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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99期－－时代先驱张公制
时代先驱张公制
2013年7月8日
他是清末举人出身，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无论风云如何激荡，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
1911年，经张公制多方努力，安丘县城东门里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办为安丘县立中学，从安丘、昌乐、临朐三县招生，校长由当时的省教育厅直接委任。安丘县立中学就是今天安丘一中的前身。
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德高望重的张公制当选为议长。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后，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以患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年届73岁的张公制，在同年召开的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被推选为会议副主席，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9月，张公制出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今天，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解读张公制跌宕起伏的一生，品味他追求进步、崇尚真理、爱国为民，春蚕吐丝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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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举人办新学育后人
张公制(1876—1966),原名介礼,字公制。安丘城里人。他兄弟三人,两位兄长张介湘(字竹溪)、张介垣(字省三)都是进士,他本人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为此,清政府曾赐予“兄弟连芳”的匾额挂在他家大门之上,当地更有“一门三进士”的美称。
1911年,经张公制多方努力,将安丘县城东门里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办为安丘县立中学,从安丘、昌乐、临朐三县招生,校长由当时的省教育厅直接委任。安丘县立中学就是今天安丘一中的前身。
安丘县立中学创立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济南省立各专门学校中,以安丘县考取的学生最多。
身为首任劝学,督导全县兴办新式学堂
张公制是明末清初一代名儒张贞的第十三代后人。张贞饱读诗书,文声载誉大江南北,与顾炎武齐名,有“南顾北张”之誉。
张贞的儿子张在辛、张在乙在篆刻方面成就突出,在中国篆刻史上独树一帜。作为嫡系后人,张公制继承了先辈遗风,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26岁那年考取了举人。此后,张公制因受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影响,无意科举,打算东渡日本,寻求新的道路,但终因家中老母反对,没有成行。此后,他将精力转投在倡办新学上来。
关于为什么倡办新学,张公制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这段时间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交迫下,下诏变法进而预备立宪的时期。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猛烈地震撼着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我来说,以前只知道埋头读书,心安理得地走科举道路。后来想法变了,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丘县劝学所(清朝时,省教育机构为提学使,州县设劝学所。民国成立后沿袭清制,至民国3年劝学所改为视学所,县设视学1人)成立,张先生被推荐为县首任劝学兼学务总董事,从此致力于办学兴校。
《安丘述略》中这样记载:“时风气未开,反对者颇多,且筹募款地,亦大非易事。惟氏依然不顾,劳怨不辞,用能两年之后,卓然有成,新建校舍,开学招生。”张公制把自己家的房地卖了筹集钱款兴办学堂,并按时到学堂进行督导、讲学,至1910年,全县已办新式学堂40余处。
到了1911年,经张公制多方努力,将县城东门里官立高等小学堂改办为安丘县立中学,从安丘、昌乐、临朐三县招生,校长由当时的省教育厅直接委任。安丘县立中学就是今天安丘一中的前身。
安丘县立中学创立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当时济南省立各专门学校中,以安丘县考取的学生最多。
兴办乡农学校,发展农业推动乡村建设
1935年,已近花甲之年的张公制结识了梁漱溟,并借鉴他的经验在家乡安丘办起了乡农学校。关于办乡农学校,《安丘述略》一书中这样记载:“晚年仍关注本县教育,(乡农学校)即因张氏大力倡导而成。”
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省议会随之解体。此前在青岛养病的张公制身体逐渐康复,因而他想为山东地方尽点力量。那时候梁漱溟在邹平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发展农业为主,农场办得相当不错,养猪养鸡、植棉种烟,颇有成绩。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以乡农学校为中心,寓政于学,以发展农业为主,并将地方枪支分别集中于县以下各区的乡校,供学员训练使用。
张公制曾几次前去邹平参观学习,认为“寓政于学,以乡农学校为中心,进行乡村建设”是一条有利地方建设的可行之路。因此,他与张伯秋、于益甫一同计划办理鲁东全部地区的乡农学校,得到梁漱溟的大力支持。
张公制介绍莱阳的王葵若、潍县的王善谟、益都的钟绍武、郭泽田还有安丘的马秩五等人分别代表登州(现蓬莱市)、莱州、青州赴邹平学习,计划成立三府乡村建设委员会。后来因为韩复榘的原因,鲁东办理乡校之事搁浅。
于是,张公制就和于益甫等人在安丘单办。当时安丘境内土匪出没,地方秩序很难维持,在两任县长王希贞、金鸿良及安丘老乡——民国日报社社长李江秋的协助下,安丘乡农学校开始筹办。安丘县先是派学员赴邹平学习,随后在安丘六个区分别设立乡农学校,开始训练学员。到1936年底,共建起六处乡农学校,培训学员1600余人,极好地推动了安丘的乡村建设。
“七七事变”爆发后,安丘乡农学校被迫停办。第一区乡校的学生不愿解散回家,由教练韩寿臣率领成立了游击队,后改为山东八区保安第十团,成为一支国民党所属的抗日武装。安丘解放前,韩寿臣率部起义,投奔了解放军。
营救被捕学生,提出良策解决存在问题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安丘县立中学的学子们群情激愤,期待着投入全民抗战的大潮。
但那时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对同学们高涨的爱国热情置若罔闻,恰在这时,一位不受欢迎的教员竟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坚持对十一级同学进行考试,于是造成师生间的公开对立,十一级同学全体罢考。此事发生后,校方处理不当,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了全体同学罢课。学校当局在这种局面下张皇失措,竟去向县政府求援。当时的安丘县长金鸿良亲率军警进入学校,逮捕了学生代表曹绵富、马振、李承恩、李家瑞、马星旭等7人。
此事发生后,激起了学生家长和安丘父老的极大愤怒。时任安丘县立中学美术教员的曹庚生先生找到当时正在老家的张公制,商量设法营救学生,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张公制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立即给县长金鸿良写信,对逮捕学生一事表示严重不满,要求他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金鸿良深知张公制在省议会的身份地位,只好在接到书信后,把被捕学生从看守所调到县衙大厅,加以“训教”和恐吓后,宣布由校长具保带回学校,并让学生们返校后都要写一封悔过书交上来。
学生们得知公制先生如此理解和支持,都非常感动,同时也更加硬气了,不但不交悔过书,反而对自己的无辜被捕进行控诉,以“求学竟无人身安全”为由,十一级全体同学一致递交了“退学书”,集体退出了学校,继而形成了全校大罢课。
金鸿良在此形势下企图强迫学生复课,声言如不立即复课,就要关闭和撤销中学。如果真地把安丘唯一的一所中学关闭了,怎么对全体学子负责?怎样向全县父老交待?曹庚生先生感到事态严重,又去找公制先生商量。张公制出于同样的考虑,向金鸿良明确表示:县中应继续办下去,决不能关闭。至于学生复课的事,只要安全有保障,是可以对学生进行劝说的。
就这样,张公制既保护了学生,又确保了安丘县立中学的存在。
活跃政坛尽职责留美名
宣统元年(1909),张公制被选为山东省谘议局议员。他到省谘议局任职后便与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相会,准备加入同盟会。后来在益都(现青州),发生了同盟会成员抢劫银号一事,引起张公制思想上的极大波动,故没有加入同盟会。
1912年,在丁佛言的介绍下,张公制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德高望重的张公制当选为议长。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后,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以患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敢于直言,积极投身革命工作
1910年春,莱阳县遭受旱灾,县吏不恤民命,农民求生不得,在曲士文的带领下纷纷起来抗捐抗税。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杀抢掠,造成了震惊全国的“莱阳大惨案”。
孙宝琦为了开脱罪责,便将该案交给谘议局调查。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官府派”议员,诬蔑这次农民起义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应该镇压。而张公制、丁佛言等人则主持正义,指责县吏不恤民命,是官逼民反。双方各执一词,争辩激烈。
张公制刚直不阿,据理力争,伸张正义。但是谘议局被官府把持,张公制不愿与“官府派”同流合污,便与丁佛言等6人一起愤而辞职退出谘议局。当时社会舆论无不赞扬张公制等主持正义,誉之为谘议局“鲁东六君子”。
退出谘议局后,回到家乡安丘的张公制,仍然与同盟会的人往来不断。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进行响应,山东也宣布“独立”。可是在袁世凯的阴谋破坏下,不久又取消了独立。但山东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起义浪潮的鼓舞下也是积极进行起义,继烟台、登州、黄县起义胜利之后,又在青州、高密、诸城等地伺机酝酿起义。山东革命党人王长庆在去诸城发动起义路过安丘时,找张公制研究独立和筹款事宜,并决定第二天赴诸城举事,安丘悬挂白旗宣布独立。
张公制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此举不妥。他说:“根据起义失败的教训,如果安丘马上独立,邻近潍县的清兵防营就会立即赶到,起义力量单薄,城防难守,必遭失败,使革命力量蒙受损失。因此,安丘只宜作诸城外围,遥相呼应。”
大家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张公制的意见,安丘暂不挂白旗,等诸城独立后,再响应独立。临走,张公制把县里所存现银2600两及团练处的20多支枪和弹药一并交给王长庆等人,带去诸城发动起义。
诸城独立后,由于势单力薄,很快就被清兵攻陷,诸城民众遭受了清兵的大屠杀,可见张公制在安丘独立一事所持的意见是正确的。
议会任职,揭发贪污伸张正义
1912年,张公制应邀前往济南。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佛言等在济南成立共和党支部(后改为进步党)。张公制与丁佛言在谘议局时,曾共同反对清廷的残暴统治,两人感情深厚,在丁佛言的介绍下,张公制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德高望重的张公制当选为议长。
当时,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周自齐与负责山东军务的靳云鹏因分肥不均,矛盾较深。1913年8月,周调京城任交通总长临走时,径自提走现银12万元。张公制闻讯,查问济南道尹夏溥斋、山东军务靳云鹏。靳当即调出相关材料来给张公制看,只见盖有周自齐私人图章的一纸提款条,别无其它手续。张公制与议会人员一起,给北京政府打电报揭发此事,请求处理周自齐。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各省县的议会及各级自治机关,山东的国民党、进步党都被迫停止了活动。
1915年8月,袁世凯组成了“筹安会”等组织,用来拥护自己称帝。石金声、艾庆镛回山东鼓动“劝进”。两人告诉张公制,周自齐在北京已经给他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劝进”。闻听此言后,张公制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出启事,否认自己加入“劝进”,坚决反对袁氏称帝。
1919年4月,巴黎和会再次讨论山东问题,英、美、法三国擅自决定把德国过去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一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济南学生带头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并于24日实行总罢课,发动工商业者罢市。
后来,张公制担任省议会副议长,还兼任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校长。当学生们被军警围困在西门大街僵持不下时,他与省立一中校长赵星海、议员吴镜荪同访当时的山东督军张树元。张公制说:“学生问题,最好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开市问题,由商号自行解决,军警学生都不得干涉。”张树元无法,只好同意了张公制的意见,立即派员送张公制等人到西门大街,与学生、军警一起进行谈判。
张公制阐明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收回青岛和山东权益而罢课,此举是爱国行为,应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罢市、抑制日货也是爱国行动,至于开市问题,请商号自己研究解决。谈判至深夜,双方同意,军警撤走,学生们整队返校。
在平息这次事件的过程中,张公制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全力维护学生利益,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田赋一案,坚持原则据理力争
田中玉督鲁后,借口裁军,向议会提出增加一年田赋。当时田赋一两折合银币四元,共计八百万元之多。
张公制认为这对全省人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裁军经费不足问题,议会必须详细调查。经调查,军队空额不少,过去军阀利用空额贪污自肥。如果去掉空额开支,裁军经费足够,根本不用增加田赋。后来尽管田中玉多次与张公制商量,一再疏通议会,但是增加田赋一案始终未能通过。
田中玉怀恨在心,企图组织御用议会为他效劳,因而在第三届议会选举时,他插手操纵议会选举,以权势、金钱、地位等引诱贿赂议员,企图对议员进行分化瓦解,并在议长、副议长的选举中百般进行阻挠和破坏,以至于第三届议会议员选出一年多后,议长、副议长却无法选出。
张公制对田中玉操纵议会选举无比愤慨,与同道一起共同进行反田斗争。1922年1至3月间,张公制等人曾联合山东各界两次列举田中玉罪状,请求北京政府撤换他。但是直至1923年5月,鲁南临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劫车大案,架走了26个外国人,北京政府怕引起国际争端,才被迫让田中玉离职。
在此期间,张公制联合王翔千、张伯秋等人在《大东日报》出一副刊,名曰《劳动周刊》,专门介绍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革命文献。
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后,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以患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从此脱离政治舞台。
冒死陈词保全青岛名城
1928年秋,张公制从安丘到青岛养病,从此过起了远离政治的隐居生活。虽然隐居,然而张公制心里始终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他在青岛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的说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觉得这不是胜利,而是亡国。加上美国兵无法无天,随便打人,随便辱人,更使得国家名存而实亡。”青岛解放之前,73岁的张公制仗义执言,冒险面见青岛最高军政长官刘安祺,劝他放弃了炸毁青岛的计划,保全了青岛这座滨海名城。
6月2日,青岛和平解放,这座美丽的城市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军进城,张公制功不可没。
坚辞不就,拒当国民政府“附庸”
从1928年秋开始,张公制多次往返青岛、安丘、邹平,积极创办乡农学校,致力于乡村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公制不愿为日寇驱使,从青岛返回家乡安丘。当时的安丘派别复杂,互相摩擦,都想拉拢张公制为其效力。
1937年冬天到1938年春末夏初这段时间,张公制先是住安丘西南山区的马朗沟村友人家中,后又到马家寨庄和水帘沟两村的亲戚家借住,四处避难。
张公制在安丘期间,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厉文礼一再邀请张公制到他的部队担任顾问,国民党南京政府也希望由张公制担任山东宣慰使、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等职,这些都被张公制以年老有病为由拒绝。
1938年春末,张公制谎称去上海看病,暗中潜回了青岛,虽然报户口时用的是夫人的名字,但伪市长赵琪不久便发现张公制住在青岛。他先是派人去请张公制出山,后又亲自拜访商谈,都没有达到目的。青岛成立参议会时,国民党青岛市党部邀请张公制出任议长,被张婉言拒绝。
据张公制回忆,他在青岛期间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伤害,得益于诗友吕美荪的庇护。日伪时期的青岛,军警宪特密布全市,张公制既不为日伪所驱遣,也不为国民党的邀约所打动,人身安全却时时受到威胁。在一本日本人编的《支那名人录》中这样记载:“张公制,性情激烈,是反日分子……”他曾随身携带一瓶安眠药,一旦被日寇裹挟,随时准备赴死。
杀人事件,要求严惩外籍肇事者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接管了青岛。丁治磐担任青岛绥靖公署主任,是当时的军事首脑；李先良当市长,是政治首脑。
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敌产管理处之类的东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也随之成立,这是联合国“救济”物资处理机构。当时的青岛,到处是这种或那种的机关,名目繁多,不胜列举。
再加上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宪兵队等,几乎把青岛所有较大的建筑物都占据起来。沿街随处可以看见美国兵,他们酗酒、携妓、打人、闹事,驾车在街上横冲直撞。
张公制老朋友安鹏东的儿子安仲达无故被美军打死,让张公制难抑心中怒火,他愤而找到丁治磐交涉,要求严惩凶手。
安鹏东的儿子安仲达从南京警官学校毕业后到丁治磐属下某团担任第六营营长。就职赴任之前,安鹏东怕儿子年轻缺乏经验,还谆谆交代了一些处世之道。
第二天安仲达到任后,带领几个士兵赴浮山所防地巡视。他路过美军兵营附近时,见一值岗的美军士兵正拥抱着一位外籍女子,场面难以入目。
正在安仲达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那女子却指着安仲达向美兵比划,美国兵即举枪向安仲达瞄准作射击状。安仲达连忙向美国兵摇手示意,不料对方却扣动板机,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这个刚刚上班一天的年轻军官,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就这样倒在了血泊当中。
失去儿子,安鹏东痛不欲生。听说这件事之后,张公制立即约上与丁治磐熟识的臧文珊前去与丁交涉,要求严惩凶手,交出那个涉事的外籍女子法办。
丁治磐推称中国无治外法权,不能惩办外国人。张公制当即表示要据实登报,将此事公诸舆论,丁治磐不得已答应尽力为此事交涉。结果最后,只说行凶的美国兵已被押解回国处理,而那个外籍女子也一直没有交出法办。
事后丁治磐拟以法币数万元作为抚恤金,被安鹏东严词拒绝。
临危时刻,敢于出面说服当权者
1949年春,青岛解放前夕,张公制通过高密任祖兰先生之孙任林圃在国民党青岛警务司令部当秘书之便,得知国民党由南方运来大批炸药,准备撤离青岛时炸毁青岛水电和工业区,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当时,中国共产党胶东军区也得到这一消息,中共希望能和平解放青岛。
军区通过刘仲让(安丘城关人,早年与公制先生相识)与张公制取得联系,说明我党我军和平解放青岛的目的和要求,想请张公制出山去说服青岛绥靖区司令刘安祺,劝其不要做为害国家、民族的罪人。当时能承担此任的只有张公制一人。刘安祺是临沂人,丁治磐离任后继任绥靖区司令。刘安祺素仰张公制先生的为人和声望,所以到青岛之后曾登门拜访过张公制,对张以前辈礼待。
张公制欣然应允:“此举甚合吾意,我豁上老命也要完成任务。”当时国民党在青岛大肆搜捕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已经73岁的张公制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去见刘安祺。
见到刘安祺,张公制正言道:“风闻司令要炸毁青岛工业区,此事万万做不得!”刘安祺当即否认,张公制趁机规劝他仿效傅作义将军。见刘安祺思忖不语,张公制又说:“青岛孤军无援,岂能坚守?如果通过战争解决,青岛人民必遭涂炭,如按‘中央’指示,要炸毁水、电厂及港口码头等重要设施,名城青岛将毁于一旦。这样做,阁下的名誉将不是流芳千古……如其不然,不如不战善退、保全青岛,也不失留有余地。”听到这里,刘安祺终于说:“我是山东人,哪里不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呀!我接受你的善意。”就这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刘安祺放弃了炸毁青岛这一破坏计划的实施,二人达成了“不战善退”的协议。
为防止已秘密参加革命的青岛警察局消防队长马元敬被裹胁撤离青岛,张公制又劝说刘安祺留下消防队维持地方治安,刘当场答应,指令警察局长刘国宪办理。5月底,刘国宪把马元敬叫到办公室说:“消防队是慈善机关,你的名声不坏,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接受民意,把你们消防队留下,警察撤离后由你维持地方治安。”
6月1日晚,国民党军队和警察上船逃跑,马元敬立即派出消防队员携带武器到自来水厂、电厂、码头、重点企业等地布岗执勤,出动全部消防车巡逻在各主要街道,鸣笛警戒,维护好市政机关和水电设施,持城市治安秩序。
6月2日,青岛和平解放,这座美丽的城市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军进城,张公制功不可没。
不遗余力助乡民渡难关
张公制与子女合影。
张公制所篆“九十岁以后所作”。
张公制篆刻的印章。
1944年春天,安丘闹春荒,很多人吃不上饭。当时住在青岛的张公制,得知这一情况后,捐出两万元钱赈灾舍饭接济,帮助乡亲们解了燃眉之急。
为保护好家乡文物,张公制主持编修县志,收集编印《渠亭印选》,将齐鲁印派的作品加以保存。
县官受贿乡民蒙冤,张公制气愤难平,仗义出手,使定案得以重审,最终让杀人罪犯伏法。
张公制一生没给后人留下财产,但是给国家、给家乡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些,都让乡人十分感佩。
家乡闹春荒,带头捐款救助乡亲
张公制在安丘城施赈救灾的事深深感动着安丘乡亲。1944年春,家乡安丘春荒严重,饥民载道。当时住在青岛的张公制捐出两万元钱赈灾舍饭接济,帮助乡亲们解了燃眉之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张公制的内弟郭恩仪(潍县城里郭宅后裔)在青岛有房产多处,均被日伪政府占用。郭找张公制向日伪当局说情要回房子,张公制不愿向日寇低头,婉言拒绝,郭因此怀恨在心。
这年冬季的一天,郭来到张公制家,两人聊天时话不投机,郭便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向张公制连砍四刀,皮袄都砍透了,幸亏有人赶来营救。
此事发生后,青岛名流纷纷干涉此事,都主张对郭依法惩办。张公制看在至亲面上,再三要求对郭从轻处罚,不要判刑。经过大家议论,最后尊重张公制的意见,对郭免于刑事处分,罚款5万元,当作医疗养伤费。张公制不收,众人不依,最后只得勉强留下。
这5万元钱,公制先生拿出两万元捐给潍县郭宅街小学,又拿出两万元捐给家乡安丘做善事。那年安丘正好欠收,春荒严重,公制先生把这笔钱用于舍饭赈灾,正好解乡亲们的燃眉之急。在他这种义举的感召下,当时住在青岛的安丘知名画家孙沾群也随即作画捐赠,以折变资金赈济家乡灾民。
这件事由当时安丘的第一区区长吕瑞绂和六区办事处主任王雨亭经办,他们持孙沾群的画到南关各商号赠送,并随之募捐,这样又集资一万多元,一并用于购买花生饼和玉米面,使苦难的乡亲得以度过灾荒。对此,乡亲们无不感激万分。
辑印《渠亭印选》,抢救家乡文物
早在明末清初,在一代著名文人张贞的大力倡导和躬亲实践下,安丘的金石篆刻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张贞的长子张在辛在这方面成就昭著,是篆刻齐鲁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与两位胞弟张在戊、张在乙辑有《相印轩印谱》行世,在山东以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其后张家历代都有人钻研和擅长篆刻,其中有一位叫张启运的,右手残疾,他用左手写字和篆刻,具有较高水平,在安丘城有一定名气。但是随着年代越来越久远,一些篆刻精品散失严重。张公制和他的族兄张介禄都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于1935年倡导并资助成立了业余的“渠亭集印社”,让对篆刻方面有一定专长的张启运、张南(张介禄二儿子)等人为主,各尽义务,开始汇集散存在安丘城关张家、曹家、马家等诸家的篆刻印章,然后经过鉴别挑选,一方方印章盖在了事先制好的宣纸印页上。正文用朱色印泥,题跋则用墨色,准备装订成册,定名为《渠亭印选》。他们在安丘城东门里文昌阁内的两间房子里进行这一工作,断断续续两年多的时间,直到日寇侵占县城时才被迫停顿下来。
对此,张公制深感可惜。他授意张启运、张子异在“掷零乱、狼藉灰烬”的残余页张中抢救出了一部分,寄到青岛,公制亲手加以整理,出资请人精工装订,共装成《渠亭印选》数十部,每部四册,共得印章87方,篆印37人。其中包括明、清两代的文三桥、何雪渔、周栎园、张杞园、高西园、张卯君等诸位名家。张公制为印选写了序言。可以说,安丘的篆印精华得以抢救和保存下来,安丘篆印之学的来龙去脉至今还不至于泯没,首先应归功于张公制。
1937年春,张公制带领全家回到安丘县城,这段时间里,他曾发起《安丘县志》的续修事宜,邀请清代进士李春如和曾任县视学所长的王考臣两先生主持这件事。
不久,位于北门里路西张家的一处老房子的大门右边挂出了一个“安丘县志局”的长方形木牌子。当时县志局的主要成员除了李春如和王考臣,还有清代举人周丹忱、王车甫等老学究,以及民国以后大学毕业并执教数理化的新一代学人娄联五和郑瑞五老师。
这些人学识渊博,是当时安丘教育界的前辈和精英。他们集中在县志局议事和写作,进行县志编撰内容安排和初步汇集资料的工作。可惜的是,县志编撰还处在征稿阶段就因日寇入侵县城陷落而停滞,续修《安丘县志》这件事不得不搁置起来。
乡民蒙冤,帮写诉状使凶手伏法
据安丘《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记载,1922年,当时的安丘县城里西门里路南住着一户姓赵的漆匠,漆艺十分高超。
赵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赵希信,二儿子赵希义,两人从小跟老辈学漆艺,一家人虽说不太宽裕,但也能维持生活。大儿子赵希信娶了城里人烟市街王家的女儿。婚后不久,赵希信突然得病,四肢无力,不思饮食,全家人求医问卜,烧香拜佛,但病情总不见好转。
后来赵希信的妻子王氏从娘家打听到有一个神汉子神通广大,便求他给丈夫治病。这位神汉夸口能请神施药,包治百病,并表示有十分把握治愈赵希信的病。
从此,王氏经常去请这个神汉给丈夫下神治病,一来二去,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她便和神汉眉来眼去,最终勾搭成奸。王氏不但不用心照顾生病的丈夫,反而恨他早死。
赵希信的病不见好转,一家人急得团团转。这时候,神汉和与王氏却暗中商议如何杀害赵希信。二人从一家药铺买到四两砒霜,在下毒之前,王氏先把赵希信骗到她娘家,谎说在那里下神施药方便。
一天夜里,神汉装模作样地下神,再次给赵希信施药治病。敬神完毕,把摆在神前供桌上早已加上砒霜的面条给赵希信吃下去。不多时,赵希信肚子剧痛难忍,急得碰头打滚,一阵翻腾后便一命呜呼了。王氏和神汉被发生的情景给吓坏了,他俩本想使赵希信服药后中毒慢慢死去,不惹人注意,没想到砒霜加得太多,直接把人给药死了。
赵家得知赵希信突然死亡的消息,全家人悲痛欲绝,回想起王氏和神汉子的暧昧关系才恍然大悟,断定这是一起奸夫淫妇合谋的凶杀案,当即向县衙告状。神汉子自恃“有钱能使鬼推磨”,暗地里托人将自己装神治病骗来的钱财进行上下打点,买通了官府里的若干人等。验尸官没有把真实的结果据实呈报,县官在审案时偏袒被告就草草结案,说赵希信是由于病情加重而死,并无谋杀的证据,使奸夫淫妇逍遥法外。
听到这样的结果,赵希信一家人满腔怒火,安丘城的百姓也都愤愤不平。但是,在这小小的县城里,县太爷定了的案,谁还能推翻?赵家最后决定到省城济南去告状。赵希信的二弟赵希义背上干粮,徒步走到济南城,辗转找到当时任省议会副议长的张公制,哭诉了大哥被害、县官草草结案的前后经过。
张公制听后十分气愤,尤其对徇私受贿的县官更觉可恨。他扶起跪在地上的赵希义当场表示:“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一定帮你大哥伸冤!”他帮赵希义重新写好诉状,上告到省署,张公制又与相关方面沟通情况,从中助力。
没过多久,省署公文下达到县,指令对此案重新调查审理,对罪犯要严惩重判。
此时新到任的县知事潘时宗重新开庭问审。王氏的母亲对女儿和神汉的不正当关系早有察觉,案子重新审理,她害怕案情大白后自家受到连累,就主动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在严刑拷讯和人证物证确凿的情况下,王氏和神汉两罪犯对犯罪事实一一供认不讳。
七十三岁任公职获嘉奖
1954年7月,张公制在青岛市首届人代会上与归侨代表丁履谦合影。
毛泽东主席签发的委任状。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委任状。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年已73岁、引退政界25年的张公制如同枯木逢春,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不顾多年的糖尿病与高血压,欣然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出任公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活。 在同年召开的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制先生被推选为会议副主席,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0年9月,张公制出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他不顾年迈有病,对工作不遗余力。在他的努力下,青岛市两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受到中央爱卫会和国务院的奖励。张公制本人也荣获“全国爱国卫生模范”荣誉称号,受到山东省政府的通令嘉奖,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青岛领导市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公制先生看到大家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和动力,大为感动,古稀之年的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重新焕发了为党、为人民工作的热情。
作为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市长,他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搞好所分工的文教卫生、社会救济工作,同时组织了当时青岛有声望的杜星北、于春圃等一批政协老人学习组,广泛联系青岛各界人士,对扩大巩固党的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安丘《文史资料》第十一辑记载,1952年3月,美帝国主义对中朝发动细菌战,青岛作为沿海城市首当其冲。人民政府立即组成青岛市防疫委员会,张公制兼任主任委员。时任青岛市人民政府秘书的李仁轩回忆,那时,公共卫生工作成为保证生产的中心任务。全市党政军民齐动手,消灭蚊蝇,治理污染环境。在老台西区海边原有几个大粪罐,是接污水道入海的粪便污物沉淀池,有人从池中挖出粪便来运往近郊双山村附近的山坡上晒成粪干,再运到农村去卖。
这是治理环境卫生的一大难题,既牵扯到基本建设投资,又牵扯到这部分从业人员的生计安排。张公制经过座谈了解,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处理办法:派专人管理人粪罐,计时轮流发酵,取缔了近郊的晒粪场。经过与有关县联系后,动员流散农民回乡安排工作。又在沧口垃圾场建立了统一的颗粒肥料场,让部分从业者将发酵过的粪便运过来,拌入有机垃圾,再用机器烤干装袋出售。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分管领导纷纷来青岛参观,全国爱卫会将此办法向全国介绍推广。
荣获“全国爱国卫生模范”荣誉称号
如何搞好居民杂居处零散饮食摊点的饮食卫生,是当时青岛市公共卫生工作的一大难题。
张公制在青岛居住多年,对基层居民的状况比较熟悉,他选择了位于市中心商业区的中山路中段,一个历来就是饮食摊点和居民杂居的地方作为试点。那个地方的摊点当时都是“游击队”,市区卫生检查人员一到,就纷纷关门停业,检查人员一走,他们就开门营业。
张公制和工作人员就住到那里的居委会,首先把公共厕所、污水池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好,同时在各摊点和散居的居民处建立统一的卫生组织,订立、健全卫生制度,使饮食摊点和居民互相监督,发现问题由区防疫站协调解决。从而使那里的卫生状况大为改观。国家爱卫会检查组成员在这里蹲点检查后,认为这是青岛市搞好公共卫生的又一个创举。
张公制还组织工作人员到当时的崂山县山区的乌衣巷村蹲点,发动群众把村里的大粪坑改为粪尿分流的小厕所,推广应用堆肥肥田的耕作方法,创造了农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典型。
年近八旬高龄的张公制全身心地投入到全市的爱国卫生工作中,忘我工作,使青岛市的爱国卫生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曾两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荣获中央爱卫会和国务院的奖励,张公制本人也被山东省政府通令嘉奖,荣获“全国爱国卫生模范”荣誉称号。
1966年10月,张公制逝世,终年90岁。张公制去世前,亲自挑选出家中所藏文物字画,包括蒲松龄《聊斋志异》的部分手稿在内的41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
几年后,张公制之子张侃又根据父亲的遗愿,把家里边剩余的所有文物通通捐献给了青岛市博物馆,其中一小部分是瓷器,大部分是书画,书画里面除了张氏家族先人的手迹外,还有一些诸如董其昌、刘墉等比较有名的大家作品。这些珍贵字画,张公制宁愿捐给国家不留自己的后人,体现了他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
B1—B6版撰稿:王建国 王利
B1—B6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参考了安丘市政协《安丘文史资料·张公制专辑》,并得到了安丘政协文史委、安丘一中以及张公制后人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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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制能诗善书
张公制不仅在政治上成就卓越,还长于章草书法,并善诗词。有《军阀时期济南记事诗》、《济南杂诗》、《镈民诗存》、《奇觚诗选》、《盆景诗》5部诗集存世。
1995年编辑出版的《安丘文史资料·张公制专辑》里就收集了其中的407首。崔介先生在回忆公制先生时说:“先生亦善诗能书。诗宗高密三李,清新淡远,读之耐人寻味。书法章草,造诣亦深。”《安丘述略》这样评议先生书法:日惟以诗书自娱,所书章草古雅朴拙,为近世所罕见。
以诗言情、以诗明志是张公制诗作最大的特点,民国初年,各路军阀粉墨登场,都想拉拢议会为其所用。1916年9月,正值军阀张怀芝督鲁,他的参谋长洪某对公制先生说:“直隶的边守靖议长总是和曹省长打成一片,你看他多得意。”洪暗示公制先生接近张怀芝,可以名利双收。
公制先生如何看不透当中的猫腻,他以诗作答:“有美人兮来姗姗,本在这边却那边。如问美人有何好?这边楼高多金钱。”其二:“笑而不答心自闲,太白诗句得我先。桃花开落能几日,去随流水永不还。”两首竹枝词,公制先生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举目山河是耶非,秋来景物最堪悲!青芜惨淡留余照,黄叶依违恋故枝。 蹙蹙顾瞻靡所聘,悠悠摆落亦何之。 西风不用吹篱菊,纵有寒花开向谁?……山河日非,满目疮痍；寒花高节,独立西风,先生诗调高古,寂寥悲凉中,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抗战胜利,张公制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狂喜,他欣然写下“往事回思浑欲泪,新诗喜极不成吟”。
张公制见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假公济私；蒋美勾结,民不聊生。先生痛心地发现,抗战胜利带给人民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先生当然不会同流合污,于是继续他的隐居生活。“菊不当篱兰半枯,小庭种菜意踌躇。节前尺地乱长短,胸际町畦问有无。系柱引绳牵豆蔓,依墙支架长瓠须。寒厨未足供妻子,新味时堪养老夫。”
张公制在自己75岁生日时慨然写下:“战乱纷纭过眼中,如今天下始为公。吾身阅尽沧桑变,远景才能见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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