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国及属国纪国侯、州国侯、维邑侯、棠邑侯
　　关于营丘谁是的问题，要从胡公徙都薄姑的原因及莱国复都营丘至莱国灭亡的莱国历史去考究，即能初见端倪。
　　据民国初年着名史学家、诸城人王献堂遗书《山东古国考》莱国条下载：“商朝莱国国都，大抵在昌乐县东南外沿区域(此指营丘)。莱国为宗主国，是逢公伯陵之后裔，其属国有纪国(时在今江苏省赣榆县北部)；州国(今安丘市杞城)；维邑(今高密市)；棠邑(今平度市棠乡)及今胶东半岛各莱国地莱州、莱阳、莱西等国。”可见，商殷时，营丘曾为莱国国都。太公时所争之营丘即此。莱国国都及大片国土被姜太公驱逐占领，窃居莱都为齐都，莱夷人哪有不争之理。故《史记》齐世家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讨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姜太公武力驱逐莱人地，而并入齐地。莱国人怨恨太公，并与姜氏结下不世之仇。于是，居营丘的姜姓，五世六侯屡屡遭受莱国及属国纪国侯、州国侯、维邑侯、棠邑侯等复国、复都的进攻。至哀公、胡公时，齐国国势日衰，如郑玄《齐诗谱》云：“太公后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纪侯谮之于周，周懿王使烹焉，国风日变”。胡公迫于无奈，只能退避三舍，西迁薄姑建都。齐献公夺取胡公政权后，试图回归旧都营丘，但迫于莱国势强，不敢复都营丘，只能沿淄河建都，即齐都临淄。齐国古都——昌乐营丘故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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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侯为何要污蔑哀公，纪侯是谁？
　　这里的纪侯指的是姜季。《青州府志》载：“纪，侯爵，姜姓；炎帝苗裔，封于纪(时在赣榆县)。世与鲁国为婚。周懿王取纪女‘亦赏’为王后。”纪侯姜季成了周王室之国亲，又敢于反映下情，周懿王很信所言。故纪侯告齐侯哀公御状，谮齐侯哀公吕不振于周天子面前，周懿王使(人)烹焉(下了油锅)，而立其弟吕静为胡公，称齐侯。从此齐、纪两国结下了不世之仇，齐想火纪，纪想灭齐。至齐胡公时，齐国国势日衰，又遭受到莱国姜姓宗主国及属国棠邑侯(今平度市)、维夷侯(今高密市)、州国侯(今安丘市)、纪国侯(今江苏省赣榆县)等莱族侯国的联合军事进攻，齐胡公被驱逐出境．迫于无奈，迁都薄姑城(今博兴县柳桥镇处)。
　　纪国侯姜季率领其四兄弟继续北进，占领了纪、郑、郚、郚四国地盘。3年后，其少弟又占领了郁国(今临淄城东5公里，东安平，亦称石槽城)。兄弟五人分兵把口，形成了一道使齐国难于逾越的防线。自齐胡公以后。献公、武公、历公、文公、成公、庄公、弟公弟子无知共8世，368年的期间内，未能东进半步，反被莱国诸侯，尤其是纪国侯姜氏兄弟及其后裔数代掣肘300余年。直到齐襄公、齐桓公时，齐国国势日强，用了30余年的武力拼战，才收回了姜太公时所封的土地。如《左传》载：鲁庄公元年(前693年)，齐襄公率齐师，取邾、鄙、郚三国；二年伐莱(攻打营丘)。三年（前691)，纪季之后裔，以鄙人于齐地(为保宗继，献地于齐国)。随即纪国国亡。《左传》载：鲁襄公六年夏四月(前692年)，齐将军晏弱，城东阳(驻军临朐东境凡城，或益都城北关)。而遂围莱（营丘)，甲寅，堙之环城，搏与堞(即毁坏了城头上的女墙垛口）。又载：鲁襄公七年丁未(前566年11月)，入莱都营丘；莱侯共公浮柔奔棠(今平度市棠乡)。翌年，十一月丙辰(初十日)而灭之。迁莱侯共公浮柔郧(今龙口市归城，亦称菜子城，而幽禁了莱侯）。莱国国除。以上所见，即莱、齐两国之间的战争概况。亦同时证明鄌郚国或称郚国，是莱国宗主国姜姓的同姓属国，又是联合抗齐的中坚力量。同时得知，鄌郚国的灭亡时间为鲁庄公元年（前693年)，是被齐襄公率齐师所灭而国除的。鄌郚国存在的时间，从周朝初至被剿灭，历时达429年。证明鄌郚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文明古国，可与东南境营丘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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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麖即鄣族，今山东东平县的鄣城集或即其发源地。此处邻近太吴后裔的“宿”和“须句”。大略鄣人后来从北向南迁徙，东周时已迁至今江苏北部，《春秋．庄公三十年》记有“齐人降鄣”，《左传》昭公十九年有“莒子奔纪鄣”。这两条所说的鄣，诸家多以为指今江苏赣榆县北75里处的鄣城，①此时鄣人已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46页。
　　成为纪国的附庸。到战国时，今浙江安吉县北已有鄣人部落，秦代曾在此设鄣郡，即两汉书所称之“故鄣县”。《越绝．记地传》曰：“鄣，故余杭轲亭南”，即指此而言。《山海经》三处堤及“三天子鄣山”，其地望众说纷纭，多以为即今安徽歙、黟两县境内之山。我们以为应以今浙江、安徽交界之东、西天目山和龙玉山为中心，其西、南相连的山也当在内，始与《山海经》所述相符。据此可知鄣人活动范围甚广，北起山东，南迄江浙，旁及皖、赣，都有他们的足迹。试论巴、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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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卫在历史上以盛产渔盐而着称于世，更有荻水通商口岸，经鲁南、徐淮平原，直达关中，沿鲁北、燕赵大地通商于塞北，是"地隶青齐，距淮临海”的军事重镇。
　　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狩猎、捕鱼，繁衍生息，创造着自己的文明。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胡家林发现了属于旧石器中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据专家考证，这些文化遗存形成的时间约在北京猿人时期。另有小村周代文化遗址和多处秦汉文化遗存及文物出土。
　　夏商时，安东卫属东方九夷，亦称人方。西周初期属纪国，西周金文作己，姜姓，子爵国，初建都鄣地，也作障，吏学家均认为其故址在今安东卫(一说在虎山镇稍坡村西岭)。纪国原为炎帝后裔—‘支，在商未武王起兵伐纣时或是沾了与太公望姜尚同姓的缘故，因而支持武王并联合讨纣而得以继续封侯。纪国与莱、杞、齐、莒、向等国先后为邻。虽不及齐国那样功名显赫，但能以渔盐之利，与各国设关互市，开经商之先河，国内经济迅速发展，遂成为东方列国中的强国.《左传》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求避护，习见其国力之强。后来纪迁都今寿光(纪台村)，鄣邑仍属纪，又足见纪之疆域之大。公元前722年，纪国曾征伐坛姓小国，后又与强齐抗争。据史书记述：齐与纪本属同姓封国，但自周初齐哀公荒淫误国，被纪国群侯告于周天子，处烹刑，遂与齐国结仇。纪国与鲁国联姻，又由鲁国君侯作媒，把女儿嫁给周桓王，纪国与莱国也是通婚国，凭借这些关系，纪、鲁、郑三国结盟，和齐、宋、燕三国展开
　　了多年的战争。
　　公元前693年，齐襄公吞并了纪国的晋口(在今昌邑)并口(在今临朐)、吾口(在今安丘)三城邑。两年后，纪国内部分裂，纪侯的弟弟纪季将雀口邑(在今临淄东)送于齐国，以求谋国君之助。公元前690年，齐襄公出兵伐纪，纪侯弃国逃走，纪遂亡，其疆域北部被齐国抢占，南部遂为莒国之地，鄣邑初为莒治，后论为齐莒争霸之地，文互占领。
　　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越王勾践灭吴，继续北上，徙都琅琊(今胶南市南)，安东卫归越。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灭莒，安东卫又属楚，后又归齐国。公元前255年，楚北侵取鲁，复为楚治。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安东卫归属秦国，秦统一全国后，属琅琊郡。
　　西汉时，置海曲县(今东港区)，安东卫属海曲，东汉属西海县辖，三国魏时属城阳郡，西晋并人徐州东莞郡，北朝刘宋时为南青州东莞郡。公元529年属胶州东武郡梁乡县(故址在今东港区两城镇)，隋代属琅琊郡莒县唐代随莒县属河南道密州(高密州)，五代因之。北宋时属京东东路密州莒县。公元1184年(金大定二十四年)置日照县，安东卫属益都府莒州日照县，元代为中书省山东
　　东西道益都路莒州日照县辖。
　　公元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信国公汤和奉命于沿海筑城防倭寇(日本海盗)，始设安东卫，辖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附设二十八墩(烽火台)，十八店、十七铺，其辖域北起梅园、南至荻水、西至汾河(绣针河)，东至海，其城池、民社、学校、钱粮与州县同。1742年(清乾隆七年)，撤安东卫并入日照县，置安东卫巡检司，属青州营、至民国初，设立巡防营，后归日照县南乡。
　　1941年春，由于、日、伪、顽的不断“蚕食”，仅有安岚(今安东卫和岚山头街道)至碑廓东西30余华里，南北10余华里的狭小地带为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县政府驻碑廓。1943年春，将赣榆县的汾阳区(绣针河以南、柘汪以北)与安岚区合并为汾岚区。1945年1月，芦山县建立，汾岚区、碑廓区划归芦山县。1953年10月，汾岚区所辖绣针河以南的村庄划归赣榆县。原安岚区置圣岚区，后改为安岚区。人民公社化后，为安岚公社，1981年春，将安岚公社划分岚山头公社和汾水公社。1985年设汾水镇，2000年12月改为安东卫街道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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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有铭文的珍贵铜鬲--我市馆藏文物珍品介绍
　　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约2000年。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青铜文化。青铜器种类繁多，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等，曾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鬲是古代的炊粥器，一般为大口、袋形腹，下附三足。袋型足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商代晚期以后，袋形腹逐渐退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这件西周晚期鬲，通高19.5cm，口径16cm，敞口、圆唇、束颈、鼓腹弧档，口沿下饰重环纹，与腹对应的腹壁上各有一道扉棱。履碗式陶质盖，盖上有圆捉手。1976年在日照崮河崖出土，这是同样的四件中的一件。在口部内沿阴刻“伯媵女子乍宝鬲，子子孙孙永宝用”媵辞。可知鬲属媵器，即陪嫁之物，也就是说莱伯为其女儿陪嫁用品，让她世世代代永远享用。
　　据考证，此乃莱国之器。周时山东有个莱国，国都原在山东平度县南约25公里处，后迁黄县一带。那么为什么在日照区域内会出土莱国铜器呢？
　　西周末春秋早期，山东除齐鲁两个大国外，还有国力较次的莒国、纪国、莱国、郯国。各国互相争雄。西周时纪国未迁寿光、莒国未迁莒地之前，史料载“纪国本都于今江苏，赣榆东北七十五里处”，即现在的安东卫一带。纪国和莱国是通婚国。从崮河崖出土的这批铜器看，莱伯的女儿是嫁给纪国的身份较高者，当是赣榆、岚山、东港区一带均属于纪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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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缙云氏族留在北方和西方的活动踪迹，主要在山东省和重庆市。济宁市有缙云山，济宁，古为任国，春秋属鲁，战国属宋，后属齐。缙云山在漕河旁边，漕河即担负漕运的河流，即在运河一旁。晋阝 ，缙云氏族居住之城。在山东，古有二个晋阝邑。
　　（一）《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并阝、晋阝、吾阝。”
　　“ 晋阝”，杨伯峻注：“无传。并阝、晋阝、吾阝为纪国邑名，齐欲灭纪，故迁徙其民而夺取其地。”并阝音瓶（山东安丘县西），晋阝音赀（山东昌邑县西北二十里），吾阝（安丘县西南六十里）。鲁庄公元年，即周庄王四年（-693）。故此晋阝，本为春秋纪国之城，可以称为纪晋阝。
　　（二）《春秋·庄公十一年》（-683）：“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晋阝。”西晋杜预注：“ 晋阝，鲁地。”杨伯峻注：“此为鲁地，而在宋之间者，与元年纪邑之晋阝 非一地也。”故此晋阝，当可称鲁晋阝。纪晋阝与鲁晋阝，同名，应当属同一氏族。此外，鲁庄公元年，齐国军队迁晋阝人，庄公十一年，鲁国军队在晋阝地将宋国军队打败，相距十年。鲁晋阝可能是从纪晋阝迁来或是晋阝氏族双方合并聚居地的地名。
　　在当今的姓氏中，明确承认是缙云氏后裔的有许、云、章三姓，而这三姓又是黄帝二十五子中十二姓之——任姓（黄帝小子禹阳后裔）分支。许，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太岳佐夏，吕叔作藩。俾侯于许，世祚遗灵。”宋郑樵《通志·氏姓略二》：“许氏，姜姓，与齐同祖，炎帝之后，尧四岳伯夷之子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为太岳后。”云姓，《通志·氏族略四》：“云氏，缙云氏之后也。”有“缙云结庆，姬水导源”之说。章姓《通志·氏族略二》：“章氏，即章国之后也。姜姓，齐太公支孙封于鄣，为纪附庸之国，今密州有古鄣城，为齐所灭。子孙去邑为章氏……望出豫章（南昌）。”今浙江缙云、永康一带有章姓，缙云民国戊辰《章氏宗谱·源流世系》中，有“缙云氏”。并称“穆子虎，（姜）太公三世孙，受周封于鄣，今东平郡无盐县西北鄣城是也。东平在济宁之北，古为鲁国地。”永康《章氏宗谱》亦载：“太公有功于齐，齐封其次子于鄣，传十五世公革显，去邑为章，邓章氏得姓之始。”《民国山东通志》：“鄣，姜姓，齐太公支孙封于鄣，为齐附庸国。”为缙云氏族曾经聚居过的地方。
　　何光岳《炎黄源流史·缙云氏分布》中也说：“从济宁的缙云又叫晋阳山来看，晋， 晋阝、缙相同，缙云，古当为晋云，初居地当在今山西晋水。”因此，晋阳山，有怀土之意；缙云山，以农耕氏族定居而得名，有怀祖之义；到了春秋时期，在纪国的住晋阝，为纪的附庸，纪又为齐的附庸，晋阝其实是齐的附庸。公元前693年，齐襄人一部可能往西，迁到同族鄣地今山东东平一带；一部往地迁到鲁国，今山东济宁一带，和那里的同族聚居，八年（-690）齐灭纪国，鲁庄公十一年（-683），鲁军在晋阝 地打败宋师， 晋阝人又可能向南迁移，进入山东、江苏之交的赣榆一带，聚居而成为方国。齐恒公二十二年（-664），率军兼并鄣（东平），鄣人和 晋阝人会合加入纪鄣，聚族成为方国称纪鄣。齐景公二十五年（-523）秋，齐师伐莒，莒子奔纪鄣，齐军追到纪鄣，灭其国，缙云氏族中 晋阝、鄣等部，见城破，为了纪念，改姓为章，并继续南迁，散居于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缙云县境内有括苍山脉最高峰和主峰大洋（阳）山，连而称之为缙云大阳，当远古祖居地古晋阳山山名之分化。
　　重庆市缙云山，今亦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北宋《太平寰宇记》：“其山高耸，林木郁茂，下有泉水，东西分流，传之黄帝于此三合神丹，故得此名以纪之。”宋《灵成侯庙碑记》：“此山出于禹别九州之前，黄帝时有缙云氏不才子曰混沌，高辛氏亦有不才子八人投于宾，以御魑魅，各其于此。”明曹学亻全《蜀中名胜》卷十七引《图经》：“缙云山，在（巴）县西北百三十里，其山高耸多林木，下有温泉，分东西流，相传黄帝于此合药。”山中有缙云寺，初建于唐。故此缙云山，当“缙云氏不才子”氏族西流初居之地。
　　五
　　综上所述，缙云氏是神农皇直风后（封钜）从西北陕甘高原游牧到今山西大同桑干河上游一带后，为了抗击东夷蚩尤集团，与黄、炎和熊罴貅貔豸区虎等从多部落合兵（缙云结庆）时所取的氏族名称。在黄帝领导下，经过涿鹿、阪泉大战，统一了我国原始社会中原大地，以功封为夏官，是黄帝四大臣之一，因主治（政）南方一带，担任夷族地区的三苗之君。唐尧时，黄帝夏官缙云氏（风后）族仍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四岳之职，佐尧掌礼。其中一部与共工、鲧一起主张尧子丹朱世袭，反对虞舜接位。虞舜摄政后，为了架空帝尧的政治权力，把缙云氏当作四凶之一流放。一部分进入浙江中部，一部分进入四川。
　　而留在山东一带的缙云氏族，一支居北部住晋阝，西周时属纪国，已沦为齐的附庸。一支在鲁济宁一带，聚居地以缙云山为名。春秋战国时，南北二支都改为章、吕、许等姓。迁入浙江中部的缙云氏族，见山中孤石（鼎湖峰）和古文“祖”字同形，把它作为始祖的象征，遂成祭祀黄帝之地，而命名缙云山。黄帝夏官缙云氏族（风后）信仰宗教，后来和三苗瓯、闽、越等氏族不断融合和同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人们怀念始祖黄帝，早在先秦时期就建立缙云堂，开始祭祀；到盛唐改成黄帝祠宇，进行道州二级公祭，并将黄帝缙云氏族文化和方土、道家文化相结合，逐渐演变成为道教式铸鼎、觞百神、驾龙飞仙为主要内容的黄帝文化。浙江缙云县民居，都为黄帝合宫式，俗称道坛和明堂，也应是远古道教形态的黄帝文化的一种遗存。　　----------------------------------------
　　汾水镇(现安东卫街道)
　　位于市境南部，地处苏鲁交界处，南与江苏省赣榆县接壤。镇政府驻地汾水，距日照城
　　36.5公里。 隋末建村，村后有岭，名为汾水岭，村以岭命名，后演变为汾水。1985年5月置
　　镇。境内大部为平原，北部为丘陵。镇东有海防首冲要地安东卫，春秋时期是纪国的城邑，
　　名曰“纪障城”。明洪武年间，置安东卫，以辑安东方，故名，后相沿成地名。1658年 (顺
　　治十五年)，改立安东都司营，分防岚山头、张洛(今栈子)、涛雒、夹仓海口。1742年(乾隆
　　七年)并卫于县。现辖32个行政村、35个自然村，总面积49.9平方公里。农产以小麦、玉米、
　　地瓜、花生为主。镇办工业发展较快，现有15处，这里交通便利，东临岚山港，北依坪岚铁
　　路，烟上和岚兖公路纵横交会。1 989年，全镇总人口28672人，农民人均纯收入8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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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石臼的回忆
　　我的家乡石臼所，１９３０年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半渔半农的家庭里。我从三、四岁就记事了。听老人们说，这里也有过兵荒马乱，但是本地没打过仗，驻的是中央军，所以基本上还是太平的。
　　石臼所有城墙，分围子里外两部分，围子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还有一个西北门比较小一点，说这是为一家最大的财主家开的便门。城墙都是用石板垒砌的，非常坚固，城门也很有气派，不比日照城的城墙差。那时，不分这村那村，都说这个门里那个门外的，比如我的家就说是石臼东门里，我外婆家是南门外。
　　石臼所当时朝西不包括林家滩小滩，朝北不包括戴家村、马家庄，朝西北不包括张家村。围子里，从东门到西门从南门到北门都是一华里，即半公里，里外的总面积最多不超过三个平方公里，住家约两千户，人口约一万，这是我毛估估的。
　　地方虽小但是个好地方，它比日照城还好，日照城就是逢五逢十大集，平时冷冷清清。而石臼特别是石臼所的西门外，除了每天一早市�熛挛缁褂泻Ｏ视闶孝熁褂卸嘀值昶獭⒄环俊⑸毯拧⒚骋姿�、交易所、饭庄饮食摊位到处都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天然良港，进出的货物很多，有花生米，花生油，黄豆，生猪肉咸猪肉，鲜鱼咸鱼，山栗子，大蒜头等等。有的出有的进，主要是出。所以来来往往的客商很多，推车的，挑担的，小车、马车推的拉的，驴驮的，马拉的，骆驼也不少。
　　前海崖泊的是两条桅杆的小船，深水区停泊的五条桅杆的大船，都忙个不停。不仅是西门外，就是围子里，南门外甚至西南堰也有商号，客栈，仓库和骡马店等。围子里还有刘士林的中药铺，这是一位威信很高的老中医。南门里还有一中西药房。至于石臼的小吃也不少，有日夜供应的刘顺一家的小肉包，还有刘记十字街口面锅上的面条，高老十家的猪头肉在十字街口晚上也能买得到。还有谁家的烧饼，谁家的豆腐卷，谁家的粽子，谁家的香油果，谁家的点心，谁家的火烧，谁家的烧鸡……。
　　当时的西门外是最繁荣的，最热闹，那时就有商家会做广告，如栈店铺所门前就有各式各样色彩的旗幡，写着的“诚信为本”和“近悦远来”等，有些字我就是从这时认识的。最喜欢看的就是远方来的骆驼，这说明那时石臼所的生意就做到内蒙古等地去了。有运进来的也有运出去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运输工具都是来去满载的，这时石臼所的生意好做钱好赚。
　　像我父亲这出粗力的人也给人家推小车送货，往西到过大店、十字路，往南到过柘旺、赣榆。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卖过油条花生米。
　　石臼港有五条桅杆的大船跑上海、跑江南，听爷爷说他就到过江苏的浏河。我家东隔壁的邻居朱志奎就是跑上海的，我外婆和邻居孟家也是在大船上跑上海的。这说明当时石臼人都是吃这个港的饭的。
　　石臼还有个轮船公司，是南门里的贺仁安开的。有吉祥、兆祥等“祥”字号的好几条船跑青岛，跑威海，跑烟台。那时包括我奶奶一听到汽笛声就知道是贺记的哪一个“祥”回来了。
　　石臼所交通也是吃这个港，发展的是海运。
　　石臼的文化教育除了有几个零散的私塾，当时只有一所小学。但是庙宇倒不少，有城隍庙、三爷庙、关爷庙、大火神庙、小火神庙、土地庙，最大最好的是龙王庙，而且有石臼标志的灯楼子（灯塔）就在龙王庙旁边，高高的灯塔和大大的龙王庙连在一起很好看。后来拆掉了太可惜。
　　其实石臼的自然环境是很美丽的，向北望去有丝山，活像一条秃尾巴的巨龙欲钻入大海；向西南望去有奎山，好似一座沉重的天然大笔架；往西北望，还有隐隐约约的河山，云雾缭绕犹似仙境，太阳好象总是落在它的后边，夕阳余辉光彩灿烂；在石臼的东海边上观日出，太阳活似一个大火球，在它欲出水面的时候最好看，由于海水波浪起伏的动感，使人看到的感觉是：它还要摇一摇抖一抖才跳出海面，火球上好像还有水滴下去似的；南面是迷人的港湾，是我们的前海崖，前海崖的沙特别好特别细，这里是我们儿时最喜欢到的地方。这里可以学游泳，也可以捉小鱼捉小蟹拾蛤蜊。
　　石臼的宗教好像主要是道教。
　　石臼前海崖，面对大海，沙滩有一处叫公所的建筑物，里面有“义气千秋”四个大字的黄色长条旗，是个什么教还是什么道会门，我一直到现在搞不清楚，入这个团体的说叫“在礼”，我的伯父好像是“在”这种“礼”的。
　　石臼所还有“同乐会”，有时候逢年过节赶庙会，搭台唱戏，一般的在“公所”前面，也有在龙王庙的时候，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有戏班子唱京戏。
　　石臼所有驻军，有警察局。人们说石臼自古就是个驻军守卫海防的地方。还说如同什么卫呀，什么府呀，什么蒙呀，什么寨呀都是古代驻军之地。
　　１９３７年石臼所变了，那时我七岁，卢沟桥事变后，我记得有两首抗日歌曲是人人会唱的。一是：“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和枪……”；一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日的一天来到了，抗日的一天来到了，前方有英勇的八路军，后方有全国的老百姓……，杀，直到把鬼子都杀光”。侵略占领石臼所的鬼子是从海上来的，望出去有像小山似的大兵舰，也有离岸很近的小炮艇，海上有机关炮嘟嘟，上头有飞机扫射，扔炸弹，人们着实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下的腥风血雨吓呆了，惊恐万分地向外逃，除了各家跑不动的老人们之外都跑了。爸爸妈妈背着三岁的弟弟拖着我出了东门就往北跑，眼看着飞机忽来忽去的盘旋着扫射，有的“腿肚子都转”了。飞机低到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膏药旗，甚至看到机前头的人，真是吓死人了。就这样跑跑歇歇跑跑，一直跑到了丝山后的刘家楼。鬼子在石臼有两个司令部，海军的陆战队是驻在南门外，陆军是驻在西北门里。海军挂的是他们的军旗有斜杠的，陆军是他们的国旗，即膏药旗，后又来了个宪兵司令部也是膏药旗，驻在十字街口南边路西，这是一个最使人恐惧害怕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后回忆以往的人和事，日本鬼子侵略八年，正是我七岁到十五岁的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鬼子兵们出城扫荡�熐澜倩乩春蠖嗍蕉嘌�的丑态。亲眼看到他们把关在监狱里的人用铅丝穿透手心一串一串的游街。把抓到的八路军的头砍下来挂在城楼西门上示众，也常听到宪兵队里用苦刑折磨同胞传出的惨叫声。在鬼子登陆时中央军没有抵抗，不知哪儿去了。
　　鬼子来了以后对石臼所本地的这个小圈圈里，倒没有大砍大杀的，没有像出去扫荡三光那样，目的是要大家都回家，也许他们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吧。可是石臼所原来的太平繁荣的景象却一去不复返了。到处是铁蹄声声，“八格”，“八格呀噜”，喝醉后的吆五喝六。受耳光，枪托，铁钉皮鞋，刺刀威吓，是老百姓“吃”的家常便饭，我爸爸是“吃”得最多的，连我这个孩子也没有幸免。亡国奴的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实在不堪回首。
　　他们要戒严就戒严，要查户口就查户口，要你出工就得出工，要你出钱就得出钱，要你点头就得点头，要你鞠躬就得鞠躬，要你缴税你得缴税，要你纳粮你得纳粮……。“老百姓真可怜，吃了树皮吃草根……”这就是老百姓当时穷苦的真实写照。
　　旧社会有钱人家天天大鱼大肉，穷人家一年四季也吃不到鱼和肉，就盼个一年到了头过年能吃上顿肉。可我，在日本鬼子时期有一年过年也只割半斤肉，这半斤还得分成两半，一半包饺子，一半煮熟切成肉片，既要敬天又要敬地，还得给老祖上坟，即只能用萝卜菜丝煮过后盛满碗，每碗搁上几片盖一盖，上供以后，连菜加肉再切棵白菜熬上一锅过年菜饭，吃一顿“合家欢”，年就过了。
　　石臼的大多数人都很穷，但是也有几家响当当的大财主，象刘五端呀、贺仁安啊，高家长盛、增盛等，那时虽没有什么环保绿化等等，但他们家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什么名花、名木，奇石秀水，大大的宽敞的庭院，真是好看极了。
　　老百姓之所以穷和苦，是因为石臼所历来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吃港”。鬼子来了后活港变成了死港，海上除了它们的军舰炮艇和供给船之外，已无别的船只进出，一切靠吃与这个港有关的饭的，都无饭好吃了。靠渔的也只是一部分人，而且就是打着鱼也卖不出去，因为这石臼所已是个“死所”，光靠石臼所本地的人又能有多少人吃鱼？所以渔业也渐渐衰落。靠农，石臼所人多地少，而且有好多人家是没有土地的，就是有点地的，象我家的一亩半地是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港死了，所死了，商贸停了，交通断了，一切可以赚大钱小钱的生意和体力都丧失了，人们的活路都被剥夺了，这就是石臼所穷和苦的根本原因，根本的根本是日本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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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巴、越关系　徐南洲
　　巴与越作为国家而言，两者疆界相去甚远，交往不多。《吕览．简选》虽说吴王阖闾“西伐至于巴蜀”，实属夸饰之辞。其前锋也只追至巴境东邻的楚地，更谈不上至蜀。但就巴、越两个族群而言，则关系颇为密切。不仅文化、习尚类似，历史发展也不乏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均与两族群中的某些族系渊源相同是分不开的。探讨此类关系，对于研究我国民族的融合和形成或许有所裨益。现据有限资料，谈些浅见，凡他人已言之甚详者则从略，避免重复而已。
　　相同的文化、习俗
　　作为新石器时代越族文化特征的双肩石斧和有段石磷，在鄂西、湘西和川东一带巴人所在地也有所发现。o这至少可以说明巴、越文化交流甚早。所以，后来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见到的巴人也有擅舟楫之利、断发文身、巢居干栏、船棺岩葬等等与越人相同的习俗，绝不是单纯以地理条件类似可以解释
　　①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的。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讨悬棺葬，发现古代巴人所在的鄂西、川东一带的僚人、怀人的悬棺葬式来自闽、赣武夷山区的古越人，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①，可能其族属亦当相同。
　　文化方面值得称述的，尚有兵器的制作。巴越同擅者有三：越人以铸剑名于世。吴之干将、越之欧冶皆为铸剑能师．《越绝．宝剑篇》称欧冶“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所造的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五剑，为吴、越、秦、楚诸国之君竞相争藏；楚王窃得湛卢，秦王竟“兴师伐楚”欲夺之。而巴人特制的柳叶式宝剑，也堪称锋利，为巴墓中最典型的器物。此同擅者一也。越人又以产钺着称，越族之得名或即因此而来。巴人也产钺。如“巴县冬笋坝巴人墓中，几乎每一座都有一至两件出土，置于死者头部两侧”②。此同擅者二也。古代有盾牌，防御兵器也，全国产地有二：一在吴越，一在巴蜀。《释名》曰：　“大而平者为吴魁，本出于吴”；　“隆者曰滇盾，本出于蜀”，　“或曰羌盾”。其实就是巴人板盾蛮所制的“板盾”。韦昭注《国语。吴语》曰：“文犀之渠谓盾也”，渠与魁一声之转。③可见川东的板盾蛮及其居住地宕渠县或皆因造盾而得名。此同擅者三也。从此三般兵器而论，不管是剑，是钺还是盾，皆属于防御型的短兵器，为巴、越军旅共有之特征。此种特征之形成，绝非一两代人所能及，应该是长期抵御外侮的结果。这就是巴、越人民“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在军事上的反映。
　　①　梁太鹤：《岩葬与越僚关系》，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稿)。
　　②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③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7，释名。
　　巴、越的族属关系
　　先论族源。巴既有所谓白虎之巴的巴、樊、晖、相、郑五姓，又有濮、宾、苴、奴、镶、夷、蛋等蛇巴之族，还有“五溪”之巴等等。越亦然。其东西七八百里地，“各有种姓”，故被称之为百越。是知巴、越两族群内部，尚且不尽同源，两族群之间当更无论矣。然而，如《隋书．南蛮传》所称百越的蛋、怀、俚、僚、包等，巴地也有此诸族。可见就少数或个别族属而言，当系同源无疑。这应当是由于民族迁徙的缘故。如蒙文通先生《百越民族考》所称：“苍梧古有南巴之称，疑自楚以西、自巴以南至于苍梧，古皆称巴。”如此说成立，则巴人尤其是五溪之巴，必同岭南百越之族有相互交往、迁徙，甚至融合的可能。可见就两族群中的少数或个别族属而言，确有相同的渊源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古籍记载巴人族源最早者当推《山海经。海内经》，其文曰：
　　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
　　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此不必为巴族群中所有巴人之先祖世系，但属于其中的一个支派则无疑。此支巴人尊太吴为祖先，应为东夷族属集团。按徐炳昶先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称，此集团早先活动于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毗邻的一大片地方，巴人的原始踪迹亦当在此范围之内探寻才是。
　　“咸鸟”两字合称之名，不见于典笈，疑为太昊族的两个分支，现仅按氏族图腾考之。咸，或鹿之省文。《尔雅．释兽》曰：“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麖。”知鹿为虎子中之出类拔茬者，这只有白虎足以当之。《华阳国志．巴志》曰：“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煞群虎”，可证。据管见所知，古氏族以白虎为图腾者大略有二：一为吴地上着。《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曰：“阖闾冢在阊门外，名虎丘……千万人筑治之，取土临湖口，筑三日而白虎居上(张宗祥注：　《史记》集解引《越绝)作葬之三日)，故号为虎丘。”此白虎出现于葬后第三天，说明它与吴王室无关，实为居民按吴地葬俗所塑的白虎石雕。故传说秦始皇巡苏州，拔剑击其虎，“一剑砍在石头上，把猛虎吓跑了”①。二为廪居之巴。《后汉书．南蛮传》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我国少数民族常有人死后魂魄返祖的习俗。如解放前云南景颇族，人死后，巫师要念经送其灵魂归还本族的发源地，并有固定的路线。②廪君和阖闾死后，皆涉及白虎之事，说明二族皆以白虎为其祖先氏族的图腾。与景颇族送魂的意义相同。廪君之巴及吴地土着均崇白虎，绝非偶然，应有共同的祖先。以白虎为图腾的氏族，其最初的地望或与甲骨文中之虎方有关，有待详考。
　　以鸟为图腾的氏族甚多，越地土着则是其一，林华东同志证之甚详。如河姆渡出土器物，多见有鸟的图像。湖北江陵出土之越王兵器等物所镌文字多为鸟篆体。《越绝书》《吴越春秋》有鸟民、鸟田、百鸟等记载。句践本人名鸠浅，亦见于江
　　①　《苏州史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　云南历史研究所：　《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陵出土之句践自作用剑，故越王句践或为郯子所说之五鸠族后裔。《吴越春秋》记越王无壬的言语为“鸟禽”之声①，亦可佐证。后世巴人中以鸟为图腾者，有鱼凫氏族；大略为长江边卜以捕鱼为生的氏族。鱼凫，川东称为水老鸹，为渔人所饲，常入深水捕鱼者也。《左传》记今奉节东有古渔国，汉设鱼复县。
　　吴地有白虎图腾氏族，越地有鸟图腾氏族，其与巴人祖先咸鸟有关，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以虎、鸟为图腾的两个氏族，关系至为密切，在神话中亦有反映：张华《博物志》曰：“越地深山有鸟如鸠，青色，名曰冶鸟。穿大树作巢如升器……伐人见此树，即避之去……若有秽恶及犯其上者，则虎通夕来守，人不知者即害人。”出土文物可证者，有河南信阳长台关第二号楚墓的“双凤皇踏虎”木雕(彩绘，战国文物，见《中国雕塑史图录》第146页)。此皆可证明虎、鸟两族或共为一个胞族，或互通婚姻。如句践确为五鸠之后，舒、鸠之族在今安庆、合肥间，与虎方邻近，两族有共同的地域，其关系密切更毋庸赘证。
　　巴之第二代祖先为乘厘。也不见于载笈，仍以图腾求之。乘即麖，厘即麖。厘、麖同为来母，乘、麖同为舌音，故皆可通用。《尔雅》释尘为牝麋，释麖为牝麖。越地有古麋国，《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曰：“越杀麋王，麋王无头骑马还武里(按：今无锡东二十里有古麋城当即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曰死。至今武里城中午日不举火。”今本无此条，但可见于《越绝书》，其《记吴地传》曰：“巫门外麋湖西城，
　　①　林华东：《试论河母渡文化与古越族的关系》；《再论越族的鸟图腾》。
　　越宋城也。时与摇城王周宋君战于语招，杀周宋君，毋头骑归，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此条似将麋王与摇王事相混，当从《吴越春秋》之说，但于此可知麋王住地府在苏州之北无疑。
　　《路史．国名记》称有二麋国。一为少吴之裔，当即指此。一为高阳氏之后，即芊姓之麋，在楚地。《论衡。书虚》称海陵有麇田。《后汉书．郡国志》广陵东阳县条称其县多麋，引《博物记)曰：麋“十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峻。民人随此峻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广陵郡治在今扬州市，东阳即安徽天长县，而海陵为今江苏泰州市，在古长江入黄海处。海陵、广陵皆在苏州以北，大略这一带也系古麋国之地。另据《水经注．淮水》，“又东至广陵淮南县人于海”，郦注引崔琰《述初赋》“吾夕济于郁州也”，赵一清释曰：《寰宇记》海州条所引尚有“古老传言，此岛(按：今连云港之云台山一带，此地古时为海中一岛。《海风东经》称之为郁州)人皆先是麋家之隶，今存牛栏一村，旧是麋家庄，牧犹枯祭之，呼曰麋郎。临祭之日必着犁铧，执耕鞭。又言初聚妇者，必先见麋郎，否则为祟。此等文句今皆缺失矣。”《王氏合校水经注》引《寰宇记》此条记麋人之事最详，知麋人播居之迹遍及今江苏全省及安徽东部。
　　麖即鄣族，今山东东平县的鄣城集或即其发源地。此处邻近太吴后裔的“宿”和“须句”。大略鄣人后来从北向南迁徙，东周时已迁至今江苏北部，《春秋．庄公三十年》记有“齐人降鄣”，《左传》昭公十九年有“莒子奔纪鄣”。这两条所说的鄣，诸家多以为指今江苏赣榆县北75里处的鄣城，①此时鄣人已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46页。
　　成为纪国的附庸。到战国时，今浙江安吉县北已有鄣人部落，秦代曾在此设鄣郡，即两汉书所称之“故鄣县”。《越绝．记地传》曰：“鄣，故余杭轲亭南”，即指此而言。《山海经》三处堤及“三天子鄣山”，其地望众说纷纭，多以为即今安徽歙、黟两县境内之山。我们以为应以今浙江、安徽交界之东、西天目山和龙玉山为中心，其西、南相连的山也当在内，始与《山海经》所述相符。据此可知鄣人活动范围甚广，北起山东，南迄江浙，旁及皖、赣，都有他们的足迹。
　　麋、麖皆鹿属，故乘厘的图腾为麋麖合体，试从巴族的图腾观之，疑此二族后来融合成巴人中之壤族。滚亦写作■。■、麖两字疾呼即得攘可证。
　　（肥）非攻
　　巴人第三代后照，亦与越地氏族有关。后照之后，古音与侯、朐皆属群母侯部，故常通用。《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宝鼎宛朐，而同书之《孝武本纪》“黄帝得宝鼎宛侯”可证。是知后即朐人。《路史．国名纪甲》称朐为太吴风姓之须句。《公羊传》须句作须朐。朐人的发展也系由北而南，《水经注．济水》称今山东东平县西北有朐城，朐城之东北有战国齐的朐邑，汉时因其城临近朐山，故名为临朐。此朐山亦名覆釜山，与浙江会稽覆釜山同名，疑为朐人迁徙之迹。今连云港境内也有朐山。秦始皇三十五年东巡曾立石于东海上朐界中(按：今为黄海)，以为东门关，即指此而言。秦代在此设朐县，其地望在今连云港西南。①再者，太湖古名具区，疑即须句或朐之异写，《水经注》巨洋水条曰：　“巨洋水即《国语》所谓具水矣……王韶之谓之巨篾，亦或曰朐■，皆一水也”，可知具、巨、
　　①　《元和志)卷11，海州；《方舆纪要》海州，第221页。
　　朐古音亦可通用。今浙江定海县北有大、小衢山，古亦称为朐山。①古音侯部的朐、句、具、区、欧等字多见于今苏、浙、鲁、闽一带的古地名、族名中，绝非偶然，应与氏族迁徙有关。
　　朐的引申义为蚯蚓，亦即朐忍，川东人称为曲鳝，《尔雅》称蠖蚓，汉代巴郡有朐忍县，在今云阳西之黄泥溪。《十三州志》曰“朐忍地下湿，多朐朋虫，故以得名”。考该地气温、湿度及蚯蚓数量与川东各地无异，此说实系附会，未可据信。按朐忍实为巴人的一支，称为朐忍夷。　《华阳国志．巴志》有“夷朐忍廖仲”云云，即为明证。云阳黄泥溪或即为朐忍夷的聚居地，故以族名地。朐忍夷应以蚯蚓为图腾，甚明。
　　后照之照，　《御览》作昭。昭、摇为叠韵，亦通姚。《荀子．荣辱》“其功盛姚远”，《汉书．五行志》“远哉摇摇”可证。按地名，越有余姚；按氏族，越有摇越。《记吴地传》曰：“通江南陵，摇越所凿。”此摇越当为族名，属越的一支。同文又曰：“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去县(苏州)五十里。”说明摇族有自己的城池。又说：“宿甲者，吴宿兵侯外越也。去县百里，其东有大冢，摇王冢也。”宿甲应为摇族故地之名。同文又称“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去县五十里。”说明越地的摇族不仅有自己的故居，有先王陵墓，有城池，而且还善于凿渠，兴修水利。吴、摇两族关系密切，所以吴王子得居于摇城。《史记．吴世家》载吴太伯第十世孙为吴王“周繇”，或与古摇人有血亲关系。因繇、摇古通用。《尔雅》“郁繇，喜也”，《古逸书．乐稽耀嘉》“酌酒郁摇”注曰：
　　①　刘钧仁：《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凌云书房排印本)，朐字条。
　　“郁摇，喜悦也”，可证。与周繇有亲属关系者或即前引之“摇城王周宋君”。吴摇关系密切，与其地域邻近，人民杂居有关。
　　《史记．东越列传》有“越东海王摇”者，司马迁称他为句践之后，姓驺氏，《索隐》以为不姓驺，当从徐广之说驺应作骆，《会证》引梁玉绳等人之说，称此摇王非句践之后。可从。从匕文可知东海之摇王应属于吴地之摇族。因秦并越后“废其君长”，失其称王之尊，故尔南逃入闽，后来乐于“从诸侯灭秦”，驺姓或即周姓之同音异字。
　　摇人之图腾当为鼍，即解。古音昭、摇、鼍、解皆为定母可通。鼍、觯即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特产的扬子鳄，①因其声如鼓，夜鸣应更，故《尔雅》曰：“吴越谓之解更。”《周书．王会》也有“会稽以鼍”。《文选．(李斯)上书秦始皇》云：“灵解之鼓”，注曰：“鲤，徒河切”，又引郑玄曰：“觯可以冒鼓”。按其音义，■即鼍的异名。《古本竹书》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征至于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鼋、鼍，注家无解，考鼋或即皖人。皖，《潜夫论》作“院”。《路史后记》作“阮”，即以大鳖为图腾的古氏族，其地望在今安徽，故安徽亦简称皖。鼍当即指摇族，皖、摇皆水居之族，善驾舟船，故《潜夫记》之摇写作“■”，从水，注家以■为譌，实非。穆王东征，所率中原人不识水性，故需依赖皖、摇二族之运输操船。《世本》称摇人偃姓，皋陶之后，亦当属于东夷族属集团。
　　巴人中之摇族即是巫诞。邓少琴老师以为，巫诞之巫，当从应劭“夷水出巫东人江”之说，指地名。诞当从《寰宇记》所说作蜒，巫诞即巫蜒，又引《大戴礼记．劝学》“蛇■之穴”，
　　①　丁静：《生物学辞典》，第1710页。
　　王聘珍说解即饵。①巫蜒即巫地之摇族的分支。《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即廪君为摇人之裔。《南蛮传》称廪君为“巴氏子务相”，善使剑，能掷剑中的，又识水性，乘土船不沉，此皆为越人、摇人的技能。又称其“魂魄世为白虎”，说明摇人确系咸鸟之后，并由此可知“后照是始为巴人”的涵义是说：东夷族属集团的“朐”和“摇”两个部落迁徙到巫山山脉时，才被称之为巴人。故“巴”最初应当是部族所在的地区之名。这个地区就是纵横于今川、陕、鄂、湘、黔五省之交的巫山等山脉(包括今大巴山)。故《世本》曰：“巴氏，巴子国子孙，以国为氏。”(陈其荣辑本)
　　在出土器物中有巴族群的图腾。②图腾为一椭圆形，中间蹲一白虎为巴族群的总族徽，四周围绕着十组图像：有嫡系的白虎，有展翅立于船头即将跃入水中的鱼凫，有麋麖合体四不像的攘，有弯曲蜿蜒若掌指的蚯蚓，也有头尖尾长的扬子鳄，以及其他氏族的图腾。这几种图腾与前面的考述是完全相符合的。
　　对山海经巴人世系的考察结果表明：巴人的部分支系与吴越之地的一些氏族和部落，确有着族属渊源关系，这种族源关系正是形成上面所说的巴越文化习俗相同的根本原因。
　　“羿射十日”的历史背景
　　来自东夷族属集团的上述巴、越氏族部落，他们是如何由
　　①　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第61、62页。
　　②　卫聚贤：《巴蜀文化》图三。
　　北向南，向西播迁的?为什么要迁徙?原因和情况可能都较为复杂，古史辽远，记载阙如，难以详考。然而也并非毫无踪迹可寻。正史不载，试从传说中寻求。古之所谓羿射十日，可能即系对这些氏族部落迁徙的记述。试探索如下。
　　《淮南子．本经训》云：“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本，而民无所食。锲输、凿齿、九婴、大风、封■、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楔输，断修蛇于洞庭，禽封稀于桑林。万民皆喜，置以为天子。”
　　这个传说总体上反映了一次民族大融合。尧，《史记．五帝本纪》称他是黄帝后裔，未必可信。但他继黄帝、颛顼等所谓古帝王之后，成为中原诸氏族部落所拥戴的一位领袖，对于后来华夏族的形成作用甚巨，则是可信的。羿，史家解说纷纭，应是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的一支氏族的军队之名，故古作“芎”，像箭矢纷飞之状。其后，此军首领亦以羿名之，再后又以羿名官，名其氏族。故《说文》释芎为帝喾射官，释羿为“亦古诸侯也”。尧掌握使用这支军队所征讨的氏族部落多为巴、越之先民。
　　修蛇即大蛇，氏族或部落名。《淮南子》高诱注曰：“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类”，此说出自《山海经》。　《海内西经》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巴蛇吞象之说，近人吕子方先生深信其事，在其《读山海经杂记》中说：　“这并非神话，古代确有那么大的蛇……相传我国有个名叫巴丘的地方，是由巴蛇的骨骸堆成的。”①关于巴蛇的材料还有《路史后记十》罗苹注：“长蛇即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其墓(即)今巴陵之
　　①　吕子方：《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
　　巴丘，在州治侧。”《江源记》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也说：“今巴蛇家在州院厅侧，巍然而高，草木丛翳。兼有巴蛇庙，在岳阳门内。”又说“象骨山，　《山海经》云：　‘巴蛇吞象，暴其骨干此。’山旁谓之象骨港。”看来以大蛇为名的巴人氏族曾居于洞庭湖畔的岳阳一带，与象人作过战，并打败了象国人。象国即苍梧国。今瑶族的勉语、布努语、拉珈语和壮族武鸣、龙州地方的语言，称动物的象，发音都近似汉语的“苍梧”可证。①但后来巴族却被羿所击败，所谓巴丘或为巴族战士的墓葬。
　　九婴，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曰：“句婴读为九婴，北方之国”。《山海经．拄外北经》有拘缨国。此缨当即瘿，病名，为服食缺碘的盐类所生的颈瘤之疾。《水经注．沔水》曰：汉水“又东迳魏兴郡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盐井，食之令人瘿疾。”清人李兆洛以为此广城县在今陕西紫阳县南六十里，②可从。按《海外北经》之拘缨国，在“禹所积石之山”的东面，其地望与《水经注》所说若合符节。从紫阳、镇巴翻越巴山，沿今之任河或巴江东源可到四川东部的城口、万源，即古巴子国之地，这也是川陕古道之一。③大约九婴为汉水上游的巴人部落。疑此族原为洞庭湖畔的巴蛇之族，被羿驱而至此地者也。
　　大风。太皡风姓，此大风族当指东夷之一支或古越族，后来禹所诛的防风氏首领，其族在今太湖西侧之地。④据说防风氏为
　　①毛宗武：　《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韦庆稳：《壮族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下平八庚城字条：“广城(南齐)县，梁州魏郡，今陕西兴安府紫阳南六十里。”
　　③　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镇压风族而得名，可见大风应是江、浙一带的古越先民。前面已说明越人有被称为鸟民或百鸟的部落，或即是大风族的遗裔。高诱云：“青丘，东方之泽名，”古籍多指在今江苏东海县迤西。据此则有两种可能，或者大风民原在苏北，后被羿逐至今太湖以南，与越地土着融合而成鸟民；或者大风族原在太湖以南，后被驱至青丘而被缴杀。
　　封稀。《海内经》曰：　“有瀛民，鸟足。有封豕。”封猪即封豕，皆指为大猪，《尔雅》：“豕子猪”，郭璞注曰：“今亦曰彘，江东呼稀皆通名。”郝懿行《尔雅义疏》曰：　“《天官书》奎曰豕，《天文志》引作封■。”皆可为证。《说文》：“瀛，帝少昊之姓也”，知封豕为与少昊族邻近之族。袁珂先生《山海经校注》第456页，据吴其昌说成证瀛民在此当作摇民，可从。如前所述，摇、越在今苏州境内，羿所擒之封豕当为于越或吴地之氏族无疑。
　　凿齿之族，典笈中常见。从考古发掘看，有凿齿遗迹者，北至大汶口文化遗址，南至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西至四川珙县的焚人遗骨，都有发现，据民族调查，近代的壮、侗、仡佬、毛难、黎等族仍有拔牙遗俗，①故可以认定古越人是主要的凿齿之族。高诱注曰：“畴华，南方泽名。”《海外南经》曰：“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它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此亦证明畴华在南方，凿齿为持盾之族，当与吴越之族或巴人有关。《淮南鸿烈集解》引洪亮吉云：畴华“当即《国语》依畴、历华二地。”可能依、畴、历、华为四地，且此四者皆在古中原之地，不在南方，即知洪说之不可信也。
　　■■，也是指氏族而言，《山海经》所记较详。《山海经》
　　①　莫俊卿：《古代越人的拔牙习俗》，《百越民族史论集》。
　　曰：“有寞窳(即獏输)，龙首，是食人。有青兽，人面，名曰猩猩。”看来此族有食人之俗，并邻近猩猩产地。所以《海内南经》解释说：“吃窳，龙首，居弱水中，在猩猩知人名之西．其状如龙首，食人。”又说：“苍梧之山……在猩猩之东，猩猩知人名。”此苍梧山当指九疑山及越城岭一带，猩猩既在此以西，则狭输当为今广西境内的百越氏族无疑。
　　所谓“十日”，指包括上述六族在内的不归顺尧的众多氏族、部落。
　　不难推断，这个比较完整的论述是综合《山海经》等先秦典笈中的传说而成。它反映了一次民族大融合。按徐炳昶先生之说，黄帝族到中原以后，经过坂泉、琢鹿之战，华夏族属集团与东夷族属集团已开始融合，或逐渐结合成部落联盟。这种结合当然还是不够巩固的松散联盟。到了尧时，东夷集团中的一些氏族、部落，或早已向南迁徙并与东南和南方某些地区的土着融合，或者不愿意拥尧为领袖。所以，“羿射十日”是尧用强制手段向南，向东扩大其势力范围的一次长期的战争。这虽属传说，但与古籍所载尧流共工、放欢兜、窜三苗、殛伯鲧而后咸服天下，以及舜、禹南巡等事实对照，应该是可信的。文中的诛、杀、射、断、缴等语辞，说明战争进行得很残酷，对于巴、越等族先民的社会生产力，不能不说没有影响，至少劳动力大量的摧残、社会秩序的破坏，也会在相当时期内使生产力下降甚至倒退。或者这就是六七千年前发达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来未得到应有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于当时民族融合的作用。历史总是在多种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中循着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据载籍所称，不仅尧、舜、禹时代，而且就中原的夏、商、周三代而言，巴越也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诸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夏后启派孟涂去控制巴人，用司神等手段，掌握巴人的生杀予夺之权。同样，据两越书所载，夏的少康派其子无余到大越，以“奉守禹祀”为名，为越之“先君”，同样是为了控制越人。殷周之时，殷王曾屡次令妇好伐巴方，甲骨文多有记载。殷与越也多有交涉，《诗．长发》曰：　“武王(汤)载旆，有虔秉钺”。殷墟出土的文物不仅有钺，也有越文化特征的几何文印陶。而江浙也出土不少殷代的青铜器。到了周代，周王朝对巴、越采取同样的羁縻政策，使巴、越皆成为他的“封国”。　《华阳国志．巴志》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成周之会，巴亦与焉，后来被称为百越的氏族，与会者更多，有且甄、东越、欧人、姑于越、姑妹、若人、会稽、自深、黑齿、桂国、损子、产里、白民、欧邓等十数族。吴地土着亦皆百越之族，而吴王太伯、仲雍为周王后裔，也是可信的。徐中舒先生《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称太伯、仲雍奔荆蛮，并非“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而是周“实始翦商”的战略措施之一。此说极是，尽管他两人不曾参战讨纣，但控制江南之地，扩张周之势力，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这与其笼络巴人，实收异曲同工之效。至于周代末叶以后，巴与越皆先后败于楚，统一于秦的史实，就不再赘述。
　　一点粗浅认识
　　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和生活习俗，都是在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因为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和人类本身的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和自然界作斗争，和四周其他的氏族作斗争。①所以，我们认为在探讨两个民族共有的文化和习俗时，除了解其共有的自然条件和族属关系外，还必须了解他们是否经受过共同的历史遭遇。巴、越关系即是其一例。
　　《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之所谓国，常亦指部落、部族，甚至于氏族。如前所述，巴与越共同的文化、习俗，最具特色为使用的兵器和悬棺葬式。此二者皆与其相同的历史发展关系密切。从尧、舜、禹以至于三代，巴、越既然在与强大的中原部落交往中处于防御的地位，他们的兵器也就必然是以短兵器为主，与羿的进攻型的箭矢截然不同。《海内西经》所说的“羿持弓矢、凿齿持盾”，就是这种攻、守态势的写照。悬棺葬式，我们认为这是被驱至异乡的氏族和部落的一种特有葬法。他们之所以要将死者的骸骨装入质地最坚的木棺，并悬置于邻近的高山峭壁之间，不仅因其可以避免人兽的破坏，而且还因其通风良好，不易风蚀腐朽，便于长期保存。其最终目的是日后尸体能重返故土。巴、越皆兴悬棺葬，与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是相适应的。今之学者考察悬棺葬，多认定以武夷山者为最早，是可信的。悬棺很有可能最初为巴、越之先民所创制。然而古史湮沦，有待于今后继续探讨。
　　①　杨堃：《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古巴蜀与《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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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古都——昌乐营丘故城考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佚名 点击数：388 更新时间：2006-10-10 9:24:01
　　昌乐县营丘故城原分外城、内城、皇城三廓。原外城建有东、西、南、北四城关。嘉庆版《昌乐县志》载：“营丘故城，类今燕都制度，原有外城广袤二十余里。”今城垣已塌无迹。据考，东门即古城村东7.5公里，今坊子区范家庄东北隅里许，原有东门石碑为记；西门在古城村西2.5公里，北申明亭村西南“女娲庙”处，原庙碑记有“古城西关西门外，女娲娘娘庙”字样；南门在古城村南6公里，高家辛牟村东南隅“府君庙”前，现存南门石碑右上一角为记；北门在古城村北3公里，潍城区张、陈官庄村附近。《孟子·告子》云：“太公之封齐也，亦为方百里也。”符合周初“列地封国，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品之制的制度。但周朝的“里”小于今“里”。
　　内城旧雉堞成正方形，广袤1500米，即古营丘城址。城垣周长为6公里，今称营丘古城遗址。《周礼·坊记》云：“都城不过百雉”(每雉30丈)。今内城实际为150雉。周朝初，非特殊之封，是不能越礼超权的。姜太公为周朝定鼎中原，功勋盖世，史有首封营丘之举，故其城宽宏。现今仍有长4500米、宽15米之城垣残迹，位于今马宋镇营丘村西1里处，白浪河西岸，金钗河北岸，官庄河南畔。距昌乐县城东南24公里，距潍坊市西南14公里。北纬36.34’，东经119.02’。嘉庆版《昌乐县志》古迹考云：“古营丘城，岂太公之所筑。仰汉时，因太公之旧，而筑之欤。”今古城村即当时的古皇城，原有太公祠(庙)，唐朝长寿年(692　年)建。八角琉璃井即皇井遗迹。皇城南门外，原有汉朝隐士逢萌墓道碑，今徙置古城村西北角处。皇城北门外，今有唐朝嗣圣十八年(702年)北海县令窦倓凿渠遗址和“窦公渠碑”。
　　昌乐县营丘故城在齐鲁境内属古老地区之一，据考已有4670　余年的文字历史记载。唐朝杜佑《通典》载：“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颛顼之所建，帝喾之所授，创建九州。少昊时(前　2670年)，爽鸠氏已居营丘。”宋朝《太平寰宇记》载：“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故国。太公首封之处。当少昊时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尉氏；商汤时，有逢迫陵；周。以封太公为营丘。”《山东通志》载：“青州，古爽鸠氏之墟。禹贡，为青州，　‘周’为齐国”。据明嘉靖《青州府志》载：“少昊爽鸠氏(官名、鹰类)，帝少吴之司寇也，帝以鸟名命官，司寇主击盗贼，故名。今昌乐营丘是也。”《续山东考古录》云：“古风质朴，以官名、人名为国名耳。”少昊时，　营丘地故曰“爽鸠国”。
　　夏朝。《竹书纪年》载：“唐尧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虞舜三十三年(前2223年)，命禹摄位，遂复九州。”时营丘地由夏诸侯季崱氏代爽鸠居之。《青州府志》载：“季崱、虞夏诸侯，代爽鸠居之，亦昌乐也。”《禹贡》载：海岱惟青州，潍淄其道。青州之域，为古爽鸠地：有季崱(今昌乐县古城村处)；斟郡(今安丘市杞城村处)；斟灌(今寿光市斟灌村处)；薄姑(今博兴县柳　桥镇西南3公里处)；莒，古介根邑，莒故都(今莒县城阳镇处)；纪(今江苏省赣榆县北处，鲁隐公元年，迁寿光市纪镇处)诸国　地。以上可见，古爽鸠国地域亦古青州地域之轮廓。史前古国地。　理位置证明，爽鸠氏、季崱氏所居之古营丘，不在临淄。《史记》司马迁云：“禹后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夏朝时营丘地，由禹后裔季崱氏居之，称季崱国。
　　商殷时代。昌乐县营丘地，有逢伯陵氏封国。《路史》载：“逢伯陵，姜姓，名陵，伯爵。炎帝后裔，太姜所出，始封于逢泽(今普通镇西)，后改封于齐。”《青州府志》载：“逢伯陵，姜氏，伯爵。‘汉书’谓，汤时，有逢公伯陵。‘齐乘’日，逢伯陵，商之诸侯封于齐，即晏婴对齐景公日：‘逢伯陵因之’，亦昌乐是也。”可见营丘故城，自少昊时有爽鸠氏始封国，夏朝有季崱氏代封国，商朝时继封逢国，至周朝姜太公吕望封齐国，谓东方古青州治所，且属历代国治之城。周朝以前计有1500余年的历史记载。
　　周朝。《竹书纪年》载：帝辛(纣王)三十一年(前1123年)，西伯(文王)治兵于毕，得吕尚为师。翌年，武王兴师代纣克之。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伐奄国五十，驱飞廉于海隅而戳之逐莱人，地入于齐。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又载：成王元年(前1122年)，巢伯来宾，遂大封诸侯。嘉庆版《昌乐县志》载：周武王十有三年夏四月，封尚父于齐，都营丘。按：营丘故城，即太公始封之地。历六世，始迁都临淄。近代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成王封外祖父吕望做齐侯，吕尚都营丘，山东省昌乐县。”司马迁《史记》载：“太公封齐，兼五侯地。”即斟郡、斟灌、莒国、薄姑、纪国五地。可见姜太公所封的营丘，原为爽鸠、季尉国故地。在诸古国中且处于中心位置。明嘉靖《青州府志》载：周齐太公吕望，侯爵。炎帝苗裔……先祖佐禹，平水土有功，赐姓日姜，谓之吕侯，号师尚父，佐武王以平殷乱，封于齐都营丘……齐始封昌乐，再徙博兴，又迁临淄。传三十一世，为田氏所篡。太公传子丁公吕汲；汲传子已公吕德；德传子于癸公慈母；慈母传子吕不辰；纪侯谮之于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吕静，是为胡公；齐哀公少弟吕山怨胡公，与其党袭杀胡公，而自立为献公；献公尽逐胡公子，徙都临淄。嘉庆版《昌乐县志》载：“周历王十有九年(前856年)，齐哀公弟山，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为献公，徙薄姑都，治临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盖太公卒，十(原为百字误)有余年，子丁公吕汲立。丁公卒，子乙公德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时，纪侯谮之于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懿(原为夷字误)王时(约前934年)。哀公同母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上述记载，虽稍有字误，但均说明齐国有三个国都，两次迁徙国都的历史事实，且地点、时间皆明白无误。《竹书纪年》载：“康王六年(前1072年)，齐太公薨；康王十六年锡齐侯汲命。”即太公逝后10年，封子吕汲为齐侯，称丁公。又见清朝乾隆年问，吏部主事阎循观《西涧草堂诗集》“登木梁台”诗云：“层台冠西岭，云际独攀登；沧海遥如带，沂山近可凭；地崩庚戌水，铭记太公陵；欲辩临淄误，返周亦缺徵。”并诗后加注云：　“雍正八年(庚戌年)大水台崩，得古碣云：“齐太公之陵”碣旋裂。”姜太公之陵墓，位于昌乐城南37．5公里处，今红河镇台东官庄村村西，墓基高出岭顶地面约20米，基址面积100米×100米。墓顶之上原建有“木梁阁”，后人讹称木梁台。民国初，木梁阁被胡姓土匪烧毁。近时重建灵堂三大间，青砖红瓦，当日映辉，光跃10余里。史料及遗迹所见，仅姜太公一人，在昌乐营丘治国修政达50年。相沿姜氏五世六侯，都治营丘，称齐国，按《竹书纪年》计算，历时有213年，按《史记》计算，历时233年。胡公徙薄姑都，为齐政约53年。可见齐都并非始封临淄。关于昌乐营丘与临淄营丘问题，历代争议不休，其主要原因　有二。其一，早期的齐国书籍《晏子春秋》载，晏子对齐景公日　(齐国都城)始爽鸠氏居之；季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　之。”又曰：“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这两句记载，并非买　指营丘就在临淄城中。事实是，晏婴这个齐国三朝老相国，是向　姜太公第23代孙齐景公讲述齐国以前的历史沿革，向景公说明：　先君太公所筑所居的齐之城中，有个称营丘的丘埠，因以得名为营丘城。这是晏子所释营丘的本意。事实上，昌乐齐国旧都皇城东南隅咫尺存在营丘之丘，今称“石埠”。正确与否，这要借一部比《晏子春秋》更早更着名的书《尔雅》来说明。《尔雅·释丘》载：“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此以水在丘之前、后、左、右名之也。”民国四年版《辞海》解释：“渻丘(河)，谓在丘之前也(今称金钗河)，沮丘(河)，背水以为险也，沮同泄字(今称官庄河)：正丘(河)，水出其右，古人以南为正，故以西为右，则流不远，当止也，尔雅亦称沚丘河(原窦公渠上游河)。营丘(河)，水出其左，日营丘河(今称白浪河)。”古代昌乐营丘城，地处四河中央，故有“城处脉中”之记载，其地形地貌完全与古书《尔雅》记载相符合。而临淄城，古今都不具备这一地理特征，只见淄河傍其城左。从古营丘地貌看，亦证明古营丘不在临淄。
　　今古城村(原古皇城旧址)东南数步有丘，因有石英地质透出地面，俗称石埠，长宽里许，因水土流失，今不甚高，海拔标高63.1米。清朝翰林院学士、工部主事阎愉《营丘辩》文，肯定此石埠为营丘之丘。今有金钗河流其古城前；东面白浪河傍其左;北有官庄河背其后；西有窦公渠水源流，出自古城西南“蛤蟆塘”，水沿城西北流，由“皇城”后东折流入官庄河．即“流不远则止也”，尔雅所称的“沚丘河”。古代营丘四水萦绕，故名营丘。历史记载和实地物勘说明，历史上临淄城中，根本没有“营丘”这～实体的存在。仅是在春秋战国时，齐桓公为了会天下诸侯，曾在齐都皇城前建了个大土台，称葵丘，亦称“桓公台”。《史记》亦载：“桓公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葵丘，多有被后代史学界人士误认为营丘。今临淄城南葵丘遗址，尚可辨认，是一座长约20米、宽10米、高约2米的夯土台。与昌乐营丘比较可见，临淄之葵丘很难充当真营丘之名实。故《晏子春秋》语：”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被炒作谓“临淄即营丘”，逐渐被“临淄营丘说”的后人奉为“传统正说”。但这一“传统正说”屡遭历史有识史家所否定。如司马迁《史记》“齐国三都”说，唐杜佑《通典》“少昊时” “临淄营丘说”的后人奉为“传统正说”。但这一“传统正说”屡遭历史有识史家所否定。如司马迁《史记》“齐国三都”说，唐杜：佑《通典》“少昊时，爽鸠氏已居营丘”说，宋《太平寰宇纪》“昌乐县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说，都给予否定。更具体、更直截了当的否定，是明嘉靖《青州府志》，同属于青州府辖区内的临淄县条下，未见记载“爽鸠氏居之；季崱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的记述，而偏偏记载于昌乐县条下。综上数条史料证明，“临淄营丘的传统正说”是不能够成立的。
　　原因之二是，北魏郦道元着《水经注》，错定营丘为临淄。《水经注》载：“淄水出其前左日营丘。城对天齐渊，故有齐城之称。释云：天齐渊是天之腹脐，漂瓦出木，记有齐字。”郦道元仅视淄河南弯北流，紧傍临淄城，牵强应合临淄地形，故称其“淄水出其前左曰营丘”。而又因事附合，遗谬误于千载。后世人多有泥于其偏说者。就某版《临淄县志》亦引载入沿革部分。后见清朝地理、历史学家全祖望着《全校水经注》给予校正曰：　“淄水出其前左日营丘，误也。临淄城中虽然有丘，称葵丘。淄水迳南；而北，非萦绕之意。”又云：“周成王封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闻逆旅之言，莱侯与之争营丘。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营丘。陵亦丘也，作者多以丘陵号日缘陵，又去莱国差近。成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经书，诸侯城缘陵是也。”可见郦道元的临淄营丘说，又被清朝全祖望的《全校水经注》所否定。综上所述，营丘问题争论的基本原因，一是对《晏子春秋》的误解，二是郦道元《水经注》对营丘的错定，导致历代对营丘问题的异议。但结果亦是明显的。西汉司马迁《史记》谓：“太公首封营丘……胡公徙薄姑，献公徙治临淄。”东汉曾任营陵令的应劭日：“师尚父封于营丘，献公由营丘徙此。”唐朝杜佑《通典》载：“少昊时，爽鸠氏已居营丘。”唐长寿年，武则天建太公庙于营丘故城；唐萧宗上元元年夏四月，追谥太公为“武成王”。宋朝《太平寰宇记》称：“昌乐东南五十里营丘，本夏邑，商以前古国，太公首封之处。”明朝《青州府志》载，爽鸠氏、季崱氏、逢伯陵、太公首封均在昌乐县，而临淄县下无此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御批昌乐县为“尚父初封地”，赐“保障坊”的匾额。近代郭沫若先生支持“临淄营丘”说，范文澜先生支持“昌乐营丘”说，各执一辞。
　　关于营丘谁是的问题，要从胡公徙都薄姑的原因及莱国复都营丘至莱国灭亡的莱国历史去考究，即能初见端倪。
　　据民国初年着名史学家、诸城人王献堂遗书《山东古国考》莱国条下载：“商朝莱国国都，大抵在昌乐县东南外沿区域(此指营丘)。莱国为宗主国，是逢公伯陵之后裔，其属国有纪国(时在今江苏省赣榆县北部)；州国(今安丘市杞城)；维邑(今高密市)；棠邑(今平度市棠乡)及今胶东半岛各莱国地莱州、莱阳、莱西等国。”可见，商殷时，营丘曾为莱国国都。太公时所争之营丘即此。莱国国都及大片国土被姜太公驱逐占领，窃居莱都为齐都，莱夷人哪有不争之理。故《史记》齐世家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讨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姜太公武力驱逐莱人地，而并入齐地。莱国人怨恨太公，并与姜氏结下不世之仇。于是，居营丘的姜姓，五世六侯屡屡遭受莱国及属国纪国侯、州国侯、维邑侯、棠邑侯等复国、复都的进攻。至哀公、胡公时，齐国国势日衰，如郑玄《齐诗谱》云：“太公后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纪侯谮之于周，周懿王使烹焉，国风日变”。胡公迫于无奈，只能退避三舍，西迁薄姑建都。齐献公夺取胡公政权后，试图回归旧都营丘，但迫于莱国势强，不敢复都营丘，只能沿淄河建都，即齐都临淄。
　　从胡公徙都薄姑后，莱侯进驻营丘，复为莱都之时，属国纪侯、维邑侯、棠邑侯、州国侯纷纷争抢胡公领地，齐国失地。纪侯占领了剧国(原太公次子廖的封地，今寿光市纪台镇)，继称纪　国，又将三个弟弟分别迁邢(今临朐县南部)、来晋(今昌邑城西瓦城)、部(今昌乐县鄌郚镇驻地)。随即又将少弟封于部国，直逼近临淄城附近。“齐东至于纪鄙”的记载便是(今临淄城东5公　里，石糟城，汉称东安平)。在胡公后，献公(山)、武公(寿)、　历公(无忌)、文公(赤)、成公(脱)、庄公(购)、第公(禄甫)第公弟子公孙无知立。8世300余年间，齐国仍未收复被莱国占领的土地，反被莱国所制。直到齐襄公、齐桓公时，才收复了太公所封的齐地。见《左传》中有如下记载：“鲁庄公元年(前693年)，齐襄公率齐师，取郑、鄱、郚。二年伐莱。”“三年，纪季以鄙人于齐地”，随即纪国国亡。“齐襄公六年夏四月(前567年)，齐将军晏弱(晏婴之父)，城东阳(今临朐县东境凡城或指青州市北关)”，而围莱，甲寅堙之，坏城垣与堞。鲁襄公七年(前691年)丁未(十一月)入莱(即攻入莱都营丘)，莱国侯共公浮柔奔棠(今平度市棠乡)；翌年四月(齐将军)陈无宇，献莱国宗器于襄公官；十一月丙辰(即初十日)而灭之；迁莱侯浮柔于郧(郧同倪，原黄县归城，亦称莱子城)。唐朝神龙三年．析黄县置蓬莱县，乃沿用莱名，为记逢公莱国之国事矣。莱国侯将齐胡公驱逐出境以后，又复营丘为国都。至莱国侯共公浮柔亡国营丘。可见莱国多侯，为莱国治莱政，历时达343年。按《史记．齐世家》载“周懿王时，胡公迁薄姑”计算，莱国治营丘时间达368年。时间不短，但原地方志多未详记，恐有“卑视莱夷”之故。其实莱族是一个先进民族，文化发展优先于周朝同期，后人不应该给莱族加“夷”字，更不能漠视之。《山东古国考》《左传》载明，莱国侯进驻营丘，复为国都，数侯治国修政，强压齐国。自胡公后立国达368年，后被齐桓公所灭。历史事实证明，司马迁“营丘边莱”不谬。史实再一次证明，姜太公就国的营丘，前后与莱相争夺的营丘，齐国古都营丘，就是今昌乐县营丘，绝非临淄城之营丘。历史的客观公正，将会给人们一个正确的答案。

创建时间：2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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