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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春晖育新苗
——邓六金同志在青州创办华东保育院记实
1948年，人民解放军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推动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迅猛发展。4月，华野山东兵团一举攻克胶济路中段重镇潍县后，华野首脑运筹帷幄，决胜华东，铁流滚滚，炮声隆隆，预示着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序幕就要揭开了。战略决战的来临，带来了新的问题。一直跟随华野部队的孩子们怎么办？问题被提到了华东局议事日程上。4月，桃花绽放。在华东局驻地益都县闵家庄，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华东局财办主任曾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等领导人，分别与刚从大连回到山东解放区的邓六金、黄海明、李静一大姐谈话，希望她们筹办一所保育院，妥善安置100多个孩子。三位大姐受命召开了华东局、华东军区、山东省政府机关母亲大会，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在会上说：“长征、江南游击战争、抗战，打了那么苦、那么多的仗，为了革命，我们仍掉了多少孩子，现在，总不能把这么孩子再仍掉吧”，这番饱含深情的话，说得在场的许多女同志都哭了。共产党人有钢铁意志，也有儿女情怀，母亲怀胎十月生下孩子，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为了革命，丢掉孩子，这种代价这种痛苦，邓六金同志有切身的体验。1947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时，华东局决定将在山东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转移到由苏联红军接管的大连去。已怀有身孕的邓六金同志带着老二、老三一块转移。这支特殊队伍从威海登船北上。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了几天几夜，她在船上早产了，婴儿生下来时才怀胎7个月，由于大出血，她几度昏迷过去，当时，渡船附近，时有国民党军舰巡逻，形势十分危险，邓六金同志从昏迷中醒过来后，立刻意识到，婴儿的哭声会给战友们带来多大的危险。为了大家的安全，她毅然决定仍掉这个刚出世的小生命。带队的李坚真大姐无奈之下抱起孩子走出了船舱。等船到大连才知道，李坚真大姐硬是把孩子留下了，并起名叫“海生”。作为一个干革命的母亲，需要承受多少常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考验啊！这次母亲大会后，邓六金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0多位女红军之一的老干部，这位1931年就喝鸡血酒宣誓入党的老党员，和李静一同志毅然受命，承担了筹办保育院的光荣使命，成立了由邓六金、李静一、黄海明等5人组成的筹办委员会。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立了华东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保育院），并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政治协理员兼副院长，在华东局办公厅领导下，她们开始了紧张的筹办工作。 办保育院，对邓六金、李静一她们这些从戎马倥偬中过来的人来说，是个新课题。而需要集中安置的这些孩子，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是战争前线指挥员的孩子，有的是华东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子女。如何办好保育院，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她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为此，筹办开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了以邓六金为书记的党支部，把建院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下。华东局组织部让她们从各方面物色、调集了一批适合做保育、教育、总务等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人成为华东保育院的创始人，这些骨干中，有毛巧、阮力、肖远、亓一轩、牟晓明、王云飞、朱子懿、文芸、丛树贞等。接着，成立了院部，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总务科长亓一轩，保育科长朱子懿、副科长文芸、毛巧，教育科长阮力、副科长肖远，医务负责人丛树贞。同时，为加强对职工的政治、业务培训，建立了职工学校，校长由邓六金兼任，阮力任副校长。保育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军区卫生部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调来学员20余人；从胶东区政府动员来的具有初中文化的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10多人。她们来院后，经过短期政治、业务培训，分配做保育员和其它工作。华东局办公厅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做财务、保卫、后勤、采购和炊事等工作。华东局对保育员确定的建设方针是：保证工作，一切从简。为选定保育院院址，邓六金一连跑了几个地方看房子，最后落址在青州大官营村，距华东局机关驻地闵家庄五里路，距县城20里路左右。处在战争环境下，解放区经济十分困难，而且要准备随时搬迁，因而必须一切从简单。孩子们的寝室、活动室、课堂、炊事房等设施，用的是没收的地主大院和公房，略加整理粉刷后便利用起来。孩子生活、活动、学习必需的器具，只做了小床、桌椅、黑板以及活动用的秋千、滑梯、跷跷板。购置了饭碗，口盅、脸盆、脚盆。小玩具只有几个小皮球和自制的布娃娃，并收集了木工做小床等器具锯下来的小小木块，用作积木，非常难得的是还搞到了一架旧钢琴。保育院工作人员全部分散住在了老乡家里。在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野部队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各方面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下，邓六金和李静一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克服困难，紧张工作，只用了两个多月的筹办时间，华东保育院就正式开办起来了。
保育院第一批接收的孩子共有62名，全部是华东局、华野部队的子女，其中有陈毅、粟裕、张鼎丞、曾山、罗炳辉、舒同等华东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孩子们。根据年龄分成了三个班：3至4岁半的编为幼稚小班；4岁半至6岁的编为幼稚大班；6岁至10岁的编为小学班。各班人数后来陆续增加。1949年初，又增收了3岁以下孩子编为幼儿班。从1948年建院到1949年6月南迁，华东保育院在青州共接收一岁以上10岁以下孩子137名。保育院工作人员和孩子实行战时供给制待遇，孩子按战士标准发放供给。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农村物质条件很差，吃水要从村子的井里一桶一桶打上来，再一担一担挑回保育院，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十里外运回来，孩子们的主食是红薯、小米、煎饼。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问题成为邓六金、李静一时刻挂心的头等大事。她们发动全院同志集思广益，千方百计地搞好孩子的营养和保健。邓六金到处化缘求援，从华东军区卫生部要来了5头奶牛，4只奶羊，解决了奶水喂养问题。保育科副科长文芸和总务科的同志，把孩子按战士供给而吃不了的粮食换成豆子，磨豆浆、做豆腐，并想尽办法，粗粮细做，制订食谱，调剂伙食。为了给孩子增加钙质，除炖骨头汤外，还自己做醋，把小鱼焖烂，连骨刺一块吃。对体弱多病的孩子，则按“病号菜金”标准，另做病号饭菜，并增加牛奶羊奶。在她们的共同努力和各单位的热忱援助下，孩子们的食品营养迅速得到改善，每个星期能够吃上一次肉，牛奶、羊奶、豆腐已成为孩子们主要营养来源。在卫生保健方面，邓六金、李静一主持指定了一系列卫生保健制度，包括餐具顿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擦嘴，毛巾手帕常洗蒸煮，被褥定期晾晒拆洗，床单枕巾定期洗涤，定期洗澡、理发、剪指甲，按季节注射预防针等。限于当时的预防、隔离、治疗条件，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麻疹、腮腺炎等流行性传染病的发生，有时老乡的孩子染病，一传染就病倒几十个孩子。在发生的3次流行性传染病中，全院病儿达87人次。邓六金、李静一带领全院上下，全力以赴，寻医问药，日以继夜，精心护理，绝大多数孩子都康复了，只有1岁多的小女孩淮淮，因生麻疹，并发了肺炎，病情危重，急需青霉素针剂。当时不仅保育院没有，就连整个华东局机关也找不到一支青霉素。邓六金毫不犹豫，立即带上医务负责人丛树贞，连夜策马急驰到300里外的济南，在一家教会医院买到了两盒青霉素，又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回，小淮淮终于得救了，全院同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在邓六金、李静一和全院保教人员的精心抚育下，孩子们入院时又黑又瘦的小脸蛋变得油红润泽了，身体发育长高了，文化知识也学到了，个个健康活泼，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保育院开办后，邓六金、李静一主持讨论确定的教育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为参加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当时，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小学课本尚未出版（1948年底出版），幼儿教材只借得一本《游戏100种》。她们组织教育科的教师自力更生，集体讨论，分工执笔，编写油印出了教材，有语文、算术、常识等课本。孩子们学习自编的教材，桌子不够用，就用膝盖当桌子，课本不够用，便抄老师的板书，孩子学得带劲，老师教得认真，教育质量日益提高。同时，她们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德育培养，组织老师经常给孩子讲革命故事，特别是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军的战斗故事和斗地主、闹翻身，儿童团小英雄的故事，教育孩子从小爱憎分明，憎恨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剥削者，热爱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保育人员还经常带孩子到户外田野，接触大自然，在大自然和社会中学习，看农民耕种收割，懂得粮食是农民辛苦劳动所得，来之不易，吃饭时不能浪费饭菜，养成节约风气，培养孩子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老师们在户外活动中，教孩子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戏，在生动活泼、新鲜多样的集体文娱活动中，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主义思想。根据儿童活泼好动，喜爱音乐舞蹈的特点，他们以教育科副科长肖远为主，在教师牟晓明、王云飞等配合下，以各种生活教学内容创作了儿童歌曲（包括歌舞剧）四十余首，对活跃孩子文娱生活，增长启蒙知识，进行礼貌教育，培养孩子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儿歌编成了集子，1949年南下前，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全国解放后，有些歌曲还转载于其他歌曲集，流行全国。下面是几首歌曲的举例：《公鸡叫》（一）公鸡叫，公鸡叫，小朋友们起身早，起身早，身体好，对着太阳笑一笑。（二）小鸟叫，小鸟叫，小朋友们起身早，起身早，身体好，见过老师问问好。《弟弟年纪小》弟弟年纪小。走路走不好，跌倒了不要哭，爬起来慢慢跑。《儿童节歌》（一）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响？你打鼓呀我敲锣，这是庆祝忙。大姑给我戴红花，老师送我一包糖，糖儿甜，花儿香，小脸儿红又胖。（二）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是什么响？你拍手，我踏脚，这是跳舞忙。琴声起，歌声响，好听歌儿传四方，六月一，儿童节，大家喜洋洋。 华东保育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在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越办越好，保证了孩子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关键在于有一个“一切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的根本指导思想，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支部领导核心，有一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员队伍，有一种一心一意为保育事业献身的精神和有一种民主团结细致扎实的优良作风。保育院初创时期，有的同志对干保育工作思想不通，认为带孩子是“低人一等”，“没有出息”，有的同志搞不清保育工作的意义，不懂得保育业务，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不安心工作。这些问题解决，就不能端正工作态度，干好保育工作。以邓六金为书记的党支部，从一开始就发挥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重视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每个科室的党员、每个保育班的党员，都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通过她（他）们向保教人员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打通工作，使一些保教人员明确了搞好保育工作和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关系，把平凡琐碎的工作和伟大崇高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把平凡的工作和光荣的使命联系起来，把后方的保障和前方的决胜联系起来。邓六金和李静一两位老党员以身作则，为众率先，全身心地扑到保育事业上，党员骨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靠思想工作和榜样力量调动了全院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并逐渐培养出了一心一意干保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在华东保育院，邓六金同志是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办主任曾山同志的夫人，李静一同志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同志的夫人，她们是艰苦斗争磨练出来的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在她们身上丝毫没有以首长位高权重而自矜，以自己资深望重而自傲的特殊，有的只是老党员、老干部对自己更严格的自律，对革命工作更多的奉献。她们始终把自己置于干部职工的监督下，从思想感情上干部职工打成一片。邓六金的三儿子就在保育院，和其他干部的孩子同在幼儿班过集体生活，从未单独和妈妈住在一起，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一个晚上从幼儿班跑到了妈妈的住处，一个劲地喊妈妈，但邓六金为了工作，根本顾及不到自己的孩子，接着就把孩子送回了幼儿班。在保育院，干部职工都管邓六金、李静一叫大姐，两位革命老大姐原则性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走群众路线，依靠全院干部职工完成各项工作。凡是重大事项都要通过院务会议讨论决定，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决议形成，严格执行，大家心情愉快，各负其责。工作细致扎实，成绩显著的及时给予表扬，工作马虎、不负责任、出事故的，严肃批评教育，直至调离辞退。院领导的优良作风，给全院树立了榜样，保教人员都感到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如春天一般的温暖，上下之间团结友爱，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工作之间互相支持。这便是华东保育院树立的良好院风。1949年3月，华东局、华东军区渡江南下，同时成立了代号为“女子学校”的留守处，华东保育院由留守处领导。为了安全保卫和保育院南下乘车方便，同月，保育院迁到了青州城里的教堂，孩子们睡觉、上课、活动的地方，都在教堂内。由于工作人员和孩子都习惯于战争环境动荡的生活，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在这里虽然是临时待命，但生活、学习和工作，一切有条不紊的地照常进行。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华东局通知保育院南迁上海。邓六金主持召开了会议，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求革命者四海为家，应该消除一切顾虑，服从革命需要。并号召大家全力以赴地投入搬迁准备，争取在搬迁中立功。院长李静一、总务万康发先行一步，到上海落实新院址。随后，邓六金组织烙了八大叠煎饼，亲率华东保育院孩子85人（部分孩子随家长留在了山东）、工作人员97人，从青州火车站登车南下，依依不舍告别了华东保育院的创办地——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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