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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毛公鼎和潍县陈介祺
陈正宽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周原，有位农民汲水溉田。其间，水开一壑，激流下注，若有无底之洞。止水观之，乃为古坟，不挖则已，一挖竟挖出青铜器一宗，中有巨鼎，三足两耳，铜花斑斓。老农意外，水之流泻，竟使长埋地下三千载的西周青铜——毛公鼎，重见天日，岂非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业农老汉，与西周青铜，何其风马牛。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名静，前827——前782）时，其叔父毛公“厂＋音”（读因）所铸的青铜器。世称毛公鼎，也叫毛公“厂＋音”鼎，还叫“厂＋音”鼎。
在我国业已出土的殷周三大重器（毛公鼎、散氏盘、齐侯钟）之中，毛公鼎为龙头老大。此鼎通高53点 8厘米，口径47点9厘米，腹圆145厘米，重34点7公斤。制式为立耳，深腹，圆底，三蹄足，口沿下周饰重环纹，下加周弦文。造型深沉，庄重大方。腹内壁有铭文两段，凡32行，中空两格，每字界以阳文方格，连重文11字在内，共497字。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以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故而铸造此鼎，以为记念。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铭文最多，艺术价值也极高的稀世国宝。
苏氏得鼎 亮相京华
在中国近代史上，毛公鼎出土，与甲骨文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发掘，并称三大奇迹。毛公鼎于道光末年在岐山出土后，初归于西安“永和斋”古董店苏兆年（苏六儿）与苏亿年（苏七儿）兄弟之手。苏氏昆仲，以奇货可居，携鼎进京晃市。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介祺，是名贯京华的金石学家。出土了西周毛公鼎，这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陈府那金石学家的少爷焉能不动心。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其父陈官俊，字伟堂，曾任道光朝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正部级），累官至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副宰相），为咸丰王储的太子太傅。陈介祺自幼随父读书于京城，敏闻强记，博览群书，年方十九岁即“以诗文名都下”。他1845年中进士，任过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1853年），因陈任捐白银四万两，蒙受皇恩，御赐花翎（清代官阶，以顶戴与谱子区别。顶即所戴官帽顶子，戴是压在顶子下垂于官帽之后的翎子。顶子以石质分别，翎子以羽毛分别）。由此陈在京任官十载，俗称其为“大花翎”。陈与全国金石书法大家的吴式芬、潘祖荫、何绍基、吴大澂、王懿荣等过从甚密。金石大家阮元赏识陈介祺，称他为“天资清妙”。
毛公鼎出土于1843年，陈介祺时年三十。苏氏昆仲携毛公鼎到陈府之初，陈刚购得古器“聃殷”，一时拿不出更多钱买毛公鼎。再说，当时其父陈官俊尚在，以为陈家为当朝元老，做事理应“有所忌讳，不可多事”。所以陈介祺对币购毛公鼎一事，不得不持搁置态度。俟陈官俊过世，次年又逢祖母夏太夫人之丧，介祺扶柩还乡，无暇他顾。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陈介祺得了闲，重行赴京，决计购到毛公鼎。先写信给西安“永和斋”老板苏亿年苏兆年哥儿俩，示购鼎意。咸丰二年（1852年），苏氏昆仲，二次携鼎入京，陈介祺出白银一千两购下。从此，在陈介祺十钟山房中，有了镇宅之宝——毛公鼎。
宝鼎珍藏 秘不示人
陈介祺之得了毛公鼎，犹伯牙之遇钟子期，般友易得，知音难求。这也便是“宝剑赠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的意思了。只缘，清朝政府有规定，凡秦汉以上出土文物古董，只能归皇家收储，私藏不得。陈介祺收藏了毛公鼎，生“怀璧之惧”，藏之洞室，密不示人，深怕招祸。咸丰四年（1854年），陈介祺母亲在潍县过世，他借丁母忧，携眷并所藏金石悉数归潍，从此潜心于研究金石于白狼河畔，不复出仕。
从1851年得到毛公鼎，到陈介祺1884年过世，他珍藏精研毛公鼎者达33年。于此期间，经过他反复研究考证，他写出了《周毛公厂＋音鼎考释》文，此文写过五稿方成。第五稿的定稿完成于同治十年（1871年），这年他五十九岁，从而确定了毛公鼎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我国近三百年集大成的伟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毛公鼎考释·序》中，高度评价陈介祺对毛公鼎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说：“三代重器，存于今日者，器——以盂鼎、克鼎为最；文——以毛公鼎为最美。此三器皆出于道光、咸丰间，而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时学者，竞相考订。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按即山东无棣）吴子苾阁学式芬；瑞安孙仲颂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澂，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此器，有凿孔之功。”（《观堂集林》）
毛公鼎之所以称为国宝，不仅止于它是青铜器的代表之作，更其要义的是其内壁间铸具的497字的金文，其在中国书法中属于正统的大篆书体。结字以坚长立行，行气以纵向贯连为韵，章法取横则有列、纵则为行的“乱石铺阶”式的两种行式，交汇杂陈。或曰：“毛公鼎，其文庄而不拘，贞而能变，盖周书之极也。”
传拓普益 宝鼎流落
传拓是中国传承千年的一种复制工艺，就是用特制宣纸把金石器物的文字、图纹、画饰复制下来的一种方法。陈介祺为大收藏家，所藏金石器物，博而且精，为与同好交流切磋，他创造出多种传拓方法，复制金石。王国维说陈得了毛公鼎“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即是说传拓印片，是从他那儿先开头的。陈介祺的传拓，因物制宜，不一而概。一种是画拓，即依据拓片，用笔描绘。一种是形拓，即把拓片，浸木制版，尔后垂拓。在传世毛公鼎拓片中，还有一种艺术价值极高的“蝉翼拓”，其墨色淡如罗纱，其纸薄透如蝉翼，拓片立体感极强，字口纹饰清爽。还有擦拓法，禹为金石学家普遍推崇。陈氏有《传古别录》一书，是专门绍介金石传拓经验的。
大收藏家陈介祺，乃中国晚清金石巨擘。他的重要遗言，是对家藏金石——“子子孙孙，其永葆之”。可惜，世间真能“其永葆之”的子孙，能有几人？所以，陈介祺过世后，家景日渐其败落，毛公鼎也就难得安生了。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子孙折腾祖业，先拣值钱的卖，毛公鼎最早易主，卖给了湖广总督端方。第二年，端方在四川资州兵变中被杀，端方之妾将毛公鼎抵押给了北京大陆银行，多年无力赎出。后由学者叶恭绰出资赎走，藏于上海。抗战后期，此鼎由叶家散出。1945年，日寇投降，此鼎由徐伯璞发现，移交于当时国民政府。1948年，毛公鼎归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此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院之宝。
（《昨非斋散文》，2007年9月30日作，2013年7月26日发，昨非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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