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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父
郭建华
祖父是农民，而且是贫农。
祖父还是木匠，手艺不错的木匠。
作为农民，祖父是平庸的。耩耕锄耙，诸般农活儿，祖父都拿得起，但说不上出色。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儿，譬如侍弄瓜菜，祖父干脆就不沾手。
祖父的贫农形象，与我在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读到的很有出入。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述过解放前我们家如何水深火热，土改时分到多少土地房屋和牲口。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抨击过地主，倒是时常流露出对地主的赞赏，譬如某地主如何勤劳节俭，某地主如何治家有方，某地主如何乐善好施云云。
祖父甚至有意无意地效仿地主的派头。譬如吃饭，一日三餐，只要祖父在家，必坐上座（家乡方言叫“上岗”）。祖父不坐下，不拿筷子，一家人就只能围桌而坐，瞅着那一碟辣疙瘩咸菜，谁也不能摸筷子。祖父坐定，家人（一般是我母亲和婶母）须将干粮第一个递到祖父手中，将第一碗粥捧到祖父面前。祖父喝完一碗粥，意欲喝第二碗，是不说话的，只把粥碗端一端示意。所以，母亲和婶母是不能埋头吃饭的，须随时关注祖父手中的干粮和和他眼前的粥碗。吃饭过程中，不许说话。偶有言语，祖父会厉声喝斥：“哪来的那么多话？吃饭也堵不住你那张嘴！”吃饭不许“吃”出声音，有违规者，祖父会以一句俗语训之：“吃饭打梆子，老来挎筐子（指讨饭）。”饭间随便离桌，到其他清爽、方便的地方吃，也犯忌，祖父斥之为“逛槽子”（猪吃食时的一种不轨行为）。
祖父的这套做法，昔日乡间称作“规矩大”。一家之主只有“规矩大”，才能治家有方，不至于让后人失去“历练”，沦为不肖子孙。
近日读到苏州人张岫云《补园出岫》中的一段文字：“家里规矩多，每天向长辈请安问好，平时见到长辈一定要‘叫人’，还要‘让路’，追求立有立相，坐有坐相，吃饭要有吃相，长辈未动筷，晚辈不能动，晚辈吃完要说：‘请慢用！’吃饭、喝汤不能出声，更不容许碗中留有饭粒。饭桌按长幼有固定的座位。”
文中所述“规矩”，简直如祖父的“规矩”如出一辙。遂恍然大悟，原来“规矩大”并非地主的“专利”，乃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由此看来，祖父倒是有些文化的。
不过，祖父的确很守旧。三姑生性泼辣，胆儿大心野，颇有些男孩子气质。一天晚上，三姑不顾祖父三令五申，偷偷到外村去看解放军文工团的演出。待她看完回家，祖父已关紧了院门，严令任何人不得开门。三姑叫门无人开，求饶无人理，万般无奈，只好叩开邻居的门，请一位长辈出面说和，方平息事端。
家乡解放后，解放军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入伍，以壮大武装力量。当时流行一首民谣：“叫俺扭（指扭秧歌）来俺就扭，一扭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给俺找婆家，俺就跟着八路走。”这是保守势力对积极参军的进步青年的嘲弄。许多进步男、女青年，不顾这冷嘲热风，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跟着八路走”，投身革命。四姑即是如此。四姑是二爷的女儿。祖父与二爷两家共有三男四女，四姑在女孩中排行老四。二爷与祖父虽是同胞兄弟，性格却不尽相同。二爷较祖父更为敦厚老实，家中大事，一般由二祖母做主。二祖母泼辣开朗，思想解放。当同样泼辣开朗的四姑要“跟着八路走”的时候，二祖母全力支持，二爷也无话可说。于是，刚刚十六岁的四姑便加入革命队伍，当文工团员，当野战医院的护士，后来成为军医，晚年在省城离休，待遇自然优厚。三姑同样对革命队伍充满向往，但是，当她提出“跟着八路走”的请求时，却被祖父严辞拒绝：“快死了那份儿心吧！”一声断喝，决定了三姑一辈子未能走出庄稼地的命运。直到晚年，三姑都耿耿于怀，记得她不止一次地说：“要不是你爷爷拦着，我早跟你四姑一样，当了兵，吃上公家粮了！”
祖父一向厌烦开会。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深夜，祖父开会回来，祖母问他：“开的什么会？”“捐献飞机大炮。”祖父说完这几个字，便上炕睡觉。现在想来，这该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事。其时我不过四、五岁，完全不理解“捐献飞机大炮”为何意，至于祖父们如何去“捐献”，就更一无所知了。
到了“统购统销”时期，祖父几乎夜夜去开会，而且一夜比一夜回来得更晚，有时甚至开到鸡叫，开到天亮。后来得知，那样彻夜地“开会”，其实是“熬鹰”。鹰不遵从主人的意志，就不许它打盹儿，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直到服服帖帖。工作队和村干部拿来驯鹰者的绝招，对付冥顽不化的落后村民，迫使他们报出符合工作队要求的卖余粮的数字。祖父显然是被“熬”了。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让农民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调配、统一销售。这也许就是粮食领域从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的发端，后来的粮票、油票、购粮本、城镇户口盖源于此。
“民以食为天”，土地和粮食一向是农民的命根子。刚刚获得了土地，收获了庄稼，解决了温饱的农民，对于政府推行的“统购统销”，也称作”卖余粮”政策，是颇有些头痛的。一部分农民的囤里确实攒下些许余粮，但他们挨饿挨怕了，过荒年过怕了，要储一点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此所谓“囤里有粮，心里不慌”是也。他们不愿卖余粮，也就不肯报出真家底。
具体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深谙农民的惜售心理，为了完成上面交给他们的征购任务，在向农民摊派卖粮指标时，就故意成倍地加码，以留有足够的与农民讨价还价的余地。原本要你卖三百斤，却分给你六百斤的指标。没那么多，好，照顾一下，卖五百斤吧。还不卖？那就“拦腰砍”，卖三百斤总可以吧？事实上，这户的承受能力只有二百斤，超过了这个底线，那就不是卖余粮，而是卖口粮了。既然谈不下来，只好“熬鹰”。
于是，村子里便出现了户户藏富、人人装穷的怪现象。一时间，人们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家中有余粮。吃白面、包水饺，须关上院门，并备好高粱面掺野菜的饼子，一旦有人敲门，迅即将白面转移，将野菜饼子摆上饭桌。即使来人是和睦相处的左邻右舍也不例外。事实上，“家中有黄金，邻居有戥子”，各家的日子四邻八舍心中都有底。这时候，若想报一箭之仇，最好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到工作队举报，仇家关着门吃面条，或者半夜三更推碾倒磨，鼓捣细米白面。但这样做风险也很大，“告密”行踪一旦暴露，得罪的就不仅仅是仇家，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触犯众怒，成为过街老鼠。
工作队还放出风来，凡完不成卖粮任务的，要挨家挨户搜查（家乡方言叫“翻”），有余粮而不卖，不但没收粮食，还将绳之以法。这办法比“熬鹰”更具威慑力。一个深夜，祖父率领家人，点起灯笼，大气都不敢出，在饭棚的灶台前，悄然挖出一深坑，将盛满谷子的大木箱置于坑内，覆以木板，木板之上又覆以泥土。那泥土是掺了柴灰的，以造出与饭棚地面一致的效果，所余鲜土，连夜填入猪圈。做完这一切，祖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用脚轻轻踏一踏覆了灰土的地面，竟然发出空闷之声。这声音让祖父重新皱起了眉头。他看看我，叮嘱道：不许说！听见了吗？样子竟有几分凶。
工作队终于没有“翻”，卖余粮的任务到底还是完成了。当时区里所属的粮库就设在我们村，卖余粮的大车小辆充斥于村街，车上遍插红红绿绿的纸旗，煞是热闹。小旗上都写着字，想必是热烈的口号，但我当时不认得，挥鞭赶车的卖粮人也未必认得。
祖父或许不是一个优秀农民，更不是一个优秀贫农，但不失为一个优秀木匠。
祖父当木匠的初衷，自然是维持生计。祖父说：生意不如手艺。或许出于这一理念，他的父辈请来一位“西木匠”到家中授徒传艺。与祖父一起学徒的，还有他的胞弟和与他年龄相仿的两位堂叔。至于“西木匠”的含义，我至今不解：是来自西乡？这西乡的具体方位又在哪里呢？这些，祖父从未谈及。祖父只是说他的师傅是“西木匠”，手艺如何高超，绝非当地木匠所能比，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同时，祖父的幸运和自豪也难以掩饰：“名师出高徒”啊！木匠除了“粗”、“细”之分，还有专业之别。譬如“车木匠”，以打制车辆为主，卯榫的功夫极为精到。再如“勺子匠”，以挖制木勺为业，大至十几口人用以盛粥饭的大马勺，小至与酱缸匹配的小巧玲珑的小酱勺，勺子匠的手艺惠及千家万户。祖父的看家手艺是做风箱，应谓之“风箱木匠”。
在烧水做饭日趋电气化和煤气化的今天，年轻人大多不知道风箱为何物。在漫长的以柴草为燃料的饮食文明史中，风箱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没有风箱，柴草便难以燃旺，水难以烧开，饭也做不熟。所以，风箱是居家必备之物，会做风箱，近乎于端上了“铁饭碗”。面对手中的“铁饭碗”，祖父始终心存敬畏，从来不敢丝毫懈怠。
做风箱的头一道工序是解板。买来梧桐树，截断，剥皮，划线，然后将打好墨线的木段立起，固定于架子上，用大锯解为板材。这便是“拉大锯”。拉大锯是学木匠的开蒙功课，也是必修之课。两个人各执大锯的一端，一拉一送，一送一拉，机械重复，一成不变，枯燥至极，无聊至极。尽管枯燥，尽管无聊，却不敢马虎。两眼必须随时盯着墨线，稍不留意，锯口就会偏离墨线，木匠的术语叫做“下锯”。一旦“下锯”，解出的板材将厚薄不匀。我跟祖父拉大锯，偶尔思想开小差，拉着拉着，只听祖父一声断喝：下锯了！抬眼看去，果然。祖父发现我“下锯”，不是靠眼睛，而是凭手上的感觉。“修炼”到这般程度，就不能不令人叫绝了。跟祖父做活，我总是提心吊胆。祖父一向严厉，一个小动作的不规范，一个无意间的小差错，都难逃他的法眼，难逃一顿痛斥。
解好的板材，要放到背阴处晾干。每一页木板都有大小两面，放置时必须大面向外，否则木板容易变形。这也是铁规矩。有时疏忽，我会将一块或两块木板放反，结果不难想象，一顿痛斥是少不了的：你眼瞎吗！
待木板晾干，就开始烘烤了。烘烤的作用是将板材中尚存的水分减少到最低程度，令板材定形。这是影响风箱质量的关键工序，技术性强，祖父一定要亲自动手。他用砖块支起矩形的“窑子”，放入刨花和锯末，先点燃刨花，由刨花引燃锯末。待锯末似有若无的蓝火均匀地燃起，祖父便将木板一块挨一块地置于窑面。这活儿的关键是火候。祖父一遍又一遍地向窑内均匀地撒以锯末，令蓝火既不过又无不及，窑内基本保持恒温。当然，掌控这一切，不借助任何仪器，全凭祖父的感觉和经验。
祖父蹲在窑子边，不时地翻动每一页木板，仔细查看烘烤的程度。如果木板局部发黑，那是火候过了，糊了，会影响板材纤维的韧性；如果木板泛浅黄色，那是火候不足，须继续烘烤；最理想的，应该是整块板材呈均匀的深黄色或略带浅黑。为了烤出理想的板材，祖父须臾不离开窑子，吃饭也不例外，一手端着饭碗，一手翻看木板。
接下来便是下料、严缝，就是将两页或几页较窄的木板，拼接成合手风箱尺寸要求的整页板材。严缝是吃功夫的活儿，最能体现木匠手艺的高低，也是“风箱木匠”最拿手的活儿。祖父将一页用锯裁过边的木板立起，固牢，先用“半刨子”（也称荒刨子）将板沿三推两推开一遍荒，然后取过“严缝刨子”（这是所有刨子中最长的一种，其用途也仅仅限于严缝），还是三推两推，板沿便既光且平。这样刨过的两页木板以水胶粘在一起，严丝合缝，宛若天成。祖父严缝，不仅干净利落，从容果断，而且有几分潇洒。事实上，那长长的“严缝刨子”是最难驾驭的。一刨子下去，手劲稍有不匀，便凹下去；稍有不稳，便偏开来，再一刨子下去，又往往“矫枉过正”，反来复去，能把人折腾出一身大汗。但它在祖父手中，却乖乖巧巧，服服帖帖。这就是功夫。
一面（祖父喜欢用“面”而不用“个”）风箱做成后，祖父就要当着家人或或街坊邻居等看客的面，检验他的产品了。他将一块砖头立于风箱嘴（即出风口）边，拉动风箱，砖头立马倒地。于是挪动砖头，距离风箱嘴稍远一些，再次拉动风箱，砖头再次倒地。如此这般，直至风箱无力吹倒砖头。祖父便拿竹尺量一量风箱嘴与砖头的距离，然后津津乐道于某年做过一面多大尺寸的风箱，吹倒过多远的砖头。这哪里是检验产品，分明是炫耀自己的手艺，享受成功的喜悦。这应该是祖父最幸福的时刻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上蜡，叫做“蜡风箱”。熨斗是生铁的，像一只平底小锅，内置木炭。待木炭将熨斗烧热，祖父便一手端了熨斗，一手持蜂蜡在熨斗底上划来划去，化作蜡滴，均匀地落在风箱内里的板面上。当蜡滴布满板面，祖父手中的熨斗便轻轻地游来游去，将蜡滴融化，慢慢浸透板面，直至“饱和”。这“饱和”的程度，全凭祖父的感觉和良心。因为一般用户是难以判断一面风箱蜡到什么程度的。木匠的良心还体现在用蜡上。据祖父说，蜂蜡大致有两种，“洋蜡”为洋蜂所产，“本蜡”为当地传统品种蜂所产，前者较后者便宜，但质量远不及后者。尽管一般用户难以辨别蜡质，祖父还是坚持选用本蜡。经祖父蜡过的风箱，内里溜滑，拉动起来轻松顺手，而且经久内用。祖父用良心腊出了品牌，蜡出了郭家风箱几十年畅销不衰的市场。
祖父的木匠生涯中，曾经有过别样的辉煌：他做过一面特大的风箱，以现代流行词汇，当谓之“超级风箱”。
“超级风箱”诞生于1958年。那是个“大”字满天飞的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那年，姐姐参加“大兵团作战”，不知道到哪村深翻深刨土地去了。母亲被安排到“大食堂”，为全村人做饭。我上了“共产主义小学”，吃住都在学校。祖父去了“卫星厂”，搞科研攻关。家中只留下祖母一人，院中野草没过膝盖。
需要费些笔墨的是“卫星厂”。临街的墙上，曾经有一幅关于“大跃进”的宣传画——最上方画一圆球，标有“卫星”二字；“卫星”之后，是尾巴上喷着火苗的“火箭”；“火箭”之后，依次是飞机、火车和汽车；最后面是一头老牛拉一辆破马车。画的内涵是：人人都应创先争优，争放“卫星”，万不可做“老牛拉破车”的落后分子。“卫星厂”便是此种背景下的产物。厂子设在我村三里外的水坡村，无非是聚集了几个村的铁匠、木匠等能工巧匠，搞创造发明，技术攻关，万一创出什么“奇迹”，便可号称“卫星”上天了。至于“卫星”为何物，祖父们不知道，场长不知道，人民公社的书记、社长也未必知道。遥想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真有不少相似之处，譬如几亿人的狂热。把“大跃进”看做“文化大革命”的“热身”，也不无道理。祖父们日夜攻关，终于放出一颗“卫星”，就是那堪称“巨无霸”的“超级风箱”。那庞然大物的尺寸不亚于一口棺材，放在我们村西沟的炼钢厂工地，两个精壮汉子通力合作，方拉得动。拉一阵，两人便大汗淋漓，另一拨人立刻冲上去接班。如此轮番作战，终于将“土高炉”内的锅铁、鏊子铁吹得由黑变红，融为一团。人们欢呼：“钢铁卫星放出来了！”然而那黑乎乎的一团到底是钢，是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
无论如何，“超级风箱”还是为“大炼钢铁”立了功。“大炼钢铁”很快寿终正寝，“超级风箱”也不知去向。每当谈及“放卫星”，祖父总是说：可惜了那些好料，那都是一搂粗的大梧桐树解出的好板啊！也许祖父没有想到，他制作的“超级风箱”，那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啊！如果能保留到今天，说不定能拍出个天文数字——那“巨无霸”虽无实用价值，文物价值肯定一路飙升。
作为“细木匠”，祖父除了做风箱，也兼做桌椅、家具、门窗及棺材等。
棺材，家乡人俗称“板”，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属急用，人已经咽气，或奄奄一息，赶紧请来木匠，一天半日便赶制出一口“薄板”。这类棺材的用户，家境往往一般，或非正常死亡，因此板材并不讲究，做工也比较粗糙。祖父应邀去赶制这种“薄板”，大都看乡亲情面，救急帮忙，一般不收费，或象征性地收取少许。
另一类叫做“寿材”或“寿板”，属备用品。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备下一口“寿材”，与修“寿坟”一样，是一种身份，一种派场。因此订户出手往往比较大方，板材要厚，分量要重。“寿材”一般用上好的桐木，也有用更为贵重的楸木或松木的。做“寿材”的难度大于做风箱，尤其是严缝。几米长、十几厘米宽的板沿，要刮得极平，方能与另一板沿完全吻合，严丝合缝。粘缝也不是用普通水胶，而是用“大鳔”，即“鳔胶”。“鳔胶”较普通水胶粘度要大，使用起来技术要求也更高。但祖父他们凭着“风箱木匠”的看家本领——严缝——还是将每口“寿材”的每一条接缝都严到极致。“寿材”的棺盖不是盖上去的，而是推进去的。这就需要在棺口和棺盖上分别挖槽起凸，槽与凸既要吻合，又要留有必要的间隙，这样，棺盖推进去严严实实，拉起来又松紧适度。把握住这样的分寸，技术要求近乎苛刻了。“寿材”还有一个特别的标志，就是在前脸上刻有一个大大的“寿”字。这“寿”字有一纸样，铺到板上，将样子用铅笔描下，然后一刀一刀地精雕细刻。这功夫活儿，只有“细木匠”才能做。
“寿材”个头大，屋子里一般摆放不下，加之技术较为复杂，工作量又大，所以祖父他们做“寿材”往往要合作，又往往在冬天。
秋收完毕，“碌碡顶了场院门”，庄户人便要“冬藏”了。而对于祖父和他的胞弟及两位堂叔来说，这正是一年中做木工活儿的黄金季节。
我们家南屋前有一空场，空场的西面是另一家的屋山墙。两座房子形成的直角屏障，正好挡住冬日常刮的西北风。庄户人把这样的位置叫“太阳窝儿”。
“太阳窝儿”是庄户人冬日里的天堂。早饭后，人们便提了马扎或拿个蒲团，陆续聚拢过来。老太太往往领着一个孩子，甚至怀里还要抱一个。媳妇们则端着针线箩筐，飞针走线，为男人纳一双鞋底，或者为孩子做一双过年穿的虎头棉鞋。会享福的老汉半眯着眼睛，吸着长长的烟袋，听婆娘们永远聊不完的家长里短，偶尔插一句半句嘴，让婆娘们笑个前仰后合。祖父们的工作台——又长又重的板凳，通常叫做“木匠板凳”——早就摆放好了，锛、凿、锯、刨等一应家什也搬出来了，俨然一个小作坊（家乡方言叫“木匠铺子”）。叔侄四人流水作业，分工合作，配合默契，从早做到午，从午做到晚，从不休息，最多也就是放下刨子点一袋烟，连午饭都是轮流吃。他们抱怨：天太短了，板凳没坐热就晌天了，不出活儿。
擦黑，看不清墨线了，祖父们开始收拾家什，女人们便端着筛子打扫刨花木屑，一般是四家轮流，一家一天。女人们往往怀着满心的喜悦：这些刨花和木屑端回家，填进灶膛，比什么柴草都好烧，不用拉风箱火都旺旺的。邻居的女人便不免羡慕，发出“木匠来，不缺柴”的感慨。祖母听了，大不以为然：什么“木匠来，不缺柴”！我家是“卖盐的老婆喝淡汤”。
这其实是祖母在家中经常说的一句抱怨话，说给祖父听的。祖父“惜材如金”，在他眼中，无木不成材。一块巴掌大的木板，若是桐木，可以做一只风箱“耳子”；若是楸木，则可以做一个风箱“舌头”。我们家的屋里屋外，旮旮旯旯，到处摆满木板、木块、木条，有的已经开始腐烂，看上去黑乎乎的不成器物，但不管是谁，要烧一块，必须请示祖父：这块能烧吗？祖父点了头，才能往灶中填。这已然成为一条家规。有时祖父不在家，母亲或婶母做饭，会大着胆子，做一点有违家规的小动作。偶尔被祖母发现，她会很夸张地说：哎呀！你怎么敢烧木头？不知道木头是你爷（家乡方言，称父亲为“爷”）的命根子吗？然后趁机为个人情：烧了就烧了吧，烧得透透的，千万别让他看见！记住，谁也别吱声，省得惹他嗷天吼地……
祖父曾经为自己做过一口“寿材”。祖母说，当了一辈子木匠，累了一辈子，省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别光为别人忙活，也给自己拾掇个“窝儿”吧！祖父的“寿材”用的是自家院中长大的那棵梧桐树，材质、分量都属上乘。做好后，就摆放在北屋西间的后墙边，存放些棉花、衣物之类，权当一口大木箱。棺材与“官”、“财”谐音，家中摆放“寿材”，庄户人并不忌讳。可惜祖父没有福气享用“寿材”。因为祖母先他而去，就让给祖母了。到祖父过世的时候，火葬已普遍推行。做了一辈子棺材的祖父，最终也只能蜷缩于宽不盈尺的骨灰盒内。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的手艺几乎随处可见。老北屋的门窗，是祖父的得意之作。那窗棂脊面呈弧形，棂节之间的接茬为箭头状，木匠的术语叫“窜茬子”。两扇“风门子”的棂子脊面则是凹下去的，两边各凸出两条线。那些格子、棂子，看上去都那么庄重，匀称，流畅，洒脱，已经超越了实用价值，堪称工艺品了。看着自己的巅峰之作，祖父时有慨叹：那年才三十多岁，现在，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成色了……黯然而又无奈。我家中仍藏有祖父的两件作品。一件是桌橱，或者叫半橱，两抽（屉）两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颇为流行。我结婚的时候，只有两件家具，一件是母亲出嫁时陪送的小衣柜，重新上了油漆；另一件便是祖父做的半橱了。祖父用了上好的楸木，款式也无可挑剔，做工则只能说差强人意了。其时祖父已年过花甲，眼、手皆力不从心，实在没有道理苛求做工的细致。如今，这半橱的收藏价值已远远大于实用价值——它是祖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它又是我们结婚时仅有的家具之一，记录着那个时代，记录着我们曾经的窘境。
另一件藏品是一只矮凳（家乡方言叫“脚扎子”）。这“脚扎子”高不过20厘米，长不过25厘米，却极见功夫。它的四条腿与凳面并非垂直结构，而是向外乍开，用木匠的术语说，叫“四承（桌、椅等与竖腿相交的横木）八乍”，它的所有卯隼全是斜的，无论划线还是凿卯开隼，较之方正结构的活儿，难度自然要大。这个不起眼的“脚扎子”，自我记事起，就见它在我们家的院里屋内，甚至院门口、场院边，被人随手拿来坐，坐完又随手一扔，至今仍为我所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被随手扔来扔去，又常年遭日晒风吹雨淋的“脚扎子”，历经六十余载，所有卯榫竟然无一丝松动，俨如铁打钢铸的一般。据祖父说，这“脚扎子”是他闲来无事，随手凑几块边角料做的。这该算是祖父的“随意”之作。“随意”之作尚且具有足以传世的顽强生命力，那么，精心制作又将如何呢？不言而喻。
这“脚扎子”常常引发我的联想。祖父为生计而学了木匠手艺，但当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木匠之后，抡斧头推刨子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劳作，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木匠也不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一种寄托着他的希望和理想，令他终生为之孜孜追求的事业。这样，他手中的每一件活儿，不分大小、类别，他都会用全部智慧和心血，去追求它的完美，从而打造出自己的满足。整个制作过程，始终充满责任感和愉悦感。就像我们从事写作的人，即使写一篇千字短文，也须精心构思，字斟句酌，数易其稿，大至立意结构，小至标点符号，不十分满意，是绝对不肯出手的。
2011年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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