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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晚报人文潍坊第98期－－辛亥老人刘大同
辛亥老人刘大同
2013年7月1日 撰文:张漱耳
清末民初，志士仁人争蹈济世之途。风云一时者，当推安丘刘大同。他虽为清朝知县出身，却是一位爱国者，生平曾有许多惊人之创举，为人们所称道。尤以赴青岛募兵讨伐筹备称帝的袁世凯而著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刘大同受委派率队勘奉(天)、吉(林)两省界线，兼查长白山及三江源之勘界，取得丰硕成果，可以说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华兴会、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在各地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创长白山之“大同共和国”，并通告中外，宣布独立，“闻者为之一惊”，这一先于民国的建国小史，可谓独到；袁世凯窃国称帝，为了讨袁，1916年3月刘大同自海外归，择青岛为北方讨袁基地，募兵讨袁；日军侵占天津后，1933年冬，日人以两千万巨款收买他承认“伪满洲国”，被他严辞拒绝；1938年11月日寇占领华北后，日军诱他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之职，他拒受，当场撕毁日方委任状，特务用枪托重击其头部，令他七日不醒险些丧命，其民族气节永垂青史。
刘大同一生善书法、尤擅行草，工书画，好诗词，喜收藏。曾在上海、济南举办画展。著有诗集《岭南吟》、弹词《复太古》，著有文学作品《醒迷魂》，还著《古玉辨》和《白山经咏》等论著。其书画作品多藏于诸城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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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绅弟子北漂 首测长白地界
刘大同的名、字、号多达十几个。现经搜集,这十几个名号是:刘建封、桐阶、石荪、天池钓叟、刘大同、疯道人、风道人、老颠、颠颠、颠、懒道人、芝里老人、芝里先生、芝叟、百花洲客、珠泉山庄主人、不朽山庄主人,等等。这些名、字、号如花扑眼。他早年曾任奉天候补知县,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在长白山区新设安图县治,刘大同出任首任知县。主政安图两年多,移民垦荒,发展农业；铺路筑桥,开辟交通；兴办工商,创立学堂；始创林警,保护和开发当地丰富的林业资源。他还兼任松(松花江)图(图们江)两江林政局森林警卫队统带,为他日后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出身富绅之家,下关东赴奉天任候补知县
公元1865年,清同治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刘大同出生于安丘县临浯乡(今并入景芝镇)芝畔村。第一文凭秀才。刘大同之祖,不少出版物往往把他列于邻县诸城逄戈庄(该地现又属高密市)的名门望族刘姓。因那一支刘姓族人中出了两位有名的祖先——刘统勋、刘墉。但这里该批一批写作者,只顾攀高结贵,不惜把人祖宗弄错。
关于刘大同的先祖,咸丰六年的《刘氏族谱》再清楚不过地写着:“余先世为直隶枣强县刘家廿村人也,自洪武二年迁临浯占产,后四世祖刘彦义自崇祯八年(1635)迁芝畔庄”。刘统勋是1698年生人,迁芝畔的刘氏族人比他早60多年就来了,大同怎么会成了他那一支的后人呢?除非再往上找,应那句俗语,“一棵树上两著花,五百年前是一家。”
刘大同的先祖比刘统勋、刘墉是差了些,但也就是没当官而已,不过还能凑合。大同的父辈很会过日子,家境殷实,光置下的田产就有一百多亩,是名符其实的“地主老财”。
大同28岁那年,结发妻子李氏病故,他决定离开芝畔“闯外”。对于“闯外”,刘大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黑水白山堪逐鹿,柳边榆塞也成春。
故乡地小难为用,朔漠金多漫认真。
一句“故乡地小难为用”,道出了离乡原因。大同为了心中的理想舍弃了家乡优裕富足的生活,向着北方出发了。
大同先后去了两个地方。一是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在北京干啥呢?交朋友,玩古董,写文章,赏字画。有一次,他上古玩“鬼市”(古玩界术语,天不亮时的交易场所)购得一玉茄,乘骡车回返时,连人带车翻于桥下,玉茄碎,人却安然无恙。故以后他很喜欢买玉,同时在辨玉、盘玉方面颇有造诣,写出了专著《古玉辨》。在燕京期间,一行一动还带着仆人,一副公子哥的派头。
一个阶段后,刘大同忽然觉得,自己还能当官。不过在京城试了几回,无人赏识。不能把才华烂在肚子里!他决定去神秘博大、飒飒风急的奉天(即沈阳)。山东历来就有闯关东的传统,在那个地方,穷人都能找着饭碗,何况自己——地主子弟、堂堂秀才!
可当官哪那么容易,它是有门槛的。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仅有秀才科名,还不算是官吏。要当官还得往上考,还得参加省考中举人,最后再考上进士,才算是戴上官帽子了。但这进士,三年一回,名额有限,产量很低。更主要的是,光绪时科举废了。想当官就得另外想办法。后来刘大同便以捐纳的形式,得到了一个“候补知县”资格。
勘察长白山三江之源,留下珍贵史料著作
到了1908年,时为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暂委派刘大同一个临时差事:以奉(天)吉(林)勘界委员的身份,勘察长白山三江之源。此时,距他买官已过去整整十年了。
徐世昌和刘大同同属国学功底深厚的文人,他让刘大同干这事,不只是有文人相惜、拉他一把的意味,也是他眼光比较长远有见地的体现。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大同写出了《长白山江岗志略》《长白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中韩国境说》《间岛辨》《长白山灵迹全影》《白山纪咏》等著作,绘制了长白山江岗全图,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疆域,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其中《长白灵迹全影》被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写了奏折,进呈给傅仪帝。现天池(包括天池)周围十六峰皆系刘大同命名,个个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山顶似帽子的命名“冠冕峰”；山石赤黑状如人胳膊的命名“铁臂峰”；门形的命名“龙门峰”；柱子形的命名“玉柱峰”；峰起双尖、中间一线的命名“天豁峰”,每个身临其境者看着眼前形状,听着这名字,马上就能想到一个成语:豁然开朗,确实有不可思议之趣!
长白诸峰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并广为游客赞颂。另外还有一座山峰被命名“芝盘峰”,据说是因盛产灵芝而取其名,可它显然蕴含了他的故乡情结。
此次勘察,刘大同率队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过木石河时,从马上跌下坠崖。刘大同自己这样记述:“余寻三江源,至河上坠马崖下,腹背受伤,危而复苏,露宿河边。休四日饮山羊血、虎骨胶始就痊。”
曾任安图县首任知县,政声卓著百姓赞誉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清廷决定新设安图县。清代安图这个地方,属奉天省长白府,交通闭塞,距府又远,治理不便。当时日本又蓄意挑起了“间岛事端”,国境出现争议。间岛,原名垦岛,系图们江北岸吉林延边自治州和龙县境的一块很小的滩涂,自古是中国领土。当时大批朝鲜移民越界来此垦植,韩日单方面认为此地属他。日本见有机可乘,别有用心地把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都说成间岛,妄图一举侵并这些地方。为确保国界安逸完整,光绪三十四年,徐世昌安排了那次勘察,实际是为设县做准备。徐世昌离任,接任者锡良正式写了奏折:“奉省新设长白府,西尽鸭,东接图们,中抱松花江,处处与韩毗连。而三江相距各数百里,有鞭长莫及之势。前督徐世昌派员分往调查,现据呈报前来,臣等一再考虑,拟即于图们江上源,自红旗河以西,北循省界,南至石乙水,设一县,名曰安图县,建制于红旗河西南岸。”
朝廷准奏。刘大同被任命为安图知县兼统带松图两江林政局军队。
由于是新设,一穷二白。县驻地没有城墙,没有炮台,只围绕县街挖了5尺深的壕沟,以兹防守。县公署则是23间草房,四周竖着木板作障。全县地大物博,可人烟寥落,民户星稀。
刘大同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到任,民国元年九月离开,算起来虽不足3年,然政声卓著。关于他任上的政绩,原中共延边自治州委常委、秘书长于晓峰的一篇撰文可概括:
安图县第一任知县刘大同在安图的历史片断和政绩政声,影响历久弥远。在任三年,他招民垦荒,力举农业；他创设林政,发展林业；他重视教育,成立劝学所；他力倡商业,建立商务所；他开发交通,修建官道；他开通信息,设立邮政……可谓“政声卓著,百姓赞誉”,“历任东督皆敬重之”。时至今日,安图人仍能从这位首任知县的辛劳和政绩中感受到丝丝福泽。
身为清朝知县 率先响应共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也就几天后,一个脱离清政府的地方性革命政权———“大同共和国”在东北长白山区的吉林省安图县宣告成立。作为新生的共和政体,它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早两个多月,此可谓民国诞生的先声。“大同共和国”的创立者是时任安图县知县的刘建封。刘大同这段历史,应该划归于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不应被淹没。他反对专制,倡导共和,宣扬大同,其进步意义现在看都不过时,何况一百年前!倘若出这么一道题:封建专制下,谁是倡导共和并建共和政体的第一人?答案不是孙中山,而是刘大同。
投身民主革命,先入华兴会后进同盟会
《安丘文史资料·刘大同专辑》与安图县《刘建封评传》关于刘大同投身革命的最早记载,有“1905年,刘大同加入同盟会”句。但据笔者考证,在此之前,刘大同已是“华兴会”成员。他加入同盟会,就是因为已是“华兴会”的成员。因为中国同盟会的创建班底,就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的三家联合。所谓同盟,亦即这三家同盟。
《刘建封评传》则认为“1898年,刘建封加入兴中会”。但是,如果考证查阅刘大同这段人生履历,应该不难发现也是个舛误。
兴中会是1894年,即甲午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由此拉开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次年即发动了“乙未广州起义”,到1900年也是广东的惠州起义。可见,当时孙中山的兴中会活动大致范围在南方。即便四年后(指1898年),孙中山的“会力”范围也未及我国东北。
而这一个阶段,刘大同离家“闯外”,尚在燕京搞古董收藏。期间,接触到了孙中山办的《民报》,但毕竟没有史实证明与孙中山及其兴中会成员接触过。只有到了奉天,他在那里结识了也是辛亥革命的另一位大腕级历史人物宋教仁后,才有可能入会。
经查对,他正是1898年与宋相识。1938年12月,刘大同写了一篇《被难自述》,起首句即是“予为政治革命,垂四十年”。1938年减去40年,恰好是1898年。
如此说来,1898年他加入的不会是孙中山的“兴中会”,应该是黄兴、宋教仁为领袖的“华兴会”。后三会归一他成为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领导的政治革命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写了一本《民权释要》,由于至今找不到原著,我们虽不能更详尽的看到该书的政治思想,但据其他阅过的人旁证,这是一本以阅释孙中山言论为主旨的专著。
《光宣小记》一书作者、曾参加过《清史稿》校阅的金梁也有句:“刘委员常发奇论,谓当仿瑞士例,设独立国,定国际约,各国皆不得侵略,以免后患。其用心善其深且远。”这里的“刘委员”即刘大同(大同曾担任监督国会的委员)。说瑞士好,也是对孙中山言论导向的一种响应。因为孙中山有论:“查民权最发达、最完全者,则为瑞士国。”
可见,刘大同当时是完全而虔诚地接受了孙中山及其思想,特别是还撰写出专著予以阐述,非同小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同盟会会员写过此类专著。
辛亥革命枪响后,宣称“大同共和国成立”
《安丘文史资料·刘大同专辑》前言云:“刘大同参加兴中会(应修订为“华兴会”)、同盟会,积极响应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随孙中山在日本、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进行革命活动。”这是正确且符合史实的。据记载,期间,刘大同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其美等交往密切。他在安图任知县之时,经常聚众宣讲救亡图存、革命共和的道理,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聚集在了他的周围。
安图革命气氛一时骤浓,大有山雨欲来之势。1911年9月,安图县有家戏园开张,向刘大同求联。他饱蘸笔墨,慨然疾书:“鼓动起四百兆同胞,才算一台大戏；妆扮出五千年故事,真成万古奇观”。这幅充满火药味的楹联,揭开了安图民主革命的序幕。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奉天同盟会辽东支部后,明为安图知县,暗为同盟会会员的刘大同精神振奋,乐不可支,“莅海龙、登长白、竖义旗、于安图”。他以知县和“统带松图两江林、政局军队”的身份,将林军和警察全部召集起来。他站在高台上,发表演讲,宣布安图独立,即再也不受腐朽的清王朝所管了。刘大同性格很急,然而正是这一性格导致了他在东北第一个宣布独立,而且架势拉得很大,宣称——“大同共和国成立”。
据统计,辛亥革命枪响之后,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仅一个月,全国21个省有14个省宣布了独立。但谁也没敢称什么“共和国”,只有刘大同例外,顿时震惊了世界。刘大同激情满怀,引吭高歌:“桐叶一落天下秋,梅花一放天下春。试问秋兴共多少,毕竟不如看花人。”他为自己改名为“大同”,为三个孙子分别取名为“平民”、“平权”、“平等”,以示自己矢志革命、创建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负。
《光宣小记》书云:“及辛亥革命,刘竟举旗于白山,其名拟曰大同共和国,通告中外,闻者为之一惊,卒以无后继,为省军所败,刘亦南走。此建国小史,实在民国成立之先。”
安图独立,是刘大同一生中干的大事之一,而且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两月,先声夺人,意义重大。曾流传的“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大同”的说法,与成立大同共和国有很大的关系。那时他是铁心拥护孙中山,铁心与清政府决战。
屯兵牡丹岭先胜后败,加速清廷灭亡
刘大同在东北创建大同共和国,振奋了革命党,也吓坏了清政府,责成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镇压。赵儿巽和他担任四川总督的三弟赵尔丰一样,疯狂扼杀起义军。刘大同无所畏惧,及时予以揭露。他在媒体上发表了《辛亥寄赵尔巽》一诗:
丰为祸川今被戮,辽东又起勤王军。
赵家兄弟胡儿狗,忘尔祖宗是汉人。
诗中“丰为祸川”就是指赵尔丰1909年在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民众,最终被杀之事。“勤王军”是说赵尔巽妄图挽救清王朝当走狗。刘大同不仅用笔杆子,还拿起了枪杆子,与赵尔巽玩命。他率安图起义军与之决战于长白山牡丹岭。牡丹岭这场战斗十分惨烈。最后,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清军,刘大同的义军居然凭借风雪狂风之天助,一举将清军赶出了牡丹岭。
他用诗对当时战况作了记录:
击贼遇雪
——辛亥安图起义败敌军于牡丹岭
逐寇白山陲,我军酣战时。
半天大风起,犹闻战马嘶。
鼓鼙声未歇,血带雪花飞,
飒飒西风急,仓皇羽檄驰。
安图胜利,影响广远。很快,奉天的庄和、复县、辽河,黑龙江的东荒之地亦相继效仿,极大地加速了清廷的灭亡。
只是由于各地是各自为战,第一次遭到失败的赵尔巽聚集了更大的力量,最后逼迫刘率余部南走。
中山提议押地 大同挥拳质问
刘大同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且性格急躁很有脾气。孙中山和刘大同,虽然都是二十世纪初追求共和的热血之辈,但由于性格使然和理想抱负存在差异,他们只有短暂合作,马上渐行渐远。
孙中山在南京当上“临时大总统”,令强势人物袁世凯很不爽。眼见中国内战的不可预见性增大,革命党内部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苦劝他作出反应,表示出总统的临时性,给袁以“虚位以待”的姿态。孙中山只得妥协,就任大总统后仅两个月又辞掉大总统,这时,恰逢刘大同与孙中山初次谋面,刘当着孙的面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举“是个大错误”；在亡命天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弄到大宗款项投入“倒袁”运动,孙中山提出了以满蒙作为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款,等革命成功时偿还。在提请大家讨论时,性情急躁的刘大同站起来,忍耐不住的愤怒开始井喷了。
对大总统让位一事,当面指出“是个大错误”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在东北的刘大同对孙中山只是闻名,他最早接触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宋教仁。与孙中山则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仅两个月又辞掉大总统后初次谋面。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刘大同当着他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举“是个大错误”。刘大同在指出孙中山出让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这事坏就坏在与袁贼和谈。
的确,袁世凯出了那么多阴招,他是什么东西,恐怕连瞎子都能看出来。可是,当时革命党内部竟有那么多人被他忽悠,将革命成果拱手相让,难怪刘大同恼怒。
孙中山自是有苦难言,只好向他作了些自我解嘲意味的解释:“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我愿意出让总统,只要他能拥护民国……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
在不费一枪一弹就让出革命成果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不成熟的。他对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后如何掌握政权认识不足,不能深入认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而事后对出让好像显得很大度,不在乎,更说明其不仅不肯认错,还有不够自信的成分。直到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镇压革命党人和打着民国的招牌幌子实行个人独裁,他才知错,并于1913年和1914年分别策动了“二次革命”“二次倒袁”。当然,行动都未能获得成功。
这一历史性的错误出让,从此造成了孙中山苦战至死也终未挽回的惨痛局面。
多次组织发动举兵讨袁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虽然都是二十世纪初追求共和的热血之辈,但由于性格使然和理想抱负存在差异,刘大同和孙中山只有短暂合作,马上渐行渐远。
1913年8月,刘大同与东北的革命党人组织讨袁遭日人驱逐,从沈阳东渡来到日本江户。几乎同时,孙中山也因相同原因亡命日本。相见后,刘大同在孙中山的撺掇下,支持他解散同盟会,并在东京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入党没几天,大同听到了自己“平民社”社员戴子安、宋大治、王云浦在济南殉国的恶信,马上潜回了国内,藏在大连,组织发动举兵讨袁。活动了一个多月,拟定的计划是:沈缦云为都督,刘大同为总司令,进攻天津。
1913年12月28日,刘大同给在日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陈其美打电报,称“这里事已妥,请岛田(陈其美的日本化名)速来”。陈其美拿着电报来找孙中山,孙中山希望陈去,陈问孙中山:“刘大同办事怎么样?”孙中山说不是很了解。见陈犹疑,又说:“这样吧,先派张继和戴季陶去。”
30日,刘大同又加上了另外三个革命党人,四人联名致电陈其美:“这里确已齐备,一刻千金,望陈速来”。这第二封电报拍去后,张继、戴季陶才启程赴大连。张、戴到后,把情况详报东京后,孙中山才派陈其美动身去大连。这时,已是1914年1月23日。晚了,他们的活动已为日人侦悉,被迫取消。陈其美返回了日本,并劝刘大同和他前往。刘大同很不甘心,告诉他:“自己在山东有基础,你们先回,我留下继续活动。”
不久,由刘大同任支部长的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成立。他们在金钱匮乏、衣食不周的条件下,准备在山东举兵。可惜又是被人察觉,以失败告终。不得已,只得再次亡命日本。在日本,刘大同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党东三省支部长。此后,他频频为东北军事奔忙。为此数次到总部访晤孙中山。但孙一般不出面,多让他人传达其意见。对此,刘大同心里已稍感到几丝不快。
只因提议出让满蒙给日本,怒挥老拳向中山
刘大同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且性格急躁很有脾气。有才能的人往往脾气都比较大,以刘大同之才,他最初虽然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绝不会成为孙的虔诚信徒,甘于为他打下手。因为他觉得自己有比孙中山还进步的思想。同盟会成立之初,二人革命的大致目标一致,加之会面有限,孙虽然对北方人骨子里有些偏见,但二人毕竟没起过什么直接的冲突。直到在各省支部长会议上,孙中山提议要向日本出让满蒙后,刘大同拍案而起,挥舞起了拳头。
孙中山与日本有着深刻联系,出让满蒙也是孙中山很早就给日本的一个许诺。
在亡命天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弄到大宗款项,孙中山提出了以满蒙作为抵押,向日本政府借款,等革命成功时偿还。在提请大家讨论时,有的不置可否,有的赞成,有的闷头抽烟。惟有性情急躁的刘大同站起来,忍耐不住的愤怒开始井喷了。
“你为什么放弃满蒙?你怎么不放弃广东?广东是你的家乡,你不舍得是不是?”这么直接的质问,倔强又可爱。
“我不是真正的放弃,我们祖国的领土,寸土也不能丢,这只是一种策略。”
“你这是什么策略?简直是火中取栗!日本早有灭亡中国的虎狼之心,你把肥肉放在虎狼的嘴里,你能取出来吗?我看这个策略使不得,弄不好就是卖国,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
“你简直是胡闹!我革命三十年,你竟然骂我卖国!各位同志,你们听听,刘大同竟然骂我卖国!”
“我不但骂你卖国,我还要揍你这个卖国贼!”刘大同拍案而起,挥舞拳头,冲向了孙中山。幸亏被在场的人拉住。这时,刘大同火气略低了些:“孙大炮,你就不想想,日本政府刚和袁贼签订了二十一条,他们怎么还能支持我们呢?”
这就是他与孙中山差点发生全武行的经过。作为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在吉林干过知县的人,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一直有着切实的了解和警惕。在“放弃满蒙”的问题上他向孙中山“怒挥老拳”,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出于爱国,敢于坚持原则,咱干什么也不能以国家利益为交换条件啊；二是出于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三是性格使然。人嘛,父母生养多年,多少是应当有点骨气和脾气的。刘大同的儿女曾回忆说,父亲为人率直,喜怒形于色,不怕得罪人,特别是发起脾气来很吓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言语过于直接。
从那以后,刘大同远离了孙中山。此事刘大同还作诗为证:
风霜经多少,干老着花妙。
疏影自横斜,不肯向人笑。
诗附记:“纪元五年,孙提议放弃满蒙,余反对之,怒挥老拳。十年又招我驼浦,不肯往而作”。
据刘大同的后人刘荣华说,老爷子的雷霆之怒爆发后,第二天孙中山派人给他送去了皮帽和皮袄加以挽留,但他没有答应。刘大同的倔强个性与孙中山的肚量均可见一斑。
革命身体力行 携子暗杀袁贼
在气愤孙中山出让总统后,刘大同与儿子一起赴京暗杀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父子几乎同殉革命。1922年春夏之交,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背叛革命,拟用一个“混成旅”突袭孙中山的居所,而作为陈炯明顾问的刘大同因为洞悉此事,很自然地戴上了一顶“与陈炯明一起加害孙中山”的大帽子,因而他在辛亥革命期间所做的事情便人为地被抹了黑,甚至完全被摒弃。查阅权威的辛亥革命史,翻遍《孙中山全传》,从头至尾,你找不出刘大同三个字!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知其究竟。
多次亲历战阵,并与儿子组织暗杀袁世凯行动
孙中山曾策动了十次革命(成功了一次。而这一次就是辛亥革命,与他并无直接关系),但只有一次亲自参加,余者皆是在国外“遥控”指挥。反观刘大同,多次亲历战阵。在安图独立指挥与清军作战那次不说,他在气愤孙中山出让总统后,与儿子一起赴京暗杀袁世凯,父子几乎同殉革命。
当时,刘大同虽然为出让总统一事指责了孙中山,但考虑到木已成舟,怒火也就不再撒到孙中山身上了,而是积极组织“倒袁”的暗杀活动。刺杀袁贼重要走狗上海郑汝成而闻名的王晓峰、王铭山两位烈士,就是刘大同“平民社”的成员。“平民社”自始至终参与了奉天独立运动,指挥了琅玡之战和辽阳之战。1913年他与儿子刘次彭亲自赴京,寻摸数日,经“踩点”勘验路线,摸清了袁世凯每天晚饭后必到庭院散步的时间与路线,父子决定从红墙外向内投掷自制炸弹使袁世凯毙命。是日,当隔墙听到袁已靠近,刘次彭便奋力将炸弹扔了进去。可惜炸弹未响,墙内顿时声音嘈杂,乱作一团。袁世凯大惊,下令全城戒严盘查。刘大同与儿子不等戒严令生效星夜出城,回了大连。
刘大同这个叫刘次彭的儿子,是刘大同早年去世的结发妻子李氏生的,李氏生的一男三女四个孩子,有两个投身到了父亲的革命事业,其中独子刘次彭最为得力,多次与父亲出生入死,赴京炸袁,辽阳与琅玡战役,他都没落。1926年,次彭在上海家中被捕。当时本是要抓刘大同的,捕快问:“谁是刘大同?”刘次彭见来势不对,抢在父亲回答之前马上说:“我就是。”捕快指着刘大同问:“他是谁?”“噢,那是我家请的教书先生”。这样,次彭替父坐了牢,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后虽然被营救出来,但身体自那以后每况愈下。并先于父亲在天津去世。刘大同悲痛万分,多次为他赋诗作画。
刘大同与儿子组织的暗杀袁世凯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使袁世凯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加重了他的恐惧和惊慌心理,这位当时中国的最强势人物,只做了82天洪宪皇帝,便睡不着觉,撒不出尿,靠插管子通小便,终于在1916年3月22日这天暴怒死去。谁能敢说,暗杀活动没有加速他的暴毙呢。
知悉孙中山将蒙难,转信学生孙墨佛及时搭救
1922年6月中旬,孙中山回到广州,即让陈炯明前来议事。陈回电表示待命即行。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陈炯明接受了外国列强的收买,秘密勾结吴佩孚准备置他于死地并取而代之。当时,陈的顾问是吴佩孚派去的柳忠庆。吴还联络了山东的海军总司令温树则,让温配合陈的举事。不过,温树则“心向革命”,实际是孙中山的人。当时,吴、陈暗中调动了4000人马急驻省垣,准备炮轰大元帅府。而孙中山大元帅府仅有少量卫队,不足千人,武器也不行。于是孙中山立陷危机之中。吴、陈还筹划,此举要假以“兵变”之名,然后造谣孙中山“遇难”,好欺瞒天下。还商量在孙死后开一个“大追悼会”。
也就是在这时,也是陈炯明顾问的刘大同恰好来到陈府。按照这个时间,陈、吴进攻大元帅府的计划是事先就已预谋好了的,刘大同是恰好赶上,知悉了此事。所以,不能将刘大同划归为陈炯明举事的同谋。听到刘大同来了,刘大同的学生孙墨佛急往拜望(见相关个人回忆录)。孙墨佛23岁的时候,是经刘大同介绍,加入的同盟会结识了心仪已久的孙中山,成为孙的“铁杆粉丝”。6月15日这天,孙墨佛来到刘大同处,二人共进晚餐。席上刘大同突然对孙墨佛说:“吃完饭,为我撰写一幅挽联!”孙惊讶地问:“给谁?”刘说:“是个大人物……”此时,孙墨佛已明白。老师刘大同与孙中山,在日本时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说到了水火难容这种地步,他还是不相信的。但对陈炯明,孙墨佛早有防备之心。他清楚这个人一定可以干出这事。听到老师道出写挽联时,他很快决定,时千钧一发,决不能让此事发生。于是饭毕他顾不上休息,也不提写对联的事,出门直奔总统府,先告知秘书长谢持,谢不信,见孙墨佛一再相告,谢只好领他谒见孙中山。中山听从了孙墨佛的劝告,自己与谢及数卫士出了便门。孙墨佛又找到温树则,先帮孙中山一行登上“宝壁舰”,待接出宋庆龄后转上“永丰舰”,加速驶向了海湾,孙中山脱险了。
这就是传言中“加害孙中山”的经过。从实际结果看,却是关键时刻刘大同有意无意在搭救孙中山!
这事说来有诸多蹊跷。刘大同明明知道孙墨佛的身份以及和孙中山的关系,却为什么要向他透露这么重大的机密呢?孙墨佛挽联也不写,要匆匆出门,刘大同为什么不加阻拦?这些都耐人寻味。可惜,后来这事二人都不再提及,生性坦荡无心机的刘大同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事情的真相就这样烂在了他俩肚子里。
后人转述的孙墨佛相关回忆,已有出入,不可完全采信。从刘大同当时这些反常举动看,不排除他有故意转信搭救孙中山的可能。他自己与孙翻了脸,以他倔强的性格,不会再去接触孙中山,孙墨佛来了,让他代自己通风报信最为合适。后人转述孙墨佛急往拜望,显然得要有个前提:为什么要急往?如果不是接到刘大同通知或特别叮嘱,他怎么会知道老师在陈炯明处而要急往呢?其实,刘大同与孙中山闹矛盾,再怎么也超不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何况还有这么多“蹊跷”没破解。
离开孙中山后境况不好,闻袁遭天诛酣睡三日
提议出让满蒙给日本一事5年之后,孙中山才对此事有了深刻反思。由于他的“放弃满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他的“备忘录”不仅没得到兑现,还存在日本政府拿不回来了,因而追悔自己刚愎自用,留下话柄。而孙中山对刘大同的认识,也有了变化。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于是派人去广东海澄驼浦镇,力邀他“出山”,但固执的刘大同“不肯往”,二人的裂痕由来已久,不是能轻易消除的。在革命党的组织原则上,刘大同早就产生了一定反感。孙中山为了加强革命党人的组织纪律性,过分突出了权威政治。比如他手订的中华革命党入党誓词就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随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他按照入党时间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这三种公民参政、执政的权利是有着明显等级的。
对其一,刘大同虽然在誓词上按了手印,发了誓词,但内心极不舒服,他隐约觉得,这里面洪门帮会的味道太浓了。对其二,更是认为与自己一贯倡导的民主、共和、大同的理想背道而驰。
曾是东三省《民报》主编的赵中鹊评价刘大同:“……山左望族,重道德,持大同主义”。刘大同更是早就宣扬:“治国无二策,端在救平民”。孙中山分等级的做法,自然不符他这一政治理想。
离开孙中山后的刘大同,身体处境都不甚好。特别是闻听袁世凯遭天诛,他竟酣睡三日,结果醒来后左耳完全聋了。这也是在革命党人中绝无仅有的事情。按现在医学解释,难道是神经系统高度兴奋致脑部血管痉挛波及到了听神经中枢所致?
寄情金石研究 钟爱诗词书画
刘大同晚年潜心金石书画诗词,其中尤其以画梅花最为见长。1950年,他从天津移居济南,在明湖画社办过画展。其画长于花鸟,尤其擅于画墨梅。1930年,刘大同还与徐悲鸿合作过《梅石图》。书法方面,刘大同能左右开弓,诸体交合,任意挥洒,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刘大同还精鉴藏,对古玉的鉴识尤为地道。他惜玉、藏玉、研究玉。并著有《古玉辨》一书。
诗书画艺高超,所作墨梅尤为突出
刘大同诗才方面,估计所作不下万余首。堪称“优质高产”。为什么要用估计呢?主要是因为他有几次被捕,每被捕一次,箧中的诗稿就被抄没一次,加上这一块,只多不少。在中国历代诗人中,这个数量足以数一数二。因为只有陆游有这个数量。乾隆皇帝数量上是大大超了,但吟诵水准太糙,白的要命,没法看。所以写了那么多,也没人将他当诗人看。
书法方面,刘大同能左右开弓,诸体交合,任意挥洒,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的左手书法,是他在安图任上时,因突感左臂发麻,有意硬用左手写字以强化锻炼而练就的。孙中山字也写得尚可,但远不及大同水平专业和具学术性。而且他不会画画、作诗。现在孙中山的字不断上拍,且价格不菲,显然是沾了其政治大才、因了“革命先行者”；而刘大同在政治才能向艺术才能转向后,不折不扣成为了艺术大才,但也是因了“政治”的原因,湮没不彰了,没有在国内外推上应有的地位。2000年前后,笔者还常在潍坊的画店市肆见到刘大同的书法绘画,绘画索价千元左右,书法则仅有六七百元。
刘大同的花鸟画人文气息浓厚,特别是所作墨梅,融诗于图,清雅宜人。1930年,刘大同还与徐悲鸿合作过《梅石图》。因为在他的《梅花吟》有云:“纪元十九年与徐悲鸿合作梅石句曰:顽石不无奇气,寒梅自有铁心。从古画师多少,可逢几个知音?”与方陆也有合作。可见,当时中国的书画大家是把刘大同当作很重要的一个同行看待的。连一向傲慢、眼眶子极高的章太炎对他的书画都相当宾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刘大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编辑了一本《诸城三刘合璧》,书名由他亲自题写,十多年后刘大同偶然发现此书后,惊讶不已。“三刘”是明朝刘子羽、清朝刘墉和当时的刘大同。可见,在章太炎眼里,刘大同的书法地位之高。
1921年,刘大同偶遇吴昌硕,刘大同与吴老先生在上海时相识,老友重逢分外亲热。二人找了一个小酒店,边饮边谈。不知不觉,到了分手时刻。刘有些感伤地说:“此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先生相聚。我还一直希望让先生给我刻方图章用呢,看来得再等来日了。”吴昌硕也很幽默,说:“我怕是来日无多了。刘先生为国事奔波,吾理当尽力而为。但因偶遇先生,刻刀未带,不过刚从市肆上购了石材,现在先生既然开了一回口,我就借店家一个铁钉,刻成这方章。”
询问了要刻的内容后,他就用借来的一个钉子,当场刻起来。很快印面“风道人”刻完了。老先生又将那铁钉磨扁,刻了一行边款:“申酉良月,七十八叟吴昌硕,镌毕竟臂痛欲折”。大同目睹了这一切,感言:“不愧是当代的印坛盟主,真开眼了。”在军阀混战、连年漂泊的岁月里,北马南船的刘大同,始终带着这方大印,视为珍宝。1950年,刘大同从天津移居济南,在明湖画社办画展,专门介绍了此印。他在印鉴下题写:“此乃亡友吴昌硕戏作。”接着又在旁边抄上了吴老先生那很有意思的边款。
惜玉藏玉研玉,著有《古玉辨》一书
刘大同还精鉴藏,对古玉的鉴识尤为地道。他惜玉、藏玉、研究玉。他不迷信,但当年在燕京购的玉茄跌碎,自己毫发无损,却使得他愿意相信,古玉保了他平安。此后,他又搞了一块古玉佩戴在左手腕上。因为他左臂麻木,他跟人说:“古玉能保命,也能活血。你们不信,我信。哈哈,可以当真的玩笑。”
读他的《古玉辨》一书,还可知晓,他在勘察长白山坠马,也丢失了一块非常心仪的古玉。“古玉出土,含有香气者,世不恒见。余昔存一玉勒,白色方形,长二寸六分,方五分,云雷花纹极精深。余佩之有年,因调查国界,渡松花江二道江,乘独木卫护。将登岸,跳板一跃而下,不觉系玉之绳坠断,玉勒落入水边,旋令随从护兵十余人,入水寻觅,终不能获。今三十余年矣,每一念及,为之怅怅。因香玉之不易得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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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同活动年表
清同治四年(1865),乙丑,1岁。
是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生于山东安丘临浯芝畔村。
清光绪九年(1883),癸未,18岁。
娶临浯李岗村李氏为妻。次年,独生子刘次彭降生。
清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28岁。
发妻李氏病故。刘携仆人寓居燕市(今北京),收藏古玩。
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29岁。
由燕市渡辽,滞留辽左。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丙申,31岁。
捐官为候补知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33岁。
与宋教仁相识,加入“兴中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43岁。
受徐世昌委派,勘察奉(天)吉(林)省界、中韩边界及长白山三江源。
清宣统元年(1909),己酉,44岁。
清廷在安图设治,先为设治委员。次年7月,经东三省总督锡良奏报为首任知县。
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46岁。
春,广招家乡安丘、诸城两县百姓来安图创业、定居。《长白山灵迹全影》印成。(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数日后,改名刘大同,并通告中外“大同共和国成立”。
中华民国元年(1912),壬子,47岁。
春,率领松图两江林政军队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清军作战,先胜后败。南走大连千山道义学校。4月,在大连成立“平民社”,组建讨袁起义军。
中华民国二年(1913),癸丑,48岁。
3月,宋教仁被暗杀,作《哭宋渔父》。7月,东渡日本江户。秋,加入中华革命党。冬,潜回大连发动组织军事斗争。
中华民国三年(1914),甲寅,49岁。
春,起义事泄,东北起兵计划流产。夏,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成立,任支部长。
中华民国四年(1915),乙卯,50岁。
10月10日,在东京主持召开“中华民国四周年国庆纪念会”,宣读孙中山的贺词。戴季陶宣读黄兴的贺电。
中华民国五年(1916),丙辰,51岁。
于青岛募兵讨袁。闻袁世凯死,酣睡三日,中风,左耳聋。
与孙中山就放弃满蒙发生激烈争吵。
中华民国七年(1918),戊午,53岁。
春,第三次东渡日本。5月,归国。在沪召集旧部袭取山东,事败赴粤护法。秋冬,凭吊黄花岗烈士作《岭南吟》诗二首。
中华民国八年(1919),己未,54岁。
张作霖派人召唤赴奉遭拒。
中华民国十年(1921),辛酉,56岁。
孙中山召唤来鮀浦,不往。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甲子,59岁。
春,为首成立诗社“平社”。冬,在上海主办《野语》杂志。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丙寅,61岁。
《复太古弹词》在上海出版；遇险,子次彭入狱。后幸被老友救出。
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辛未,66岁。
定居天津。秋,章太炎登门造访。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癸酉,69岁。
夏,山东遭遇特大洪灾,10余县被淹。7月7日至13日,在上海举办《刘芝叟先生金石书画之展览》,所售款全部用于山东赈灾。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丙子,71岁。
主办《渤海日报》。冬,因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报馆被查封。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戊寅,73岁。
11月,日军委任华北自治政府主席,当场拒绝并撕毁委任状。12月,撰《被难自述》。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庚辰,75岁。
春,撰《古玉辨》。5月,创建旅津山东同乡会会馆。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乙酉,80岁。
抗战胜利,偕夫人归故里芝畔,住月余。1949年,己丑,84岁。
10月,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偕夫人专程赴天津拜访。年底,移居济南,住大明湖附近百花洲。
1952年,壬辰,87岁。
7月23日,在济逝世。葬济南千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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