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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潍晚人家第62期－－日寇侵吞胶济路
日寇侵吞胶济路
2012年9月24日 撰稿：刘愉
1914年一战爆发，一直对山东虎视眈眈的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悍然出兵。9月25日，日军在夜幕掩护下包围潍县车站，之后一路西侵昌乐、益都、济南。11月7日，驻守青岛的德军投降，胶济铁路全线被日军霸占，并改名山东铁道。1915年袁世凯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由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一切特权。日寇狼子野心，横行无忌。外交部特派员王鸿年“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靖”至今言犹在耳，惨状何堪……
封面图片：上图为一战期间，侵驻潍县的日军将校；下图为日本侵占时期的潍县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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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日军夜袭潍县车站
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对山东垂涎已久的日本悍然出兵,虎口抢食,以武力夺取德国侵占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袁世凯政府百般周旋,无济于事。沉沉夜幕遮掩下,日军违背协约,强占潍县火车站。之后不顾中国抗议,一路西侵昌乐、益都,直指济南。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贼心觊觎侵占山东
1914年7月8日,欧洲燃起战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一方是大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沙皇俄国为首的协约国,一方是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为重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强们展开了一场疯狂、血腥的武力较量。
欧洲被骤起的战争搅得一塌糊涂,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华大地暂时还算平静。参战的英、俄、德等列强在中国各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没有、也顾不得在这里再动干戈。为防止战祸波及,中国政府未雨绸缪,于8月6日公布了《局外中立条规》,宣告中立。
此时,卧于中国一侧的一只饿狼瞪起了猩红的眼睛。尽管已经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划定福建为其势力范围；占据旅顺、大连租借地,控制南满铁路,划定东三省南部和内蒙古东部为其特殊利益范围,贪欲无度的日本却仍不满足。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日本贼心再起,趁火打劫,阴谋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8月8日,青岛附近海域出现日本军舰。8月10日,日本向英国政府声明请以同盟资格合作,随后英国同意日本参战并取得胶州湾。日军进攻青岛,已经箭在弦上。
为免遭日本攻击,德国公使与中国外交部协商,将胶州湾直接归还中国,并进行了非正式秘密会谈。日方获悉后,威胁中国:“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慑于日本政府的淫威,袁世凯把持的中国政府又向中立的美国求助,提出“为了避免战争,德国在胶州湾的权利可先让与美国,再由美国立刻转移给中国”,遭美国拒绝。
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8月15日,日本打着“永保东亚和平”的幌子,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其9月15日之前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给日本,如到8月23日正午得不到答复,“即取必要之行动”。通牒还冠冕堂皇地称,这是“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对日本的通牒,德国置之不理。8月23日,日本大正天皇嘉仁发布对德宣战诏书。青岛攻城军司令官神尾光臣调动5万日军,在飞机掩护下越洋西侵。此后,日本蓄谋已久,先占胶州湾、继而侵吞整个山东的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
登陆日军肆无忌惮,强行侵占潍县车站
鉴于侵驻青岛的德军防守严密,日军部署海军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按兵不动,谋划在德国租界地之外的龙口登陆。
这时中国已经宣布中立,日军从龙口登陆显然违背国际公约,绝无可能。岂料日寇挖空心思,再生诡计。8月25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将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划为“中立外区域”(又称战区或行军区),以便日本行军,并要求撤走潍县一带中国驻军,以免冲突。外交总长孙宝琦给予回绝。
此举遭拒,应在日本政府预料之中。日置益狮子大张口,为的是给下一步动作铺路。8月28日,日本又要求从潍县到诸城划一直线,线以东为战区。袁世凯不敢再全部拒回,遂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做如下答复:划出潍河以东,海庙口、掖县、平度以西为行军区。胶济铁路以潍县为界,潍县以东直至青岛一段日人可任便布置,以西由中国军队守护,等等。
日方以退为进,步步紧逼,袁世凯明拒暗让,一再迁就。协议达成,还要给各国一个公开的交代。9月3日,中国政府照会各国公使,声明参照1940年日俄战争先例,“在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
然而在此前一天的9月2日,日军就迫不及待强行在龙口登陆。德、奥两国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国宣布划定行军区是在日军登岸之后。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从龙口登陆的日军长驱直入,先侵平度,后占胶州、高密、坊子车站；另一部日军在崂山王哥庄处登陆,直逼青岛。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也从崂山附近上岸。
疯狂的日军一旦踏入中国土地,便完全没有了顾忌。9月25日晚,日军大尉野村率400多士兵在夜幕掩护下包围了潍县车站,10多名手无寸铁的铁路职工遭拘捕,其中1人被刺伤,车站的4名德籍人员也被掳走。
对于无赖违约行径 先是狡辩后又耍横
坊子车站虽不在划定的行军区之内,但属于中方承诺“日人可任便布置”的范围。日军占据坊子车站,中方并未做出反应。潍县车站被强行侵占,触动了中方的底线。9月26日,外交部接到驻潍县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的电报后,立即同日方进行交涉。
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政府申明,“自潍至济铁路,由我保护,并经日使转政府训令,声明军队不过潍县以西各在案。现日军拦入潍县,占据车站,显与声明不符,实属侵犯中立”,要求陆宗舆“切商日政府,迅即电令将此项军队撤退,并交回车站”。外交部同时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发出正式照会,提出抗议。
对于中方的抗议,日置益辩称,“当时确有军队不过潍县以西之言,但并未言及铁路全线占据问题。胶济铁路属于德国产业,自为德国谋种种利益,所以在军事上有占据之必要”。
第二天,外交部再电陆宗舆,重申潍县为完全中立之地,质询“日军突来破坏中立,使我政府失信于军民,不知是何用意”,“潍县为我向来屯兵之所,倘日军对我军人有非礼举动,致生冲突,中国不能负此责任”,“事极紧迫,是以特再恳切声明,即希抄电亲送加藤外相,切实要求迅电潍县军队,立即撤退,以顾邦交,而维信用”。
此电口气,较前一封电报强硬了许多,但日本外向加藤高明更为蛮横。他向陆宗舆表示,胶济铁路为德路,当与胶澳一并占领。日军非但不撤,加藤高明反而要求中国军队撤开,并威胁“若有冲突,日本将认为是助德敌日之举”。
日本恃强狡辩,外交部再次抗议,胶济铁路为华德商办,是中国商人投资的产业,“交战国官产在中立国领土,其他交战国尚不能侵犯。况中德商办产业,安得占据?”电函公文往来数次,但日方蛮横无理,不断威胁恐吓,袁世凯政府再次退让妥协。
10月2日,外交部次长曹汝霖与日置益会商,提出非正式调停案:胶济铁路潍县至济南段,暂由中国完全管理；中国政府不许将胶济路卖或让与日本外之第三国；战后日德对胶济铁路有何协定,中国政府不持异议。第二天,德国同意将胶济铁路交由中国接管。
中方做出如此大的让步,日方理屈辞穷,再次耍起了横。日本外务省训令日置益拒绝再谈,并声言胶济铁路“由德人交中国接管手续,根本不能承认,实无再商余地”。纸面上的交涉,丝毫没有阻止日本武力的进攻。就在曹汝霖与日置益会商非正式调停案的当天,日军从潍县西进,5日占领青州车站,6日进占济南车站。
侵入高密拘村民烧房屋
日寇铁蹄沿胶济铁路踏入山东腹地,一路烧杀抢掠,横行无忌:持枪荷弹闯入铁路附近村庄,抢粮食,征车辆,动辄开枪动刀；所到之处,奸淫妇女恶行不断,杀人放火事件频仍。亲临现场调查的外交部特派员愤然而书:“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靖”。
刺死车站职员偷埋,擅自拘押铁路巡警
日军所到之处,横行无忌。1914年9月19日,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接到报告,日前高密一名邮差前往胶县,路遇日军,无辜遭到殴打,所带邮件被撕毁抛撒。
几天后,又有报告送到张树元案头。高密县知事王达呈报,该县东北乡各处,有自称日人者数十人,乘机抢掠。9月22日,日军中校山口毅带十多人到高密检查邮电,乱翻一通,将旧存电稿全部搜去。
日军9月25日晚闯进潍县车站刺伤的职工,一直下落不明。伤者叫李天训,系车站电报员。张树元派人多方寻查,三天后在车站西北一片坟地内发现了尸首。经医官检验,为刺伤左肋致死。据调查,李天训被刺伤后不治而死,日军遂偷偷埋于附近坟地。张树元命部下与日方交涉,他们当场口头承诺查办行凶之人,却再没了下文。
10月5日下午,驻高密铁路巡警局的3名中国巡警行至车站附近,被占据高密车站的日军拘留。恰在此时,王达陪同外交部特派交涉委员荫昌到车站交涉日军拘押姚哥庄村民一事,便将巡警局的巡警官叫来查问。巡警官说,3名巡警“系前往散步”,只是“已靠近前次失物之房”。而日军中尉冈崎称,他们“已入车站草帐子之内”,此处是“前次失物之房所在,不但不应入,且犯窃贼嫌疑”。
当时的高密车站,以秫秸、木棒扎的草帐子作围栏,四周是空旷的田野。几天前,车站内曾丢失过物品,日军便以此为借口将3名巡警拘押。荫昌与王达一再解释,并承诺回去由巡警局严办,冈崎才松口释放被拘的巡警。
追赶村妇施暴被围,疯狂报复焚烧村庄
10月5日清晨,驻高密姚哥庄车站的3个日军士兵,持枪来到附近的姚哥庄村。村里一李姓妇女外出走到村头,猛见不远处迎面而来的几个日本兵,吓得慌忙折回,就近逃到王丕文家,日兵随即尾追而入。
进入王家院内,一日兵持枪向屋里闯,王丕文出门阻拦,日兵一枪刺去,正中王丕文面部。王丕文大声呼救,邻居纷纷赶来相助。赤手空拳的村民哪是3个日兵的对手,王寿龄腿部中弹,王丕顺被枪托砸伤。
枪声、呼救声、叫喊声引来了更多村民,大家一呼百应,人越聚越多。日兵见势不妙,夺路而逃。一日兵逃窜不及,脸上挨了几拳,被几个小伙子抓住,剥下军服,看押起来。
庄长鞠可立闻讯赶来,劝村民将日兵释放。这时,逃回车站的日兵领着10多名日军杀回姚哥庄。日兵被释放,鞠可立不住地赔罪。日军仍然不肯罢休,将5人押走,其中包括庄长鞠可立和受伤的村民王寿龄、王丕顺。
高密县知事王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姚哥庄调查安抚,自己陪同交涉委员荫昌赶赴高密车站。日军中尉冈崎刚刚答应释放被拘的巡警,再问此事,极不耐烦。冈崎含糊其辞,草草将荫昌和王达打发出去。10月6日,张树元接到报告,知大事不好,即与驻胶县日军的一军官武见联系,协商解决。
这年35岁的张树元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武见熟识,武见答应次日早晨赴高密车站。10月7日一早,王达、荫昌与武见会面后,方知日军已赶往姚哥庄。三人立即乘坐铁路摇车,急奔姚哥庄。等他们赶到时,80多名荷枪实弹的日军已将村庄围住,拘押村民70多人,正在放火焚烧民房。
武见居间调停,王达一再赔罪,并当场对村民进行训斥,日军才勉强答应,允许村民将火扑灭,释放拘押的70多名村民。
日军虽然撤去,但被押的5人已经押往胶县日军营地。当天,荫昌与王达随武见赶到胶县,与日军队长冲三雄交涉3个多小时。冲三雄坚称,村民打伤了日兵,有伤日本帝国军队体面。荫昌解释道,“虽系彼此误会致起冲突”,但日军“由于轻用刀枪,先伤民人”,“我民人无论对于何人有违法行为,应由地方官按律讯办”,王达只好又再三赔罪。
最终,冲三雄也没有答应荫昌、王达将被押者带回。冲三雄声称,王寿龄已供认不讳,王丕顺尚未排除嫌疑,暂行关押,审结后将分别处以拘留或徒刑；庄长鞠可立等已释放。
上层派员实地调查 入侵日军罪行累累
日军的罪恶行径引起了上层关注。10月26日,外交部特派员王鸿年率司法部参事林志钧、北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翁敬棠一行,在日本驻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船津辰一郎陪同下,赶赴潍县,进行调查。
潍县调查结束后,又沿铁路线赴高密、平度、昌邑、安丘、昌乐、益都、临淄等地。此时青岛德军与日军正在作战,王鸿年一行东至胶县而返。每到一地,他们走村下乡,到被害地点勘查走访,共调查案件35起。
11月中旬,王鸿年满怀悲愤之情离开山东。途中,他奋笔疾书,写下近两千字的调查报告。他们回京呈报外交部的调查材料,仅调查记录、财产损失就订成厚厚的两册。这两册原始材料,可能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卷宗中,也可能已经流失或损毁。从收入《中日关系史料》一书的调查报告中,日军罪行可见一斑。
其一:杀伤百姓。日军侵入胶济铁路附近村庄筹粮征车,与村民发生冲突,动辄开枪动刀,“既伤人命,或弃而不顾,或挖土掩埋。又有以数十金给与尸主,捏立字据,强令具结了事,危词恫吓,不令报官”。究其原因,“或由调戏妇女,男人以羞辱难忍,出而阻拦；或由强取零物,贫户以顾惜资本,偶于计较……”
其二:奸淫妇女。调查日军所经过的村庄,根据乡董、庄长等反映,日兵奸淫妇女的罪恶村村皆有。然而,被害妇女因顾及名节,便忍辱吞声,家人也羞于外讲,“故调查所及强奸、轮奸案件,不过数起”。
其三:抢掠财产。王鸿年等经过的各县,财产损失无处不有,而“如强取鸡只柴草等物,人民多以为物甚微,不来禀报”。因涉及面广,来不及现场调查,王鸿年命各地调查后,逐级上报。
其四:掳捕放火。日兵与乡民发生冲突后,回去捏造、夸大事实,日军便再派军队进村报复,“掳捕百姓,惨刑拷打,勒令供招,迫取供词,为将来抵赖之用”；“要求不遂,燃火引油,烧毁房屋”。
“悲惨之状,目不忍睹”、“暴横之尤,毫无人理”、“惨状何堪”、“惨目伤心”……此类愤懑之词,在调查报告中屡屡出现。激愤之余,王鸿年慨然陈辞:“日兵一日不撤,即人民一日不得安靖”。
武力威胁逼签屈辱条约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逼迫中方签订所谓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22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刊印的一杂志封面上愤然题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随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
中国要求日本撤兵,日军赖在这里不走
日军于1914年10月6日进占济南车站后,除了青岛之外,胶济铁路大部沦入其手。各车站日军驻守,铁路员工换上了日本人,沿线的坊子、淄川、金岭镇三处矿山也被日军控制。10月25日,山东省最高行政长官——山东巡按使蔡儒楷担心日军越出铁路范围,与侵入山东的日军最高司令官神尾光臣签订了临时维持治安条款十五条。
条款刚刚签订,不可一世的日军就将此抛之脑后。10月21日,驻潍县日军越过中国军队警戒线,深夜向中方哨兵开枪,中国军队隐忍没有还击。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使馆发照会提出抗议,日方狡辩敷衍。
10月31日,神尾光臣指挥5万日军向青岛发起总攻。11月7日,驻守青岛的1万余德军投降,胶济铁路全线完全被日军控制。鉴于日德战事结束,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政府拟议宣布取消特别中立区,按照德国租借胶州湾的办法,日军只能驻青岛内,胶济铁路日军撤回,命陆宗舆先行与日方接洽。
而在此时,占领胶济铁路的日军却以主人自居。11月18日,潍县、昌乐、青州三处车站旁,日军划出大片空地,禁止中国军队进入。事关国家主权,外交总长孙宝琦接到来自山东的报告,马上致函日方,要求日军在未撤之前,不得出铁路以外。
陆宗舆在日本投石问路,日方置之不理。12月12日,外交次长曹汝霖再电陆宗舆,催办取消特别中立区之事。陆宗舆回电答复,日本朝野正以对华问题起哄,此时提出取消特别中立区,恐怕欲速则不达,建议从缓。
1915年1月7日,外交部照会英、日两国公使,声明取消特别中立区,在该区域内的军队一律撤退。3天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复外交部,日方不承认取消特别中立区。外交部再行交涉,于1月16日向日方发出第三次照会。
阴谋炮制二十一条,不断增兵武力威逼
就在外交部为山东问题再三交涉之时,日本政府策划着更大的阴谋。二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秘密炮制了以吞并中国为目的一揽子计划——“对华二十一条”。
1月18日,日驻华公使日置益与参赞小幡酉吉面谒大总统袁世凯,将“二十一条”日文和中文文本递交到袁世凯手中,言称“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
“二十一条”全文共5号21项条款,其中第1号便是山东问题。第1号共4款,第一款内容,实质上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殖民权益,其他三款又恶口大开,企图独占山东全省。第2号和第3号涉及南满、内蒙古、旅顺、大连等问题。第4号、第5号竟然提出,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等等。其实质,是要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附属国。
他们早已号准了袁世凯的脉。此时袁大总统正在谋划称帝,日置益抛出诱饵:“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言外之意,承认“二十一条”,即是日本支持他做皇帝的交换条件。
这的确是一块烫手的山药。袁世凯读后沉默片刻,回道:“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当晚,他就召集会议商定交涉步骤。日置益急不可耐,连日催促。1月21日,日置益又将条款送外交总长孙宝琦,孙宝琦阅后当即提出意见。袁世凯得知后大为不满,下令免去他外交总长职务,由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时为总统府高级顾问的陆征祥接任。
秘密谈判从2月2日开始,至3月16日,举行了11次会议。中方的谈判代表陆征祥、曹汝霖据理力争,多次拒绝日方要求的部分内容；日方百般威逼,步步不让。3月17日,日方首席代表日置益晨练坠马受伤。
谈判暂停,日本又以武力威胁,向山东、南满增兵。3月18日,日军步兵500多人、炮兵骑兵各一队抵达坊子,又有700多日军到达济南。
3月23日,谈判在日驻华使馆再开,受伤的日置益躺在床上强行诡辩。至4月17日,共召开了24次谈判会议。4月24日,日方提出24款的最后修正案；5月1日,中方也提出最后修正案,并说明“无可再让之理由”。
5月7日,日方却又突然发出最后通牒。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戒严令,命令驻山东、奉天的日军备战,英美等国也纷纷出面劝诱。5月9日,袁世凯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最后通牒要求。
改头换面照单接受 一时铸成国家奇耻
日方提出的“二十一条”,改头换面,变成两个条约和13件换文,总称为《民四条约》或《中日新约》。5月25日,陆征祥满含屈辱和无奈,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已经病愈的日置益,签字时一番洋洋得意。
《民四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有1个条约、3件换文,即《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对照“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仅从山东问题的文本,可见日本政府的蛮横狡诈与狼子野心。
“二十一条”第1号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第一条。
“二十一条”第1号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全部以《关于山东事项之换文》予以确认。
“二十一条”第1号第三款提出,烟潍铁路由日本建造。在《关于山东省之条约》第三条中改为中国自行建造,但“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
“二十一条”第1号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关于山东省之条约》第三条中,后句改为“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并在《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中约定,“自开商埠之地点及章程,由中国政府自行拟定,与日本国公使协商后决定之”。
对于中国提出的无条件归还胶澳一项,仅以《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约定,必须达到“胶州湾全部开放为商港”、“在日本国政府指定之地区,设置日本专管租界”等条件,日本方将胶州湾租借归还中国。
尽管中方在谈判中争取到一些权益,但中国修正案中提出的日本无条件归还胶澳、赔偿战争损失等合理要求,最终化作泡影。笔挥墨落,《民四条约》成为国之大耻。
坊子成扩张山东根据地
在近400公里漫长的铁路线上,日本摆兵布阵,企图永久占领。而位于青岛与济南之间、隶属潍县的坊子镇,却因其独特地理位置,成为日军仅次于青岛的屯兵之地、胶济铁路全线守备的指挥中枢。坊子民政署设立,小镇又成为日寇在铁路线上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驻地。
宪兵巡警遍布铁路,重兵屯驻坊子高密
条约签订,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早在侵占之初,日军就开始了长期占据的行动。高密车站占据后,日军即开始架设电线；潍县、坊子车站占领后,夺来的德国建筑、抢占的民房不敷使用,不久又大兴土木,一座座日式建筑在中国土地上飞扬跋扈。
胶济全线占领后,日军即在青岛设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统辖占领区各项军政、民政事务,所辖军政机关主要有参谋部、经理部、警备队、宪兵队、临时铁道联队、青岛军政署等。为增强对胶济铁路的控制,日军布下了一道道铁索:
第一道铁索:宪兵。宪兵队下设高密、坊子、济南3个分队。高密宪兵分队守备青岛至岞山铁路线,共有大小车站18个；坊子宪兵分队守备黄旗堡至今淄博境内的湖田铁路线,共有大小车站18个；济南宪兵分队守备张店至济南铁路线,共有大小车站19个。青岛、高密、坊子、济南等大站驻兵10人,丈岭、黄旗堡等小站驻兵3人。
第二道铁索:警乘。警乘宪兵负责列车上的治安警备,隶属宪兵队。列车警乘分别由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等地驻扎的宪兵轮班值守。
第三道铁索:巡察。巡察宪兵分为乘车巡察、沿路巡察、矿区巡察,隶属宪兵队。
第四道铁索:警备。由步兵第8旅团负责,其中第10联队第3大队负责高密宪兵分队管辖范围,第40联队第2大队负责坊子宪兵分队管辖范围,第40联队第3大队负责济南宪兵分队管辖范围。第10联队司令部驻高密,第40联队司令部驻坊子,第40联队长统辖坊子、济南管区的警备。1915年3月,步兵第8旅团司令部移驻坊子。从日军侵占之初,坊子就成为青岛之外的最大屯兵地。
尽管在条约中规定日本获取的山东权益仅限于德国“遗产”,但实际上日本贪欲的黑手早伸出了“遗产”范围。譬如,原德国在山东的驻兵权,仅限于包含高密的胶澳“百里环界”之内,高密以西铁路由山东巡抚派兵保护,德国也从来没有在规定之外的铁路沿线车站派巡警。而日本不仅在铁路沿线遍撒巡警,而且在潍县至济南各站派兵驻守。德占时期驻兵5000多人,日本驻军超过1万。
守备队总部驻坊子,走马灯轮换六少将
日寇魔爪越伸越长,忙于准备称帝、有求于日本政府的袁世凯只有暗吞苦果。从1915年上半年开始,日本又按预定计划,一步步实施其殖民统治的阴谋。
德国修建的胶济铁路,日本人称之为“山东铁道”。由称法的改变,可以窥见日本独霸山东的企图。1915年3月,负责铁路和沿线矿山运营管理的日本临时铁道联队撤销,由新成立的山东铁道管理部替代,除了铁道联队留下的部分人员,日本从“南满”铁路调来大批人员。
1916年8月24日,日军在原临时执行守备任务的步兵旅团的基础上,成立青岛守备步兵队,简称青岛守备队,隶属青岛守备军。青岛守备队司令部驻坊子,到1922年8月15日,先后有6名日军少将担任司令官。这些军官大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为日军侵华的马前卒,有的多次率军侵驻中国。让我们记住这些侵略者的名字:
森邦武:青岛守备队第一任司令官,1916至1917年在任。1894年参加甲午战争,1895年参加侵略台湾之战,时为中队长。回国后曾留学俄国,1904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为满洲军参谋部中佐。在坊子任职一年,卸任后履历不详。
向西兵库:青岛守备队第二任司令官,1918年在任。曾参加甲午战争,时为日本陆军步兵第43连队队副。1918年10月18日,在青岛守备队司令官任上的向西兵库,获授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颁发的三等嘉禾勋章,这时徐世昌刚刚上任8天。1919年,向西兵库调任青岛守备军参谋长,晋升为陆军中将。1921年,在步兵第2旅团长任上的向西兵库,又获徐世昌颁发的二等大绶嘉禾勋章。
井上一次:青岛守备队第三任司令官,1919年在任。曾参加甲午战争,1919年卸任青岛守备队司令官后,转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副武官,1923年晋升陆军中将。1932年3月,日本“东满洲殖民协会”成立,井上一次任委员长。
引田乾作:青岛守备队第四任司令官,1920年在任。后任青岛守备军参谋长,1921年获得徐世昌颁发的三等嘉禾勋章。后为日本陆军步兵第20师团长,晋升陆军中将。
松井兵三郎:青岛守备队第五任司令官,1921年在任。后任青岛守备军宪兵司令官、日本陆军步兵第16师团长,晋升陆军中将。1929年,率第16师团侵驻辽宁。
高田丰树:青岛守备队第六任司令官,1922年在任。后晋升陆军中将,1926年再次率军侵入中国,担任日军华北驻屯司令官。
德占权益悉数夺去 小镇再次畸形膨胀
日本为达到其殖民统治“合法化”的目的,全然没有了顾忌,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占领区“完善”其民政机构。1917年8月,根据日本天皇175号上谕,撤销青岛军政署,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所辖机关改为陆军部和民政部两大系统。民政部掌管军队之外的所有行政事项,下辖青岛、李村、坊子3个民政署,按照他们的规定,坊子民政署管辖范围从胶澳租借地西界,一直到济南。铁路沿线侵占区内的行政事项,均由坊子民政署负责。不久,日本拟在济南设立民政署,管理张店至济南区域,遭到中国强烈反对。他们只好将此区划归民政部驻济南的民政事务官管理,坊子民政署管辖胶澳租借地西界至张店(不含)区域。
坊子既是胶济全线守备部队的指挥中枢、又是其胶济铁路沿线主要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地位仅仅次于青岛。作为日本在山东扩张的重要根据地,继德国殖民统治时期之后,坊子进入了又一轮畸形发展期。
兵营、官舍、民居、邮局、学校、医院、银行、商店、旅馆、妓院……犹如一棵棵毒株,依傍德国殖民者留下的根枝,四散蔓延开来。操着“东洋话”,间或夹杂一两句蹩脚汉语的各色日本人源源而至。到1918年末,除驻扎的日军外,这里已住有日本居民384户,900多人,其中包括商业24户、服务业36户、职员94户、官佣81户、工人71户,等等。
“1914年我军占领时,没有日本人,火车站前只有五六个苦力的饮食店。五六年间,日本人已有1000多人,由一个村庄发展为一条像样的街市——茂林街。目前已有电灯400多盏,屠宰场每年宰牛、马、驴、猪等约1000头。日本小学校有90名儿童上学,自来水、排水沟、医院、火化场及金融机构,一应俱全”,“一切庶政如青岛之整饬”。1920年,一到此访问的日本记者厚颜无耻地炫耀。
昌乐两兄弟无辜遭枪杀
在胶济铁路沿线守备的日军,发现踏入铁路两侧所谓“禁地”者,一概严行盘查,稍有怀疑,即行拘捕；夜间巡逻,一遇风吹草动,便不分青红皂白开枪乱射。村民无辜被杀伤,日军又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诬其盗割电线、破坏铁路。沿线百姓饱受伤害,苦不堪言。
兄弟夜晚看守菜园,途中遭受枪击毙命
30岁的高小留与24岁的高鸿鸣吃罢晚饭,照例拿上土枪,背上棉被,来到铁路北侧自家菜园中守夜。当两人行至铁路附近时,突如其来的枪响,夺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这天是1917年4月17日,开枪者为日军昌乐守备分队的石森主等人,死者是昌乐县高家河村村民。当晚石森主等3个日兵从昌乐出发,沿铁路线向西巡查,过了小丹河桥,夜色中发现附近有人走动,不分青红皂白,开枪便击。
第二天一大早,死者尸体被同村看菜园的村民发现,赶忙告诉了他们的家人。家人见高小留、高鸿鸣在铁路边被枪打死,猜测肯定是日军所为。这些年来,铁道附近被日军枪击伤亡的事情,时有发生。
事关命案,家人立即赶去县公署报告。因为案发日军管辖区域,昌乐县知事黄春熙告知坊子宪兵分队昌乐派出所所长岩间淑孝等,一起前往勘验。
勘验结果,高小留尸横铁路轨道旁,在铁路与人行横道交叉口偏西约10米处,身上有两处枪伤,身旁有棉被一床、铁耙一把；高洪鸣尸体在铁路以北、人行横道西约10米处的电线杆一侧,头西脚东仰卧,受子弹伤一处,身旁有大棉袄一件、双筒土手枪一支。岩间淑孝从高小留衣袋内搜出铁钥匙一把,与菜园小屋的铁锁相配。
按照程序,黄春熙将情况报告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唐柯三。4月21日,唐柯三向日本驻济南领事官林久治郎发出照会:“据此查此案,该庄民高小留、高鸿鸣二人赴园守菜,系为农民务业正当行为。虽在黑夜,偕行者仅只二人,对于该守备日军相距数丈之远,并无若何危险之嫌疑。该日军如不令穿过铁道,尽可呼之,何竟以敌人相待,开枪射击并置于死地?”
照会声明,“查日德青岛战争早经终结,日军以守备之期间仍持战时之态度,致使胶济路沿路居民断绝交通,动招危险,不但有背万国之公法,且甚碍中日两国之亲善。此等案件从前屡屡发生者,尚未得正当之解决,不谓今又继续出现,本特派员实深遗憾。相应照会贵领事即烦查照,将该加害日军等予以严重之处分。加意注重严令沿路守备日军,变易暴力之行为……”
日人肆意颠倒黑白,污称两人盗割电线
对于高小留、高鸿鸣被枪击致死一案,日方却颠倒黑白,污称两人系偷割电线。林久治郎以照会回复唐柯三,坚持己见。6月4日,唐柯三再次照会林久治郎,对其说一一辩驳。
林久治郎称,两人足攀电杆痕迹明显。唐柯三驳道,查高小留尸体离电杆约数丈,高鸿鸣尸体头与电杆齐,如果足攀电杆中枪,堕毙其头应离电杆有段距离,怎能与电杆相齐?况细察电杆上木片并无显露新剥痕迹,亦无足攀之处；细察电线上,不但无切断痕迹,并无折弯之处。
林久治郎称,两人持有手枪。唐柯三驳道,查乡村防夜类用中国式之土枪,装砂药威吓土匪,成为习惯。被害人高小留等看守菜园故有此物,且当场验明。
林久治郎称,步兵三名闻盗割电线声音,潜至藤树中,遭两人拒捕枪击后才开枪。唐柯三驳道,此案发生于阴历闰二月二十六日夜,气候甚凉,风力甚大,电线有声响,亦系风力所动,竟于疑似之间枪毙过路农夫,未免惨无人道；凡属窃盗怕被人知觉,无不心虚逃避,怎敢开枪拒捕。况日兵称潜伏树中被枪击,该民又怎么能拒捕?
林久治郎称,两人持有供切断电线所用的铁耙一个。唐柯三驳道,铁耙系供菜地松土所用,长不满三尺,举手不及电线,且无锋刃,岂能为切断电线之用。现场勘验时该宪兵所长由高小留衣袋内搜出铁钥匙一把,到其菜园屋开锁验明相符,高小留身背棉被一床,高鸿鸣身着棉袄一件,即此种种证据足充分证明其为看守菜地而来。该日官将钥匙一层隐匿不报,实属为故意湮灭有力之证据。
此案后来呈报外交部进行交涉,至于结果如何,未见资料记载。
稍有动静即行开枪 守备报告自露马脚
在铁路沿线巡逻的日兵,一般三两人一伙,发现踏入铁路两侧“禁地”者,一概严行盘查,稍有怀疑,即行拘捕。遇见荷枪实弹、哇啦哇啦乱叫的日本兵,胆小者往往吓得惊慌而逃,日兵便开枪射击。特别是在夜间,稍有风吹草动,日兵就举枪乱射。在青岛守备队的《守备旬报》中,有这样的记载:
“8月31日,在潍县南流附近,宪兵在巡察中将村民误为土匪,开枪击伤。”(1916年8月下旬《守备旬报》)
“7月25日夜,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沿路监视。在潍县至安丘的路上,晚11时许,发现两名男子进入路边小径,向铁道方向奔去,在电杆旁不远处停下,向周围观察,似要切割电线。宪兵上前呵斥、鸣枪,一人被击中,一人东逃。佐藤在附近搜索发现,一人影向南逃走,断定是以前逃跑之人,便开枪射击,子弹贯通膝盖。受伤者为王尔庄人,父亲王春五,63岁；儿子王雷,17岁,父子晚上因饥饿去偷南瓜。查其家中,有十多个南瓜,家中人全部逃走。27日,两人在坊子医院住院,生命无忧,但王雷将来腿跛。同日,宪兵队长峰中佐与潍县知事会面,待伤者出院后赔付10个银元。”(1917年7月下旬《守备旬报》)
原来,潍县等地1917年春季遭受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树叶、花瓣、树皮、草根等,皆成食物”,死人无数,以至“饿殍遍野,野狗觅尸,村村哀鸣”。好不容易熬到夏天,王春五家食物难续。不得已,年过六旬的王老汉与儿子趁夜去偷南瓜,不料遭到此难。
日军的《守备旬报》中,不仅有关铁路“安全”的事项记录详细,对于中国地方的一行一动,也详尽报告,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间谍的职能。1915年3月下旬的《守备旬报》,就有这样的文字:
“3月22日午前7时许,支那人7名牵引50头马匹从潍县出发,西行至昌乐尧沟。”
“3月22日午前8时30分至9时间,中国骑兵82骑(内将校6名),自济南向潍县行进,将校带刀。”
“3月22日午前7时许,支那人3名牵47头马匹从昌乐尧沟东行。”
甚至连疫病、灾害等情况,都一一写入报告。如1917年1月上旬《守备旬报》记,“天然痘及假痘蔓延,高密、坊子猩红热开始发生”；3月中旬《守备旬报》称,“铁路沿线痘疮依然扩散”；5月上旬《守备旬报》载,“出现旱灾,农作物大多枯死,百姓饥饿难耐,谷类价格陡升”。
狐假虎威疯狂贩卖私盐
一战期间,日本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原盐消耗量剧增。日寇占领青岛后,违背条约增建盐场,将大量原盐掠运回国。与此同时,日商在军方庇护下,沿胶济铁路线疯狂贩运私盐。一经查获,日商狡赖,军方庇护,驻地领事百般推诿,围攻殴打中方缉私人员事件时有发生。
贩卖私盐屡被查获,狡赖不成辗转偷卖
1915年4月13日,昌乐县知事黄鋆(yún)获悉,日本商人木村八造从青岛运盐一车,打算在昌乐车站卸货。黄鋆带人立即前往车站,与日军坊子宪兵分队昌乐派出所所长福住弘进行交涉。
按照中国盐法,各盐区产盐只能由特许盐商凭特许证运销。德占胶澳时期,中德双方有约,胶澳地区所产盐只准在本地区销售,且须卖给官盐店。日本占领青岛后,全部接收了原先德国的权益,应当遵守此约。但他们根本不管这些,不仅增建盐场,将大量原盐掠运回国,而且在军方怂恿包庇下,沿胶济铁路线向内地贩运私盐,牟取暴利,破坏中国盐业市场。福住弘自知违禁,只好辩解说,该商“因初次来华,不知中国盐务章程,既经查禁,必速令载回原处”。
在昌乐车站遇阻,木村八造又转到昌乐城东20里的朱留店车站卸货。驻朱留店团总刘振先闻知,立即报告知事黄鋆,黄鋆派警佐陈其昌带员前往朱留店,当场查获未及销出的盐150麻袋,约7吨多重。此时,昌乐车站特务曹长伊滕春吉赶来,先是假意对木村八造训斥,后又向陈其昌承诺,“该商此次初犯,求限三日,仍令其装回原处,并由站看守,不准私卖”,并谎称此事已经知事黄鋆允许。
后来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陈懋鼎得到报告,这7吨多盐装车后并没有运回青岛,而是在坊子车站卸了货。陈懋鼎找到坊子宪兵队军曹野水庄藏交涉,野水庄藏最初还推诿,见证据确凿,才答应“一星期内将盐运回,期满不运,全数没收”。其实,这些私盐并没有运回青岛,而是匿藏坊子,分批售卖。
4月17日,山东盐运使署驻坊子稽查员吴长庚获悉,部分私盐日前由日商石井兼次郎买下后,又转卖给冈峰次郎,已暗中交割完毕,存放在坊子商人丁际德家中。再次质询野水庄藏,野水庄藏百般狡赖,无果而终。4月18日,又发现日人将私盐运到潍县,四处兜售卖给当地人。当晚,日人所雇当地人李振宝与10多名盐贩私下交易时,当场被抓获。
缉私委员查缴私盐,日本商人围攻殴打
在日军的庇护下,胶济铁路沿线日商贩运私盐之事不断发生。1915年6月3日,益都县知事华蔺接到报告,有人勾结日本人贩卖私盐,货物存放在悦来公司。华蔺率员赶到时,日本商人和几个当地盐贩已闻讯逃逸,当场查获私盐30多箱(筒),重约1.5吨。现场发现,这些私盐运输时都进行了伪装,先是用盛国外颜料的木筒和装洋货的木箱装上,外面再用席包裹,仅看外包装难以发现。同日,益都县再次查获日商寒河江贞次所贩私盐20包。
运销私盐屡被中方发现,日商在包装上不断变换花样,企图蒙混过关,但还是不断被查出。6月7日,益都县城东谭家坊火车站运到大宗私盐,用草包捆装,内层是私盐,外层为咸鱼；6月14日夜,日商在青州车站卸下混装盐、鱼100多包,华蔺得悉后,立即派员守住。但在日军阻拦下,没有能够进站查缴。
6月下旬,昌潍缉私委员汪某接到情报,日商佐藤初太郎欲从坊子运私盐到潍县城。7月2日一大早,汪委员侦知货已到潍,即率巡警赴潍县车站稽查。经与日军少佐相良宪太交涉,同意由中方将私盐没收。
查获的这批私盐共7包,重约500公斤。汪委员随即命巡警安排人员,装车运回县城。他们出站北行一里多路,相良宪太派30余日兵追来,口称捉贼,强行将盐夺回。
佐藤初太郎的手下佐藤井上一伙一起追来,将汪委员的乘轿团团围住,佐藤井上上前用竹棒击打。汪委员下轿质问,相良宪太少佐已经同意没收,怎么又以贼相称,抢夺盐车。佐藤井上无理纠缠。汪委员见其不可理喻,愤然离开。佐藤井上等人一拥而上,有两人扯住汪委员手臂,另一人手持竹棒乱击一阵,方才放行。
这天午后,日本驻坊子宪兵队长有田十三到潍县城,潍县知事张汝钧告之此情,要求有田十三调查处理。有田十三当场答应遣送佐藤初太郎、佐藤井上等人回国,将在潍县车站和坊子存放的盐一并运回青岛。
第二天,坊子宪兵队军曹野水庄藏来见张汝钧,回复说坊子现存还有120包盐,其中石井兼次郎存有60包,已令其运走；冈峰次郎存有60包,待找到他也令其运回青岛。至于是否真正运走,无从查证。
交涉数年达成协定 私盐贩运仍未禁绝
“自坊子案发见后,两月间迭破获青州、淄川、昌乐、潍县、桓台各站私盐案已十起,今济南、胶济路又发见两起”,“已没收及尚在看守之盐数甚巨”。1915年7月3日,山东盐运使王鸿陆电告外交部,汇报查获日人贩运私盐状况,陈述提出查缴的困难:“沿线大小三十余县,稽查人少,势难遍及,且军队恃强,私贩蛮横。”
王鸿陆多次向驻济南日本领事交涉,日本领事称路权掌握在军队手中,车站自由运货,不能任人干涉,虽私贩违背中国法律,但可代为取缔,应归日本司令部没收,全数运回青岛。再与宪兵队交涉,宪兵队长又说商贩不属军政,不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
7月18日,特派山东交涉员陈懋鼎再发电向外交部报告,在查办私盐案中,他一直执行贩运私盐日商交由日方处理、查获私盐按照缉私条例由中方没收之策,但后者在日军阻挠下难以执行；他曾向驻济南日本领事提出,为专查私盐,中方委派缉私委员在胶济铁路沿线各站和列车上随地侦查,日领事一再辩驳,不予认可。
7月21日,外交部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鉴于“山东盐务至关重要,税收之盈累与债约有关”,照会日本政府,“电请青岛司令部禁止火车装运盐斤,以杜后患”。三天后,外交部又照会驻华公使日置益,通报坊子、潍县等地发生的日商贩运私盐案,重申“运私之案时有所闻”,“影响所及,税收短绌,与债约保款关系尤巨”,要求日置益“速转达贵国政府,训令驻华军官切实禁运”。
这里所说的“债约”,是指1913年袁世凯政府为解决国库空虚,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所借2500万镑款项,约定分47年偿清。日本政府担心因此引起其他列强不满,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之后经过3年多的交涉,才于1919年3月签订《山东铁道运盐及取缔之协定》。
《协定》虽然确认了中国盐业的专卖权和缉私权,但又规定铁路沿线日人所需之盐,以每人每年30斤为限,可凭照自行运送,开了外国人可以从事中国食盐运销的恶例；尽管允许山东盐务官员上车进站,但整个胶济线50多个车站,只有几名缉私人员往来稽查,势孤力单。此后数年,日人盐业走私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侵入内地日人无孔不入
迁移民、圈土地、筑房舍、开银行、办企业、建学校……日本人的一切作为,无不围绕永久霸占胶州湾、胶济铁路乃至整个山东之罪恶目的而为。从1914年9月到1922年底,漫漫八个春秋,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在屈辱中度过浸满血和泪的岁月。
日本政府鼓励移民,各色日人涌入内地
日军侵占青岛及胶济铁路之后,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大量组织移民。1914年12月1日,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规定,自该日起,凡经日方许可,外来人口即使无财产关系也准移居青岛。12月28日,日本政府宣布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自此开始,大批日本人开始涌人青岛,不断向胶济沿线城镇扩散。
日方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19年,青岛地区滞留定居的日本人达万人之多,现潍坊地域内定居日人数为705人。这些日本移民大多居住在铁路沿线车站附近,自东向西计,高密16户44人,蔡家庄2户8人,岞山1户3人,虾蟆屯9户17人,坊子167户533人,廿里堡1户3人,潍县16户41人,昌乐2户7人,谭家坊子1户3人,青州16户46人。
日本统治胶济铁路的8年间,1915年到1916年形成第一次移民高峰,此后移民数量有所减少,1921年又开始回升。1922年《山东问题会刊》统计的日侨人数为:高密225人,岞山61人,坊子897人,潍县121人,青州154人。
出自中方的一份资料表明,日本人的数量显然不只这些。1916年,在坊子的日本人多达千人,1919年减至800人；在潍县的日本人最多时达到300多人,仅日本料理店就有10余家；在青州的日本人1916年初多达700人。
胶济沿线地区日本人数量之所以在1915到1916年剧增,是因为此间大量日本人涌入山东,疯狂走私贩运铜钱活动所致。这些日本人中,既有常住的日本移民,更有为数不少临时居留的商人和冒名的“游客”。
军宪保护有恃无恐,铜钱走私猖獗一时
日人走私贩运铜钱活动,始于1915年春。一战爆发后,铜、锌作为军火生产原料,日本国内需求激增,价格陡涨。中国铜钱(官方铸行的制钱)含铜50%、锌25%,当时铜钱含铜锌的价值已经超出币值。从1915年初开始,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从青岛沿胶济线进入内地,到处收购铜钱。一些日本商贩还假借游历之名,从事铜钱走私,在查获的私贩铜钱案中,不少日本人持有游历护照。
这些蜂拥而来的日本人,将私贩铜钱作为一种“特殊事业”来经营。胶济线各站及附近城镇村落的旅馆、饭店、客栈,大多为日人盘踞,成为从事铜钱交易的据点。到1916年,在胶济沿线专门收购铜钱的日本商人已多达5000人,大多数日商又雇用一至数名中国人,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铜钱走私贩运队伍。
不仅在胶济沿线,铜钱走私活动不断向内地蔓延,即使远离铁路上百里的临朐山区,也不时出现日本人的身影。据记载,1916年10月22日,坊子一日商到临朐收购铜钱被查获。
在利益面前,这些红了眼的日本商人之间相互竞争,出现了“内斗”。为协调日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各地组织了行业协会性质的铜业或实业组合,其中坊子铜业组合47人,潍县实业组合82人,青州实业组合32人。利用这些组织,驻青岛的铃木、古河、久原、三菱等日本商行,以青岛为基地,网络胶济沿线日本商贩,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批铜货贩运商。
针对日人打着游历幌子私贩铜钱的情况,山东督军张怀芝于1916年10月4日电示北京政府:今后凡外人办理游历或通商护照时,交涉员应分辨明确加以戮记,声明不得贩运制钱。10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发出照会:“日人持用游历护照,不得在鲁省内地贩运制钱,请转饬该处领事官严切禁阻,以重约章。”但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1915年8月以前,青岛海关在日本军宪统治之下,铜钱贩运没有任何障碍。此后海关交还中国政府,铜钱走私受到限制。按照中国法律,私自售卖制钱者,要处以一个月监禁。为逃避稽查,日人将铜钱破碎熔炼,铸成铜锭,贩运出境。到1917年,他们在青岛、岞山、坊子、潍县、益都等地建立的铜钱熔炼工场多达35处。
尽管中国政府对私贩铜钱查禁极严,且不断与日方交涉,但在日军庇护下,日本铜钱商贩有恃无恐。1917年3月23日,昌乐几个日商收购铜钱被查。他们闯入县公署,企图要回被收缴的铜钱。知事黄春熙当场拒绝,日本人竟然包围县公署,暴打巡警。
强行圈占土地房舍 企图永久霸占山东
按照条约规定,在商埠及教会场所之外,外国人无租买房屋地亩之权。即使铁路附属地,也有面积、距离的限制,限制以外,视同内地。但是,日军侵占胶济铁路后,“日本人在沿线未开商埠之地,任意租地建屋,并在铁路附属地外,购买地亩,兴建屋舍,甚且对于官道公地或民地,不租不购,强行圈占”。
在胶县、高密、昌邑、安丘、青州、潍县、昌乐、博山等地,胶济铁路穿过的地域,日本人“借军队之威力欲租即租,欲购即购,欲占即占,如人无人之境”,“有不愿卖者,则利诱势迫,不达目的不止”。
有资料显示,1920年10月统计,日本人在高密县境内占古城营房1所,计140亩,另占房150间及铁路警房1所；昌邑县境内,占高星瑞等人土地3段；潍县境内,占武家庄、辛庄等村土地10余亩,用作打靶场,坊子铁路占地20多亩,租购坊子马路局等地15段,坊子煤矿开矿及居住共占地120余亩；昌乐县境内,占萧太和等人耕地30多段,擅立电杆；益都县境内,占矿山铁路用地约300亩,占于龙光等人土地11段,租购房德光等人土地25段。
日本人的一切伎俩、作为,皆围绕一个目的:永久霸占胶州湾、胶济铁路及沿线地区。当然,这仅仅是日本实行殖民扩张的第一步。这只恶狼瞪大的双眼,已经瞄向整个山东,并企图以此为突破口,向中国内地扩张,进而吞并整个中华大地。
从日寇铁蹄踏入山东半岛那天起,舆论声讨、政府交涉、民间抗争……抵制侵略、争取权益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由于执政者的龌龊和妥协,以及国力衰弱、列强干预等诸种原因,使日本人的阴谋一步步得逞。收回胶济铁路,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在屈辱中抗争的国人,期待着这一天。
本期图片:刘愉翻拍提供
资料来源:《中日关系史料》、《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日本与山东问题》、《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日本侵略山东史》、《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日本青岛守备军有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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