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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传教士在诸城
作者：王增强
历史上，西方国家曾派遣大量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世纪后半期至新中国成立，瑞典有多个教派在华传教，其中浸信会（也称浸礼会）选择了山东作为传教地域，诸城是其最主要的传教地点之一。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从19世纪到21世纪，瑞典传教士与诸城的文化交流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艰辛的传教
据《诸城市志》记载，清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瑞典传教士狄德奎牧师最早到诸城传教，基督教随之传入诸城。关于狄德奎是否为瑞典基督教传教士，这一点目前还有争议。本文暂采用《诸城市志》的说法。
不论《诸城市志》关于狄德奎的记载是否属实，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那就是真正奠定传教基础的是令约翰牧师。令牧师于1892年到达中国，1893年到山东胶县（今青岛胶州市）传教，1904年与妻子和爱德(人称令师母)、儿子令阜顺（后成为少牧师）到诸城。1905年，令牧师在北关兴建教堂，成立诸城瑞华浸信会，随后在农村先后设立福音堂15处进行传教。
在令约翰牧师的领导下，诸城浸信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先后多名传教士来到诸城。这些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后，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到群众中间传教，教徒数量不断增加，民国8年（1919年）1月5日，诸城浸礼会举行年会时，共有教友99人，民国21年（1932年），教徒增至129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教会为外国组织，瑞典在二战中又属于中立国，因而浸信会教堂在当时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场所。传教士也曾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当地群众，关于这一点，比较为人熟知的是胶县浸信会，二战期间胶县浸信会曾在教堂屋顶漆上瑞典国旗以避免日军轰炸，并保护了很多群众。诸城浸信会虽然并没有类似的记载，但其教堂在二战期间未受到破坏，而教徒数目则大量增加，这都间接反映了其在保护群众——至少在保护教徒方面——是有所作为的。1939年，瑞华浸信会教徒发展到203人，最盛时期，浸信会拥有传教士34人，教徒415人。
1945年诸城解放之后，浸信会所建15处福音堂全部垮台，只剩城里北关教堂。1947年，诸城二次解放，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教堂关闭，教会停止活动。1948年，王奎、徐益民重新组织活动，时有教徒100余人。1950年，教会有教士2人，教徒77人，转入地下活动。
严格教义 传播现代文明
西方传教士来华，其根本目的是传教，但在其传教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将西方文化传入了中国。瑞典传教士到诸城之后，一方面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严格教义，宣传西方现代观念，间接将西方现代文明带到了诸城。
传教士的使命是传播信仰，发展信众。瑞典传教士虽然希望大量发展信众，但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教义，入教者须经教友推荐或者报名入教，教会派人对其品行进行考察后，再由牧师亲自考试，才可决定是否准其入教。对此，《诸城浸礼会记录》多有记载，如民国8年6月1号《记录》就记载了多人报名入教：“孙光厚报名受浸，李福田举刘世田、王廷楷二位去查。王树荣扶王王氏，棣牧举逯三嫂、于大嫂二位查理。王维钫扶程戈庄有男者五位，棣牧举王树荣、于明时二位查理。”
加入教会的教友，要严格遵守教会的规定。入教者如有赌博、酗酒、纳妾、吸食鸦片、辱骂教会等不良行为，教会将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如确有其事，将对其予以劝诫，对于情节严重或者屡教不改的则开除教籍，并将其所犯错误公之于众。《诸城浸礼会记录》对此也有很多相关记载，如民国7年6月23号《记录》中写道：“因王立纪同其妻并女辱骂教会，徐维金举出教，王维钫扶认可，王廷楷举应出告白，贴于四方，以报出教。”同年12月22号《记录》记载：“于明时回报纪维福之事，其母云，前有饮酒之癖，今已悔改，今日本村演戏，因不出钱，被人殴打。令师母云，此事已决，不必举人调查。”《记录》中还有教友因种鸦片而认罪、因纳妾而被开除等的记载。
此外，传教士还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等陋习。瑞华浸信会所反对的赌博、酗酒、纳妾、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浸信会的活动对改善中国文化环境，促进中国历史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兴办学校 创建医院
除传教外，瑞典传教士还在诸城兴办学校，创建医院，并面向社会开放，为当地的教育和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瑞典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有两种不同说法。《诸城市志》记载，1914年，令约翰牧师创办了瑞华小学。而据诸城基督教堂相关资料的记载，1905年诸城浸信会成立之后，教会即着手建学校，同年开设瑞华小学（男校）；1914年，教会创办的是瑞华女学，该校是诸城的第一所女子学校；除在县城开办的学校之外，教会还在乡村开办了多所学校。资料同时记载，1929年瑞华小学（男校）和瑞华女校合并，在1935年，瑞华小学还举行了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由此可以推断，《诸城市志》的记载应是将瑞华小学（男学）和瑞华女学的成立时间混淆了。
瑞华小学初期学校规模很小，后来规模逐渐扩大。《诸城市志》记载，1920年，学校发展到4个班（1-4年级），有学生70-80人，教职工6-7人，后发展成为完小，有学生150人。1938年，日军侵占诸城后，瑞华小学仍旧开办，1947年传教士离开诸城后停办。诸城基督教堂相关资料也记载，瑞华小学（男校）先后请了男教师7名，女教师5名，学生近百人，分1年级到4年级。关于学生人数，较为可靠的是1942年《瑞华小学毕业证书及存根》，该资料统计，从1929年到1942年毕业生总数为210人，其中初级小学112人，高级小学98人，平均每年毕业生人数为15人。这样的办学规模在当时还是比较可观的。
瑞华小学虽为教会学校，但所设课程同普通小学大致相同，包括国文、算数、修身、史地、音乐、体育等多种课程，只有星期一讲一堂圣经课程，由令师母授课。因而，该校虽传播宗教信仰，但总体上仍然是一所传承文化的普通教育场所。
瑞典传教士所建医院起初叫神德医院，后改名为瑞华医院。关于瑞华医院的成立时间也有两种说法。据诸城基督教堂相关资料，神德医院始建于1913年。《诸城市志》却记载，1887年和1908年，县城基督、天主两教堂先后办起西医教会医院，西药也随教会医院的创建第一次进入诸城。但《诸城市志》记载1887年到诸城传教的是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并非瑞典基督教传教士，而狄德奎到达诸城的时间则是1890年。还有一点是不容忽略的，1908年创建教会医院的也是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这里，《诸城市志》的记载显然是前后矛盾的。因而，1913年的说法更为可靠
神德医院建成之后，没有局限于为教众看病，而是面向全社会开放。医院的负责人是白多加教士，她于1910年到达诸城，因其是一名终生不婚的修女，故人称“白姑娘”。医院有医生2-3人，有病床10余张。由上面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医院的环境是非常简陋的。尽管如此，由于医生医术高明，白多加教士尤其擅长接生，加之医生热情周到，待人诚恳，神德医院深受当地群众信赖，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社会福利事业
除建学校和医院外，瑞典传教士还在诸城做了很多社会福利事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孤女院。
孤女院建于1921年，负责人也是白多加教士。孤女院的经费和教会的善款大部分来自瑞典教会，少部分来自教众捐款以及部分地产收入。同医院一样，孤女院也是面向社会开放。中国历史上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之战乱频仍，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多有无力抚养子女的家庭。孤女院中收容的孩子有多种情况：有的是私生子，有的是暗中被送到门口的，有的是被人捡到送来的，还有的是父母去世无人照顾的，或是家庭贫困供养不起的。孩子进入孤女院以后，生活一切由院方负责，直到嫁人或者工作为止。孩子们在孤女院中的生活水平高于当时一般家庭，长大后在瑞华小学上学，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因而孤女院中的孩子成长环境总体上好于当地普通家庭。
孤女院从开办到解散，共收容60多个孩子，解放时尚有14人。1944年，白多加回国，孤女院改由杨芝环护士负责。1953年，政府接管孤女院继续收养遗弃婴儿，至1957年撤销时，有11名孤女，其中3名安排就业，其余择偶成家。
除孤女院外，教会还设有女助会、济贫库等机构，资助贫困教友。《诸城浸礼会记录》中多有教会救济贫困教友的记录，如1929年7月14号《记录》记载：“会正报告，注淯乔刘氏家道寒微，忽被不端之人窃去铜元百余串，教会用何方法以慰其心？徐执事举端将今日之捐款施之，以稍补之。”浸信会虽然对需要救济的教友都会施以援手，但救济本身有一套严格的规程，在救济之前，教会会派人核实被救助对象的实际情况，如发现该教友有意欺骗教会，则会劝勉或者开除。《诸城浸礼会记录》记载，1920年12月有人报告教友倪茂德被人殴打，丢失钱财，教会派人核查发现，倪茂德欲讹诈教会善款，遂将其开除。
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
1947年，瑞典传教士被迫离开了诸城，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中国。距离令约翰牧师1892年首次踏上中国土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1986年6月，已经年过八旬的万乐德牧师随瑞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旅游团来中国。7月7日，他专门抽出时间到诸城故地重游，会见老教友。万牧师于1937年到达诸城，1939年接替令牧师主持瑞华浸信会，深受教众爱戴。
万牧师访问期间，当时的诸城县政府对其进行了盛情款待。万牧师精神振奋，高兴异常，参观途中还哼起了小调。二次来到诸城，万牧师详细询问了我国的宗教政策、信教群众的活动方式及他们当年在诸城创办的学校、医院和孤儿院是怎么处理的。在他曾经居住过的卧室，万牧师说：“我进了这个房间，又想起了旧年时代，那时你们中国人正在受苦受难，我是十分同情的。现在你们好了，从你们的衣着和脸来看，你们已经摆脱了饥饿和贫困，我心里也非常的高兴。”
万牧师的来访为瑞典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到来还间接促成了诸城宗教活动的正常化。万牧师来访之前，诸城没有合法的基督教组织。1986年7月，万牧师访问诸城，同年12月，诸城县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小组”；次年5月，诸城先后开放孙田子、中城阳、郭家屯村3个聚会点，诸城宗教活动自此步入正常化。
结语
笔者在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听闻令约翰牧师的孙女将于近期访问诸城。双方的文化交流即将开启新的篇章。瑞典传教士来中国的根本目的虽为传教，但出于人道主义和基督徒的博爱精神，在传教过程中，他们从多方面对当地群众，尤其是贫苦百姓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传教的过程中，传教士也间接将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了所在地，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瑞典传教士留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成为研究那一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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