靠邴原。邴原将其藏匿了一月有余。时值东莱人太史慈也在辽东,正欲归乡,邴原于是将刘政托付给他。然后邴原又拜访公孙度说:“将军前日欲杀刘政,无非担心他会祸害自己；如今刘政已然逃去,将军之害岂不除掉了吗?”公孙度说:“是的。”邴原接着劝道:“将军之所以提防刘政,无非因其有‘智’；如今刘政已去,其‘智’亦去。您何必继续拘禁他的家属?不如做个好事赦免了他们吧!”公孙度觉得邴原言之有理,遂将刘政家属全部放出。此后,邴原又资助刘家,让他们得归故里与刘政团聚。
《三国志》在记录此事之后,还特别指出:邴原在辽东时,一年中投奔他,到他那里落户的(老乡)有“数百家”之多；而且“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
捡钱系树上以待失主,引效仿后破除“淫祀”
前面的这件事讲的是救人于危、济人于难的义举,另一件事则讲的是拾金不昧、破除“淫祀”的行为,两者都属于道德的范畴。
据《原别传》所记,邴原有一回在路上拣到钱,他没有昧下,而是将钱系到路旁树枝上,让它等待失主。然而过了些日子,怪事来了:“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邴原向人打听其中的缘故,方才知道,原来此树已经被人们视为“神树”。系钱的,那是敬祭神灵；将钱拿走,则是对神灵的亵渎。于是邴原大为愤慨,“恶其由己而成淫祀”,遂向人们讲清了树上第一串钱的由来。乡人大悟,纷纷将树上的钱收起,然后成为乡社的供品。
深受曹操敬重,并曾“辞拒阴亲”
其实,在当时邴原最为人称道的却是其渊博的学识。《原别传》说:“是时海内清议,云青州有邴、郑之学。”已将他与郑玄相提并论。联系到邴原早年游学前对孙嵩说的那番话,的确世间既有“登山而采玉者”,亦有“入海而采珠者”。郑、邴治学走的是不同道路,但都取得了成功。
邴原在辽东十余年,后返乡,被时任司空而实掌宰相职的曹操辟为司空椽,署东阁祭酒。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北伐三郡乌桓,归来途中宴士大夫。酒酣,曹操说:“孤返邺城,文武诸君必将来迎,不来者,独有邴祭酒耳!”不料言罢未久,而邴原先至。曹操听得门下通报,不由大为惊喜,提鞋而起,远远地出来迎着邴原说:“贤者诚难测度,孤刚才还在说,君将不能来呢……”自此之后,他对邴原愈加敬重。
后来,曹操的爱子仓舒(即曹冲,那位用船来称大象体重的神童)夭折,他听说邴原亦有一女早亡,遂“欲求合葬”,结阴间夫妻。这种事对有些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然而邴原却不想与曹家攀什么“阴亲”,于是辞拒说:“合葬,非礼也。邴原之所以敬重明公,明公之所以厚爱邴原,无非能以坚守训典而不更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之辈。我说得对吗?”曹操当然不能强迫。这件“结阴亲”的事情遂到此为止,它也没有影响曹、邴之间的关系。
三年后,曹操已做丞相,邴原得选补丞相征事。那时郑玄的门生崔琰做东曹椽,由他起草而由曹操签署的的文件,评价邴原为“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净足以厉俗,贞固足以干事”的“国之重宝”。
被曹操命令随军伐吴,病发死于征途
再后来,邴原离开已做了魏王的曹操,到魏国太子曹丕那里做五官将长史(注:曹丕时为五官将)。于是又发生了与上面“辞拒阴亲”相映成趣的故事:有一回太子大宴宾客,席间曹丕向大家提出一个很叵测却也有趣的问题:“国君与自家的父亲皆有疾病,然而药仅一丸,唯救一人。试问,当救国君,抑或救父?”于是众人议论纷纭,或父或君。邴原当时在座,冷冷地不参与讨论。可曹丕偏偏向他“咨询”,他只好悖然对答:“自然是父亲了!”这当然是太子不希望得到的答案,但好在问者亦有雅量,其结果是“太子亦不复难之”。
也许“明哲保身”的缘故吧,邴原自做了五官将长史之后,“闭门自守,非公事不出”(《三国志·邴原传》),绝少参加私人的聚会。
又过数年,曹操伐吴,令邴原随军,不幸病发,死于征途——其结局与郑玄惊人地相似。
邴原的墓葬,在今天的安丘城西南约三十公里,即红沙沟镇李家赤埠村东二百米处。据明万历《安丘县志》,邴原墓原在柴埠山,而柴埠山即李家赤埠村东之赤埠岭。1975年冬,村人整地时曾挖出石的墓门,当即封存；1982年文物普查时,该墓已无封土。
◇相关连接
皇后与父母谁拜谁 邴原与郑玄争议大
笔者读《全三国文》(清人严可均辑)与《高密县志》(民国版),发现邴原与郑玄这两位北海“老乡”,曾有过一段关于“皇后与父母”仪礼方面的“公案”。事情是因了伏皇后(琅邪东武即今诸城人,为曹操所杀)与其父伏完之间,在礼节上应该谁拜谁的问题上所引起的。郑、邴都是经学大师,于“礼”不可谓不通,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各有见地,为此争得不亦乐乎。其各自的“论文”,今天读来仍饶有趣味。现录于下,以供感兴趣的读者欣赏。
◇郑玄《伏后议》:
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后伏完,朝贺宫廷,完拜如众臣。及皇后在离宫,后拜如子礼。三公八坐议,或以为皇后天下之母也,完虽后父,不可令后独拜私朝。或以为当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废人臣之义,又子尊不加于父母……；或以为皇后至尊,父亦至尊,茭白则父子无别。完拜则伤子道,后拜则伤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众臣,于后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理?……今不其亭侯在京师,礼数出入宜从臣礼。若后适离宫及归宁父母,从子礼。
◇邴原《驳郑玄皇后敬父母议》:
《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陈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妇人外成,不能二统耳。”……如皇后于宫廷官僚之中令父独拜,违古之道,斯义何施?汉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讥子道不尽,欲微感之,令太上皇拥彗却行称臣。虽去圣久远,礼文阙然,父子之义,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宁为公私易节?宫庭则为臣,在家则为父,是违礼而无常也。言子事父无贵贱,又云子不爵父。
管宁教书育人“民化其德”
今安丘城西南约二十公里处,有管公乡,乡内又有管公村。当地人说,这是汉末三国时期名儒管宁的家乡。管宁,字幼安,同邴原一样,乃北海国朱虚县人。《三国志》将邴、管的传记同列一卷,看来他俩是颇具可比性的。据《三国志》注引《傅子》所记,管宁乃齐国名相管仲后裔。当年齐国成为田氏天下,管氏余脉散奔鲁、楚。进入汉代,有一位叫管少卿的,开始在朱虚县落户生根,从此繁衍九世而生管宁。
厌恶华歆为人 与其割席断交
同邴原一样,少年管宁的境况亦很凄惨。他十六岁丧父,家中再无亲人可依,只有那些“中表”亲戚(即姑、舅家的表亲),怜其又孤又贫,遂共同赠送钱财帮助他办理丧事。但管宁颇有志气,竟“悉辞不受”,说他家的余资完全可以给父亲送终的。他在贫苦中逐渐长大,成为“长八尺、美须眉”的男儿；其间认识了同县的邴原和平原郡的华歆,三人一起游学,结为密友,于是就有了“割席分坐”的著名典故。
在《世说新语》“德行篇”里曾经讲到:管宁和华歆于园中锄菜,见地上有一片金。管宁继续挥锄,把金片看得跟瓦石一样,华歆却拣起金片,尔后又扔掉。他们还曾经同坐一张席子读书,有乘轩车戴冕冠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照旧朗读,华歆却扔掉书跑出去张望。于是管宁割断坐席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其实公允而论,华歆的行为并不过分,与孔子制定的儒家道德也并不抵触,管宁与之断交,只能说明他的交友条件过高而近乎严酷。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对上面的故事津津乐道；而且喜欢将华、管、邴三人作以比较,并分出孰高孰下。如《魏略》就说:“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但为《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邴原的“懿望”并不比华歆差,而管宁“含德高蹈,又恐弗为龙尾”。而在《三国演义》里,华歆受曹操之命进宫抓捕伏皇后,简直就是助纣为虐的坏人,其道德就与管宁有着天壤之别了。
辽东避难,“因山为庐”,非学者勿见
当董卓秉政天下大乱之际,偌大个北海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时华歆已经从政,管宁则与邴原、王烈(字彦方,平原人,亦小有名气)结伴,渡海到辽东,投奔公孙度太守。公孙度早闻管宁之名,因此特意腾出馆舍,等候其入住。但管宁坚决不住城内,要求去山乡落户。当时避难客多数选择去郡南安家,而管宁独选郡北。郡北离家乡更远,他是以此来表示要在辽东落地生根、永不返乡。
管宁在郡北“因山为庐,凿坯为室”,决心要做隐士。但崇拜他追随他的避难客太多,大家都乐意做他的邻居。以致旬月之间,那小小山村居然扩大到了城邑的规模。这期间公孙太守也来造访他,顺便带来些山外海内的信息。但管宁在交谈中“语唯经典”,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事”显示出漠不关心,因而公孙度“心安其贤”,打消了心里的某种顾忌。此后,管宁开始办学收徒,“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他还特别“制定”了一条会客的条件,那就是“非学者勿见”。这样做的结果是“民化其德”,使当地老百姓在道德上受到了教化。
以上是《傅子》一书关于管宁的记载。《傅子》讲到这里时指出:“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因而“(公孙)度已下心不安之”。大约就在此时,管宁找到了邴原,告诫他“言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然后建议他赶紧西渡回乡。后来,公孙度的庶子公孙康掌握了辽东之权,此人对外仍以汉朝廷所封的“将军太守”为号,但内心深处已在考虑反叛称王的事情了。时值曹操担任司空,主持国政,曾经行文辽东,让管宁到朝中任职。但公孙康拒绝汉朝廷命令,并没有对管宁宣布。公孙康意图拉拢管宁做自己的“镇辅”,于是登门试探他的态度,但对方正气凛凛,他最终因为“敬惮”而“莫敢发言”。
而关于“民化其德”,拿今天的话来说,其实是管宁在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别人,以提高辽东老百姓的文明程度。皇甫谧所著的《高士传》曾讲过这样两件轶事:一件是,管宁所居的村子有公用的水井,汲水者男女错杂,或为争井吵架斗殴,宁深以为患,乃悄悄地自购井具,“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却又不使别人知道。后来乡邻们知为管宁所为,都在佩服之余各自反省,从此再无争抢斗讼之事发生。另一件是,管宁所种的庄稼被邻家之牛践踏,宁发现后,不但不向前逐打,反将那牛牵往荫凉,给与饮食,待那牛吃饱喝足之后再牵送主家。结果弄得“牛主大惭”,“若犯严刑”。在管宁的带动下,此地的民风渐渐好了起来。
又据《三国志·管宁传》说:管宁之妻先他而卒,人劝其再娶。宁曰:“每省曾子之言,意常嘉之,其自遭之而违本心哉?”《傅子》一书还记载:世乱之时,管宁的姻亲、知旧、邻里,凡有穷困,即便家储不足石米,亦必分已赡救之。而且,管宁与人谈话,“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诲以忠”。又说他“貌甚恭,言甚顺,观其行,邈然若不可及”,但是接近他的没有不被他的精神所感化。总之,他就是那个时代做人的楷模。
华歆自请“逊位”,愿管宁取代自己
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原大地渐趋安定,客居辽东的人们陆续返乡,但管宁却毫无归意。黄初四年(公元223),魏王曹丕下诏,令公卿举“独行君子”。这时已做了司徒的华歆,想起老同学管宁,于是上表举荐。是时辽东内乱,管宁预测战火将燃及身边,乃偕家浮海西渡,返回朱虚。曹丕得悉消息,八月赐以牛酒慰问,并诏令管宁为太中大夫；宁却以“疾”固辞不受。尔后魏明帝曹叡即位,司空陈群又上书荐宁,称其“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而由司徒转任太尉(实际上就是相国)的“三朝元老”华歆,人至晚年,忽幡然有悟似的,对“白衣处士”老同学管宁无比歆慕,竟然提出“逊位”,要让管宁来取代自己。
魏明帝对于两位大臣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视,于是再次征召管宁,诏书中情辞十分恳切；又诏令北海郡的上司青州刺史:派出别驾从事,奉旨登管宁之门,提供安车、吏从、茵褥,以及途中所用厨具……总之务必将管宁请进京城。
然而,管宁仅仅是还给皇帝一封长长的感恩“上疏”而已。他依然坚守茅庐,过着自称为“野人”的生活。这时候人们注意到了管宁常坐的一张木榻:此木榻在辽东用了三十七年,返回朱虚后继续使用,其与主人相伴已“集五十余年”。因为管宁天天“跽坐”(古代士人的规范坐姿,即双膝长跪,上身挺直)于上,而未尝一次“箕股”(凡夫俗儿的坐姿,随便一歪,张扬脚丫),久而久之,竟使得木榻当膝之处磨穿,形成为“膝洞”。此足见管宁之精神、信念与毅力!无怪乎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等在上书中称颂管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规,德行卓绝,海内无偶”,“未有厉俗独行若(管)宁者也”。
然而管宁毕竟已是耄耋老人。朝廷征召他的诏书,大臣们举荐他的上表,实际上的作用,无非是向全社会倡导学习这位“独行君子”的道德情操而已。
管宁活到八十四岁。在那个时代,这应该是少有的高寿。他的儿子管邈被拜为魏国的郎中,后为博士。
观管宁一生,他没有“老同学”华歆那样辉煌的“政绩”；论学术,他没有达到“老乡”邴原、郑玄那样的高度；说到家他只是个平平凡凡的教书先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乡村的民办教师。但他安贫乐道,奉献民间,用别一种生活方式来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王修一腔忠贞“足以矫俗”
王修,字叔治,北海营陵(今昌乐县营丘,一说安丘市凌河镇)人。在安丘市慈埠店子村,传有王修及其母亲的墓葬。王修与邴原、管宁家乡相近,而童年也跟邴、管一样,非常不幸。
王修深得孔融、袁谭等人的赏识。曹操称王修“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符,过人甚远”的评价,对他十分信任。
任高密令,打击恶霸孙氏,令当地豪强慑服
据《三国志·王修传》记载,王修七岁丧母,而母亲的忌日恰好是农村的“社日”,来年乡里祭土地神的时候,节日的气氛格外加重了小王修感怀母亲的悲情。于是他哭声大作,撕心裂肺。乡亲为之震撼,居然停止了节庆活动。此本小事一端,但却发人深思。
王修渐渐长大,二十岁那年,他游学南阳,落宿于一个叫张奉的人家。凑巧张奉全家忽然都得了疾病,一时无人照料。王修非亲非故,本可悄悄离开,可他却留下来尽心侍疾,直到全家人病愈方才辞行。
以上两件小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修的为人,是王修的人生“序曲”；而他以后的人生旅程,则是与孔融、袁谭、曹操紧密联系着的。
先是,汉献帝初平年间,北海相孔融闻王修之名,遂召其为主簿,守高密令。时有高密孙姓某人,人称“豪侠”,实为恶霸,其家人门客多次犯法,危害乡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怪事:有户人家遭贼劫盗,向官衙报案,县令即遣吏追捕,可眼瞅着贼人逃入一户孙姓人家,却再无人敢入门擒捉了。
王修到任后,此类怪事又再重演。可这回非同往常,新县令决定亲自出马。他率领县吏、民兵,将孙氏院落团团围住,喝令贼盗出来自首。不料孙某关门拒守,气势汹汹,县吏与民兵竟纷纷畏惧,不敢向前。王修勃然大怒,环顾左右大喝道:“敢有不听令进攻者,与贼同罪!”于是吏民踊跃攻击。孙某终被新县令的威势所震慑,只好乖乖地将罪犯交出……自此之后,高密县的那些“豪强”们全都老实守法了。
黄巾事起北海大乱,冒难救孔融而成一时美谈
孔融来北海上任后,王修被推举为“孝廉”。但王修极是谦逊,表示要让给邴原。孔融不听,就给王修写信,信中说,邴原亦属贤才,“可谓不患无位之士”,他以后应该还有机会(注:邴原后被孔融举为“有道”)的。然而王修在复信时再次辞让。孔融则致书再答,答书中称赞王修“清身洁己,屡试诸难,谋而鲜过,惠训不倦”,劝其不必坚辞。然而恰在此时黄巾事起,北海随之大乱,王修的“孝廉”之事也便半途而废。
那时候北海闹起一股“反贼”,使郡署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孔融心急如焚,环顾左右说:“今日能冒难来救者,唯王修耳!”话音刚落,王修果然驰至,孔融大喜。待“贼乱”平息之后,他认识到身边必须有王修这样一位威武而显霸气的得力助手,便把他从高密县调回来,担任了郡里的功曹。可是,鉴于当时胶东(今平度东南)一带贼寇多发,治安混乱,考虑到王修乃治盗能手,只好又让他任胶东令去了。
王修虽然离开了郡署,但只要孔融有难,哪怕他在家休假,也总是召之即来、不召亦至。故《三国志·王修传》称:“融每有难……常赖修以免。”因此在王修身上,体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忠义。
且说王修刚到胶东的时候,当地有个叫公沙庐的,属于高密孙氏一类的地头蛇。他依恃宗族强大,竟自筑营凿堑,其豢养的家兵亦不肯听从官府的征调。王修却最有治“蛇头”的本事!他当即亲自出马,“独将数骑,径入其门”,只见手起刀落,眨眼间斩公沙庐兄弟头颅于地。说也怪,公沙氏族党虽人多势众,但一个个“惊愕而莫敢动”。随之。王修“抚慰其余”,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控制了公沙党族。胶东的治安形势从此大有改观。
袁谭赞其忠贞:“成吾军者,王修也”
王修的名气越来越大,便引起了青州牧袁谭的注意,遂辟其为治中从事。此后王修就来到了青州。这期间有个叫刘献的别驾(别驾与治中从事一样,同为州牧僚属),心地很是狭隘,常在袁谭面前诋毁王修,而那些飞短流长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王修的耳里。后来刘献“坐事”犯罪,案件偏巧又由王修审理,于是人们都以为“冤家路窄”,刘献必死无疑。然而出乎意料,王修并未乘机报复,而是秉公审案,让刘献获得了赦免。
然而王修最为人称道的,却不是胸怀宽广,而是对于“主子”的一腔忠贞。上面已经讲到了他对孔融的忠贞,现在再说他对袁氏的忠贞——
却说袁绍死后,袁谭、袁尚两兄弟互相攻杀,而袁谭兵败势衰的那段时间,多亏王修率领吏民前往救援,使袁谭获得了喘息之机。于是袁谭喜不自禁,大喊道:“成吾军者,王修也!”此后袁谭又败,其部将刘询在漯阴起兵反叛,一时诸城皆应,使袁谭陷入绝境。袁谭十分沮丧,竟当着王修的面叹息道:“今举州背叛,岂孤之不德耶?”王修安慰并鼓励他说:“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表,此人不反,必来!”——果不其然,十余日后,管统真地抛妻弃子(其妻子为贼所杀)救援来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袁谭见自己兵马强壮些了,就想攻打袁尚。但王修劝谏说:“兄弟还相攻击,是败亡之道也。”袁谭听了,自然不悦,但“知其志节”,并未反驳。稍顷他又问王修:“计将安出?”王修侃侃而道:“夫兄弟者,(如)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馋人,固将交斗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明使君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兄弟)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以横行天下!”……但遗憾的是,袁谭根本不听王修的忠告,而继续与袁尚互相攻击,以致后来整个袁氏集团土崩瓦解,大败于曹操。
曹操为其感动 特许王修安葬袁谭
曹操在南皮围攻袁谭的时候,王修正在乐安督运军粮。听闻袁谭危急,王修急率部下数十人驰赴南皮,但途中得到了袁谭兵败身死的消息。他即滚鞍下马,哀号恸哭曰:“无君焉归?”……无奈何只好投奔曹操,乞求收葬袁谭的尸首。但此之前曹操已经将袁谭枭首示众,且发布了军令:“敢哭之者,戮及妻子!”而王修不仅敢哭,而且还敢向曹操声明:“(修)受袁氏旧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曹军中负责军法的“军正”正要执行王修的死刑,不料曹操居然为王修所感动,竟“嘉其义,听之”,允许王修为袁谭收尸安葬。
此后王修就成了曹操的部下。曹操信任他,仍让他督运军粮,返回乐安。但此时王修的旧友管统恰在乐安守城,而管统是唯一一位尚未投降的袁谭旧将,故曹操令王修一定将管统的首级带来。这对王修来说自然是两难抉择,而曹操左右的人也未必不担心王修一去无返。但结果是,王修带着管统又回到了曹操身边。于是曹操“悦而赦之”(《三国志·王修传》)。
《三国志·王修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曹操攻破邺城时,查抄审配等袁绍旧将的家财皆数以万计,然而攻下南皮,检阅王修的家产,却“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此足见王修之廉洁。曹操为其感动,遂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王修为司空椽,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在任期间,其“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魏国建立后,王修又担任了魏国的大司农郎中令。
据《魏略》说,在王修任司金中郎将期间,曹操曾给他写过一信,信中称王修“澡身浴德,流声本州,忠能成绩,为世美谈,名实相符,过人甚远”,评价实在是不低；并说“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则又显示出他对王修是何等的信任。
事实上王修对曹操的忠贞,也的确有可歌可泣之实证。譬如有一次严才叛反,偷袭魏王宫掖门。王修听到消息,徒步赶赴宫门救难。那时曹操在铜雀台上,远远望见宫门外来了一彪人马,虽看不清面目,他却能料定:“彼来者必王叔治也!”事后,相国钟繇对王修说:根据旧的条令规定,一旦京城有变,九卿大臣应各居其府,是不得妄动的……而王修朗朗答道:“既食王禄,焉避其难?‘居府’虽旧规,却非‘赴难’之议呢!”毫无疑问,王修的回答一定会博得曹操赞赏的。
是仪清廉爱民为“宦者楷模”
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今昌乐县东南营丘镇)人,与王修是同县的老乡。当王修成为曹操忠臣的时候,是仪则在孙权手下干得更好,甚至已处于孙吴政权的“核心”地位。孙权曾叹道:“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想想看罢,一个小如弹丸的营陵,居然同时走出了两位名垂史册的大人物,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奇迹吗?
被孔融嘲笑,因改“氏”姓为“是”
其实,是仪本并不姓“是”,而姓“氏”。据《三国志·吴书·是仪传》说,氏仪起先在营陵做县吏,后被提拔到郡里(与任职主簿的王修应该是同事),时任北海相的孔融,有一天嘲谑他说:“‘氏’字,乃‘民’无上。民无上怎么能行?我看改为‘是’好啦!”这看起来很像是开玩笑(按:以孔融先生的秉性,开这样的玩笑并不奇怪),但不成想,氏仪居然听从了孔融的意见,他从此真就“变”成了是仪。
后来,为了躲避黄巾起义所造成的战乱,是仪离开北海,南渡江东,依附于汉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东莱人刘繇。当刘繇被袁术打败之后,是仪便迁徙到会稽(今江苏省苏州市)去了。
孙权对其倚重,不逊于赵简子之于周舍
我们知道,当时依附刘繇的,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太史慈,与是仪算得上“准老乡”关系,此人曾经救助过孔融。数年后刘繇故去,太史慈又归于孙策。稍晚些时候,孙权接孙策的班,承摄了东吴之大业,是仪则被权“优文”征召于麾下,拜为骑都尉。史书记载他“到见亲任,专典机密”,捉摸这话的意思,很可能是仪在跟随孙策时已表现得非常忠诚,干事亦十分优秀,孙权了解得清清楚楚,故此无需经过考验阶段,一开始就视其为心腹亲信,让是仪专门负责“机密”事情。
《吴书》对是仪的记述相当简约,但涉及到的却都是军国大事。譬如:建安十九年,东吴大将吕蒙设计欲偷袭关羽,夺取荆州；孙权因事关东吴兴亡,一时决心难下,颇费踌躇,便悄悄征求是仪的意见。不消说,这属于“核心机密”,能接触到的人肯定没有几个。是仪接触到了,此足证明孙权对他的信任。于是“仪善其计,劝权听之”(是仪对吕蒙之计深表赞赏,并劝孙权听从吕的策划安排)。然后“从讨羽,拜忠义校尉(跟从吕蒙参与征讨关羽之战,并拜受了忠义校尉的军职)。仪陈谢,权令曰,‘孤虽非赵简子,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邪?’。”——当是仪表示谢辞忠义校尉的时候,孙权却以勿庸置疑的口吻说:“即便我不是(建立赵国基业的)赵简子,而你也不得不‘自屈’为(赵简子的忠直近臣)周舍呀!”
再是,蜀国丞相诸葛亮病逝后,是仪曾作为吴国使者,赴蜀“申固盟好”,孙权对他顺利完成使命表示满意。
历史已经证明,孙权对是仪的信赖和倚重,毫不逊于赵简子之于周舍。是仪在魏蜀吴三国的争战中,为维护东吴政权的利益,也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孙权从刘备那里夺回荆州之后,定吴都武昌,是仪遂“拜裨将军,后封都亭侯,守侍中”。“侍中”一职,在汉代乃是皇帝的顾问,魏晋时期权势愈重,已接近于宰相。是仪能做到“侍中”,证明他在孙吴政权中已属于“核心层”人物了。
本来孙权还想让是仪再统帅兵马的,然而是仪自称“非才”(不具备带兵的才能),而“固辞不受”。但到了东吴黄武年间,孙权还是将是仪再次派上前线,赴皖(即今安徽省安庆一带)佐将军刘邵,与魏国的镇南将军曹休相持。而且,孙权还亲自与是仪定计,“欲诱致曹休”。曹休果然中计,被吴军“大破之”。战后是仪因功而“迁偏将军,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又令教诸公子书学”。
所谓“省尚书事”,就是掌管尚书省,在当时这实际上就是仅对君主一人负责的政府首脑。而“兼领辞讼”,即兼负着国家司法方面的领导职务,类似于今天的司法部长或最高法院院长。按说“总平诸官”和“兼领辞讼”之权力已经够大的了,但吴王孙权似仍嫌不足,还要让是仪再担任各位王子的师傅。我们知道,王子的师傅是由德高望重的大臣来担任的,是仪能担此职,其在孙吴政权中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不畏强权,救下被吕壹诬告的刁嘉
这之后,孙权大驾东迁,令太子孙登镇守吴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是仪则留下来辅佐太子。据《吴书·是仪传》说,孙登对他极是敬重,凡重大决策总要事前征求他的意见,然后方得施行。不久,是仪又随同太子来到新都建业(今南京市),“复拜侍中,中执法,平诸官事、领辞讼如旧”——总之一如既往,其权力和地位并没有改变；不过,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孙权、是仪的亲密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
事情是由典校郎吕壹引起的。原来,吕壹到孙权那里告状,诬蔑原江夏太守刁嘉曾在多人面前“谤讪国政”。孙权勃然大怒,下令将刁嘉逮捕入狱；然后一一查问诸官,是否听到了刁嘉的所谓“谤讪国政”之词。是时被调查的官员都因畏惧吕壹,而昧着良心“并言闻之”,唯独是仪一人答曰“无闻”。我们知道,孙权的性子是很暴躁的,而且有时也是很武断的。他根据调查的结果,怀疑是仪有“包庇”刁嘉之嫌,便愈加愤怒。于是“穷究累日,詔旨转厉,群臣为之屏息”。就是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调查,随着吴王孙权越来越严厉的旨令,所有臣僚胆战心惊,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而此时此刻,面对着盛怒的孙权,是仪大义凛然地说道:“今刀锯已在臣颈,臣何敢为嘉隐讳,自取夷灭,为不忠之鬼?”他“具实答问,辞不倾移”。事情最后的结果是:“权遂舍之,嘉亦得免”。这件事使是仪的忠直形象光芒四射,照耀千秋。《吴书·是仪传》在记述到这里时,通过一段“注引”评论是仪,认为是仪本系“羁旅异方、客仕吴朝”的外客,却能在馋邪横行、君王暴怒之时,“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伤义”,诚“可谓忠勇公正之士”；其“忠不谄君,勇不慑耸,公不存私,正不党邪,资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谦约,履之以和顺,保傅二宫,存身爱名,不亦宜乎!”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上面“注引”中所说的“保傅二宫”,其“二宫”者,指的是吴国的南、鲁二王。当二王初立之时,是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他“为傅尽忠,动辄规谏,事上勤,与人恭”,为史家所赞颂。
时常救助贫困者 而自己家无储蓄
不仅如此,是仪还“不治产业,不受施惠”,“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赡贫困,家无储蓄”,堪为清廉爱民之宦者楷模。为了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美德,《三国志》还讲了这样两件轶事。一件是:有一回,孙权在京城内私访,远远望见某处矗立着新起的高大房屋,便问左右:“起大宅者谁?”回答说:“似是是仪之家”。然而孙权摇头道:“我了解是仪。他很简朴。大宅必非他家!”随之派人查问。果不其然,那高大房屋其实是是仪邻居的新居。另一件是:有一天,孙权突然造访是仪的宅邸,想看看他是否真的“食不重膳”。于是走向饭桌,查视饭菜,果然十分简单；权顺便亲尝了一口,又晓得是清汤寡水。于是孙权大为感动,“对之叹息”,当即下旨给是仪增加俸赐,扩大田宅,但是仪坚决辞让,仅谢恩罢了。
《吴书·是仪传》的最后,还评论是仪“时时有所进达,未尝言人之短”。就是说,他在孙权身边做事,可以经常建言献策,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别人的短处。这似乎透露出是仪为人谨慎,有“老好人”之嫌,对此孙权也不太满意。孙权非只一次地责备他“不言事”、“无所是非”。然而是仪辩解说:“圣主在上,臣下守职,惧于不称。实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听。”意思是:“在‘圣主’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臣下们都安分守职,生怕做得不符合您的意愿呢。我可不敢以自己的‘管窥蠡测’,说出冒犯天子之耳的蠢话呀!”他这样解释尽管不无道理,但“老好人”的缺点恐怕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吧?
不管怎样,是仪为政、为人几无挑剔之处。史称其“事国(服务于吴国)数十年,未尝有过”,连吕壹那种将满朝文武的罪过都说了个遍(有的甚至多遍)的家伙,而唯独对是仪说不出一个“不”字。难怪孙权叹道:“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倘使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如是仪那样,难道法律和纪律还有用处吗?
如此说来,是仪几乎就是“完人”了。
是仪的命运非常美好,我们看不出他有过什么灾祸。他的寿数也还不错,活到了八十一岁。临终时,他遗命“素棺,敛以时服,(丧事)务从省约”。
滕胤“厉修士操,遵蹈规矩”
滕胤,字承嗣,北海剧县(今寿光市纪台镇)人。他的伯父滕耽、父亲滕胄,与扬州刺史刘繇为“州里通家”。孙权做吴王后,因思念耽、胄,追录旧恩,遂封滕胤为都亭侯。滕胤从此进入了孙权的视野,并逐渐融入了吴政权的核心圈子,仪表堂堂的他还娶了公主为妻,继而进入了事业的顶峰期。
后来,滕胤阴差阳错地卷入了政治权力争斗的漩涡之中,并最终成为了牺牲品。
仪表堂堂, 弱冠之年婚配公主
滕胤的伯父滕耽、父亲滕胄,与扬州刺史刘繇为“州里通家”。因了这层“老乡加世交”的关系,当青州一带为黄巾军所扰乱的时候,滕家兄弟带着家小——当然也包括幼小的滕胤,离开家乡渡江南下,依附刘繇去了。据此而知,滕胤的父辈与太史慈、是仪应该熟悉,甚至有可能一起相约投靠刘繇的。而当刘繇去世之后,滕耽、滕胄与太史慈、是仪同样,也来到了孙策的麾下。后来孙权承继父兄大业,且被朝廷封为车骑将军,遂拜滕耽为右司马。滕耽为人宽厚,却不幸早逝而无子嗣。滕胄擅长文辞,为孙权所重,待之以“宾礼”,有关军国书疏之类常令其修改润色,然而也不幸短寿,在滕胤十二岁的那年散手人寰。
据《吴书》记载,滕胤年十二丧父,虽“孤单棾立”,却能“治身厉行”。尤令人叹羡的,却是其白皙的皮肤和堂堂的仪表。因之每逢正朔日入宫朝贺之时,大臣们见者无不啧啧赞赏。于是在他“弱冠”(二十岁)那年,得以婚配公主而成为王戚。从此仕途更加一帆风顺。
三十岁时,孙权让他出任丹阳太守,之后又调任吴郡、会稽,其间颇有政声。据说,滕胤心慈而细,每每升堂断案,总能“察言观色,务尽情理”,一旦有“穷冤”者诉说“悲苦之言”,他则情不自禁地“对之流涕”。而且他还经常上表陈事,根据民间意见以判断朝廷政令得失,对孙权的决策多所匡弼。因为滕胤的缘故,孙权特意“增重公主之赐”,并屡屡致意,表示关怀与眷爱。
阴差阳错,无意间涉及东吴政变
滕胤的事业顶峰,应该在孙权幼子孙亮为王期间。
话说东吴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孙权病重,滕胤被调回吴都,升任太常,与大将军诸葛恪(即诸葛瑾之子、诸葛亮之侄)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幼主；孙亮即位后,加卫将军。此时滕胤的政治地位,差不多已是吴国的“二把手”了。
在此我们必须理一下滕胤与诸葛恪的关系。滕胤乃诸葛恪侄子诸葛竦的岳父,因此他们属儿女亲家,不管是否“政治联姻”,两人的命运毕竟连在了一起。要知道,孙权死后幼主孱弱,受遗诏辅政的几位大臣勾心斗角,互相仇杀。先是太子少傅孙弘拉拢武卫将军孙峻,预谋矫诏除掉诸葛恪,却不料阴险的孙峻向诸葛恪告发,孙弘反被诛杀。然而此后不久,孙峻又将矛头对准了诸葛恪……
诸葛恪被杀是使东吴政权“元气大伤”的重大事件。按照《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八回的说法,事件的策划者虽是孙峻,但滕胤应该是“帮凶”或“教唆犯”。且看:“太常卿滕胤,素与诸葛恪有隙,乃乘间说峻曰:‘诸葛恪……将有不臣之心,公系宗族,何不早图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当奏明天子,请旨诛之。’于是孙峻、滕胤入见吴主孙亮”……然后滕胤献密计,让孙亮设酒宴召恪,而预先暗伏武士于壁中,届时掷杯为号,就席间杀之。后来,在诸葛恪进宫的路上,恰好遇见了孙峻、滕胤,恪因有所疑忌,打算借口“腹痛”打道回府,此时滕胤则劝以“朝廷特设宴相召,兼议大事,太傅虽恙,还当勉强一行”云云,结果诸葛恪勉强随滕胤进宫,稍顷即被孙峻杀害。
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正史《吴书》的记述,当诸葛恪在被孙峻骗进宫中,路上产生怀疑时恰遇滕胤,“胤不知峻阴计,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踌躇而还……”这说明滕胤此前并不晓得孙峻的阴谋；而他劝恪抱病赴宴,乃是阴差阳错无意间办的坏事。
另据《吴书》记载:孙峻杀诸葛恪后升迁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而滕胤则因其与诸葛恪的儿女亲家关系,向朝廷请罪辞职。但孙峻却回答:“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他以上古案例为依据,并未追究滕胤的“罪过”。《吴书》又谓:“峻、胤虽内不沾洽,而外相包容,进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就是说,孙峻和滕胤虽内心不和,但外表上还能互相包容；而滕胤的封爵,还能由乡一级的都乡侯进为县一级的高密侯。如此看来,诸葛恪死后,滕胤毕竟有一点“因祸得福”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孙峻掌权的两三年,滕胤的日子还算比较平静。
身不由己,卷入政权斗争漩涡
如果说在此之前滕胤只是“无意间”涉及了东吴的政变,那么在太元二年孙峻“梦为诸葛恪所击”发病而死,其族弟孙綝“代知朝政”之后,滕胤则逐渐卷入政权斗争的漩涡,且“身不由己”地处于孙綝集团的对立面了。
先是,骠骑将军吕据等联名表荐滕胤为丞相,意图牵制孙綝集团的势力,但孙綝操纵吴主,偏以滕胤为大司马,且让胤外驻武昌(这等于将其逐出朝廷)。于是吕据闻讯又恐又怒,遂带兵从对魏前线赶回,并派人秘密联络滕胤,打算一起联手“废掉”孙綝。却不料消息泄露,孙綝早有了防备。孙綝一面调兵遣将拦截和会歼吕据所部,一面指使侍中左将军华融和中书丞丁晏,前往滕胤处告之攻击吕据的命令,让滕胤明确表示何去何从。当此情势,滕胤自忖祸乱已及,难以避免,乃将华融、丁晏扣留,“勒兵自卫”；然后召集典军杨崇、将军孙咨等,通告了孙綝“为乱”的消息,并迫使华融等作书信责难孙綝……此时的滕胤,实际上已经是反对孙綝集团的领袖人物了。
此后,孙綝上表吴主,声称滕胤“反叛”,然后以封爵为诱饵,令将军刘丞“率兵骑急攻围胤”。滕胤则胁迫华融等,要他们“诈诏发兵”。无奈融等不从,滕胤不得已“皆杀之”。此时形势已趋严峻,处于困境中的滕胤却能“颜色不变,谈笑若常”。时已夜半,滕胤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等待着吕据率兵来援,于是激励其部下说,“吕侯已在近道”……部下们竟“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遗憾的是,一直等到天亮,吕据的兵马仍不见一个,而孙綝的兵马却越聚越多。战至最后,“綝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
滕胤的结局无疑是大悲剧,但好在永安元年(公元258)末,恶贯满盈的孙綝被老将军丁奉与吴新主孙休设计诛杀,为之复仇。据说孙綝被缚时,曾于席间向孙休叩头,哀求说:“臣愿负罪而徙交州。”但孙休质问他:“当初你何以不徙滕胤、吕据(而将他们处死了)呢?”孙綝又哀求道:“臣愿没为官奴。”然而孙休再次反唇相讥:“当初你何以不以胤、据为奴呢?”结果孙綝终究没有逃脱斩首之刑。
然后吴主孙休下诏,为诸葛恪、滕胤、吕据等平反昭雪:“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綝兄弟所见残害,可为痛心,促皆改葬,各为祭奠……”而《三国志·吴书·滕胤传》则在卷后《评》中,称“滕胤厉修士操,遵蹈规矩”,做了比较高的评价。
孙乾长于谋略
孙乾,字公祐,北海人(具体何县则不详)。他是刘备帐下的“元老级”人物。曾追随刘备于鞍前马后,对刘蜀政权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蜀丞相诸葛亮不重视修史,致使《三国志》撰者晋人陈寿,必须亲自补写《蜀书》,故包括孙乾在内的许多刘蜀政权重要人物,其传记的文字太过简约,成为无法弥补的缺憾。
与糜竺齐名,同为刘备左膀右臂
《三国志·蜀书·孙乾传》约一百五十字的记载,仅告诉我们如下几样“信息”:
一,“先主(即刘备)领徐州,辟(乾)为从事,后随从周旋”。又据裴松之注引的《郑玄传》:“(郑)玄荐(孙)乾于州。乾被辟命,玄所举也。”由此推知,孙乾应该是郑玄的门生,他先是与郑玄在一起,因避战祸而离开老家,去徐州投奔州牧陶谦(字恭祖),后被郑玄推荐给陶谦,做了“州从事”,即州牧的助手、僚佐,而当陶谦“让徐州”于刘备之时,孙乾则归附到了刘备的帐下。
在《三国演义》第十二回里,孙乾是由陶谦临终前推荐给刘备的；而刘备一旦做了徐州牧,则立即“使孙乾、糜竺为辅”。从那时起,孙、糜二人就成为刘备的左膀右臂了。
功劳巨大,助刘备成“三足鼎立”
“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结袁绍,将适荆州,乾又与糜竺俱使刘表,皆如意指。”这段话说了孙乾参与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大约在建安四年,刘备暗地里参与了“国舅”董承等谋诛曹操的未遂政变,不久即离开许都,投靠到曹操的死对头袁绍那里。在此事件中孙乾不仅充当了刘备的使者,还应当参与了谋划。第二件事指的是曹操攻灭袁绍之后南征刘备,刘备此时兵微将寡,无奈派孙乾、糜竺两人前往荆州请求救援。孙乾又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刘备非常满意。
关于此事,《三国演义》三十一回中作了详细记述,其中孙乾占有不少的笔墨。譬如,刘备兵败后意志消沉,孙乾劝他说:“成败有时,不可丧志。此离荆州不远。刘景升坐镇九郡,兵强粮足,更且与公皆汉室宗亲,何不往投之?”并自告奋勇去当说客。于是“玄德大喜,便令孙乾星夜往荆州”。到了荆州,当蔡瑁劝刘表“不如斩孙乾之首以献曹操,操必重待主公”的时候,孙乾正色曰:“乾非俱死之人也。刘使君忠心为国,非曹操、袁绍、吕布等比……今闻刘将军汉室苗裔,谊且同宗,故千里相投。尔何献馋而妒贤如此耶?”刘表闻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惭恨而出。刘表遂命孙乾先往报玄德,一面亲自出郭三十里迎接……
我们知道,刘备投奔荆州刘表,乃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之举,倘没有这一重要举措,使其获得立足之地、喘息之机,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三足鼎立”。故此孙乾功劳莫大,的确应该大书于史册。
《三国志·蜀书·孙乾传》曾提到这样一件轶事:“后表与袁尚书,说其兄弟纷争之变,曰:‘每与刘左将军(即刘备)、孙公祐共论此事,未尝不痛心入骨,相为悲伤也。’其见重如此。”这段话告诉我们,在那段时间里,孙乾一直陪伴着刘备,他是刘表“座上客”中仅次于刘备的重要客人。据此而论,孙乾在刘备集团中的“政治地位”——特别是诸葛亮、庞统等尚未加入这个集团的那段时间里,是非常之高。
人生短暂,一直随刘备困苦颠沛
“先主定益州,乾自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见礼次糜竺,与简雍同等。顷之,卒。”这就是说,待刘备入川,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之势”后,孙乾的官位虽随同大伙有所提升,但其位次却降到了糜竺(注:糜竺为刘备妇人之兄)之下,而与简雍同等。尤令人惋惜的是,孙乾入川不久即辞世,因此他短暂的一生,基本上是陪伴刘备在困苦颠沛中度过的。他是刘备“创业阶段”的重要谋臣,是蜀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徐干时有逸气
轻荣利重名节,乃古今文人中佼佼者
徐干(公元170—217年),字伟长,北海剧县(今寿光市纪台镇人),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生平事迹史无专纪,仅见数言于《魏书》的《王粲传》:“始文帝(曹丕)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曹)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源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徐)干为司空军谋祭酒椽属,五官将文学。”那时的“文学”,或称文学椽、文学史,相当于后世的所谓“教官”。由此可知,徐干是在曹丕府中担任教职的一名官员,但他实际做的却是“掌校典籍、侍奉文章”的事情。
轻荣利重名节,乃古今文人中佼佼者
曹丕曾经在致元城令吴质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谈的是徐干之“为人”。曹丕认为,徐干气质文雅,道德高尚,为古今文人中的佼佼者。此处的“箕山”,指的是上古时期的大隐士许由,相传尧曾想把君位让给他,而他逃到了箕山之下,以农耕为食。于是“箕山”就成为了历代读书人轻荣利重名节的崇高典范。曹丕何以将徐干与许由相比呢?这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裴注所引的《先贤行状》可以知道:“干清玄体道,六行(古人的六项行为标准,即孝、友、睦、姻、任、恤)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尤其是“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即看轻官位忽视俸禄,不沉溺于俗世的荣华富贵),是最为难得也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建安中,太祖(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引文同上)这就是说,徐干虽曾干过“司空军谋祭酒椽属”、“五官将文学”,甚至还领受过曹丞相的特别嘉奖,但他其实并不拿官职当回事儿,于是不久即借口“有疾”回家休息；之后朝廷又让他做上艾县的县长(注:汉时大县之宰曰“令”,小县则称“长”),而他再次称“疾”,根本就没有到任。在故乡剧县,徐干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于建安二十二年不幸病逝,年仅四十七岁。
无论思想抑或文笔,皆大美而不俗
其二谈的是徐干之“为文”。我们知道,徐干不仅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是颇有政治见解的哲学家,而《中论》则是全面反映其哲学思想的代表性专著。曹丕认为,《中论》一书,无论思想还是文笔,都优美而不粗俗,因之完全可以流传于后世而不朽。
另外,曹丕在其文论专著《典论》中,还认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但互相比较,“粲长于辞赋。干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而辞赋中,“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猨》、《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可惜这些作品早佚,我们今天无法欣赏。今《寿光县志》载有他的《齐都赋》,特录于下,以飨读者。
齐都赋
徐干
齐国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南望无垠,北顾无遌。蒹葭苍苍,莞菇沃若。瑰禽异鸟,群萃乎其间。带华蹈缥,披紫垂丹。应节往来,翕习翩翩。灵芝生乎丹石,发翠华之煌煌。其宝玩则玄蛤抱玑,驳蚌含珰。构厦殿以宏覆,起层榭以高骧。龙楹螭桶,山岜云墙。其后宫内廷。嫔妾之馆,众伟所施,极巧穷变。然后修龙榜,游洪池,折珊瑚,披琉璃。日既返而西舍,乃返宫而栖迟。欢幸在侧,便嬖侍偶。含清歌以咏志,流玄眸而微眄。竦长袖以合节,纷蹁跹其轻迅。王乃乘銮玉之辂,驾玄驳之骏。武骑星散,征鼓雷动,旌旗虹乱,盈乎灵圃之中。于是羽旌咸兴,毛群尽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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