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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松堂主孙敬明
狂啃学校古文字书籍
孙敬明抄录的郭沫若编《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读书笔记。
初识孙敬明的人都会有一种相同的感觉,那就是无论跟他讨论历史、考古、古文字还是讨论文学、艺术,他都能兴致勃勃地跟你聊上很久,而且聊得还头头是道,让你不禁在想,他的知识面为何这么广阔?他到底读过多少书?实际情况是,出生在“学问人”家庭的孙敬明从小就爱读书,上了大学更是化身彻头彻尾的“书虫”,甚至为了让午休时间坚持读书的自己有精神,口含大头针提神。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对孙敬明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时过目成诵语文特好,曾立志当一名诗人
“我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对古代的东西情有独钟。”1952年出生于潍县南孙东北孙(今属寒亭高里)的孙敬明告诉记者,他的祖父是当地的学问人,精于周易,也喜欢研读大清律法方面的书籍,还擅长书法。家里藏有很多古代的典籍,并且他的四伯父与他大伯父家的大哥、三哥都从事教学工作。为鼓励他读书,四伯父还特别送他一部旧版《康熙字典》、大哥送他一部1956年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韬奋文集》,至今都保存在他的书橱里。现在孙敬明置于案头的是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说文解字》,早已经被他翻检的封面修补过许多次。孙敬明的童年就是在边查字典边读《四书》《五经》中度过的。“那些古汉语的文章,比如说《春秋》、《左传》、《国语》、《诗经》、《史记·陈涉世家》以及一些唐诗宋词之类的,我看一两遍就能背过,大概天生有些秉性吧,上小学那会儿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过目成诵。”孙敬明说上小学时他成绩一直很好,不但不偏科语文成绩还特别好,他的作文在学校里都是作为范文供低年级的学生学习。
孙敬明说他最早的“考古活动”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记得有一次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有农民在地里挖出一个清代的墓葬,属于土沙灰合成的地下洞穴,建造考究,墓室幽深,便好奇地跑进去看,发现里边有棺木铁钉与人骨,同学们都觉得他太大胆了。“清代事死如生,尤其那种大户人家的墓,都建得跟地上的房子似的,前有房檐斗拱、升昂门楣、棂扉楹柱,上面还敷有绚丽的色彩,甚至绘有图画、写有文字,跑进去看的时候就是好奇里面有什么,一点也没觉得害怕。”
每个人在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有自己的梦想,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飞行员,孙敬明说在中小学时代他最想做的是诗人。孙敬明说中学时代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的书,对文学十分痴迷,于是产生了做诗人的想法。虽然他后来从事考古工作,但依然对写诗情有独钟,而且最早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是诗歌,孙敬明直到现在有空的时候还会写些古体诗。
中午为占座位不离图书馆,口含大头针提神
21岁高中毕业后,孙敬明来到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当秘书,常驻当时的高里公社。当时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之前都会先放一些纪录片,孙敬明至今还记得当时放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的如河北满城、湖南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纪录片时,他看得十分仔细,非常感兴趣。“上高中那会就有个教语文的单老师,看过我写的传统味儿浓的作文以后,说我以后可以学考古,没想到上大学还真学了考古。”
后来,孙敬明考取了吉林大学考古系,当时国内只有北京大学等极少数大学设置考古专业。来到吉林大学后,图书馆里成千上万的书籍为喜爱读书的孙敬明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他可以尽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于是他这个“书迷”成了图书馆里特殊的借书者。为了读古文字方面的书,他把学校所藏的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目录全部抄录在笔记本上,包括图书的编号,这样挨着读,同时还便于从书架上取到书。“那个时候每个借书证只能借5本书,而我可以借30本。因为我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管理员都认识我了,有时还给他们帮忙,他们觉得我是个特别爱读书的孩子,所以给我特殊的‘优待’。甚至那些按规定不外借的清代珍贵线装书如《西清古鉴》我都可以借出来寒暑假带回家读。”孙敬明说上大学期间,他每年寒暑假都会背一大堆书回家看,考古、古文字、历史等等各种类型的书都有。自从读了考古专业以后,总觉时间紧迫,从而很少再读文学方面的书籍。父亲看着儿子带回的一大堆书心里很高兴,看得出儿子在学校里学习很认真。
“我那个时候就是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三点一线,天天如此,没有周末,天天与书为伴,图书馆里占个座位很不容易,如果午饭时离开,返回时座位就没了,所以我中午不离开座位,怕打盹就在嘴里含个大头针,给点刺激就不会犯困了。”孙敬明的作法无疑是现代版的头悬梁锥刺骨。
孙敬明说大学时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与各位老师的关系都非常好,像教历史文献学的罗继祖先生,他是清代知名学者罗振玉的嫡长孙；还有教授古文字学的陈世辉先生,他是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最早的研究生,都是学识渊博的好老师。他们喜欢孙敬明认真读书多读书的劲头,所以总是会单独给他出一些历史考古与古文字类的题目让他做,每次他都很认真地完成。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他都在教室里写文章或通宵达旦读书。为此,还得跟教学楼的管理员“斗智斗勇”。“我们的教室在教学楼的三楼,每天晚上到了9点,楼里的管理员就会到楼上赶人。我们一听见他上楼就把灯关上,把门上的链子锁挂上,作出一副教室已经锁门的样子,等他下楼了,再把灯打开继续写作,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去食堂吃早饭的时候饿得脚底下就跟踩着棉花似的。”孙敬明说那时就是有那股努力学习的劲儿。
听从老师劝告回潍工作 工资除吃饭外都买了书
大学读书时孙敬明最喜欢古文字学,大学毕业时,于省吾教授和罗继祖教授劝孙敬明回家乡,因为潍县是清代金石学的中心,而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所以回家乡做研究是很好的选择。于是孙敬明大学毕业就回到了家乡,在当时的昌潍地区文物工作组工作。
从藏书浩如烟海的大学到潍坊,想搞研究和撰写文章,手上可用的书籍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最初孙敬明为查阅一种考古资料而跑遍潍坊的图书馆与高校,寻寻觅觅,终无所得,心中十分难过还为此落泪。因此,孙敬明下决心节衣缩食,将所有钱攒起来购买图书。
“我从济南的齐鲁书社古籍部买过书,让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书室的老师们帮我买过书,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买过,工资基本上除了吃饭就都用来买书了。”孙敬明说那时生活窘迫,很少顾及老家的父母,现在想来都很愧疚。
值得庆幸的是,孙敬明毕业后将他大学期间所有的读书笔记都带回家中,这也为他省去了查资料的麻烦。 1983年国家文化部为抢救古籍加强整理,委托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知名教授举办古文字和古籍整理研究班,由于母校老师的厚爱,孙敬明得以重返吉林大学读由于省吾教授主办的全国古文字讲师研究班,当时班里18名同学,其中有复旦、郑州、山西、华中大学和北京与南京故宫博物院的,而孙敬明则是唯一一名吉林大学考古毕业又回来读书的。当时孙敬明深知潍坊古书籍短缺,便抄录了大量古文字方面的资料,诸如郭沫若的《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300多篇商周青铜器铭文。研读古文字时,也留下很多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成为他查阅信息的重要资料,一直保存至今。说着他拿出一本展示给记者看,这是一本用白纸和粗绳装订而成的手抄本,书的封皮上写着《两周金文大系图录考释》,下面做了一行注释“1983年冬月抄于吉林大学。是年秋余得以重返母校专学古文字,期间寒暑一度努力斯学,蒙良师益友多所指诲……”记录着何时何地抄写。打开这本手抄本,记者看到里面从目录到书中的文字、插图、注释一应俱全,这哪是读书笔记,分明就是把整本书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
记者注意到,手抄本里还夹着一些薄如蝉翼的白纸,孙敬明解释说,为了将书中的古文字图原封不动的画出来,他特地找来这样的纸蒙在书上一笔一划描写下来的。孙敬明对于文献资料的热爱和认真的抄书态度让人敬佩。
文物考察,苦中乐趣无限
1996年10月,孙敬明(左上)和同事在青州龙兴寺窖藏发掘佛教造像。
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回到家乡的孙敬明,在昌潍地区文物工作组工作。此时恰逢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孙敬明和同事们走乡串村,将当时昌潍地区所辖全部的县市区都跑了个遍。简陋的吃住条件并没有挡住他们的工作热情,在当地百姓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在平度发现了一块十分稀少珍贵的汉代石碑。而从潍坊的废品收购站中追回临朐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为目睹这些珍贵商周青铜器的“芳容”骑自行车当日往返青州……30多年过去了,这些有趣的经历依然在孙敬明的脑海中清晰可见,每每讲起都兴致勃勃。
内蒙野外考察,狼群围着帐篷转悠
由于所学考古专业的特殊性,所以在读大学时,孙敬明和同学们都是边学习边实践,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到野外进行考古发掘。当时他们去过位于河北省易县的战国时期燕国都城燕下都进行考古发掘,也到中苏和中蒙边界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孙敬明说野外的工作十分辛苦,风餐露宿,经常在一个地方驻扎四五个月。其中,到中蒙边界考察细石器文化和金代界壕的那段时间让孙敬明永生难忘。细石器是介于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文化,而所谓界壕简言之就是一种由壕沟和高墙组合而成的军事防御工事,每隔一段就会有一个像城堡一样的建筑,里面住着一些士兵,有邻国的骑兵来袭时便出击作战。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专门写过有关金界壕的文章,为研究北方考古需要对此进行细致的调查与发掘。
“内蒙那边春天很冷,河上桥也少,有时候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挽起裤子趟水过河,过了河以后双腿就冻得不敢再用冰水去洗上面的泥巴了,没办法,就用岸边的沙土搓掉泥巴,穿上鞋袜,继续赶路。”孙敬明说春天时内蒙古的风沙非常大,可谓是漫漫黄沙直入天际,风沙吹来打在脸上都感到很疼,这给他们的考古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去考察地点的时候还有路,回来时路就被移动的沙丘埋上了,大家要一起用铁锨把沙子移开才能继续走,到达沙丘顶的时候,就把身穿的雨衣和衣裤全部系紧,然后整个人从沙丘上滑下来。”孙敬明说之所以选在春天去,是因为大风把古遗址建筑上堆积的沙子都吹走了,能够将遗址原貌全部显露出来。
孙敬明说在内蒙的深山里考察时十分危险,因为那是无人区,每到夜里就会有狼群出没。“当地的军队带上枪和帐篷陪我们去考察,到了晚上,在帐篷里面就能听见狼群围着帐篷转悠,还嚎叫。”孙敬明说除了环境危险,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平时主要以牛羊肉为主,很少能吃上蔬菜。昼夜温差非常大,早上洗漱时还披着棉衣,到了中午在帐篷里就热得睡不着。“晚上坐在帐篷外乘凉,必须点上一堆篝火,坐在下风处才能不被成群蚊子叮咬,还有那些大牛虻,咬人很厉害,我大学毕业回家好几年以后,手上被牛虻咬的印儿才完全消掉。虽然经历了很多,但那时觉得很有乐趣。”孙敬明说。
在高密吃的白菜炖豆腐成难忘午餐
在昌潍地区文物工作组工作时,恰逢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因此昌潍地区所辖全部的县市区孙敬明都跑遍了。“到现在哪个村子、哪个乡镇、哪条河流、哪个遗迹,你一说我就知道具体位置,地图都在脑子里装着呢。”孙敬明笑着说,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们这些文物工作者多是骑着自行车或者步行,沿着河流和道路行走,打听和探寻沿途的古遗迹。虽常年在外奔波,但沉浸在对古代文明的探索之中,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外出普查时,他们都驻扎在乡镇文化站,到公社的食堂里吃饭,住在老乡的家里。“我记得有一次吃得特别好,那是去高密,考察汉代高密古城——城阴城和郑公祠的时候,当时双羊文化站的站长是马吉平,他读书多人热情,写有郑玄年谱方面的文章。中午在老乡家吃的是白面饼和大白菜炖豆腐,在那时就觉得非常好了,所以到现在还记得那顿饭吃得多么好多么饱。”孙敬明说那段日子他们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就骑着自行车、背着书包到野外去考察,采集古遗址上发现的古石器、陶器、碑刻等,还要画图和拍照片,测量遗址的范围和文化层的厚度等。当地的老百姓耕地、挖坟、埋电线杆、修路等活动时常挖出一些文物。经过参加这次文物普查,孙敬明对潍坊地区的古文化和遗址、文物分布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其之后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平度盗地瓜的学生发现汉代石碑
孙敬明说一般选在春冬时节进行考古勘察,因为冬天地里的农作物都已收获,而春天地里还没有种植农作物,这时进行野外考察是最好的,能将地面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普查时在平度发现了一块东汉王舍人的石碑,是国内解放以后发现的三块汉碑之一,他印象十分深刻。东汉到现在有近2000年的历史,能保存至今的汉碑数量十分稀少,因此这块汉碑显得非常珍贵。说起发现这块汉碑的过程,孙敬明回忆说,那是11月份,他们在平度城北灰埠镇附近发现一个村子里一些汉墓里挖出来的画像石被老百姓做了建桥的石材,铺在桥面上。一些学生放了寒假,在附近的地里盗地瓜。“学生问我们找什么东西,我们说找带字和画的石头,他们说在前面一个墓附近,他们挖地瓜的时候挖到一块石头。于是我们就过去看,结果上面盖着一块没字的石头,掀开以后,下面便是那块汉碑,我们一看是东汉光和年间(公元178年—184年)的,高兴得不得了。”孙敬明说虽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但好像还在昨天。上报之后当晚便把石碑运到了当时的平度博物馆,因为它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十分珍贵,所以要立刻妥善保存起来。第二天,孙敬明等人仔细查看了石碑上的碑文,发现它记载的是东汉时王舍人在洛阳从事天文观察工作这一事情,这块碑实际上就是王舍人的墓碑。
到临朐村民家中征集文物 废品站里追回西周青铜器
“腿要勤,手要勤,眼要勤,嘴要勤”,孙敬明总结出当时搞文物普查的四要领。因为他们对当地的老百姓很热情,老百姓一旦发现文物,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并且很痛快地拿给他们,使他们的工作十分顺利,但有时也有例外。
“当时在临朐嵩山泉头村发现了西周的墓葬,里面出土了青铜器,上面有铭文,十分珍贵,有齐国的,有曾国的,还有鄩国的。”孙敬明说他和当时的临朐县文物干部孙博教授(现任山东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在勘察这个墓葬群及其附近的地理环境时,有时过于专注,忘记了时间,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供他们吃饭的公社食堂也早已关门,所以他们就只能饿着肚子。
孙敬明说临朐的一小部分青铜器流失到了当地村民手中,因此为了征集这些文物,他们三番五次来到村中走访。他们得知,有一批青铜器竟然被村民卖到了临朐的废品收购站,然后又辗转到了潍坊的废品收购站。“我就和临朐文物干部李富昌赶紧追到了潍坊铁路南的收购站,工作人员已经把那些废品装入麻袋,堆放在仓库里,每个麻袋200斤,我们把所有的袋子一个个打开,把东西全部倒出来,翻找那些青铜器,一连找了好几天,翻找了数百袋,把手都扎破了,终于找到了几件兵器和礼器,有一件铜匜(yí)上还有铭文,都十分珍贵。”孙敬明说这段经历让他记忆深刻。因为那时他刚结婚不久,为了让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支持他们的工作,他还特地带着喜糖去“讨好”他们,可谓费尽周折,最后如愿以偿追回了文物,心中充满喜悦。
为了看到文物,孙敬明往往不惜奔波。1986年春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弥河西岸一个叫苏埠屯(今属青州东夏镇)的村子发掘出土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他们挖掘完都装好车要拉走了,我为了看一眼这些重要的文物,一大早从潍坊骑着自行车就去了,100多里地,当天中午就赶到了。”
省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罗勋章教授对他说:“就凭你从潍坊骑着自行车来看这个劲头,我们全部卸车让你看!”于是把装
好车的文物卸下来给孙敬明看。看完那三四百件礼器、乐器、兵器等文物以后,自觉收获巨大,可谓不虚此行。当天下午,孙敬明又骑着他的大金鹿自行车回了潍坊。
认识孙敬明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手机,只能通过办公室的座机找到他；他不会开车,上下班还骑着伴随了他20年的自行车；他不用圆珠笔,一年到头都用“蘸水笔”写字；翻开他的日记本,里面经常会出现即兴而作的古体诗……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从小就有“古代情结”,对古代的一切感兴趣；也有人说,那是因为孙敬明在十笏园里一呆就是24年,长期浸泡在十笏园深厚的文化底蕴里,因此才变成了生活在现代的“古人”。
每天骑着“凤凰”上下班,日记上写满即兴诗篇
2月22日,记者来到潍坊市博物馆孙敬明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翻看日记。孙敬明告诉记者,他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上记录着这一天他接待的客人,他与人商讨的事情以及他撰写了哪些文章。
记者拿过他的日记本翻看了一下,果然如他所说,里面详细记录着会客和写作、研究等情况,连记者的名字也能在他的日记中看到。当翻看到2011年元旦这天的日记时,一首打油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日记的开头写道:“元月元日早,乘72路公交车,雪舞拦路,漫漫相伴,到馆中则丽日晴空矣。十时又漫天飞絮,且日影绰绰,隐约时显。”受到这样一种天气所感染,孙敬明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元日东风送雪飞,焚香展卷静中味。报刊南孔论衢州,书载北国莒山水。”写完这四句诗以后孙敬明便开始拜读友人寄来的著作,“荷承新泰李明煜老先生雅意,赐寄其新版大著《平阳稽古录·悟源斋藏珍》八部,余为之写序也。”下午还去市人民医院看望了一位亲戚。晚饭时,孙敬明小酌一杯,于是又诗兴大发,写下了后四句“思深三分为文章,茗香一点润翰墨。开篇藉之妙生华,兆是此年多祥瑞。”孙敬明的诗意思比较容易理解,也很押韵,让人拍手称赞。
细细看来,无论是孙敬明的著作还是日记的文字,都有些文言文的感觉,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好像“古人”一般。兴致好的时候,他还会画上一张国画,内容也是他最钟爱的青铜器。他没有手机,只能通过办公室的座机找到他；他不用圆珠笔,一年到头都用“蘸水笔”写字；他不会开车,大多数时候,他上下班都骑着伴随了他20多年的凤凰牌自行车。有意思的是,在2012年1月1日的日记里这样记着:“骑老车来馆,老车如老马也”。孙敬明还为这辆老自行车作诗一首:“老车伴与二十年,往来张面白浪间。大雨滂沱驶长街,狂雪遮路踟蹰前。忆曾撞石仰翻侧,藉洒桥前最疯癫。文章忧喜载吾同,鼓气用脚新岁年。”再记“下午开笔‘陈庄筮甲’。”
在十笏园里待了24年,过得是“古人的生活”
孙敬明说记者并不是第一个说他像古人的人,早在1997年前后,山东省社科联秘书长会议在潍坊召开时,有几位参观过孙敬明办公室的学会秘书长就说他过的是“古人的生活”。“那时候我在十笏园办公,办公室里门窗、书橱都是古代的,茶几是拿两个大花盆扣过来上面放了块大石板,屋里全是考古书和仿古画,所以他们才说我像古人,我当时笑着跟他们说我的办公室比你们的最起码更接近古代50年。”
聊起如何来到十笏园,孙敬明告诉记者,1984年他在潍坊地区艺术馆文物工作办公室工作,地改市结束后,潍坊地区改称潍坊市,而原来的潍坊市成了潍城区,本属于原潍坊市的博物馆(十笏园)也晋升成了潍坊市的博物馆,他们便前去接收这个单位。
和同事们一起来到十笏园以后,孙敬明负责管理文物库房,这里大量的收藏品让孙敬明感到目不暇接,有石器、玉器、陶器、铜器、瓷器、书画、古籍、服饰、碑刻等等,品种和数量都非常多。孙敬明如获珍宝,在对这些文物进行分类、定级和建档的系统管理过程中,他结合田野考古知识,对这些文物实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关于青铜兵器和钱币的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在十笏园呆了24年,去的时候还是青年,离开的时候已经56岁了,年近花甲。这段时间是我走向学术成熟的阶段。十笏园既是一个我学习研究的地方,得到文思的地方,又是一个供我‘修炼’的好场所。我的人生离不开十笏园,我对十笏园有着无限感情,十分眷恋那个地方,也十分感念这座百年老园的恩德,现在还经常会梦见在十笏园时的事情。”孙敬明总结说十笏园是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管办公室叫知松堂,身心和十笏园融为一体
孙敬明曾经担任潍坊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负责全市文物管理工作,终日冗务纷繁,但自觉从骨子里还是一块读书的料,所以时间不长就辞去了,尽管当时有的领导不理解,但后来还是成了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朋友。辞去职务,省却应酬,可以沉下心来专门做学问。“尽管我在十笏园的办公环境十分简陋,但是我偏居一隅,独享清静。”孙敬明进一步解释说,当时十笏园里只有砚香楼、春雨楼与库房楼,其余全部是平房,1984年至1998年之间,他拥有东厢房三间作为办公室,门前青松一株。“我为什么管自己的办公室叫‘知松堂’就是这个原因,整日松风陶韵,坐拥书城,焚香品茗,终日与古人游,研究先秦考古,难得一份心灵的沉思与静谧。”孙敬明笑着说自己很喜欢那里的办公环境,有时下班不回家,吃过晚饭后还会返回这里继续搞研究写文章到夜里11点左右才回家,或者干脆住在办公室。当时在那套套重叠无尽幽深的庭院里,笔耕不辍,通宵达旦。
夏天十笏园里蚊子很多,但是专心于研究学问的孙敬明对于蚊子的叮咬“没有感觉”,他已经全身心的投入到里面去了。“你的爱好,你的追求,和你从事的职业在一起了,就觉得天天都兴致勃勃。”孙敬明说他对十笏园满怀深情,因为他在那里呆了二十几年,十笏园的主人,丁家的后世子孙中也没有在这里住这么长时间的。孙敬明觉得十笏园位于老县城北部,挨着关侯庙、潍县县衙、城隍庙等地方,特别是紧邻孔相祠,是个文脉很盛的地方。“我在这么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园林里办公,常常能给我启迪,让我产生奇思妙想。比如说我写《郑板桥与潍县》的时候,他修的城隍庙也在那里,关侯庙也在那里,十笏园里有郑板桥手书石刻的碑版、匾额、联语,郑板桥的展览,诗书画印都在那里摆着,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好像天天处在郑板桥生活的那个环境里一样。”孙敬明说特殊的环境着实给他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多方便和灵感。
夏天办公室凉气逼人 他生起炉子穿上棉鞋
孙敬明虽然给自己在十笏园中的办公室起了个十分风雅的名字“知松堂”,但实际上这几间办公室的条件并不好,尤其1998年秋搬入十笏园最东北角的一间偏房,终日潮湿阴暗,白天必须要开着灯才能在里面工作。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屋子里铺的地砖上都能长出一层青苔,放在床底角落里的鞋子上面会长毛。待到夏秋时节,满院烟雨,瓦垄积水而致屋顶渗漏,孙敬明自己还得冒雨爬上房顶疏通积水。“屋里潮湿阴暗,凉气逼人,所以我大夏天都在屋子里点着炉子,感觉暖和很多。”
孙敬明说夏天穿着拖鞋在屋里坐着写东西感觉脚下特别冷,但是上面还很热,出汗,没办法,一到夏天他在屋里就光着膀子,下身穿着短裤,脚上却穿着大棉鞋。怕手上的汗水浸湿稿纸,上面就垫上牛皮纸档案袋。孙敬明说他这身“怪异”的打扮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写东西也没人看见,因此无所谓,但是一去传达室接电话的时候往往会闹笑话。“那个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在传达室里有一部电话,有我的电话时,传达室的人会跑出来,隔着好几个院子就喊‘孙老师,有你的电话!’,我听见以后赶忙套上背心往外跑,当时全身心都在写文章,根本来不及也想不到换鞋。一路上碰见在十笏园里游览的游客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的打扮,背心短裤棉鞋,然后想这是从哪里跑出这么个人来。”一想起当时的情形,孙敬明就忍不住乐。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博系统高评委,山东大学、烟台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身披如此多名号的孙敬明绝不是徒有其名,在从事考古研究的三十多年里,他孜孜不倦,致力于齐地古文字、古兵器、古钱币、古国史与古文明的综合研究,还以多年工作积累的文物考古资料为基础,与古文字、古文献和民俗资料相结合,对先秦30余个古国之历史文化详尽研究。他的相关学术著作屡次在全国引起高度关注,也得到了不少国内著名历史学家的肯定和赞扬。
陶文研究影响古文字界
战国时期的陶文是由清代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首次发现的,并进行了大量的收藏与研究。这些陶文主要是在陶器上用戳印打印上文字,然后入窑烧制,文字内容类似现在的商品标识,主要关涉当时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
对陶文的研究,清代已经成为专门的学问,而陶文资料的文献价值极为重要,如著名学者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曾经指出陶文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不在甲骨文之下。清代出土的陶文,基本是民间收集,缺乏考古学上的依据,所以在研究上总是有所局限。解放以后考古发掘所获得科学的资料,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科学的研究。
孙敬明结合考古资料,根据陶文所在的器物形状与出土的层位、以及文字形体与内容的变化而进行科学的研究,首次对齐国陶文进行科学分期；还对陶文所涉及的齐国城市工商、手工业、城市经济与军事组织制度和齐国境内的地名等进行探讨,在国内古文字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凡是研究陶文的著述,几乎都要引证其有关研究成果。
另外,孙敬明对齐、燕、韩、赵、魏与莒国兵器的研究,亦是结合考古发现,从古文字学角度对兵器进行分期,尤其对齐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上百件有铭文的青铜戈、戟、矛、剑、铍(pī)、镞(zú)等进行科学的分期研究,判定兵器的时代与铸造和使用的地点,并与《周礼》、《孙子兵法》等合证,以探研齐国名物制度。
首创环渤海刀币流通圈理论
孙敬明对先秦时期齐鲁燕赵魏韩与秦国货币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结合钱币文字与铸造工艺对齐燕赵国的货币进行分期,并以此探讨齐燕赵与山戎等国族所行用青铜刀币的起源,结合寿光古城遗址出土的商代纪国青铜刀的形制与铭文,而提出齐国刀币起源于弥河流域的观点,为古钱币学界所接受。
与此同时,他结合齐币出土地点的环境,尤其是莱州湾南岸冲积平原出土刀币的地点,以北海产盐基地为中心,而向外作扇形的分布的情形,早在1988年即提出齐国早期盐业基地在弥河入海处所形成的滩涂上的观点。时过二十余年,科学的考古发掘与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证明其当初的推论。孙敬明还结合齐燕赵与山戎刀币主要在环渤海地区的山东、河北、辽宁、吉林以及国外的朝鲜、韩国与日本等地出土的情景,首创环渤海区域刀币文化流通圈理论,对先秦齐燕赵戎文化综合研究多所裨益。
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等的李学勤先生,称其研究是以考古与古文字相结合“尤为可观,发前人所未发,创获颇多”。
对先秦古国历史文化详尽研究
先秦时期万国林立,今山东境内商代西周时期重要古国约有40余个,这对研究国家发展进程、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转换递进、早期的东夷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的地位,以及齐鲁文明的由来与发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但是有关这些古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为稀少,即便是在孔夫子所在的时代对此也感到文献的缺乏。
现在由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陶文与简牍帛书的出土,使中国的历史文献大量增多,这对于研究历史尤其先秦史更是大有裨益。孙敬明结合古文字资料,对先秦时期30多个古国进行研究,诸如探索夏代的后羿、寒浞、斟灌、斟鄩(xún)、平寿,商代的纪国、亚醜方国、莱国、诸国、逢国、莒国,以及齐鲁等国早期发展的历史,尤其与山东原有的东夷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与融合等,投入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
如夏商时期位于今临朐青州境的古逄国,属于山东资格最老的东夷古国之一,春秋时期晏子在对齐景公讲述齐地的历史沿革时,就提到这个古国。但是由于历史漫长而文献缺乏记载,后来这个古国则湮没于历史的海洋中了。经孙敬明结合旧所著录的商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在济南附近出土的青铜器,最终考证西周春秋时期古逄国的国都在今济南市的济阳刘台子一带。
他对莒国历史的研究,有20余年了,已经发表有关莒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余篇,这在国内属于最多的一人,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而今潍坊的南半部东半部,在商代西周以及春秋时期,即属于莒国,而“毋忘在莒”的故事盛传不衰。
另外,他还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探索早期人类文明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考古所见东方滨海地区江淮一带的良渚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早在1989年提出“东方海洋文化条带”的观点,引起国内考古历史与海事学界的关注。
研究成果入书,成博士生必读
2005年,孙敬明将多年所做研究集结起来,出版了《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一书,全书110余万字。此书涵盖古文字、古钱币、古兵器与古国史、古文明研究多个方面,在国内学术界有高度评价。其中有关古陶文、古国史的专项研究成果频频为学术界所称引。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詹子庆教授,安徽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在国教授,山东理工大学陈青荣教授等,分别撰文均对《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予极高之赞誉。并且,东北师范大学还将此专著作为相关博士生的必读科目。
李学勤教授为《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一书撰写了序言,并在书中盛赞道:“通读不难看出,孙敬明先生的甲骨金文研究能直接联系齐及周围地区的古史,有许多富于启发之处。对于兵器和钱币,他做了不少专门讨论,对齐兵、齐币的综观尤为可观。还应该突出提到的是孙敬明先生对齐陶文的工作。他以考古调查同陶文研究结合起来,有着特殊的贡献。”
由于学术成果突出,孙敬明1993冬年就由山东省文博系统高评委评审通过为研究员,这属于山东省文博系统和山东高校文博考古专业中最为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吉林大学创办考古专业以来所培养出最早的一位研究员。孙敬明1996年受聘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得到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签发的聘书。
迄今为止,孙敬明撰写了《先秦货币文字分域断代研究例》、《郑板桥与潍县》、《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潍坊古代文化通论》等学术著作,与别人合著《齐币图释》、《文博研究》、《潍坊文化三百年》、《晏子研究文集》等,其中《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潍坊古代文化通论》均获山东省文化厅专著一等奖。他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日本、菲律宾等地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国家、省级奖43项。如此多的专业著作和论文都来源于他30多年孜孜不倦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不少学者也对他给予肯定和赞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著作当中,一部涵盖全部潍坊历史的60余万字著作《潍坊古代文化通论》详尽介绍了潍坊的古文明,堪称潍坊历史的“百科全书”。用孙敬明自己的话说:“作为一个潍坊人,又是学考古专业的,就有责任为地方写这么本书。”
著书立说详解潍坊历史
孙敬明在从事对全国与齐鲁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还注重对潍坊当地区域文化的探讨,曾经主持研究潍坊近三百年的文化。这是国家文化部的重点课题,需要组织国内的有关专家共同来进行。经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多位知名教授和地方博学之人参加,共同研究,最后定名为《潍坊文化三百年》,全书120万字,由孙敬明总揽其成,认真修改撰合,仅其一人即撰写40余万字。每章绪论均是从远古时代结合考古与古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科学的研究,斟酌再三才动笔写来。这是第一部对潍坊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综合研究且字数最多的专著,经文化部组织国内顶尖专家进行鉴定而出版,获得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此后,孙敬明又花了三年时间,在2009年独立撰成60余万字的《潍坊古代文化通论》,对潍坊区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进行全面的阐述,而此书的研究成果在山东省内区域文化研究方面亦属于填补空白之作。在《潍坊古代文化通论》一书的序言中,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王志民首先写道:“孙敬明先生积数十年心血撰成《潍坊古代文化通论》,付梓在即,嘱我为序。我乐为其事,且心有感焉!”王志民认为,当今的潍坊市,是一个有相对独立性和区域传承性的文化地理单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齐鲁文化发展历史和当今山东文化的建设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把潍坊区域的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但对挖掘当地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强市建设有重要意义,从学术上看,也是对齐鲁文化研究的一个具体和深化。孙敬明撰写的《潍坊古代文化通论》是一本对齐鲁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颇具价值的一本专著。
打开这本厚厚的《潍坊古代文化通论》,记者看到,整本书一共分为八个章节,依次是总论、经史学术、金石学、宗教民俗、文学艺术与音乐戏曲、建筑、世家望族、郑板桥与潍县。
该书第一章总论主要是按照朝代的先后,总述了潍坊从夏商周时期到元明清时期的文化。虽说只是总述,但其中的介绍却细致入微,更重要的是结合潍坊当地的一些考古发现进行论证,很有说服力。
比如在总论的第一节“起源与发展”中便详细提及了在潍坊地区发现的古代遗址。文中写道:“潍坊寒亭的前埠下后李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潍坊地区早在七八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为配合潍莱高速公路工程,1996年10月,笔者曾参与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1997年5至8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前埠下考古发掘队对此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的灰坑300个、房址2处、墓葬33座、柱洞20个……由发掘所得的大型陶斧169件,可以推测当时的人口,如若三人共用一件的话,那么至少有500人在此繁衍生息……”介绍详细,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王志民觉得,孙敬明在研究中对一些潍坊所独有、而在齐鲁传统文化中又颇具地位和影响的文化部类及人物、事件等进行了重点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既显潍坊文化之“特”,又补齐鲁文化研究之“缺”；既是对潍坊文化研究的贡献,又是对齐鲁文化研究的具体、深化和拓展。
孙敬明将“金石学”作为一章,详列诸家、遍寻资料、细加考述,颇有独到之处。又例如“建筑”一章,从纵论区域建筑发展小史的同时,又将潍坊有代表性的在山东乃至北方园林中有影响的十笏园列专节论述。史论结合,点面相辅,很有广度和深度。此外,他还将郑板桥在潍县的事迹中所反映的潍坊文化特点、风情列专章,将柳毅传书列专节等等,都反映出他对地方文化特色的着力关注和钟爱,令全书亮点频闪。
写潍坊历史是社会责任
孙敬明之所以能够在书中介绍潍坊文化部类及人物、事件,突出潍坊特色,得益于他多年来对潍坊当地文化的研究。采访中聊起撰写60余万字《潍坊古代文化通论》的原因,孙敬明笑着说:“其实我很早就有这种想法,要写本书记述潍坊的历史。作为一个潍坊人,又是学考古专业的,就有责任为地方写这么本书。”在其他热衷潍坊历史的研究者眼中,孙敬明也是这么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事陈介祺研究多年的原潍坊市文化局局长郭铭绪这样评价孙敬明:“孙老师是潍坊少有的能坐下来认真研究历史的一个人。他的研究方法十分严谨,完全是以一个学者的态度。”
郭铭绪说因为近期正在撰写陈介祺故居陈列馆的新陈列方案,他阅读了大量关于陈介祺研究的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浮于表面,研究层次不够深。“大家都知道陈介祺是大收藏家,家中有很多收藏,却很少有人去研究他的收藏思想,他为什么要搞收藏,怎么搞收藏,但是孙老师在这方面就下了很多功夫。”郭明绪说他曾经读过孙敬明一篇很长的学术论文,他发现,里面只要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关于陈介祺的文字记载,孙敬明都有提及,而且抽丝剥茧,详细介绍了最重点的内容,从孙敬明的文章中可以看到陈介祺的收藏思想。“比如说陈介祺只收藏有字的东西,因为文字是传承中国文化的载体,我们从一些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上,就能印证夏商周这些传说时代的历史。”郭铭绪表示:“陈介祺留下的东西非常多,能够一点一点地去读,去研究,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别人做不到,但孙老师做到了。我看过的国内研究陈介祺的文章当中,孙老师写得最为深刻,因此我的解说词中有一些都是采纳了他的学术成果。”
郭铭绪说,在孙敬明的眼里,陈介祺最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品质就是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觉得这也是孙老师的心声,他觉得作为这一代人,如果不把过去的历史整理出来,传承给后人,就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自己有这个能力却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没尽到社会责任。”
全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学术秘书、烟台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江林昌评价说:“孙敬明就是潍坊当今的陈介祺!”
笔耕不辍新书将成
孙敬明是个笔耕不辍的人,几乎每天都在读书、研究、写作。作为山东省政协倡领之齐鲁文化大工程《山东区域文化·潍坊文化通览》的学术主编,孙敬明目前正在翻阅已经到达他手中的第三校样稿。此书为山东区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每地市一卷,省总览一卷,凡共18卷,1200万字。关于此书的撰写得到中央与省市有关领导的重视,属于全省典型的重大历史文化工程。由于孙敬明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前期的研究成果,全省总主编要求包括潍坊在内的三个地市率先撰写各自提纲,作为全省的典型,结果仅有潍坊卷唯一一份提纲样稿按时撰成,达到要求。省政协办公厅以此作为样板,发至各地市。而此提纲前后修订8遍,费时近百天,有关地市参考《潍坊文化通览》的提纲后,仅用一周时间即提交提纲。为了撰写出反映学术前沿高水平的《潍坊文化通览》,孙敬明在潍坊市政协副主席姜绍华鼎力支持下约请本市学术功力深厚的专家共同撰写,如青州博物馆老馆长、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夏名采研究员,潍坊学院文学院院长尹建民教授,潍坊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王明德博士等。大家精益求精,有的文稿修订十多次。全省选出四篇样稿,潍坊一篇排在第一；全省22位教授通审第一批七部书稿,其中四部通过,潍坊又排第一。
孙敬明拿出他修改过的几页样稿,记者看到,这是潍坊市卷第一章《潍坊远古时代与海岱文明的曙光》。在不大的A4纸上,到处用红字写满需要修改的地方。孙敬明告诉记者,他拿到以后都是逐行逐字阅读的,有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他还要查阅很多的文献资料,因此进度不是很快,他也有些着急,只能增加改稿的时间。
“多少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工作,位居一隅之地,而时时关注学术前沿,做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与当地文化结合的扎实学问,正属于虽居江湖之远而不忘个人本分的学问之人。而今三十年过去,硕果累累,成绩卓越,成一地方学术大家。在当前学术为俗风所染,学术浮躁之气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读其文,观其事,想见其为人,的确认为敬明先生是一个值得敬佩和学习的人。”正如王志民教授在《潍坊古代文化通论》一书的序言中描述的那样,孙敬明就是这么一个勤于学问、勤于写作之人。
只看真假,不估价格,也不出鉴定证书,这就是孙敬明的免费鉴宝原则。从事文物工作30多年来,他免费鉴定过的民间藏品有万余件,但是他的家中却没有任何收藏品。在孙敬明的眼里,所有的文物只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高低,他绝不会用金钱去衡量某件文物的价值。“不给钱不看,给钱少了不看,那就失去了看真东西的机会了。”孙敬明说免费鉴宝带给他很多“知识财富”,而这些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虽然免费鉴宝占用了他很多用于研究和写作的时间,但他还是乐意为之,珍惜每一次与民间文物的“亲密接触”。他还通过鉴宝获取许多重要的学术信息,写出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文章。
鉴宝人常登门拜访
2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孙敬明办公室,他正在撰写文章。“前天一大早,我刚到办公室开始改稿子就有人敲门,是一对父子,他们拿来一件清朝的官帽上用来插羽毛的翎管,我一看翎管颜色翠绿,温润凝重而无杂质,很不错!”孙敬明说,鉴定完以后他们不肯走,非要自己给估个价。原来有个买家出了数万元,他们不知高低,没敢卖,所以找到孙敬明。“我说我又不是市场上的文物贩子,从来不收藏一件东西,所以对价格也不是很了解。”可父子俩不死心,孙敬明只好说如果不等着钱用就继续保存着升值,父子俩这才肯离开。而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最起码下午他可以静下心来写文章,有时他一整天都被前来鉴宝的人给占用了。“我这里正在按着酝酿已久的思路写文章,这时有人敲门进来要鉴宝,思路就打断了,写文章不像织毛衣那样,放下再拿起来继续织。但是一想人家费事打听辗转而来也不容易,所以就得暂停写作。”
孙敬明接着说:“昨天早上有个淄博的打电话说手上有一批青铜藏品,让我给看看,我跟他聊了半天,他说‘那我这会儿直接过去找你吧’,然后挂断电话。来到我这里就11点了,马上开始看他带来的东西。”孙敬明说,当时先看了一些铸造青铜器的模子,带着铭文,是战国早期晋国的铸造铜匕的铭范,有40多个字的铭文,又看了些铜戈,对方还拿出一些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刀币给他看。看完所有藏品已近下午1:30了。藏友非要请孙敬明吃饭,他推脱了半天才劝对方直接把他送回了家。
“下午2:00,我来办公室寻思写点东西,日照文博部门的人又来了。他们要看的是当地出土的带有铭文的西周晚期青铜鼎。”孙敬明又热情认真地进行鉴定。这是日照出土的西周晚期古樊国的青铜鼎,残破过甚,幸好保留有铭文的部分,“太好了!”孙敬明高兴地说。当时樊国在今河南,这可证明西周时期山东莒国与江淮流域的樊国有文化交往,并且此前考古发掘在沂水还出土过黄国与陈国的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自然可以结合起来研究。看完以后孙敬明很兴奋,做了记录,为以后的研究搜集资料。
孙敬明说,前来鉴定的常客不少,虽说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免费鉴定,但能够帮藏宝人鉴定藏品的真假、年代、功能等,他还是很开心。
免费鉴定,只看真假不估价
孙敬明鉴宝的原则是免费鉴定,只看真假,不估价格,也不出鉴定证书。他的家中也没有一件藏品。他说:“这是真正考古工作者的戒律,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考古学家的家,能抄出蒋介石委任这位专家为某省省长的委任状,有的专家家中还抄出奶糖、香皂等紧俏物品,但是绝无一件文物。你想我们从事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家里有收藏,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自然就有瓜田李下之嫌。况且国家就有专门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能搞个人收藏的规定!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余年,国家文物局颁发从事文物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如果有一件藏品,那么收藏界就会说他藏有很多。我也从来不去大集文物市场,因为搞收藏的大都认识,即便不认识的,如在大集上一传,也就认识了,不知道要做何种说辞。”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孙敬明看过的国家和民间文物收藏品有数十万件,其中免费鉴定过的民间藏品有万余件。“很多人找我鉴定完都问价格,我说我只看东西对不对,不知道值多少钱。”实际上,在孙敬明的眼中,所有的文物都只有文化和历史价值的高低,他绝不会用金钱去衡量某件文物的价值。
因此,对于现在热播的一些鉴宝栏目还有社会上一些有偿鉴宝活动,孙敬明觉得是“剑走偏锋”了。“有一些号称是大地方来的大专家,其实在国内学术界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大家一听这个人是国家什么协会的,国家什么公司的,以为水平会很高,其实他们的学术造诣大都很一般,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孙敬明说,这些人给人看了藏品的真假以后,出具了鉴定证书说是真的。如果这个藏家不再找专业人士鉴定,他买到的可能是赝品。也有的藏家自己明知收藏的是赝品,花钱出鉴定证书,为的是将来好出售。其实真正的收藏行家是不在意你的鉴定证书的。
对于社会上胡乱出具鉴定证书的现象,孙敬明也提示藏友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者,否则就为那些不学无术的假专家提供了“免费午餐”。实际上有些搞收藏多年的藏友,根据自己的经验大致上是可以判断藏品真假的,但是如果没有专家的鉴定证书,总觉得不放心,也不方便出售,于是才会找好几个专家鉴定,出证书,正是这种“买放心”的心理,给了那些假专家以可乘之机。孙敬明提醒藏友们不要为了证书花冤枉钱。
鉴宝是为了学习积累知识
对孙敬明来说,鉴定的过程是一个了解流失民间文物走向,收集文物资料信息,开阔视野,紧跟造假的步伐而锻炼培养眼力的机会。“不给钱不看,给钱少了不看,那就失去了看真东西的机会了。”孙敬明说免费鉴宝带给他很多“知识财富”,而这些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们市博物馆每年都举办一次免费鉴宝,前年我就看了两面铜镜,很珍贵。铜镜以前看过很多,这两面铜镜的特别之处是它们外面都包裹着刺绣精美的‘布套’,我们称之为锦囊,这是比较少见的。以前我只是从书上了解到铜镜一般是放在漆奁(lián)中,而放在锦囊中的则从没见过,这次真的见到了,就积累了经验。”孙敬明笑着说这么多年的鉴宝经历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见到了民间收藏的郑板桥真迹。说来也是机缘巧合,2004年10月,孙敬明出版了一本名为《郑板桥与潍县》的书,这本书是齐鲁历史文化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共有100本。后来省里为了宣传研究成果,便请齐鲁晚报的记者采访了这些书的作家。关于孙敬明这本书的报道当时发了4个版,篇幅很大。2005年的夏天,有一名莒南的读者打来电话想请孙敬明代为鉴定一幅郑板桥画的竹子,孙敬明欣然接受。当这位中年男士带着画前来的时候,孙敬明看后十分吃惊,同时又很兴奋,因为目前民间收藏的郑板桥的画中90%以上是仿品,而这幅画竟然是郑板桥的真迹。“那是郑板桥画给好友卢雅雨的一幅竹子,是幅画片,没有装裱成卷轴,但确实是真迹。”孙敬明笑着说是不是自己研究郑板桥这么多年,郑板桥托人把他的真画送来给他看了。记者发现,孙敬明回忆起那天看到真文物时的情形,就像小孩子得到梦寐以求的玩具一样充满了激动和喜悦。
遇到古画造假 戳穿高超骗术
孙敬明告诉记者,20年来找他鉴宝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不少人被文物贩子骗取大量钱财还执迷不悟,也有人通过找孙敬明鉴宝,避免了上当受骗,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孙敬明说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次他到东营去,有不少大有财力的古玩爱好者找到他鉴定藏品,这些人虽没有太多文物鉴定知识,但是却出手大方,购买古玩时经常是头脑一热就买下。“有的人说孙老师,到我家帮我鉴定一下,我去了一看,一屋子堆满了青铜器、瓷器和字画,花了一百多万买的,只一两件是真的。”孙敬明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个收藏者花了30万买了幅画,卖画的文物贩子说这幅画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偷出来的,“故宫里挂的那幅是赝品,真的在我这里”,孙敬明说收藏者对文物贩子的话深信不疑,“当我告诉他画是假的时,他脸色一变,像被判了死刑的罪犯一样,毕竟30万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大一笔钱。”
因为上当受骗的收藏者不计其数,因此尽可能帮助他们戳穿文物贩子的骗局是孙敬明的心愿,他也觉得自己有义务这么做。他最为自豪也最费周折的一次鉴定是在2007年。一天,本市一位藏友找到孙敬明,说有人向他出售一幅边寿民的芦雁图,出价8万,这幅画与某拍卖行图册所示一模一样,而且,在一本1996年出版的《扬州八怪绘画精品录》上也能看到一模一样的画。“这三者都能对起来,应该不会有假,但是我跟他一起看画的色泽、纸质、玺印、笔法,总觉得可疑,但又因画作、书籍拍卖图册三者一致,无懈可击。那一天看到晚上12点,后来我注意到,在卖家所持的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扬州八怪绘画精品录》上,印有边寿民芦雁图的那张纸页好像与其它纸页不同,看起来略新一些。因为这些年经常到印刷厂去印书,所以对纸墨印刷也有点了解!”孙敬明说他怀疑卖家对书做了手脚,换掉了书页,于是就托博物馆一位同事从当当网上买来一本同一出版社同年月同一次出版的《扬州八怪绘画精品录》,对比发现,果然是卖家换掉了这一书页,造假手段如此高超,让人防不胜防。藏友十分感激孙敬明如此大费周折,从那以后经常登门拜访。像这位本市藏友一样接受过孙敬明帮助的收藏者都与他培养了深厚的友情。
因为对考古有多年的经验和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孙敬明经常被一些单位邀去鉴定。虽然见过的宝贝无数,但这几件国宝级的文物仍令孙敬明印象深刻。因为孙敬明的心细如发和对古文字了解,临淄出土的铜剑和诸城出土的编钟编镈得以成为当地的镇馆之宝；潍坊市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青铜戈得以还原真实身份；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玉簪得以合为一体……
释出燕昭王铜剑铭文
1998年初孙敬明和山东省钱币学会的领导出席淄博钱币学会颁奖仪式,会间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的老馆长张龙海研究员,张馆长告诉他临淄淄河沙滩中新近出土一把铜剑,由挖沙农民韩如水挖出,上面有铭文,但是不认识,想请孙敬明帮着辨识。当时正好潍坊这边有会议,孙敬明没有来得及见到这把铜剑。
没过几天,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玉德先生来潍坊接孙敬明专程到临淄鉴定这把铜剑。当孙敬明把剑在手细查文字,当即释“郾王职作武某旅剑”八个铭文。这个战国文字“郾”就是文献中的“燕”,燕王职就是燕昭王。也就是那位为得千里马而千金买马骨,筑起黄金台广求天下士,终于富国强兵,而命乐毅为帅一举攻下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并且占领齐国五六年之久,后来齐国田单用火牛阵计胜燕国军队,而一举收复失地,重建齐国。尽管文献记载确切,但是有关这位奋发有为的燕昭王的文物却极为少见。有关燕昭王的青铜剑,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中收录一件,但是时过50多年,已经不知下落,1977年陕西洛川出土一件,但是残为两截,而临淄出土中得这一剑,则是完好如初,文字清晰。尤其在齐国故都附近的淄河出土,其对研究战国晚期燕国攻下齐都占领齐国全境,则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该剑长59厘米,宽4.2厘米,重1000克,剑脊上铸有燕(“郾”通“燕”)王剑字样,该剑挺拔庄重,茎为扁圆形,在茎的两面各有一凸起的棱深入剑身,剑的刃部留下了砍刻的缺口,但至今仍锐利如初。
像著名的越王勾践所铸带有铭文的青铜剑已有十几把,件件俱是国之瑰宝。而这位大名鼎鼎的燕昭王之铜剑则仅有这一把完整的,且出土地点在临淄,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自是珍贵无比。所以不久就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剑不仅成了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且参加了一系列国家、国际的文物珍宝展。为此,中央电视台还到临淄专门拍摄纪录片,请孙敬明到临淄结合现场接受专访。
释出铭文,战国青铜戈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潍坊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青铜戈,上有凿刻的铭文,原本属于清代潍县著名大金石学家陈介祺的藏品,并见于陈氏收藏著录,亦为诸多金石学著作辗转收录。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文字未能全部释出。所以有关著作,诸如《三代吉金文存》释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长画戈”,《金文著录简目》释为“□大长画戈”。关于这件铜戈的年代、国别,大都定为战国或秦代,一般认为是秦国的兵器。孙敬明在1986年春整理库房时,即对这件传世兵器非常重视,估计当年陈介祺收藏时,可能进行过除锈,但当时并未显现出来,再一个则是这件铜戈的铭文有一个字为合文,即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所以很难辨识。经孙敬明仔细研究,反复考证终于完全考释出这件兵器铭文为“车大夫长画”。他继陈介祺以来再次全面研究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1992年,该文物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孙敬明又继续进行研究,终于考证这是一件齐国战国时期的兵器,而齐国兵器铭文几乎全是铸造出来的,而这件凿刻出的铭文,则是齐国兵器铭文的新例证。
发现铭文,“一般文物”诸城编钟编镈晋升国宝
1970年诸城臧家庄大墓中出土的编钟编镈16件,出土不久山东省博物馆专家即撰文在国内发表,但是并未发现上面铸有铭文；后来又先后赴省、市多次参加重要出土文物展览,但是均未发现上面的铭文。直到1986年孙敬明陪北京文物月刊编辑室主任、著名学者朱启新教授到诸城博物馆参观考查时,才由孙敬明发现编钟、编镈16件均铸有铭文,铭文相同为“陈匊立事岁,十月己亥莒公孙潮子造器也”。从铭文看出这属于典型的齐国铭文书体与内容,尤其“立事”一词,仅见于齐国,后来赵国、燕国都有所模仿。但是此套编钟编镈,不但涉及齐国,而且还有关莒国,这个莒国就是齐桓公当年避难,以及后来鲍叔牙规劝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毋忘在莒”的莒国。由此铭文,不但为研究齐国,而且还为齐国何时占领莒国提供科学依据,以及探讨春秋战国早期今诸城一带属于齐抑或莒均是大有裨益。所以,1992年冬,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审定这套编钟与编镈为国家一级文物,成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孙敬明说如果没有铭文,这一组青铜器只能算是一般文物,而铭文的出现确定了它们的身份,这对研究齐国的历史就非常重要了,因此也就晋升成了一级国宝。“铭文能够让这些文物自报家门,是哪个国家的,是谁做的,对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铭文可谓一字千金。”孙敬明感慨地说,做学问时,对事物的观察就是要心细如发,目光如炬,如此才能养成一种洞悉一切的职业习惯。
细心揣摩,将分离玉簪簪柱与佩饰玉片合为一体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榕教授来临朐对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进行发掘,此墓葬规模宏大,形制特异,为同时代墓葬所少见,其中出土墓主头上所戴玉簪一件。因年代久远,出土时簪上佩饰玉片,与簪柱分离,所以当作两件文物编号。当孙敬明对出土文物进行考察时,细心揣摩,反复观察,发现玉片中间两面有纵行凹槽,且簪柱上端又有与玉片凹槽厚度相同的槽沟。尽管是在夜间灯光下,孙敬明亲手将看似两件的玉簪插合在一起,得到专家赞赏。这种形制的玉簪在国内极为罕见,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找出商代邓共盉铭文“邓共尊彝”,为研究提供力证
1992年3月昌邑塔尔堡上河头村(今北孟镇上河头村)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邓共盉(hé)一件,由于年代已久,通体锈蚀。经过昌邑文管所文物工作者的精心清理,看出通体布满花纹,造型极为精美,在同时代同类器物中较为少见。为了研究这件铜器,他们邀请孙敬明前去考察。经过孙敬明依据此种器物铭文所在位置,再进一步仔细清理,终于在铜盉鋬(pàn)下之器壁发现四字铭文“邓共尊彝”,这为当地商代历史以及隋唐时期已出现的登州之名由来的探究,提供最直接的历史证据。
同时,此文物还可与寒亭朱里、坊子眉村一带出土的商代晚期有铭文青铜器进行比较研究,对探索潍河两岸商代古国古族的分布大有裨益。
本期图片由本报记者 孙锦 提供(署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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