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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19期－－我是一个兵
来源：潍坊晚报 时间：2011.11.13 作者：马慧丽
那是6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黄作卿怀着“读好了书才能当先生”的想法,一脚迈出了世代生活的黄家洼。从山东省立昌乐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华东大学,入伍参加革命,随后见证开国大典、参加抗美援朝、给王震将军当秘书、参与建设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如今,黄作卿年过八旬。他说,即使早已脱下戎装换布衣,他也还是共和国的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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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华大,走上革命道路
黄作卿是一个农村孩子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他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童年是在昌乐县北展乡(今乔官镇)黄家洼的田野里、土堆上度过的。如果不是村里一位老人无意中说起外面学校的精彩,黄作卿觉得,或许他也会如父辈那样,一辈子都在黄家洼那个巴掌大的地方转悠。
听何思源演讲 记住“好好念书”
整个启蒙阶段,黄作卿上的是村里的私塾,学的是《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书。农忙时节,教书先生会放上几天假,遇上亲戚朋友婚丧嫁娶,也可以休个三天两日。课自然是没好好上过。这时,他听村里一位老人说起,七八里外有所高小,那里的教员书教得好,心便活动起来。他想要念书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他们送黄作卿读完高小,又把他送进了山东省立昌乐中学(今昌乐一中,当时简称省立昌中)。父母一辈子土里刨食,却觉得“人念点书总是有出息的”。
省立昌中始创于抗日战争时期,烽火之间辗转办学,名称多次更迭,规模却逐渐扩大。后来,为方便学生就读,学校又增设山唐(位于乔官镇)、古疃(位于红河镇)、马家河子(位于朱刘镇)等多处分校。一开始,黄作卿读的是山唐分校。后来,位于吴家池子的新校舍建好,整个省立昌中的学生都搬了过去。
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黄作卿才知道生活环境、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差距。他平时住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自带干粮。虽然吃的是窝头、煎饼,穿的是母亲用粗布缝的衣裳,但黄作卿对着或厚或薄的课本,常常能笑出声来。对知识的渴求让他觉得,对于学校,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个倾心许久的“校外人”,现在他终于入了局。学校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从这一点来说,他在同龄的农村孩子中是幸运的。
当时,学校云集了巩宪文、王云渠、朱既章等一大批名师。校长霍树楠是寿光人,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黄作卿平时刻苦认真,成绩一直不错,经常受到奖励。他还会定期从学校领到粮食、补助费,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946年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何思源到昌乐视察。学校停课,组织全校师生到昌乐火车站欢迎。随后,何思源在昌乐县城西部大操场(即今昌乐县政府西北角)作了演讲。黄作卿记得,他很平易近人,介绍自己是由教育厅长升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的。他鼓励同学们好好念书,告诉大家学习时不能浮躁。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没文化却自以为是,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成“山中母老虎,猴子称大王”,被传为笑柄。
1949年,当身处北京的黄作卿听说何思源曾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为此痛失爱女时,更增添了对他的尊敬。
报考华大,立志当一名教师
1948年4月27日,潍县解放,随后国民党在昌乐的守军看到潍县已失,即行自动逃散。在省立昌中读书后期,黄作卿就听同学们私下议论“共产党好”、“八路军要来了”、“天要亮了”。那时,许多人已经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苛捐杂税心存不满。校方认为,有人造谣生事,蛊惑人心,于是加大了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学校训导主任高鲁生是个国民党军统特务。他常常气急败坏地训斥学生。许多人对他都心存不满,有胆大的学生还曾当面顶撞过他。有一天,学校的墙上还出现了反对学校压制学生,并痛批高鲁生的标语。同学们纷纷跑去看,心里大都觉得很痛快。
当听说中共华东局在潍坊办起了好几所学校,黄作卿忙不迭赶去打听消息。那年的6月,雨水似乎特别勤,出门常遇雨天。那天,黄作卿冒雨从昌乐步行去潍坊,土路泥泞不堪,他却视而不见,满脑子都是对未来学校生活的憧憬。
黄作卿在街上看到了华东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写明,华东大学是为了培育“新民主主义建设人才”,具有初中毕业学历和同等学历、年满17周岁的人都可以报考。
黄作卿按照招生简章上面留的地址,赶到位于乐道院(由美国人狄乐播建立,集教堂、医院、学校为一体,地址在今广文中学和市人民医院)的华东大学报了名。入学考试很简单,书面考试是要求就“我的志愿”写一篇作文。黄作卿在文章中写道,他立志做一名教师,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而努力。过了不长时间,考试结果公布,黄作卿被录取了。
每个人都有一股子革命热情
9月4日,华东大学正式开学。被录取的50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解放区的进步青年,还有一部分人是老解放区的干部、老师等。到校后,黄作卿发现人人都有那么一股子革命热情。“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校风把广大师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学生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享受供给制待遇,管吃管住,还发了军装。
根据文化程度,学校最初设置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三个研究班和预科一部、二部。除了预科二部在坊子,其余都在乐道院。黄作卿被分到了预科一部。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大家除了学习文学欣赏、中国近代史等正常的文化课外,还能听到形势报告。学校还印发了许多革命文献、毛泽东著作等。学生们常常在食堂中一起上大课、看材料、分组讨论。
9月24日,济南解放。11月下旬,华东大学迁往济南,并进行了二次招生。黄作卿等人就住在四里山(今英雄山)下的成城中学,按原计划学习。此时,全国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捷报频传。黄作卿他们除了继续正常的学习,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大家一起走出校门,上街下乡,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大好形势。黄作卿和同学还多次夜间到火车站帮着抬担架,运送从前方转移过来的伤员。
济南刚解放,常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并不时扔下炸弹,常有民居、商店、街道被炸毁。黄作卿和同学们就冒着危险,一趟又一趟抢救伤员和物资。老百姓看到他们胸前的校徽,知道这些青年人是华东大学的学生,忍不住赞叹:“大学生,不简单啊!”短暂的华大生活,让黄作卿由农民的儿子,迅速成长为一个革命者。风吹在脸上,他觉得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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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大学
1948年夏,中共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的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并集中原来的一些教师,会同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县组建成立华东大学,同年9月4日开学。韦悫任校长,张勃川、李宇超任副校长。济南解放后,华东大学于11月迁入济南,迁济后成立文学、社会科学、教育三个学院和一个研究部,另设附属中学。1949年5月,韦悫调任上海市副市长,彭康接任校长,学校向正规化大学过渡。11月,教育学院划出,后成为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交济南市领导,改为实验中学。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学校调整为政治、文学、史地、艺术、俄文五系,转入正规化的业务学习。1950年冬,华东大学奉命迁青岛,1951年在青岛与山东大学合校,校名用山东大学。华东大学是短期训练班式的政治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4000多名干部。
南下北上,接受机要训练
认识黄作卿的人,大都很少知道他曾干过机要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很多年。因为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上的事都不能说,要“上瞒父母,下瞒妻子儿女”。他日复一日地与密电码打着交道。那些神秘的数码如同信仰一样,被深深植于他的生命中。他和每一个机要人员,都能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一样,为了密电码而献出生命。
参加南下工作队,铁马冰河入梦来
1948年12月,华东大学的一部分学生根据需要提前结业。他们有的被分配到党政机关,有的随军南下。大部分同学则留校继续学习。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又相继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并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新解放区的工作急需大批干部,中共华东局和山东分局决定,从华东大学抽调干部、学生组成南下工作队。黄作卿自愿报名,提前结业,成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的一员,开赴微山县。他们在微山湖畔的一个村庄暂住下来。
2月的微山湖,冰开始消融,一块块浮在湖面上,夕阳的余辉里,发出柔和的光。在微山湖畔,黄作卿听当地老百姓说起了昔日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八路军苏鲁支队(后来被称为铁道游击队),和他们在芦苇荡里布下的“迷魂阵”。这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极大地鼓舞了黄作卿等南下干部的战斗热情。
黄作卿等人被安排住进了百姓家,微山湖一带的村庄里,住满了南下的队伍。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村子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
为适应形势需要,经过重新编排,黄作卿被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大队第六中队。他们天天学习,经常集合在野外的树林里开会。其内容主要是学习关于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工作纪律,每人还发了一本《入城须知》的小册子。册子虽小,但涉及城市接管的方方面面。黄作卿等人被要求对里面的每一条都要稔熟于心,入城后还要做到秋毫不犯。经过集中整训,所有人都做好了随时渡江的准备。
不久,有数百人先行调往南下的野战部队,准备一起过江。黄作卿等人列队欢送这些曾经朝夕相伴的战友,心里非常羡慕。当天晚上,原地待命的黄作卿梦到自己紧随其后,进入了新解放区。醒来时,外面风声大作,有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意境。
北上天冷挨了冻,自己动手做棉被
一个多月后,黄作卿等人接到命令,出乎意料的是,不是期盼已久地随军南下,而是被选调到位于益都(今青州)黄楼的华东局青年干部学校学习。
黄作卿惜别了一起南下的战友,坐上火车北返。到了益都后,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路程。当一行人步行至弥河时,发现上面没有桥。此时,天冷水凉,黄作卿等人找了个水浅的地方,挽起裤腿,脱掉鞋子准备过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蹚进清洌潋滟的河中,黄作卿不禁弯腰掬起一捧水,洗了把脸。
抵达学校后,黄作卿才知道,这里的学员除胶东干部子弟学校的部分学生外,其余都是从部队和老解放区抽调的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是为培养机要人员而被招进来的。
上级对机要人员培养工作很重视,为学校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管理干部。黄作卿记得,有一位后勤管理人员还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
4月20日,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被解放军突破。5月初,华东局青年干部学校南移,全校师生坐火车过了长江,在江苏常州的一所中学暂住下来。刚恢复学习不久,黄作卿等30余人又被调往位于北京香山的中央办公厅机要训练队学习。没想到到了北京,带队的魏兴业教导员去中央组织部办理调转关系时,却被告知他们是被调往位于河北张家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通讯学校。于是,一行人顾不得旅途劳顿,又马不停蹄赶到了张家口。
他们离开江苏时,天气已经很热了,辗转到了张家口,才意识到塞北仍是乍暖还寒。大家普遍不能适应,不少人患了感冒。白天还好,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晒晒太阳。到了晚上,没有棉被盖,衣服又单薄,大家只能挨冻。学校赶紧给每个人发了一些棉花。黄作卿等人找来针线,用床单自己动手做起了被子。
刚安顿下来不久,他们又接到通知,让到中央办公厅机要训练队学习。魏教导员担心大家往返太疲劳,专门作了说明解释。大家听后,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接受机要训练,手指磨破生出茧子
最初,黄作卿对机要工作很陌生,觉得密码电报很神秘。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训练队后,他非常认真,刻苦学习。
译电是机要的核心,它与嘀嘀嘀的发报、收报是两码事,与收文、发文、档案工作更是两码事。在接受机要训练时,黄作卿整天沉迷在数码世界里,连吃饭、走路,甚至睡觉,想的都是密电码。他死记硬背,不停抄写,虽然感到枯燥单调,但明白基本功必须打好。
他和许多人一样,手指磨破了,生出了茧子,手臂酸痛,抬不起来,仍然咬牙坚持着。慢慢地,他的专业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一接触密电码,他就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
密电码比生命还珍贵
除了业务学习,训练队领导非常重视机要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传统教育主要是围绕“机密、及时、准确”,讲解战时因延误翻译密码电报而酿成的血的教训；讲解“一字之差人头滚滚,一码之差血流成河”的重要性；教育“要与密电码同存亡”、“上瞒父母,下瞒妻子儿女”,把密电码如同信仰一样,深深植于生命中。
黄作卿说,这是机要人员培训的必要一课。这一课过后,他知道了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用生命保护密电码的安全。
由此,黄作卿提到了后来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英雄译电员赵国友。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战斗失利。在被敌人重重包围,弹尽粮绝的时候,师党委召开的最后一次党委会作出的决议:分散突围、焚烧文件、毁坏电台、销毁密码。译电员赵国友、魏善洪和通信员奉命销毁密码时,美军的子弹向他们不停地扫射。魏善洪和通信员滚下悬崖。赵国友怕密码烧不透,落入敌人之手,坚持蹲在那里,用树枝拨火,一直到鲜血流尽,保护了机密的安全。
“参加开国大典是一生荣耀”
明媚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身上,影影绰绰。在黄作卿的印象里,1949年北平的秋天,阳光格外明媚。那时,黄作卿正在中央办公厅机要训练队学习,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时隔62年,黄作卿说起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形,眼睛里仍然闪动着光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那声音响彻云霄,至今不去。
穿粗布旧军服,参加开国大典
在北京香山,机要训练队的队员除了加紧学习业务外,还能经常听到有关领导作的形势报告,并按时收听广播。所有人都特别关注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共和国的筹建。
9月中旬的一天,机要训练队接到通知,队员们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当领导宣布这个消息时,黄作卿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身旁的人则欢呼雀跃着。
机要训练队将被编入中央直属机关方队(简称中直方队)接受检阅。此时,离10月1日只有10多天了,要抓紧时间进行训练。上级要求,接受检阅时,中直机关的队伍要做出表率,以整齐的步伐,统一的队形、高昂的士气通过天安门。为了确保完成任务,紧张严格的训练随即展开。齐步走、正步走,练队形,大家一点也不含糊。此时秋老虎余威尚存,黄作卿等人热得大汗淋漓。一到休息时间,就赶紧拿起水壶往嘴里灌水。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的开幕致辞从广播中传来:“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让所有机要训练队队员都兴奋不已。他们练得更起劲儿了。这时,黄作卿患上了痢疾,唯恐失去参加开国大典的机会,硬是从床上爬起来,坚持训练,一场也没落下。
按照要求,10月1日当天,黄作卿他们必须凌晨两点就起床就餐,然后集合乘车到达指定地点。9月30日,训练结束后,领导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然而,晚上大家眼瞅着时钟过了11时,又过了12时……仍然睡意全无。集合的时间快到了,一夜无眠的黄作卿爬起床,将他仅有的两身衣服摆好。他要选身最合适的衣服,去参加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最后,他决定还是穿那身槐米色的粗布军服。这件衣服是他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时发的,已经洗得发白了。整装待发,黄作卿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分外精神。
金水桥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黄作卿他们坐上汽车,赶到了西直门外。他摸了摸随身带的四个月饼、两个梨——这是他一天的口粮。下车后,一行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天安门广场。按规定,8时之前,各方队必须到达指定地点。他们来得太早了。可来得早的何止他们,各路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等队伍陆续赶到了天安门前。精神饱满的人们开始拉歌,《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此起彼伏。
中直方队的位置就在金水桥前,距离天安门城楼只有几十米远。黄作卿记得,城楼上的八盏宫灯、左右两边八面迎风招展的旗子都是红的。至今,他对鲜艳的红色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临近下午3时,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他们从城楼西侧拾级而上。黄作卿一刻不停地盯着毛主席。主席的一举一动,他都记在心里。“毛主席穿着中山装,走在最前面,格外伟岸。广场上,鼓掌声和欢呼声震耳欲聋。我跟着大家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黄作卿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受阅后编个顺口溜
下午3时整,典礼开始。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黄作卿的眼泪夺眶而出。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旗升到杆顶时,黄作卿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他张大嘴使劲喊着,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那一刻,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主席宣读完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后,阅兵式就开始了。朱德总司令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当他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黄作卿也跟着高呼“万岁,万岁”。当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城楼时,黄作卿望着天空,不停地鼓掌,手都拍红了。
近3个小时的阅兵式后,群众游行开始了。此时天色已晚,长安街华灯齐放。当中直方队通过主席台时,黄作卿看到毛主席向大家挥手致意。黄作卿一个劲儿地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高呼着“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这样热烈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游行队伍完全走出会场。黄作卿回到香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编了个顺口溜:“天安门前排队过,开天辟地头一回。毛主席向我招招手,我喊毛主席万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中国人民从此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参加开国大典,见证了这么一个民族沉沦百年而一朝新生的时刻,成为黄作卿一生的荣耀。
抗美援朝,表现出色受表彰
每当谍战片中,电报声滴滴滴地响起,黄作卿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朝鲜战场上的自己,想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21岁那年,他抱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理想,随部队到了陌生的朝鲜。在此后的近3年中,他在不可想象的恶劣环境中,不分昼夜地工作。因为表现出色,黄作卿被记三等功一次,受到表彰奖励,被授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军功章”。
初入朝鲜,遇上敌机“绞杀战”
新中国成立后,黄作卿在中央办公厅机要训练队的学习结束。他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二师,随部队投身到抢修铁路的工作中去。国民党撤退时,将北京到广西的铁路破坏。黄作卿和广大铁道兵一起,担起了恢复该段铁路的运输任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志愿军所需军事物资和大军给养全部要靠国内供给。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朝鲜境内的铁路、公路破坏殆尽。为保证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铁道兵部队奉命陆续开赴朝鲜战场。
1951年春节过后,黄作卿随铁道兵第二师从广西到达安东(今丹东),稍作整顿后即进入朝鲜。一过鸭绿江,他们就遇到了敌机昼夜不停的“空中绞杀战”。炸弹、汽油弹、照明弹被扔下来,地上成为火海。志愿军迅速隐蔽,直至轰炸告一段落才继续前进。路上遍地都是弹坑,一个连着一个,有的足有两米深。路不好走,还要随时准备防空,躲避敌机轰炸,行军十分困难。战士们很疲劳,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夜里行军,有人掉到弹坑里,爬上来继续走,没有一个人掉队。
两天后,他们到达目的地,战友风趣地对黄作卿说:“我们入朝后的第一关,通过了!”
日复一日,深山里走出小路
入朝参战的近3年中,黄作卿和战友都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在机要工作岗位上,他不分昼夜地同敌人进行着特殊的战斗,不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是巨大的消耗。
一开始,黄作卿在师部机要科工作,人手少,任务重,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有时几天几夜都不能合眼。他们五六个人住进了当地百姓放柴草的屋子里。大家打上地铺,又办公又睡觉,工作累了,就地躺上一会儿爬起来再干。因为一天要无数次跑出去防空,为了不耽误工作,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挖了一个防空洞,后来干脆搬进去住了下来。不久,机关各部门都住进了防空洞。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很快下属各团都配备了电台,上级也给黄作卿他们增配了机要人员。
黄作卿多次随部队执行任务,都是携带机要文件,背起背包说走就走。由于流动性大,几天换一个地方,不管在驻地,还是在行军路上,一旦有了工作,立刻就忙碌起来。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准备在西海岸登陆,黄作卿所属的部队前移,师组成前进指挥所。黄作卿带着一个助手和通信员一同前往执行任务。经过夜行军到达一个两边是高山密林的山沟里,就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住了下来。三个人开始找地方挖防空洞。最后,他们选定了一个隐蔽的山坡,挖出一个约3平方米的横沟。大家就地取材,搭上树枝,再堆上土,筑成了一间“小屋”。
夜间气温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住在里面太冷,黄作卿又去拔了些草,铺在下面。这里就成了三个人的家,工作、吃饭、睡觉全在里面。虽然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但有了这个挡风挡雪的地方,三个人还是很满足的。
半夜有了电报,需要马上送往住在百米以外的指挥所首长,黄作卿也不敢开手电——怕暴露目标,引来敌机轰炸。人在高低不平的山沟里摸黑前行,开始时经常摔倒或被树枝划破衣服,后来便轻车熟路了。就这样,日复一日,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条羊肠小道。
鲁迅先生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黄作卿把它改成了“深山里本没有路,走的趟数多了,也就成了路”。
一块月饼,共同分享
提起在朝鲜战斗的日子,黄作卿感慨万千。入朝前,经过轻装,他们每人一个背包,里面一床被子、一双备用的鞋,一个搪瓷缸子。除此之外,每人一个干粮袋。所谓干粮袋,就是一个细长的布袋子,装上口粮后,可以像包袱一样,背在身上。因为大部分时间是在野外工作,谁也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在什么地方,所以干粮袋一般都要“袋不离身”。黄作卿的干粮袋里多数时候装的是炒面(把麦子磨成面粉,将面粉炒熟)。饿了的时候,他就解下包来,从里面抓一把炒面,就着山沟里的水,吃进肚子。一把炒面一把雪,也是常有的事儿。其实,炒面在当时已经算是美食了,有时候他们只能吃到炒过的麦子粒、高粱米。偶尔能分到几块压缩饼干,却是冻得比石头还要硬,必须敲碎了才能吃。蔬菜是想都不敢想的,许多人患上了夜盲症。
在那种环境艰苦、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志愿军却是上下一致,官兵平等。本来按规定,师、团干部是可以吃小灶的,可是在朝鲜战场哪有这个条件,能按时到炊事班领到一份饭菜就不错了。遇到好吃的,大家也是相互推让,分着吃。有一次,黄作卿他们工作到深夜,又来了急电。黄作卿一路小跑赶到了指挥所,看到肖春先副师长还没有休息,正在着急地等待上级的指示。他看完电报,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正等着呢。”接着,由他口述,黄作卿写成电文。肖春先一边让他赶快发出去,一边从挎包里拿出一个月饼。月饼用油纸包着,已经风干了。他把月饼掰成两半,一半交给黄作卿,一半自己留下。他说:“夜深了,一定饿了,先填填肚子吧。”
黄作卿拿着这半个月饼,回到防空洞,与助手分着吃了。后来,黄作卿等人才知道,月饼是肖副师长的夫人罗传玉从沈阳留守处托回国办事的同志带到朝鲜的。不知道肖副师长是没来得及吃,还是没舍得吃,留了下来,最终分给了大家。
1952年底,黄作卿被调到铁道兵前方抢修指挥所。1953年7月27日,前方的炮声变得稀稀落落,然后就是一片沉寂。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停战了”!黄作卿和战友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1953年底,黄作卿坐上“闷罐车”回国。在丹东,黄作卿和战友们拍了合影,留作纪念。离别前,大家都哭了,为了牺牲的战友,也为了活下来的自己。
给王震当秘书,时时受教益
开国上将王震的一生波澜壮阔。在铁道兵司令部、农垦部给他当秘书期间,黄作卿看到了一个耿介为人,率真为怀的王震。在他身边工作,黄作卿时时都能受到教益。如今,黄作卿已是耄耋之年。他觉得王震像一面镜子,人站在他的面前,高尚或猥琐,崇高或卑劣,统统立显。
把领导机关迁出北京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黄作卿回到了铁道兵司令部。当时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黄作卿成了王震的秘书。最初,他对王震除了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还感到他很神秘。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王震总是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忙于军务的他常蓄着一脸大胡子,因此被毛泽东、朱德等戏呼为“王胡子”。关于他“受领任务,必蓄须,不达之不净面”的传说,以及在战争年代身负7处枪伤的故事,都让黄作卿觉得,王震是个英雄。
黄作卿记得,当时的中国,能运行的铁路只有两万多公里,平均每一个中国人拥有铁路不到3寸。这对王震来说,的确又是一副沉重的担子。黄作卿印象深刻的是,他经常没日没夜地工作。王震的胃曾大出血,动过手术,平时需要及时吃药。他却常常因为工作忘了,必须身边的人一再提醒。
针对王震胃大出血的病情,苏联专家还曾给出过不能远离中心城市的警告。然而,1954年抢修黎湛铁路(广西黎塘至广东湛江)时,王震硬是把铁道兵领导机关,从北京迁到了广西贵县。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黎湛铁路沿线江宽水深,山高崖陡。国民政府从1938年起就喊着要修这条铁路,并发行了铁路股票,但直到垮台也未曾开工。1955年7月1日,黎湛铁路全线通车。王震登上了黎塘开往湛江的第一列火车,并亲自拉响了汽笛。
黎湛铁路通车后,铁道兵受命修鹰厦线。王震又把铁道兵领导机关移至福建南平。22个月后,比黎湛线规模更大、工程更艰巨的鹰厦线通车,福建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黎湛铁路和鹰厦铁路的建成,圆满落实了中央军委关于开辟华南出海通道、巩固东南海防的战略部署。
黄作卿说,在铁道兵领导机关移至南平后不久,王震约见苏联顾问梁霍夫斯基(音)。梁霍夫斯基提出,铁道兵领导机关不能远离北京,这样既不便于与中央、军委联系,也容易使一些人产生铁道兵没有地位的想法。对此,王震诙谐地说:“将来,我还要率领铁道兵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上去。那时,铁道兵的地位就高了。”当翻译李树元刚把话译完,梁霍夫斯基两手一摊,说:“在西藏修铁路,不可能!”王震说:“那就请您等着瞧吧。”时隔51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屋脊上打通千里钢铁动脉,将军的梦想成为现实。
坚持不领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全体代表每月都可以领取代表工作费。王震作为代表,却从没有领过。头两个月,全国人大机关的同志把50元工作费送来。50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收入,相当于一个大学老师一个月的工资。王震说:“国家已经给我发了工资,不需要再发代表工作费了。”他让黄作卿把钱给退了回去。黄作卿跟全国人大机关的相关人员说明后,对方只好不再送了。
人们常说王震“艰苦朴素,廉洁奉公”。黄作卿知道,这决不是一句空话。调任铁道兵司令员时,王震一家被临时安排住在军委一个招待所里。因为住房紧张,他的三个儿子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太闷热,孩子们只好到露天的走廊里住。部队多次动员他搬家,他就是不答应,一住就是3年。
给王震当秘书期间,黄作卿印象里,王震穿的毛衣都是夫人王季青和保姆用普通毛线织的。有时衣服破了,补补再穿。
王震经常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党的相关规定,不许搞特殊。后来,黄作卿听说,王震的一个侄女通过王震老战友的关系,把户口迁到了北京。王震听说后大怒,严令有关部门将其“遣送”回乡。临行,王震对他的侄女说:“我年事已高,记性不好。只认得同辈人,不认得下一辈人。”
百姓没钱治病,出钱帮着治好
王震自己生活很节俭,但对生活困难的百姓却“大方”得很,常常给予救助。听说家乡缺少农具,他攒了几个月的工资,给生产队买了一台拖拉机。
王震很爱管“闲事”,对普通百姓的事儿一点也不马虎。有一次,黄作卿随王震到福建,路上遇到一名老汉对着几乎荒了的庄稼愁眉不展。王震找人上前询问,得知老人的儿子腿受了伤,肿得厉害,已经出现溃烂,却无钱医治,老人家愁坏了。家里没了壮劳力,地里的庄稼也顾不上了。王震叫来随行医生,给老人的儿子作了简单治疗。他和老人约定,病人的事交给他,家里的地却不能荒着。王震把病人带到了南平市,派人将其送到医院,并交待住院费用由他负责。病人痊愈后,王震自己出钱结了账。事后,老人一家专门写了感谢信。因为不知道王震是谁,只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干部,所以在信中,他“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脚被误挠痒痒,大度开个玩笑
黄作卿觉得,王震将军耿介为人,率真为怀。他的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对那些作风不正、渎职失职的人员,可以跺着脚斥责,对普通人员却是和蔼可亲,细语教抚,部属对他都很尊重。
有一年夏天,王震的小儿子王之临近考试。王震、王季青夫妇工作太忙,照顾不过来,就叫黄作卿帮着抓一下王之的学习。王之刚小学毕业,比较贪玩。黄作卿每天督促他学习,抓得很紧。一天王震在家里办公,后来躺在走廊里临时安放的小床上休息。因为隔着蚊帐,黄作卿误以为是王之又偷懒睡觉了,就上去一把摁住了他的两只脚。他一边挠脚心,一边说:“还偷懒?快起床复习功课!”王震在里面扑棱着喊出声来,黄作卿发现弄错了,后悔莫及。
此时,王震不但没发火,还开玩笑说:“你不是早就想把我的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了?”因为王震平时工作忙,黄作卿和其他工作人员时常劝他早点休息。王震是湖南人,爱吃辣,因为胃病的缘故,医生嘱咐他身边的人及时提醒他别动辣椒。王震此时故意拿这些说事,让黄作卿一下子放轻松了。此后,他对王震更敬重了。
1956年,王震被任命为农垦部部长。他曾高兴地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1993年,王震逝世的时候,捐献了眼角膜。按照遗愿,他的骨灰撒在新疆天山上,“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永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此时,身在潍坊的黄作卿举起右手,敬礼,向着天山……
投身戈壁滩,建设航天城
东风航天城又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位于西北边陲沙漠戈壁深处。它是我国第一座航天发射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黄作卿来到这里,参与航天城的初建时,才真正知道了啥叫“茫茫戈壁滩,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想想50余年间,它由最初的导弹试验靶场,成为世界三大能发射载人航天器之一的发射场,黄作卿感慨万千。
奔赴戈壁滩 啥都要保密
1958年3月的一天,黄作卿被通知去开会。当时,他是铁道兵司令员李寿轩的秘书。前来开会的都是各军、兵种的领导及有关人员。会议期间,他们被要求只能听,不能作记录。作为秘书,黄作卿只参加了会议的前半段,就被“请”了出来。李寿轩等领导在里面继续开会。黄作卿当时只是知道要出差,至于去哪儿,去干什么,去多久,都是秘密。
几天后,黄作卿随李寿轩司令员一起,坐上了北京飞兰州的飞机。同行的还有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将军、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国防科委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他们从兰州到了酒泉,此后又辗转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沙漠戈壁深处。
其实,在黄作卿他们开会前的2月14日,中央军委就同意了在额济纳旗建立陆上导弹试验靶场。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选定导弹靶场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那个悄悄来临的春天,成为东方航天城光辉历程的起点。3月,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沉睡中的荒漠,拉开了创建序幕。
黄作卿说,当时保密工作要求很严格。他们去后不准与外界通信、不准打电话。就是离开,也不能把见闻说出去,连不下雨、不长草都不能说。直到后来,那里才慢慢成为一个有限度对外开放的卫星发射中心。
风吹石头跑 鞋要扣着放
汽车在漫无尽头的戈壁滩上缓缓前行,不远处是一个个沙包,比坟堆还大。沙子下面就是石块,崭新的进口吉普车不敢开快。因为快速前进时,车轮如果碰上石头,车头立马就会掉转方向。初到戈壁滩,黄作卿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风怎么这么大?后来才知道,这里平时无风也是四五级,而且天气变化快,风说刮就刮。
头两天晚上,黄作卿同铁道兵先遣人员住在当地一个仓库里。外面突然狂风呼啸,飞沙走石,打在墙上,啪啪作响。仓库密封不严,风携着沙子,从小缝里钻了进来。外面刮的是大风沙,仓库里面到处是小沙粒。爬上军用床,黄作卿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眠。
第二天起床后,黄作卿发现鞋里头全是沙子,被子上也是一层沙。走出房门,头天晚上还空空如也的仓库前面,一夜之间多了一个大沙堆。住了两天,黄作卿对这种事也就见怪不怪了。因为屋里“走风沙”,有人晚上睡觉还戴上了风镜。针对鞋里进沙子的问题,他和战友们睡前直接把鞋子扣过来放。
第一次到戈壁滩,黄作卿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同行的人中有人骂了句“鬼地方”。这的确是个“鬼地方”。戈壁气候非常坏,早、中、晚温差很大,极度干旱让人们嘴唇干裂、手脚开裂,甚至有人流起了鼻血。
去酒泉“借来”骆驼队驮水
黄作卿说,戈壁滩上沙多水少,走上大半天也难看到水。终于找到了个水坑,刚要兴奋地跳起来,可是那黄黄的水,喝上一口,立马就得吐出来。大家给这种水起了个名字,叫“梧桐水”。“梧桐水”就像旧社会穷苦人家的生活,又苦又涩。因此,当地流传着“吃水比吃油难”的说法。
在大部队开进前,打前站的人就遇到了吃水难的问题。大家只好一点一滴省着用。不用说洗脚,就连洗脸、刷牙都免了。这怎么能行?李寿轩下达命令,研究如何解决吃水问题。根据李寿轩的指示,黄作卿前往酒泉求援。在酒泉,他恰巧遇到了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将军。黄作卿把指挥部的介绍信交给张达志,并说明了他来时的想法:暂时用骆驼来驮水,以解燃眉之急。因为当时没有铁路、公路,也根本没有盛水的大罐车。张达志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当即决定调一个排,并购了20多匹骆驼,组成了运水队。
告别了张达志将军,黄作卿就匆匆地往回赶。回到基地两三天后,运水的驼队来了,大家高兴地跳了起来。李寿轩还专门骑上骆驼,与黄作卿一起合影留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驼队源源不断地把水运进来,解决了先遣人员的吃水问题。虽然有了水,但大家过惯了“穷”日子,还是舍不得浪费。
两将军夜谈 誓“攻下山头”
初到基地,这里没有招待所,更没有宾馆。不管是首长,还是苏联专家,都和大家一样,住在平房里。
黄作卿被安排同陈士榘、李寿轩两位将军一起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位将军床对床,住在里面。黄作卿就在门口窗户底下安了一张小床。
两位将军晚上睡不着,就聊天,从万里长征聊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们说,过去小米加步枪,什么硬仗都打过,什么艰难困苦都战胜了。这次任务可不同,是在向高科技进军,是在同帝国主义赛跑。这场新时期的硬仗就像是一次新的长征。陈士榘将军说,不管怎么样,也要完成好这个任务,配合主力攻下这个“山头”。他说:“我们工程兵和铁道兵都是后勤兵,工程兵担任施工,你们铁道兵要保证铁路运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这个‘先行官’担子可不轻。”李寿轩说:“我已经与我们作战处长袁岩波研究制定了调动部队、准备机械、筹备物资的计划,只等指挥部把铁路走向定下来,马上就可以开进部队,展开施工,保证完成任务。”夜深了,两位司令员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着……
“最初的时候,没人知道,也没人相信那里会成为卫星发射中心。”黄作卿说,大家为了祖国的需要,在逆境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着。当年,黄作卿所在的铁道兵就建成了从甘肃清水到基地的铁路。这条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铁路,不断地把各种物资从内地运送到基地。虽然当时黄作卿已经离开基地,回到北京,但听到铁路通车的消息,还是兴奋地握紧了拳头。
戈壁滩成了一个承载光荣与使命的地方。在这次有奋斗有牺牲的长征中,建设者仅用两年六个月,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就竣工了；中苏交恶后,苏联专家撤出基地,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被带走,1960年9月10日,就在外援专家撤走的第17天,基地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从这里将中国人首次送上太空……如今这里,“风吹石头跑”的荒凉景象早已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座美丽的航天城。黄作卿觉得,这片土地是个孕育神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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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航天城
东风航天城是中国科学卫星、技术试验卫星和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基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东风航天城位于甘肃省酒泉以北的戈壁滩上,海拔1000米,始建于1958年10月,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公里。该地区地势平坦,人烟稀少,属内陆及沙漠性气候,可为航天发射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每年约有300天可进行发射试验。
在世界各地众多的航天发射场中,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前苏联的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能够发射载人航天器。
相濡以沫,陪她慢慢变老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慢慢变老……”黄作卿和老伴儿杨瑞英不会唱这歌,也不知道啥叫浪漫。半个多世纪前,他们开始通信时,谈形势、谈工作、谈亲友、谈各自遇到的趣事……惟独不谈爱情。至今他们也不曾说过一个“爱”字。听他们回忆往事:红娘牵线,结婚生子,万里征程人相伴。说的人一脸恬淡,空气里却弥漫着天长地久,细水长流。
战友当“红娘” 认识位好姑娘
缘份是那么虚幻,看不见,摸不着。1956年,26岁的黄作卿在战友家里,遇见了来走亲戚的杨瑞英。那个时候,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街上的女人,喜欢穿一种叫布拉吉的连衣裙。20岁的杨瑞英却是灰衣、短发,远远地站在那里。
战友介绍黄作卿和杨瑞英认识。简单地打了招呼后,黄作卿便离开了。可缘份就是那一时三刻的相遇。正如张爱玲所言,“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后来,战友当“红娘”,给黄作卿介绍了杨瑞英,希望他们能够结为百年之好。
杨瑞英是烈士的后代。1943年,父亲杨洪恩牺牲的时候,杨瑞英才7岁。在整个童年时代,她都觉得父亲是个熟悉的陌生人。他是母亲口里常念叨的“孩子他爹”,然而他在家的日子却少得不能再少。杨瑞英只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养伤,她对家里突然多出来的这个人,充满了疑惑。母亲告诉她:“快喊爹。”杨瑞英对父亲还没熟悉过来,养好伤的他又走了。此后,父亲再没有回过家。后来,杨瑞英和母亲听说,“杨洪恩牺牲了。”慢慢长大了,杨瑞英才知道了父亲的故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在家乡河北黄骅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成立黄骅县第一个群众抗日组织,后任山东省乐陵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鲁边区第二专署秘书主任。1943年,他被日军俘获后,为保护同志和群众毅然站出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抗日干部。”此后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日寇气急败坏,放出狼狗将他活活咬死。
解放后,杨瑞英和母亲离开老家,一起到了天津生活。杨瑞英在初三的时候便入了党,知书达礼的她是大家公认的好姑娘。
趁建军节休假,简单办婚礼
三年后,杨瑞英高中毕业。在她的眼里,黄作卿对工作负责、对他人热情、为人厚道、值得信赖。黄作卿此时29岁,“老大不小了”,两人决定结婚。李寿轩将军时任铁道兵司令员,黄作卿作为首长秘书,难得休息。恰好建军节部队放假一天,于是两个人把婚礼的日子选在了这天。
李寿轩将军的老伴儿张子英给炒了些花生,黄作卿又去买了点糖,买了两个西瓜。1959年8月1日,黄作卿和杨瑞英在司令部的小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简单却有意义的婚礼。用黄作卿的话说,此后“他们间由革命友谊,升华成了革命伴侣”。
当时住房紧张,司令部的单身汉都是住集体宿舍。成家后,黄作卿分了一间临时宿舍。婚后大约20天,杨瑞英接到大学提前入校的通知。她离开北京时,临时宿舍就还给了司令部。黄作卿又搬回了集体宿舍。
1964年,杨瑞英毕业后到了北京,当了军医。夫妻俩才结束了两地分居。他们分到了一间房子,对来之不易的家,杨瑞英有过许多设想,它可以是简陋的,但必须是洁净的,温馨的。一到吃饭的时间,小屋里必定饭菜飘香。然而他们的家,洁净倒是有了,饭菜的香味却很稀罕。两个人的工作都很忙,特别是黄作卿,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一起买菜做饭这种事,他们压根儿就不敢奢望。
1965年,黄作卿和杨瑞英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出生前一个周,在外进修的杨瑞英因为血压过低住了院。期间,黄作卿趁外出办事路过,去了一趟医院。只匆匆地问了两句,人又走了。孩子是周日生的,杨瑞英托护士打电话通知了黄作卿。直至第二天,黄作卿才到了医院。35岁当了爸爸,黄作卿自然很兴奋。可是因为工作在身,他在医院里只呆了五六分钟又走了。出院后,杨瑞英的母亲过来帮着带孩子,家里的厨房才真正有了用。用杨瑞英的话说,此时“家才有了家样儿”。
相濡以沫50年 至今没说“爱”
黄作卿说:“这个家,多亏有她。”他口中的“她”自然是杨瑞英。因为工作的原因,黄作卿常常顾不上家。
1972年,铁道兵集结在燕山脚下,展开修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通辽线。通辽铁路是中国华北地区通往关外的东北地区的铁路干线,是沟通关内外的铁路干线之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一条重要的战备铁路。
1973年,担任铁道兵14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黄作卿开赴河北承德。在此后的5年间,他和广大铁道兵战士一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家老小全扔给了杨瑞英。
此时,黄作卿与杨瑞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一个女人要上班,要带孩子,要照顾老人,要操持家务,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对此,杨瑞英说:“没什么了不起的。”黄作卿难得回趟家,孩子们想爸爸了,杨瑞英就趁着放假,带着他们去工地上团聚。
1978年,黄作卿从部队转业到潍坊汽运公司(今潍坊交运集团)工作,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杨瑞英也跟着转业到了潍坊。
离休后,黄作卿喜欢和朋友一起打打乒乓球。然而,今年他却再也没有摸过球拍。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黄老在家照顾他老伴儿”。
原来,今年2月底,杨瑞英曾突发脑出血,还留下了视力模糊的后遗症。黄作卿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就把喜欢的乒乓球给戒了。他说:“人之常情嘛。照顾好她,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
《庄子·大宗师》里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x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81岁的黄作卿和75岁的杨瑞英,坐在一起拍照。看着他们满头的白发,忽而惊觉,最爱的人只会相濡以沫,而不是相忘于江湖。虽然他们在一起50多年,至今没说过一个“爱”字……
本期图片由 黄作卿 提供 本报记者 张驰 翻拍(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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