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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为人民——记刘智堂同志革命的一生
作者：邢亚秋整理
刘智堂，1888年生于昌乐县乔官镇下庄村。其祖辈世代为贫苦农民，受尽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他的父亲因为饱尝了穷人没文化的苦头，所以节衣缩食，竭尽全力供智堂一人上学。刘智堂深知自己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入塾后生活俭朴，勤奋好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求学期间，他兴趣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尤其酷爱中国的传统医学，这为他以后以行医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1917年，刘智堂下学后，先后在乔官的上庄、下庄长期教学。由于他知识渊博，为人诚实，又同情穷苦农民子弟，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戴，是昌乐县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1926年以后，昌乐早期党员孟繁锷和曾在冯玉祥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焕彩同志，在昌乐中部地区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穷苦农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刘智堂同志深受影响，他逐渐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不抵抗政策，闻风南窜，节节败退，日寇很快吞并了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民党集团内政腐败，贪官污吏鱼肉人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迎击日寇的侵略，迫使日军不能灭亡中国。刘智堂亲眼目睹了这一现实，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寻找党的组织，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去，挽救民族危亡。
1938年6月，中共昌乐党组织负责人孟繁锷、赵西林、刘慈源，经八支队司令部同意，在昌乐筹建抗日武装。二人秘密串连，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救亡团”群众组织。刘智堂同志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团”。在党的领导下，他立场坚定，吃苦在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8月，被昌乐党组织吸收入党。
7月初，昌乐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群众组织不断壮大，发展到500余人。昌乐党组织主动派交通员去八支队联系，再建抗日武装。八支队应昌乐党组织要求，派遣庄少云、郭家瑞二人到昌乐，帮助筹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庄郭二人到昌乐后，先后在东耿安刘焕奎家和小解召刘慈源家两次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刘智堂同志代表下庄党员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八支队的指示，议定了对群众的宣传内容，研究落实了各村能参加部队的人数及所带的枪数，以及是否与国民党昌乐顽固派张天佐打招呼等具体事宜。会后，刘智堂同志回到本村，根据会议精神，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从事部队的筹建工作。
9月13日晚，夜深人静，东耿安刘焕奎的场园屋里，点燃着油灯，村头路口布置了岗哨，各村参军的青年，有秩序地秘密汇集到场园里。刘智堂同志自带匣枪一支，率领本村“抗日救亡团”积极分子十几人，抬着“老母猪炮”，扛着抬枪、拎着大刀片，赶来参加二十九大队。大队成立后，根据八支队指示，庄少云任大队长，郭家瑞任指导员，刘智堂与刘慈源、赵西林一起负责大队党的工作。二十九大队成立后，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昌乐当局的严重不安，进而遭到地方顽固派张天佐的种种刁难和排挤，部队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使部队得以生存和发展，大队领导同志共同拟定了《告昌乐同胞书》，组织抗日宣传队，在全县广为散发。l2月1日(农历十月十日)北展山会，刘智堂同志登台做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讲述二十九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为了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去，我党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县人民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来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边讲演边呼口号：“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反对投降派!”。刘智堂同志的抗日讲演，震慑了地方投降派，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很多当地群众将自己省吃俭用的粮食偷偷地送给二十九大队，很快解决了给养困难，挫败了张天佐企图将二十九大队挤走、饿跑的阴谋。
1938年12月3日，张天佐蓄意制造了“大山事件”。诬说二十九大队“私起枪支”、“扰乱社会治安”，限令二十九大队离开昌乐县境。为顾全大局，保存革命力量，二十九大队决定向八支队驻地转移。刘智堂同志随部队经高崖到沂水悦庄编入八支队。八支队司令部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指示二十九大队领导成员庄少云、郭家瑞留部队，刘慈源、赵西林、刘智堂再回昌乐，继续开展地方党的工作。根据党的需要，刘智堂同志从八支队回到昌乐，一方面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动员青年去八支队参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刘智堂动员参军的有刘洪玉、刘洪志等十几人。
1939年1月，中共昌乐县委建立后辖4个区委，刘智堂同志任第四区区委书记。下半年，张天佐实行法西斯统治，大量发展反动党团，监视群众，侦察共产党的活动，捕杀共产党人。9月9日，县委书记刘慈源被敌暗杀于小解召村西南河口。为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斗争，县委活动基地由昌乐中部转移到铁路北侧万庄村。10月，继任县委书记赵西林在万庄党员刘冠俊家召开县、区负责人会议，刘智堂参加了会议。会后，刘智堂根据县委决定，在万庄村刘树义家南屋开设中药铺，以坐堂先生为掩护，开展万庄一带党的工作。他与刘荣杰发动万庄党员购买油印机一部，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散放。是年冬，敌保安团张墨仙部秉承张天佑旨意到万庄破坏中共党的组织，捕杀党的县、区负责人，万庄中药铺被迫停办。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刘智堂同志奉党的指示去地委党校学习。不久，又潜回昌乐，继续坚持党的活动。
1940年上半年，张天佐疯狂破坏昌乐党的组织，以枪杀、活埋、“砸核桃”等残酷手段，相继杀害了共产党员、革命群众50余人，昌乐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刘智堂同志转移到昌乐东北部边沿的潍县望留区坚持地下斗争。10月，鲁中区党委鉴于国民党对昌乐党员的残酷屠杀，为保存革命力量，调县委书记赵西林去鲁中区党校学习，宣传部长武克东去二地委宣传部工作，昌乐县委的工作由组织部长刘焕奎和刘智堂2人负责，并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刘智堂同志在这极端险恶的形势下，不妥协，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1月8日，刘焕奎被敌保安团杀害，形势进一步恶化，昌乐县完全处于白色恐怖状态，刘智堂与中共望留区委书记张立武取得联系，在望留街以开设中药铺为掩护，建立中共昌乐望留联络站，领导昌乐和潍县南部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受鲁中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具体任务是：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系，向望留一带党的基层组织传达上级指示，对昌乐内地的党员进行坚持地下斗争的教育。开展对潍县伪人民自卫总队副大队长范企奭的统战工作。接送过往铁路的革命同志，购买运送鲁中根据地所需的紧缺物资等。
1941年6月8日，昌乐国民党顽固派张天佐侦得刘智堂隐蔽望留革命活动的踪迹。电话密告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厉文礼，厉又电令范企奭部派学兵连将刘智堂抓捕，扣押于大圩河。范企奭与张天佐存有矛盾，我地下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曾对他做过不少统战工作。当天晚上，张立武动员与范关系密切的李颜荣、柴国勋等伪保长前去保释刘智堂，均遭范严词拒绝。第二天，张立武又动员范的副官张福令再做范的工作，向他进一步晓以利害，申明大义，教育他不要卖国求荣。范权衡利弊后，于第二天晚上，把刘智堂叫到跟前说：“挖好了窝子，今晚就活埋你!”几个伪兵一拥而上，把他押至村外三、四里路的荒野，其中一个领头的大个子伪兵小声说：“掌柜的(指范企奭)放你走。”说着给刘智堂松绑，将刘智堂放走。这天晚上实际上活埋了一个被绑架的土匪，范以此应付张天佐。
刘智堂同志脱险后，张立武通过关系给他搞了个良民证，凑了些路费。刘智堂装扮成商人，去了沈阳。在沈阳，他以经商为职业．但仍不忘党的工作，经常化名写信，与张立武保持党的联系。
1942年6月，刘智堂从沈阳回家乡寻找党组织，当火车路经淄河桥减速时，他机智地跳下火车，去临朐一带寻找益临工委。当他走到益都(今青州)朱崖村时，不料被唐英云的汉奸队抓住。敌人怀疑他是八路密探，对他严刑审讯，吊打非刑。刘智堂面对敌人的酷刑，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是医生，去博山看望下煤窑的儿子，路经此地。敌人不相信，又用子弹拨他的肋骨，刘智堂疼痛难忍，汗如雨下，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把他扣押了一夜，勒索了他的医书、钢笔、眼镜等物，又臭骂了一顿后才放行。他又跋涉了几天，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终于找到了益临工委。工委组织部长赵西林热情地接待了他。刘智堂象儿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又投入了党的怀抱。刘智堂找到党组织后，马上要求党分配他工作。工委经过研究，认为他不宜再回昌乐工作，决定另行安排。当时工委所辖区域大部分是敌占区，敌我斗争复杂，他年龄又大了，会做中医，工委安排他在边沿区的仁河区富旺庄开设中药铺，兼做中医先生，以此为掩护，开展边沿区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3月，根据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精神，奉上级指示，昌乐县政府在临朐大高庄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三·三”制民主政府，选举了昌乐县民主政府县长、参议长。刘智堂德高望重，当选为昌乐县参议长。他利用参议长的身份，积极团结社会民主人士和上层人物，开展民主运动，揭露蒋介石企图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阴谋。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国内战，敌我斗争激烈，战斗频繁，沂山地委调刘智堂到地委机关，担任机关干部医生。
1948年，昌潍解放后，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昌潍地委在益都东门成立人民药社，直属地委工业部领导，让刘智堂同志负责，兼做中医先生。刘智堂同志在药社工作期间，对党无限忠诚，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勤勤恳恳，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团结同志，关心群众，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后来不幸患病，曾先后在益都、潍县望留疗养院治疗，因医治无效，于1959年病故，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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