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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20期－－潍县志书
来源：潍坊晚报 时间：2011年11月20日 作者：刘督宽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潍县存世的地方志书共有5部，分别为明万历志、清康熙志、清乾隆志、民国志以及清末的潍县乡土志。其中，民国《潍县志》编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正式出版。1941年，日伪莱潍道尹公署道尹常之英，将民国《潍县志》首卷改换后，整理出版，署名为《潍县志稿》，流传至今。民国《潍县志》和《潍县志稿》实质是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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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志是潍县志书开山之作
万历癸酉年(1573),潍县以致仕还乡的名宦刘廷锡为主,编纂了万历版的《潍县志》(以下简称“万历志”)10卷。这部出自民间私人编修的县志,成为潍县存世最早的地方志书,也是潍县志书的开山之作,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在编写体例上,“万历志”与官修毫无二致,完全符合明成祖朱棣两次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之规定。这是后人能见到的,潍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记录封建时代潍县历史文明的宝贵资料。为“万历志”写序的刘应节曾总督蓟、辽、保定三地军务,先后任过南京工部、刑部,戎政(兵部)三部的尚书。他称赞了刘廷锡以“良史之才”主动承担这一重任的难能可贵,并对“万历志”大加赞叹。
潍县存世最早地方志书由刘廷锡编修
我国封建时代,朝廷把纂修地方志和纂修国史看得同样重要。纂修国史和地方志,都是为了治理国家,开发资源,传承文化,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于洪武三年(1370)即为编修一统志而诏令天下都司报送各地域情、城池、山川、物产,水陆交通等详细资料。
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朱棣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地方志书的体例和内容,如建制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令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均作出了统一规划和具体规定。后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0),全国各地出现了地方志编修高潮。据有关文献统计,嘉靖年间修成地方志340种,万历年间修成地方志356种。
万历癸酉年(1573),潍县以致仕还乡的名宦刘廷锡为主,编纂了“万历志”10卷。这部出自民间私人编修的县志,成为潍县存世最早的地方志书。
潍县的历史应从明洪武九年(1376)降潍州为潍县起始。此前,曾为北海郡、潍州等等,其辖区或大或小,屡有变动,唯从定建制为潍县后,历经明、清两代及民国建立,至1948年潍县解放前,其建制与辖区基本未变,这段历史有572年。
一个地域发展变化的历史是连续的,而地方志书的记载,却是以建制区划为范围的。明万历以前的志书已漫灭无存,即使有,也未必就是潍县建制后的志书。因此,“万历志”的编纂,就成为潍县志书的“开山”之作,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
比较系统地记录了潍县封建历史文明
刘廷锡编纂的明万历《潍县志》全书10卷,约三万字。内容包括:星野玄枵(xiāo)图、建制沿革、疆域；城池、街衢坊市集场、乡社、九隅、铺；物产有谷、果、蔬、木、药、羽、毛、鳞、介、虫、货等十一大类；学校、神祀、宫室、桥梁；公署、额设官吏、教谕、训导；户口、土贡、田赋、徭役、兵制、兵备屯田；名宦；人物；荐举、科目岁贡；烈女、祥异、寺观、冢墓等。
从以上纲目可以看出,这部出自民间私人编修的县志,在编写体例上,与官修毫无二致,完全符合明成祖朱棣两次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之规定。其中约用一万五千字,记录了那时潍县有关自然、经济和社会,包括乡社、学校、物产和田赋、徭役、兵制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具体史料,做到了简繁有当。更可贵的是,又以一万一千多字的篇幅,记录了那时的城池、庙宇、宫殿等有形的、固化的物质文化遗产；还通过名宦、乡贤、人物、科贡等卷目,简要记录了上自周、秦、汉、唐下到国朝大明,历代与潍县有关的七十五位历史人物与他们的业绩。这是后人能见到的,潍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记录封建时代潍县历史文明的宝贵资料,对后来史志的编纂和研究潍县历史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刘应节作序大加赞赏
担任“万历志”校正的,也是致仕还乡的名宦,一是胡邦佐,嘉靖举人,初任太原推官,后任南京刑部郎中,诏进朝例大夫,因生来手指就是四节而被乡人称为“四节先生”；二是王渐,嘉靖进士,曾任确山县令,以廉洁称选山西道监察御史,陕西按察司副使,为乡人所敬重。
为“万历志”写序的是大名鼎鼎的刘应节(1517—1591年),嘉靖进士,文武兼备,曾总督蓟、辽、保定三地军务,先后任过南京工部、刑部,戎政(兵部)三部的尚书。是当时潍县官阶最高,功业最卓著的高官显宦,今山海关长城上仍屹立着刘应节的高大塑像。
刘应节学识渊博,处事严谨,果敢公正,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他热爱家乡,尤为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万历四年(1576)致仕回潍后,主持并出资修建了名冠山东的麓台书院,亲自讲学,授课育徒十几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对编纂潍县志十分重视,亲自为刘廷锡编纂的《潍县志》写序,指出了这部志书的重要价值,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当时潍县的主政者不重视、不作为、慵懒推脱的失职行为,称赞了刘廷锡以“良史之才”主动承担这一重任的难能可贵。
他在《序》中说,潍县“故称北海郡,其后并隶不常”,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常有变动,到洪武年间“始置县”,在历史上“声名文物”汇萃,“犹称他邑首,非偏壤也”。“旧有志,岁久漫灭,不可读(读不到了)。而“司土者(地方主政者)视官(看待自己在此当官)如居传舍(行人旅居的馆驿),轻典籍如土苴,于志之有无,曾不一置齿颊(一直是寡口不提)”,即使偶尔提到,竟然“以授简无人”而推脱,实在令人嗟叹!
幸有“乡先达大夫鹾使(清代盐运使的别称,刘廷锡任过两淮盐运使。“鹾”音cuó)刘公,家食有间(致仕回家以后),慨然以修辑为任”。编成后,写信邀我作序。我也是潍县人,一直宦游劳碌在外,深愧对编志之事未能参与尽力,怎能再对此事一言不发呢?
他仔细看了刘廷锡以数月之辛劳编成的《潍县志》,大加赞赏,“今披图览胜,千里封疆明于指掌,一切土壤贡赋,据程(依据规章制度)按牍(核实于公文简册),毛发灼如镜观(详细准确简明)”,绝非舞文弄墨、奸猾敷衍的庸官愚吏所能作的。完全可以“传信诏来,与邦国史并传而无弊哉!”刘应节的夸赞,不是溢美之词；刘廷锡编的“万历志”,的确是一部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典籍。
序言最后说:“若缘文献之旧,以光复霸王之业,俾太公东海遗因不致泯绝,则在司民牧者加之意哉!”意思是,若要传承历史上的辉煌以光复当年的霸王之业,使太公姜尚封齐后,在这里创建的文治武功业绩(东海遗音)得以延续,不致灭绝,就在于地方主政者特别注重传承地方文史,所以“治地方以志为鉴”。刘应节对地方官再一次加以告诫,这又进一步反证了刘廷锡编志的重要作用。
刘廷锡“志氏曰”里为民请命
《潍县志稿》的序言开篇首称“潍之有志,创始于明万历癸酉刘塔山(刘廷锡号塔山)先生”,可知刘廷锡对潍县志的首创之功是难以磨灭的。刘廷锡通过编写地方志,了解到因弘德年间,二三富商过分炫耀,使潍县得了上县之虚名,赋税徭役比邻县繁重。然而万历年间的潍县,业商者已不再富有,农村中“十室九空”,人丁不旺,农业劳力不足,生活艰难,是徭役兵役制度直接造成了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刘廷锡在“万历志”中用“志氏曰”(如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有理有据地摆明了事实,找出了原因,态度鲜明地为民请命,向主政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殷切的希望。这是“万历志”的一大亮点,在官修的志书中是看不到这类精彩文字的。
确切记载潍县土城建筑形制和规模
“万历志”10卷,全面系统地记下了潍县建制前的历史、建制后的自然地理、城乡面貌、建筑设施、文化教育、农商经济、行政管理、典章制度、民众负担、古今名人等,为后世修邑乘建立了楷模和基础。
潍县有城约始于汉代,但那不是存在到解放时的潍县城,约在隋末唐初,县城始定位于白浪河西岸,千年多以来再未移址,至万历年代一直是土城,但其建筑形制和规模,直到“万历志”才有了确切记载。“万历志”在“城池”篇,记载了明正德七年(1512)莱州府推官刘信重修的潍县土城形象。“东南临水(指白狼河,现白浪河),沙虚善崩,正德间再遭暴水,城不透者数尺。隆庆乙巳(1569)秋复大水,几损城厚之半,城不为沼者天幸也”。“城周围九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阔一丈五尺,有东、西、南、北四门用砖包,东曰朝阳,西曰迎恩,南曰安定,北曰望海。门有楼,濠阔一丈五尺,环绕四周”。
从以上记叙可以了解到:潍县当时的土城与后来明崇祯十二年(1639)县令邢国玺改砌的石城,在位置、规模(周长、高度、厚度)、城门的命名上没有变化,砌为石城,目的只是为了大大强化城墙防战防水的防御功能。
城里和东关已有集中做买卖的场所
“万历志”说:“潍古郡,街衢相沿无改,巷以多岐难防盗窃,有堙塞者”。当时街上有牌坊,“城里十四座、东关一座”。有市二:“一在城内大十字口,一在东关大街十字口”:集市“在城内者七,在东关者七,在西关、南关各一。在乡者一十五”。
另外,城关的行政区划有:“西关南隅、城西南隅、西北隅、东北隅、东南隅、东关南隅、东关北隅、东关南北隅、东南北隅。”那时的南关、北关,还不是主要关厢。
当时城里、东关已有的“市”,指的是集中做买卖的场所,不是行政建制单位的“市”,也不是间隔定时的集市。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当年县城的那两个小小的“市”,正是孕育今天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潍坊中心市区的摇篮。
“万历志”中,对于东关的土围子(或坞)没有具体记载,但记载了当时东关已有了四隅、一市、七个集场,这说明,东关在建成“八阁围子墙”以前,已形成潍县的一处较大的关厢,在东关大街十字口,有了与城里大十字口规模、地位相当的商贸市场,还有与城里数量相当的“七个集市”,东关在人口聚集和商贸发展上已远远超过了潍城周边其他关厢。
当时东关的七个集场,或许就设置在后来的米市街,估衣市街,南、北下河街,鱼店街一带。当时潍县城里同样设有七个集市,这说明当时城里的住户还没有遍布全城,人口也不是太多,所以,空余的地面可以设七个集市。可是,这些集市究竟设在什么地方,规模如何,我们后来人就无处猜度了。
平均每户还不足两人
万历年间,潍县的人口数为:11917户；21769人。以此计算,平均每户不到2人,的确少得可怜。
从明洪武元年到万历元年(癸酉)200年间,经过了明初大量移民,后又有两次移民,但人口的增长并不快。城圈以内还住不满,有大量的空地设置七个集市,之所以如此,“万历志”没有记载,也可能是不便详说。但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频繁战争中,潍县人口已剩下的极少了,不然不会大量强制移民。潍县民间传说,那时全城只剩下了苟、陈两家。
赋税徭役比邻县繁重
200年中人口增长得缓慢,也还与生产发展缓慢、税赋徭役过重,民生多艰有关,这一点,“万历志”透露了一些信息。
“万历志”在记录税赋徭役之后,有一段“志氏曰”(编志者说的话):“潍之杂差繁重,前既列之矣(前面已经开列出来了)!及见坐佥(签署徭役的簿籍,“佥”通“签”),马驴头各项差役之数,比之邻邑独重且多焉。以是而知潍人之困,终不可苏(苏醒、缓解)矣!考之国志,里数与邻邑多相等,地之瘠薄与民之流散亦无以异,何站地(服役的地点)差役轻重多寡,不均之如是也!”
记载了徭役数量之后,又查检了记录,比较了邻邑的情况,得出了“潍人之困终不可苏矣”的又愤又忧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刘廷锡找出的原因是:“只缘弘德年间(明弘治、正德年间,约从1488年至1521年),有二三富室,资财雄于邻邑,从事商贾,贸迁有无,恃其赢金,服室僭侈(过分的奢侈炫耀),因得上(等)县之名。历年以来,县既贫而虚名犹存。又民俗相沿,业商贾者往往如故,然资货无多营取,锥刀之利,旋(不久)亦困于差役,丧(丧失)其有矣。况业商者无几,余皆耕耨农家,十室九空,驿传差役每见增加……良可悯也。”
因二三富商过分炫耀,得了上县之虚名,赋税徭役比邻县又重又多；现已穷了,十室九空,而驿传差役只增不减,百姓困苦艰难,生产难以发展,人口怎会增加,真是令人悲悯哀叹。这都是因为当官者不体察详情,不关爱百姓,一味压榨搜刮造成的。刘廷锡在这里最后说:“是故转戚为欣,转否为泰,吾其有深望于民之父母矣!”意思是,既然原因如此,要使百姓心情转悲为喜,命运变坏为好,我深深地寄希望于父母官啊!
当时实行的“兵制”,是三户出一个军卒,或保卫京师,或戍边檄,或隶(隶属)各处卫所,原额军数六千七百三十六名。这些青壮年人,常年撇家舍业在外当兵,病羸死亡,还要从在军籍的户中抽人补充,加重了地方人丁的负担。
对此,“志氏曰”(刘廷锡说),古者寓兵于农,苏轼曾指出“养兵害农”。诸葛亮说,“兵贵精,不贵多”。而“今之兵,或占籍滥食,或闻金(兵器)丧魄者何限(难计其数)也!名曰貔貅百万,实则旗帜虚张,责以外捷(战胜)四夷,内壮中国,难矣!故振作以精惰,校阅以求精,司戎事者(管军事的官)当速图而预讲矣。”
刘廷锡通过编写地方志,进一步了解到,当时的潍县,业商者已然不再富有,农村中“十室九空”,人丁不旺,农业劳力不足,生活艰难,是徭役兵役制度直接造成了人民不堪承受的负担。
在志书中,刘廷锡以自己的名义,有理有据地摆明了事实,找出了原因,态度鲜明地为民请命,向主政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殷切的希望。他的胆识和骨气,他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十足地令人钦敬!这也是这部“万历志”的一大光辉亮点,在其它官修的志书中,是看不到这类精彩文字的。
“万历志”对记载潍县人文历史的贡献颇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称引,仅就笔者浅见略述于上,有待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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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锡
刘廷锡,生卒年失记,字君荣,号塔山。嘉靖元年(1522)乡试中举后,任保定府推官,后擢户部主事,转本部员外,再转郎中,又出任两淮盐运使。居官清廉,为人所称。致仕归里,居县东南四十里塔山下,对此山情有独钟,取山名以为己号。他曾作《塔山诗》曰:“有客来寻漫叟居,塔山北麓是吾庐,呼童净扫青松影,玩鹤弹琴乐有馀。”从中我们可以想见他晚年寄情山水,吟咏自娱的淡泊生活。另有《营丘怀古》等诗作传世。他对桑梓的最大贡献、后人对他最为敬佩感激的,是他创编了一部存世最早的《潍县志》。地方志书都应是官修,地方官却不作为,而“尚父(太公姜尚)遗墟白水(白浪河)滨,分封旧与鲁为邻。渭涯风物宗周远,淄曲云仍霸业新”(《营丘怀古》中句)的潍县,岂可无志书记载其古往今来、“形胜雄与九州”的人文自然盛况,以“传信诏来”?于是他慷慨地以民众的身份,承担了修县志这一重任,而且得到了好友王渐与胡邦佐的支持和协助,更得到了当时还在京城做官的刘应节热情夸赞。
康熙志里舆图简单却珍贵
康熙《潍县志》是由当时的潍县知县王珍主修,在京做官刚刚致仕归里的陈调元任总纂,以万历志为基础,于康熙十一年(1672)完成编纂的。康熙志细化了万历志的部分内容,所续者自万历癸酉(1573)至康熙壬子(1672)间百年之事,癸酉以前增补者极少。康熙志与万历志比较,其明显的特点,是采用舆图对所志的部分内容做了形象化的记载。尽管这些舆图还是粗线条的简单图示,在当时中国尚无现代测绘手段和用高空摄影记录原形态的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
官修康熙《潍县志》以万历志为基础
清王朝入关后,为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各地的修志活动就陆续展开了。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卫曲沃)上疏,请颁令各省纂修通志,编辑成书,交翰林院备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在朝廷督促下,自康熙十年(1671)至五十九年(1720),清朝所辖直隶及十五省都陆续编修了通志。康熙《潍县志》就是在此背景下于康熙十一年(1672)完成的。
康熙《潍县志》由当时的潍县知县王珍主修,在京做官刚刚致仕归里的陈调元任总纂。教谕刘秉和、县丞孙鼎鋐、典史王昌周分别任校阅、监修。还聘请了原任浙江归安知县的宋国彦、丁酉科副贡考授州同知于激隆、举人于择长、吕应祥、贡生蔡宗襄、廪生梁万福任考订。
王珍,陕西临潼人。到任第二年就响应朝廷“天下郡县之志尽皆搜遗补缺编辑成书”的诏令,决定在百年前刘廷锡编纂的“万历志”基础上,重新编修潍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
陈调元(1595-1684),字巽甫,号鸥盟,潍县望族陈大观十一世孙。祖父陈所问,明万历丙午进士,曾任直隶真定县令、南京广东道监察御史。陈调元是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进士,清顺治二年(1645),50岁时授宁津知县,以歼盗功,擢刑科、礼科、兵科左、右都给事中。因参权臣触怒了皇帝,降为行人司副司正。康熙十一年,做官28年已经78岁时致仕归里,自称“落魄薄宦”。此时王珍登门,请他主修县志,他慨然应允,遂与二三同仁“访遗迹、摭(zhí)轶事,山川风物询诸父老而犹必徵以故实,兵农钱谷徵诸新编而犹必参诸旧额,忠孝节烈得之耳目而犹必核之舆论,前所未备者备之,近所未辑者辑之,计受事而旬余日而粗具一稿,以请正于邑侯王公”。这是陈调元在《序》中的自述,有万历志为基础,从万历到康熙,时间不过百年,是以很快就完成了康熙志的编纂工作。
康熙志细化了万历志的部分内容,它是明、清换代后的第一部潍县志书,虽在体裁上基本依照万历志,所续者自万历癸酉(1573)至康熙壬子(1672)间百年之事,癸酉以前增补者极少。
然而,万历志所记载的内容作为康熙志的基础资料被引用时,又系统地记录了其间的发展与变化。例如在建制沿革中,记录了从上古禹贡、少昊、虞、夏直至春秋、战国,延续至秦、汉以下直到元、明等各个朝代和历史时期,潍邑在行政设置上的变化、称谓；在山川中,对境内的孤山、塔山、程符山、黄山、雷鼓山、南石埠、潍水、白狼河、溉水(虞河)西于河、寒浞河、宁家沟河、膏润泉、渭水溪、甜水井以及潍县的形胜“十景”,首次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采用舆图对部分内容做了形象记载
康熙志与万历志比较,其明显的特点,是采用舆图对所志的部分内容做了形象化的记载。如莱州府图、本县城图、北海人虚九度图、齐分元枵图等,从天上、地下,将潍县所处的地理方位、境内与周边的自然形貌等载于图上,大体可以一目了然。例如在《莱州府》图中,绘出了作为东莱首邑的潍县,滨海、临水,境内东西有山的自然形势；在《本县城图》中,标出了县城城墙、城门、县治、察院、按察司、布政司、养济院、预备仓、学宫、文昌阁、白衣庙、城隍庙、东岳庙、碧霞宫、关帝庙、天仙宫、石佛寺、射圃亭等所在位置。在《境域图》中,介绍了潍县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的临界县；标明了境内的山、河、乡、铺,城外的主要寺庙、宫院,并首次标出了东关的真武庙(北)、玉皇阁(西)、观音阁(南)和三官庙位置所在；还标出了潍县十景:南溪垂钓、东园早春、石桥漱玉、青阳晴眺、西山晴雪、塔山望日、北楼晓钟、玉清烟晓、露台秋月、孤山晚照的位置,另配有景色写意图。康熙志对于县治、学宫的建筑形制也有了单独的示意图。
尽管这些舆图还是粗线条的简单图示,在当时中国尚无现代测绘手段和用高空摄影记录原形态的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
记录民生尤重人文
在有关人丁户口的记录中,可以查到明万历年间潍县的户数人数,到了清康熙十年,户口男妇共143120人,依据这些数字计算,百年间,潍县人口增加了6.5倍。这说明,在明清换代之际,潍县人口没有多大流失,是以能延续增长。
康熙志详细记录了从明代至清顺治、康熙初年,朝廷、地方对田赋、丁税、徭役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的征收数字。记录了额设官吏的指标,上起莱州道、知府、同知、经历司、府学、本县知县、县丞、典史、固堤店巡检、大使、县学教谕,下到驿站里甲夫、马的编制、俸银、开支数字等,记录这些,旨在说明清初的官吏设置含“精兵简政”之义；田赋、税收、徭役,记述了“历代多因时轻重,及明末而加派滥征民不堪命”,“我朝轸念民艰,悉照万历初年起课(征税)”,“司土者仰体而力行之,而核(落实)包荒(荒地)以苏偏(偏僻地区)困,蠲(免)杂徭以贻修养”等肃政爱民的政德。康熙年间,税赋徭役轻于明末是史实,但在这里修志者也给朝廷、地方官的政绩,大大地写下了一笔。可见官修地方志与私修的“万历志”,在同一个项目上不同的着眼点。
康熙志在系统记录了学宫、名宦、乡贤、科第有关的人物、记录了坛庙、寺院、坊座、景胜等固化了的人文遗产的同时,又以三卷的容量在其《艺文志》中,记录了潍县名宦学者的艺文著作,包括奏疏、书启、杂记、诗赋、传记等体裁,为潍县的人文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篇章。例如:《魏明帝徵管宁诏》、汉《孔融荐祢衡表》、管宁《上明帝辞徵疏》、魏桓范《荐管宁表》、邹长倩《遗公孙弘贤良书》、徐干《齐都赋》、曹子建《赠徐干》五言诗、苏轼《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元状元张起岩《潍县八景》、刘廷锡《营丘怀古》、《孤山怀古》、刘应节《义开新河疏稿》、《新河议》、高桂《科场大坏疏》等,总计达上百篇。
另外,康熙志中还记载了历史上地震、荒旱、水涝、虫灾、瘟疫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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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池
康熙志在沿袭了万历志有关潍县土城的记载后,又记下了崇祯十二年,县令邢国玺改砌石城的经历。谈到其改建的近因说“崇祯十二年,登抚杨文岳以戎事临潍,力劝修筑”。
所谓“戎事”,是指清兵已攻破济南(见邢国玺《创修石城记》),对于石城告竣的作用,康熙志写的是“后改革大变,‘土贼’围攻,卒赖无虞”,在这里又以“土贼”取代了“清兵”,这当然是为至尊者讳。在康熙志的《艺文》卷内,连主创修建石城的县令邢国玺的《创修石城记》也未列入,而只选用了陈调元的《潍县新修石城记》。
南溪垂钓
关于潍县十景中的南溪垂钓,康熙志记载:“溪在治东南五十里,昔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垂钓于此,其溪亦名渭水,有钓台旧迹犹存,双趺宛在。”但在央视播放的考古纪录片《营丘怀古》中,用大量考古出土文物证明,太公吕望建都的营丘在淄博市。史传周文王姬昌封于西岐(陕西一带),访贤于渭水河(在陕西),在那里遇到了吕望。也有人说,太公建都始于营丘,后迁至淄川；也有人指出,“南溪垂钓”的记载是附会之说。上述分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乾隆志编于盛世内容多歌颂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天,自高苑调任知潍县事的兰溪张耀璧,便以修史为第一要务,自任总裁,组织人员,历时三月,于当年完成了乾隆《潍县志》的编纂。乾隆志对于万历、康熙两部县志所刊载的潍县的自然、人文遗产,在作了进一步考证、增补、梳理的同时,对“康熙志”后近90年时间,潍县在物产、户口、赋税、市场、城池维护、公共设施建设、民俗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当时社会上新出现的在科贡、做官、善行、孝义、节烈等方面的人物与事迹,也作出了记录。
历时仨月完成乾隆《潍县志》编纂
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修成《潍县志》,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相隔88个春秋。当时正值清廷入关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最后高潮的“康乾盛世”。以农业为基础的潍县,手工业发达、商业荟萃,文化兴盛繁荣、城市风貌、人文精神,市井风俗,都彰显出乾隆时代的盛世气象。潍县县令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中所描绘的:“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就是当时潍县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
处于太平盛世,朝廷又有每个甲子(60年)续一次地方志书的规定,且为适应续编《山东通志》的需要,乾隆二十五年夏天,自高苑调任知潍县事的兰溪张耀璧,便以修史为第一要务,自任总裁、聘请历城举人王诵芬任编纂、郭伟勣、刘志仁、郭灿、孔传礼、孔传中、陈世仁、郭同芳、丁劭龙、韩腾为分纂,县丞、训导、巡检、典史分任提调、协理,并组成了42人参加的采访队伍,历时三个月,于当年完成了乾隆《潍县志》(以下简称乾隆志)的编纂,并请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崔应阶、山东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沈廷芳、知莱州府事洪肇楙等作序后出版。
重修的“乾隆志”,在体例上,仍然沿袭了万历、康熙两部潍县志的基本框架,全书六卷、九志,分舆地志、建置志、典礼志、田赋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稽志,每志分别设立几个目,总共51个目。另有卷首、卷尾收入了序言、凡例、图、目和跋等。
乾隆志对于万历、康熙两部县志所刊载的潍县的自然、人文遗产,在作了进一步考证、增补、梳理的同时,对“康熙志”后近90年时间,潍县在物产、户口、赋税、市场、城池维护、公共设施建设、民俗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当时社会上新出现的在科贡、做官、善行、孝义、节烈等方面的人物与事迹,也作出了记录。例如:在户口方面,由于“盛世滋生永不加赋”,乾隆年间上户口的男女已达155021人。又如在课税中,记录了当年的第一大税收是盐务,发出额票3252张,每票征银0.167716两,共解银545.41223两。比商税银258两超过了一倍还多。
这期间潍县城池内外的变化尤为显著。早在崇祯十二年邑令邢国玺修建的高四丈有奇、厚十丈五尺、周围一千三百四十九丈有奇的潍县石城,已历经百年沧桑,乾隆十三年,经知县郑燮捐资倡众大修了一千八百余尺后,垛齿城楼,表里完整,固若金汤。在区区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城区范围内,乾隆年间已有了公廨14座、坛庙54座、学宫书院(如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敬一亭、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思乐书院、射圃、儒学两署、潍阳书院等)13处,表坊39座。另有戏台、楼阁、园林、亭榭等多处建筑,更有大量属于当地士绅富豪之家考究的四合院建筑。其数量之多、分布密度之高,在我国北方的小城市里,是比较突出的。其中不少建筑物,在设计理念、规制、风格、艺术上堪称杰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传承封建时代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重要载体,形象地表达了社会人文信仰和价值取向,并成为民间汲取民族建筑文化知识和体现道德伦理观念的主要途径之一。直到民国时代,后来的潍县人,还能有幸看到例如郑板桥重修的潍县城楼、城隍庙、文昌阁,以及更早的文庙、石佛寺、玉清宫、县衙门等。
潍县城,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山川地势虽不险要,但是当地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心存感激地从大自然中提取精华,对于前人选择出来的“潍县十景”,乾隆年间又加以精心维护,不断赋以新的诗情画意风格,进一步反映了在风水观念影响下,潍地居民对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宜居宜游的美好人文环境的追求与向往。
乾隆志由于是官修县志,又正处盛世,其内容多有对于皇朝“盛隆”的歌颂；而对乾隆年间发生过的严重自然灾害,只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是。像郑板桥写下的《逃荒行》等,能反映广大灾民苦难生活境况的诗词,是不会收入其《艺文志》的。
但毕竟是处在“康乾盛世”,财力物力大大优于以往,印刷技艺也有了提高,“乾隆志”在字体、图版和印刷上,都更清晰精美了。
《潍县乡土志》中记录了农工商业发展
从“乾隆志’出世,到光绪三十三年,时间又度过了两个甲子又二十七年,这期间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规定再续修地方志,大清王朝早已进入多事之秋。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入侵中国,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海战、义和拳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已经使满清皇朝陷入岌岌可危的困局。在国人日益觉醒,推翻封建王朝呼声高涨的浪潮下,清政府被迫维新,废科举办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饬令各州县编辑乡土志。“俾童蒙皆知爱国为第一要义”,“而爱国之心必以自爱其乡为始”。于是,以时任知潍县事的宋朝桢为总纂,并请陈传弼、张兆恭等八人担任分纂,修成了《潍县乡土志》。
乡土志是作为学童学习的乡土教材而编印的,没有按照以往三部潍县地方志的体例编修,全书为一卷,设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15个专题,约8万字。后来人们在评论它时,认为其“语焉不详”,因此也“难入史志之林”。
其实,这部志书从涉及潍邑上下四千多年历史中、选择出有关为潍邑人民兴利、除害或明断诉讼的25位贤人的业绩,又扼要列举了在事业、学问、名宦、乡贤、节烈等各个方面的潍县表率人物256人,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还记录了乾隆到晚清140多年期间,潍县在户口、村社、物产、民俗、宗教、实业、商务等许多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弥补了这期间没有编县志却又不可或缺的历史内容。因此,乡土志同样具有重要的存史、资政、育人价值。在此,仅就其有关潍县农工商业方面的记载,略举数例。
记载了人口的姓氏及职业
前三部县志只记录了潍县当时的户数、人口总数。乡土志不仅记录了光绪末年,潍县全境已有79742户,共有人口497228人。其中男性271190人,女性226138人。还记下了人口的姓氏,其中大姓有21族,人口最多的有王姓2族、刘氏2族、张氏2族,还有郭氏、陈氏、丁氏、孙氏、曹氏；记下了人口的宗教信仰,当时已有耶稣教男女信徒784名(城乡共有教堂16处)。更可贵的是还记下了人口从事的职业,当时有士(读书做官的士大夫阶层)12400余人、农231300余人、工9800余人,商17400余人。
记录潍县物产品种有了新意
乡土志不再像前三部县志那样,只是分门别类记载各类物产的名称,甚至时隔一二百年无变化。它在纪录上有了新意。如关于萝匐:万历志记载是“萝匐似芜菁而根大有红白二种,又一种根长色黄名胡萝卜。”康熙志、乾隆志中只在“物产”的“蔬类”中,记载了“萝匐”二字；乡土志记载的是“萝卜,有青、红、水、胡四种,青而长者最佳”。又如地瓜(番蓣),在乾隆志里始有记载,但放在“果类”中；乡土志记载说:“薯蓣,俗称为地瓜”,已归于粮食类中。
乡土志记录了物产的加工和制造。通过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了潍县手工业的发展和近现代工业的初始。
有了货物流通贸易的记载
在“商务”专栏里,记载了盐务的产销。当时潍县兼办昌乐的盐务,乾隆年间年四季领盐票6252张,春夏两季课款银六千三四百两、秋冬课款银三千五六百两。本境年销额3252张、昌乐年销3000张。烧酒作坊城乡共有135家,销往本境及烟台每年各50万斤。油与豆饼,销往本境、盐城年各50万斤。烟叶销售登州、胶州客商,每年100多万斤。阑干,销往直隶、河南、奉天客商,销售年金额50万两。梭布销售京都、周村客商年金额10万两。铜货销售济南、泰安客商年金额10万两。可见当时潍县不但手工业产销旺盛,而且是内外产品的集散地,勾画出了经济发展,商贸繁荣的大体状况。
总之,《潍县乡土志》在这些方面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开埠前的潍县农工商业的发展,是研究晚清潍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笔宝贵历史资料。
民国志注重科学性大众性
从乾隆志到民国《潍县志》,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的171年。在171年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潍县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这一切史实,都为民国《潍县志》的编纂,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民国志在编纂上,首先开宗明义地提出,“民国时代编修方志,应以人民为主”。民国志的编纂,既贯穿了写人民群众的主旨,同时也注重了内容的科学性、大众性。陈蜚声、刘金第等,将全书列出了15个志目。“党治”列为首卷。
民国志编纂之时 潍县经济最发达
20世纪前后,西学东渐,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科技,世界性的反封建民主潮流,召唤着国人的觉醒。各种思潮涌动,民心思变,力图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围绕“何以救国”,改良派主张维新朝政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决心推翻封建王朝实行民主共和,两种思潮经过激烈交锋,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振奋人心的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迫退位,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辟了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选择。虽然溥仪还在做着皇帝梦,张勋演出过复辟闹剧,袁世凯窃国后又当了几十天皇帝,但很快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破灭。彻底结束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然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仍然是辛亥革命后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1919年,爆发了轰动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人民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在170年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潍县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从乾隆到光绪年间,名人辈出,潍县科举文化取得了全省瞩目的成果,中举、中进士的人数成倍增加,光绪年间一条巷子出了两位状元,全国少有；清末民初兴办各类学校的数量,为全省之冠。咸丰、同治年间重修的东关坞,规模与潍县城大体相当,形成了两城并峙、隔河相望、“龟蛇相依”,全国罕见的城市格局。城内外十几处私家园林,景色优美；货物齐全、人群熙攘的沙滩市场,远近闻名。清末民初,先驱人物率先加入革命行列,在推动革命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潍县开埠后,许多有识之士,以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为己任,积极兴办民族工商业,到七七事变前,潍县的工商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这一切史实,都为民国《潍县志》的编纂,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国民政府通令各地编修地方志
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伐成功,中国南北统一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发了《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督察各地成立通志馆,纂修地方志。1931年,潍县县长王华安奉命修县志,设立了潍县县志局,聘请陈蜚声、刘金第、杜佐宸、丁叔言等知名学者、志学方家、社会贤达、乡绅名流为县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常委会由县长王华安、教育局长高镜秋、知名学者陈蜚声组成。陈蜚声任总纂,刘金第任副总纂、丁锡田为采访部主任,陈达善、孙仙坡为编辑,郭鲁泉为缮写,丁次萱任总务。县志局设在丁六宅。历时近六年,于七七事变前,完成了民国《潍县志》(以下简称民国志)的编纂并陆续打成纸板,但未能刊行。
民国志的编纂宗旨:以人民为主
民国志在编纂上,首先开宗明义地提出,“民国时代编修方志,应以人民为主”,“故本志编纂宗旨在写本县数千年社会活动之迹”。“对几百年来方志学巨擘章学诚所创义例,择其善者而从,又不拘泥”。对于潍县已有的明万历、清康熙、乾隆三部《潍县志》,因“所蒐辑颇有漏略”,“本志虽为重修,几等于创修,其可存者尽行采入,盖对旧志,既不敢轻侮,亦不敢盲从也”。
由此,陈蜚声、刘金第等,将全书列出了15个志目。“党治”列为首卷。因为中华革命党开创了中华民国,各地的方志都按国民政府《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的要求,把记述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各地的活动及有关政治事件,作为志书的首要内容,并以此作为编志的立场和主导思想。“党治”之后,才依次是通纪、疆域、营缮、民社、武备、秩官、赋税、教育、实业、交通、人物、艺文、金石、杂稽。
民国志的编纂,既贯穿了写人民群众的主旨,同时也注重了内容的科学性、大众性。例如在各分志前,增设了《通纪》,用编年体、写大事记的方法,记下了潍县“上下数千年兴亡盛衰之迹,忠孝节义之人”。在《民社》志中对氏族的记载,做到了“国民平等”,一改过去只记科第之家,忽略普通百姓的做法,“凡有考者,按姓氏笔画之简繁一律列入”。在纲目里还删除了附会的《星野》之说,在《疆域》志中增加了经纬、晷刻、气候等科学记载；将贞节烈女纳入《人物志》,以符男女平等之义；对涉及民生的物价、工资等,确查了近五十年的变化,列表入志。在《实业》志里,详细记载了手工业、现代工商业、交通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等等,在此不及备述。另外,在编纂手段上,采用了文字、配以表谱、绘图、摄影等科学方法,以方便阅读。
主要修志人物 都是学者名家
陈蜚声(1864-1945年),字翼如,号鹤侪,光绪三十年甲辰进士,曾任清廷礼部主事、员外郎、典礼院恩恤科长,书法家,篆、隶、魏碑、行草皆工。担任“民国志”总纂后,负责拟定纂修框架、确定篇、章、节、目,主持讨论。分工收集历代史料,加以分类、筛选、核实,治学严谨,事必躬亲。
刘金第(1878-1952年),字东侯,光绪癸卯(1903年)科举人,是潍县第一个民社组织“智群”学社及潍县最早的民办学校智群小学的创始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与刘冠三在济南创办了山左公学,因宣传革命,1908年山左公学遭清政府查封。担任“民国志”副总纂后,负责编写了方言和人物志等栏目内容。
对编修民国志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担任采访部主任的丁锡田。
丁锡田(1893-1941年),字稼民,号倬千,出生于潍县丁氏富绅之家。在家塾读书时,师从陈蜚声主攻文史。为弘扬潍县的历史文化,探讨学术,解决疑难,曾与著名学者顾颉刚、柯劭忞、傅斯年、张政烺、傅丙鉴、闻一多、王统照等书信往来。著名学者潘光旦还曾慕名到潍城造访。丁锡田曾以收购、交换、抄录等方式,搜集到遍及全国的方志稿本、珍本、孤本。对其中脱落不全或字迹模糊者,殚精竭虑加以校勘、考证、补订、誊录。他收集到的方志,遍及全国各个省、区,其中山东108个县,从清同治到宣统及民国初年的志书,手抄、石印、铅印、铜板的府、州、县志中,独缺明代万历癸酉版《潍县志》10卷。听说北平图书馆有一套,即委托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好友张政烺先生,利用星期天到图书馆,借出抄写了10卷,陆续寄到丁锡田手中(可惜,这一手抄本现已见不到了)。
早在1921年,丁锡田先生就编出了《潍县历史谭》,并由黄炎培题签。1922年,编成《理堂先生年谱》。1926年,饱蘸心血写成了《潍县乡贤传》4卷,所收人物63人,由王寿彭题签。1930年又编成《潍县拆除石坊调查表》、《潍乘初稿》、《潍县疆域沿革》等。这些,都为后来他主笔编写“民国志”,积累了大量的资料。1937年,丁锡田还带领学生经过勘察,绘制了潍县城坞详图。
在受命担任县志采访部主任后,他又不遗余力地为修志广征博采,搜集资料,到处访博儒,搜野史,询父老,检藏书,做到了严格审核,翔实无误。
1937年七七事变前,“民国志”已完稿印刷的有党治、通纪、税赋、金石4卷及疆域沿革表、民社、氏族、方言、秩官、历代封建表、教育徵举科贡表、人物、节妇诸篇。潍县沦陷后,其余各稿的印刷清样,经丁锡田之手,收藏于丁氏群化小学。其中,《疆域沿革表》、《人物志》、《氏族志》、《秩官志》及《职官表》等卷,也是锡田先生平日所辑录,加以补充整理而成的。
民国志堪称潍县百科全书
民国《潍县志》,记载了潍县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进程。从该书的凡例及各分志的引言中可以了解到,写进这部志书的每一人、一事、一物,都经过了严肃的筛选、鉴别。所记载的史实,其全面性、严谨性、科学性,是以往几部潍县县志所不及的。
党治卷出版时被删除
民国志卷首“党志卷”,是由杜佐宸负责编写的。他是同盟会员,在清末民初,积极宣传革命,创办学校。辛亥革命,反袁斗争中,他活动于山东各地,曾任荣城县民政长(县长),两次被潍县各界推举为维持会长兼县知事。潍县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历史阶段,他是亲历者。“党治卷”就从“革命同盟会时期”写起。在这一专题中,记载了清末在日本的14位潍县留学生,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同盟会,回到家乡开办新学、宣传主义、发展同盟会员的经历。还记载了五四运动中,潍县学生及各界的活动情况。在以“国民党时期”、“中国国民党时期”、潍县党务之“整理”、“执行”、“再整理”、“更度整理”时期的六个专题中、分别记载了国民党潍县分部、潍县临时党部、直属潍县分部的成立经过及每次当选人员名单；国民党反共、清共及国民党内历届党代会的选举、执委会与县党部的活动等情况。对七七事变前,由同盟会到国民党在潍县的活动,记载得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但是,在民国志变身为《民国志稿》出版时,“党治卷”被删除了,至今未曾面世。
自然环境与人口情况
民国志《通纪》中记载了数千年来潍邑周围发生的政治、军事、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也有洪涝、干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记载。与《疆域志》中的经纬、气候、地质、地势、面积、山海、河渠、泉源等联系起来,它系统地记载了潍邑人民繁衍生息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环境。
《民社志》包括氏族、户口、风俗、歌谣、宗教、度量衡、物价表、方言等。其中潍县人口的变化,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已有79742户、497328人；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激增至116772户、647086人。不到30年增加了15万人。这段时间,正是潍县开埠后,政局相对稳定,工商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当时,潍县城关一个区的人口,已达到了12576户、82781人。
《氏族》中载:民国年间,全县居民有185个姓氏,每个姓氏有不同的族群。例如王氏51族、李氏47族、张氏43族、刘氏43族等等,同时,还记载了各个姓氏、族群原居住的地址、迁入潍县的时间。另外还单列了全县十个区的94个个别姓氏。
重要建筑及园亭建设载入营缮志
《营缮志》以四卷的体量,记载了潍县的城坞、墩铺、坛庙寺观、桥梁、堤堰、坊表、园亭等建筑。如潍县城墙在乾隆时大修后,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又屡经维修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详细记载了清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新修东关坞的城高、规模和七座坞门的情况及为此而写的碑文；在县城朝阳门外的白浪河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县长厉文礼倡建的钢筋混凝土大桥,首开潍县现代桥梁建设之先河。
清代中叶以后,是潍县园亭建设与发展的最好时期。城内外十几处私家园林的坐落、面积、建筑规模、园艺特色、名人唱和与题咏,主人的兴衰更替与园林的存废,民国志都做了详细记载。
潍县的寺坛庙宇、表坊,建筑庄严宏伟,都有深厚的不同的文化内涵。有的已有几百年、上千年历史。如建于宋代、金代、元代、明初的石佛寺、玉清宫、东岳庙、城隍庙等,许多文人墨客在那里留下了珍贵的诗文书画。但从清末民初开始,不少寺庙的神像被毁掉,神殿、僧舍改作校舍或被其他机关占用；民国十八年(1929年),城里大街上的牌坊,因有碍交通,大都拆掉。
为自汉至清代的113位地方官立传记
《秩官志》中的《历代封建表》,记载了自夏至宋,在潍邑(寒、斟鄩、平望、平寿、北海)被封为王、公、侯、伯爵可考者52人。另有被封为平寿县主的唐宗室女、封为北海县君的南唐韩熙载继室蒋氏、被封为北海郡君的宋吴奎母王氏等鲜为人知的特殊个例。《职官表》里为自汉代到清代的113位地方官立了传记。
《教育志》上篇,记载了专制时代潍县的学宫、学额、书院、考院、义学、学田；下篇记载了清末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至民国时期,潍县县城及各区乡小学、中学、师范、社会教育及教育团体的发展。在《征举科贡表》里记载了汉代至清朝,潍邑有逄芬、孙乾等27人,以贤良方正、或以才、孝、廉等名义被朝廷录用做官。唐代至元代,有20人考取进士被朝廷录用。其中有南唐韩熙载、宋仁宗时的吴奎等高官显宦。
开埠后潍县工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民国志首设了《实业志》。分类记载了工业、农业、矿业、盐业、渔业及物产表,连同《交通志》里记载的铁路、汽车路、县道、镇道、航路、邮务、电务的建设与运营,可以进一步全面、系统地了解上世纪初,先是胶济铁路通车、潍县开埠,而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社会大变革中,潍县现代文明迅速发展的经历与成就。
例如开埠后的商业贸易,大宗进口的棉纱、煤油、生铁,经潍县内销到外县、外省；潍县一带大宗的土产品以烟叶、土布、豆油为主,从潍县外运。当地商业主要是以布业为中心,有布庄257家,年营业额3073000银元,另有杂货业、洋布业、颜料业、竹货业、(中)药业、炭业、点心业、新衣业、西药业、广货业、书笔业、鞋业等,在城关的约560多家。县志还记载了作坊工业、店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中的织布业、绣货业、制鬃业的发展,还有特产工艺品:仿铸古铜器、铸铜图章、嵌金银丝器具的出现与市场的开拓形成。都是研究潍坊近代经济发展史,开发当代经济资源,继承传统特种工艺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
人物志设14个专栏 为700多人写了传记
《人物志》设事功、儒林、高士、义行、耆寿、文学、武胄、孝友、忠烈、艺术、外徙、侨寓、烈女、释道14个专栏,为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700多名潍邑人物写了传记。
其中有以宋代的吴奎、綦崇礼,明代的陈所问、刘应节、高桂、郭尚友、张尔忠,清代的王洵、陈调元、王廷猷、郭知逊、高守训、陈官俊、刘鸿翱、张兆栋、曹鸿勋等为代表的“名满宇内、德洽一邑”的官员139人；明清潍县文风昌盛、贤哲朋生,“炳炳烺烺,垂名青史”的儒林高士刘以贵、姜国霖、韩梦周、宋书升等14人；明清两代“惠泽乡里”急公好义的人士109名；武胄21人；在文学家97名、艺术家65名中,除了书法家、画家、雕刻家、医学家,还有酷爱金石文字、善篆隶工雕镌的王石经,仿古铜铸造家胥伦,嵌银工艺的创始人姚学乾、继承者田智缗,中国最早发现并贩卖甲骨文的古董商范春清等等。
《艺文志》搜集收入了后周到明代的33人、清代的213人,共246人的艺文创作,其体裁包括赋、颂、诗、文、说、奏议、杂录、图说、印谱等,对名人名作,还在其书目之后作了节录。
谈到“民国志”中的《金石志》,先要提及的是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与郭麐。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以军功赏戴花翎,加侍讲学士衔。介祺平生醉心于古文字与金石学,收藏的毛公鼎、十钟及7000多方三代秦汉古印,均为稀世珍品。同治十一年(1872年),将自藏古印及友人吴云、吴式芬、李佐贤、鲍康等人所藏,钤成印集十部,每部50册；在光绪九年(1883年)又集印万数以上,重行增编名曰《十钟山房印举》,以此闻名海内外。郭麐,字子嘉,号望三,清末学者,金石家。道光二十七年,郭麐于城西杨家庄置薄田十余亩,筑舍居住名为“杨峡别墅”。他在荒冢破寺中,断碣残碑间,搜集古迹文献,十余年得50余种。后为考证篆籀,辨别碑版真伪,与陈介祺共相研讨,二人订补得232种,整理订定为八卷,名曰《潍县金石志》并另有《金石文录》一卷,深得吴县潘文勤、福山王文敏等名家推崇。可惜当时未能刊行。在编纂“民国志”时,将其纳入,成为《金石志》四卷。陈介祺、郭麐的其他作品,列入了《艺文志》本人书目中。
《潍县志稿》是民国志的变身
1940年,时任日伪莱潍道尹公署道尹的常之英派人寻找民国《潍县志》底稿。用了一年多时间,刘逊聪等费尽周折,找到了散乱丢失的“民国志”原稿并作了仔细整理。将明万历、清康熙、乾隆三部《潍县志》的序言,归结成卷,名曰“序录”,放在卷首,取代了“党治”,署名《潍县志稿》予以出版。书中其他纲目及其内容,基本保存了民国《潍县志》的原貌。可以说,《潍县志稿》就是民国《潍县志》的变身。由此可知,民国《潍县志》全书也是4函、15编(分志)、42卷,100多万字。
费了一年多时间 找到民国志原稿
民国《潍县志》是变身为《民国志稿》后才出版面世的,人们至今所能看到的,仍然是《民国志稿》。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讹,其真相一直淹没了几十年。
常之英,字采园,河北任城人。1939年日军占领潍县城后,任日伪潍县知事。一年后升任日伪莱潍道尹公署道尹(地级官员)。城南门里原潍县县志局借用的丁六宅的一个院落,又成了日伪莱潍道尹公署公廨。常之英是外省人,为了解所属各县的户口、山川、道路等状况,遍寻所属各县的县志,都找到了,唯独没有民国《潍县志》。于是,他想寻找未出版的民国《潍县志》底稿,当即委令时任道尹公署督学的刘逊聪“董其事”,并要求“及其原稿,加以整理”,“就其缺者补之,其不能补者则暂缺之,所有发凡起例,悉仍其旧”。整理后予以出版。
时隔一年多,刘逊聪等费尽周折,找到了散乱丢失的“民国志”原稿并作了仔细整理。常之英看后认为,这部志书“虽不敢谓悉臻完善,然较之旧志及乡土志则博瞻多矣”。他为出版此书不无自喜地说,“当此多事之秋,犹获躬亲其事”的机会,使“诸先生苦心经营之志稿”,在“岌岌失坠”的情况下,终于成为“乡邦文献”而出版,可作为他“以愚钝之才服务乡邦”的证明。他与当时在潍县城的若干乡绅商定,书名暂署为《潍县志稿》,以为后来订正、增删正式出版为《潍县志》留有余地。于是,这部由常之英作序、刘逊聪写跋的《潍县志稿》就在1941年夏天出版问世。《潍县志稿》一直流传到今天,成为学者、文史工作者研究那段潍县历史的重要资料。
除删去《党治卷》,基本保存了民国志的内容
已出版的《潍县志稿》全书15编、42卷、100多万字。通体上看,除“叙录”之外,纲目、内容与《潍县志》并无二致,但《潍县志》开篇列为首卷的“党治”,却在《潍县志稿》中整体被删除了。
这件事最初曝光,是在1960年春。当时中共潍坊市委决定编修潍坊市志,调时任市委机关学校副校长的陈慕虹牵头成立市志办公室,承担这项工作。在一次修志座谈会上,时任市政协委员、在城关文化补习学校当代课教员的刘逊聪,首次谈到了当年出版《潍县志稿》及删除“党治”卷的经过。
刘逊聪说,党治这一卷,七七事变前,已经印刷成册。内容既涉及到国民党潍县县党部历次党代会选举的代表、委员名单,又涉及了日本侵占胶济铁路后的诸多暴行。对于当时的日伪地方政府是十分敏感的。因此,《潍县志稿》中将明万历、清康熙、乾隆三部《潍县志》的序言,归结成卷,名曰“序录”,放在卷首,取代了“党治”,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这一变化的。刘逊聪还提到民国志的《党治卷》印刷本,当年他又交还给了丁锡田先生的委托人、时任丁氏群化小学校长的杨质斋先生。
会后,陈慕虹从杨质斋手里,借出了《党治卷》,复印后,将原件交还原主。陈慕虹的复印本,作编志参考后,存放到了市档案馆(今潍城区档案馆)里。
时隔半个世纪,到了2010年4月,年已88岁的陈慕虹在与区政协文史委员们谈到《潍县志稿》时,又一次提到了删除《党治卷》的事。按照陈慕虹提供的线索,在潍城区档案馆里,不仅找到了陈慕虹的“党治”复印本,而且发现了5卷已印刷成书的民国《潍县志》,还有一本《党治卷》原印本。
潍坊报业集团李培华在为“党治卷”现身这件事取证时,对现存的民国《潍县志》与全套的《潍县志稿》印刷本进行仔细对比检看过程中发现,两书卷号乃至字体、字号均一致,卷名、内容除“叙录”部分外,也完全一致；《潍县志稿》的内页书口上印有“潍县志”字样的多达15卷。也有在一个卷的书口上“潍县志”与“潍县志稿”交错出现的情况。综上所述,《潍县志稿》的出版,在内容上,除以顶替了“党治”外,其他纲目及其内容,基本完整地保存了《潍县志》的内容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也可以说,《潍县志稿》就是民国《潍县志》的变身。
和记印刷局职工及时保护,铅印版得以保留
和记印刷局,原是一家成立时间较早但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1931年,由城东门大街迁到东关大街,利用集资,实行股份制,扩大经营。由丁叔言任董事长,总经理毛寄尘,正、副经理陆寿臣、陈海光。
1931年潍县设立县志局时,即将县志印刷任务交给了和记印刷局。为此,他们从武汉购进了特大16页印刷机,到上海购买了当地最先进的铜板机、照相机、制版机,又以高薪从济南聘请了铅板师、排版师。有了这些先进设备和高级技术力量,完成县志的印刷任务就有了保证。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县志稿尚有部分未完。为了保存已成的底稿,县志局要求先将其已成底稿打成纸型,并少量印刷成册,以防丢失。这样,就为后来找到散失的底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据和记印刷局的职工透露,七七事变日寇侵占潍县城前夕,为了保护这部县志的铅印版,曾连夜将它隐藏在地下室内。后来,日伪人员曾多次到厂搜查,由于职工严密封口,始终无果。直到1941年,局里的几位董事,参加了常之英召集的有关出刊《潍县志稿》的会议,画押承接了印刷任务后,才将原来的铅印版取出,并派上了用场。
《潍县志稿》42卷的印刷,持续一年,内附铜板照片百余张、地图20多幅、还有大幅的潍县全境舆图。其封面设计、线装工艺都符合标准,质量上乘。说明了和记印刷局职工当年保护潍县志铅印版的良苦用心,没有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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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逊聪搜找民国志底稿经过
刘逊聪(1903-1960年)名祖干,潍县城里人,清闽浙总督刘鸿翱五世孙。1923年在济南山东公立农业专科学校本科毕业后,曾在省第一职业学校等处任教员,黄县建设局课长、北平地坛河北第四农场场长、即墨县教育局长,日军占领潍县后,曾任日伪潍县县公署教育科长,1940年随常之英调日伪莱潍道尹公署任督学。
刘逊聪是地道的潍县人,也是最了解县志局当年编纂底细的,因为副总纂刘金第是其本族长辈。但当时陈蜚声、刘金第、丁锡田都不在潍县,要找到底稿很难。事也凑巧,丁锡田正从北京回潍小住,既是乡亲又是学友的刘逊聪紧跟着登门拜访,讲明了道尹常之英要出书的原委和意图。当此特殊时刻,丁锡田先生万般无奈,只好将当年县志编纂经过,一一讲明,并将未刊行的底稿交出。至此,原县志底稿大部分有了着落。缺失的也不过十之一二了。
而后,刘逊聪聘请王信臣、丁次萱、陈孟吾等,对已经到手的文稿,历时一年分行校阅、整理。刘逊聪在该书的《跋》中提到,在整理过程中,“艺文志”里的文学底稿丢失的部分,是从残稿中找到的,“人物志”里的寿母、贤妇、才女等篇也失而复得。1941年春,丁锡田又从北平寄来了他所撰写的“杂稽”一卷。在对《潍县志》所有稿件校阅完成后,还就出版问题,征求了当时的乡绅名流如陈启之、毛采臣、郭雨若、陈紫绂、毛寄尘、于均生、田泮生、张养田、丁献之等诸位的意见(实则是以道尹公署的名义,温和地强迫同意),而后付梓出版。潍城区档案馆陈树林 供图 刘督宽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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