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晚报人文潍坊总第78期－－郝湘榛
小城大家郝湘榛
2013年1月21日 本期撰稿：马金刚
20多岁，他写出了令同龄人、同时代人刮目相看的作品；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岁月里，他创造的“半边天”一词，作为词条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生命力延续至今；特别是在70多岁，身患中风、行动不便的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创作出中篇小说《鼠人》；他是一个至真至纯的师者，一生除了文学，大都沉默寡言。他就是作家郝湘榛。
纵观郝湘榛一生的创作，他的作品难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但文学评价并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特别是对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甚至高于生命的人来讲，他把文学的根本之质，以透镜的方式聚焦于作品之中，达到了高度的自觉。
年少得志,初登文坛名声显
郝湘榛(中)经常到集市上体味外界生活,丰富文学创作。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对人有特殊的要求。所谓文学即人学,这个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是对文学特殊的领悟能力与表现能力,世俗生活上的聪明往往与文学创作格格不入。郝湘榛出身于贫困的家庭,苦难的生活、饥饿的回忆、广博的见闻,在潜移默化中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淀了丰厚的营养。20来岁就出版了《王家湾》、《一个家庭的变化》、《方向》等三个小说单行本,成为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然而,正如中国古语所云,年少得志一大害,命运并没有一直青睐于他,此后,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曲折。
生活磨砺,丰富文学创作
1929年12月,郝湘榛出生于益临县郑母乡高墓村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他亲兄弟两人,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六,成人后过继给无子嗣的四叔。
这个贫困的家庭带给他满是饥饿的回忆,在为自己的小说集《人之初》撰写的作者小传中写道:“自打记事起就来了鬼子,躲躲藏藏,没大捞着学上；1942年又瞎了秫黍,几乎饿死。”尚可慰籍的是,在这个家庭中有个长他十岁名叫湘莪的堂哥,藏有《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书籍,他常去借阅,打小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年稍长,到郑母念高小。当时的郑母乡是益临县政府驻地,经济和文化活动相对较为发达,特别是每逢大集之日,他经常到集市上体味外界生活,渔鼓、快板、小戏等各种民间艺术出神入化的表演令他流连忘返；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也为他了解世界打开了多彩的窗口,尤其是对中国农民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心理维度的揣摩,在潜移默化中给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淀了丰厚的营养。他的作品中,大量地运用了快板、打油诗等民间艺术形式,也说明了这一点。
1948年3月,郝湘榛从昌乐师范肄业,先后在郑母、尧沟完小任教。任教期间,他的文学才能得到了初步释放,并将所熟稔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赋予了崭新的内容,表达出对新中国、新生活的热烈期盼和向往。他的学生刘焕勤回忆,“他高高的个子很活跃,常在集市上演节目,宣传新中国,宣传抗美援朝,语言朴实简练而幽默……喜欢文学创作,常有文章发表。”由于资料搜集困难,加之遭受二十多年不公正待遇,他所藏书籍及文稿在历次运动中遗失殆尽,任教期间的这些作品我们无法领略。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果是,由于他“常有作品发表”,这对百废待兴的新社会来说无疑是稀缺人才,因此被选拔到文化馆搞创作。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益临县划为益都、临朐两个县,他被分到了临朐县文化馆,而没有留在家乡工作,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2003年辞世。
亮相文坛,成功获得认可
1953年,他的短篇小说《王家湾》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个短篇虽然只有25页、1.3万字,但这对于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褒奖,也标志着他的作品得到了省内文艺界的认可。
成功亮相文坛,首先归功于他的文学才华,其次来自于省内文艺界专家的扶持。其中对他帮助最大的当属担任省文联创编部部长的王希坚。创编部的主要工作是抓文学队伍的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而王希坚本人也是一位以写农民见长的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不少作品后来被采风者当成群众口头创作搜集到民间歌谣中去就是一个证明。相近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气质,也容易使郝湘榛纳入到王希坚的视野中去。
《王家湾》出版后,在王希坚等人的鼓励下,他先后又在1953年底和1955年出版了《一个家庭的变化》和《方向》两个中篇小说单行本。临朐县文化部门公开的资料显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该县共出版了5部作品,郝湘榛一人独占三魁。
这三部小说在主题上是一致的,主要反映解放前后,农村、农民、农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塑造了一系列打着时代烙印的农民形象。如《一个家庭的变化》,塑造了一个封建家长观念非常浓厚的农村老大娘,对妇女识字等新生事物从抵触到理解和支持的心路历程,作品语言扎实生动,没有那个时代我们常见的口号式的宣传语言,反之洋溢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印刷发行两版两万多册。
尤其是他的《方向》最具代表性。这部两万五千字的小说写的是1952年的事,主人公杨老庄是一位“成天低着头自己干活”的56岁老人,在其兄去世时曾借给嫂子钱粮葬夫,眼见嫂子孤儿寡母侍弄不好与他家毗邻的肥沃地块,想方设法迫使嫂子将这块地卖给他,达到连片耕作的目的。农村基层政权、入社积极分子以及家庭成员,使出了浑身解数,通过为其寡嫂凑还欠粮这种体现“互助合作”优越性的方式,使杨老庄认识到合作化是必然方向。这部作品以戏剧性的结尾收了场,但杨老庄的疑惑在作品中却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
我们不难看出郝湘榛在写作中的困惑和忧虑。故事是完成了,但疑惑没有信服的答案,等这部作品出版两年后、大跃进集体食堂冰冷的现实击破了“方向”的荒谬时,不仅没有人赞同其先见之明,没有人认为他政治上的清醒,反而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政治扭曲,命运跌落谷底
郝湘榛在26岁之前出版的这3个小册子,应该能够代表当时山东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水平,1954年他被吸收为省文联委员,并参加了1957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但今天较难理解的是,在1956年全省青年作家座谈会上,他的创作方向和态度一度受到了批评,为此他还专门被授意写过一篇检讨性的文章,刊登在1956年5月20日的《大众日报》上,其中在谈到创作中所走“弯路”的教训时,他如此检讨自己独创的“古今中外法”:“大力学技巧,看古典作品,看世界名著,择取其暗示法、对称法、多线条法……在语言方面,我要:把过去搜集来的群众语言变成现代化,例如将“老娘婆爬到屋脊上,有劲没处使”改成为“拖拉机开到河沟里,有劲没处使”；适当地运用古言,如“大事不好”、“休得惊慌”、“易不难哉”、“一命呜呼”等；运用古代语言的某些方式,例如对称句:“天井里伸手不见拳,屋子里一片黑胡通”、“老张急的一蹦三跳,小李愁得咳声叹气。”自己再加上幽默的特点。他同时还谈到,“人物细小的动作我很注意,经常记录,小笔记本不下20个,分门别类记了不少。”
即使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读他的检讨文章,至少对于一个年轻作者来讲,他善于观察生活的创作态度,值得青年作家学习,他的“古今中外法”不仅不落后,反而却体现出难能可贵的融会贯通。这不像是个检讨文章,倒是像传授创作技巧的经验介绍。
但文学与政治从来没有分离过,政治生态的扭曲必然也影响到文学活动。中国古语亦云,年少得志一大害。1957年,党的反右整风运动开始了,郝湘榛同全国三百万知识分子一样,命运跌落到了谷底。
不幸蒙冤,人生抠去二十年
郝湘榛创作的快板剧《半边天》后来被改编成吕剧,并在1975年由长春电影厂拍成了电影。
28岁,正是一个人意气风发的年龄,也是一个作家创作的黄金时期,可年轻的郝湘榛却在这样的年纪被打成了右派,失去了自由,生活充满了惊恐隐忍。在那个极不正常的年代里,郝湘榛的肉体和心灵不可避免的受到极大的伤害,但他宁愿理解成为一场误会,高傲、率直、倔强的性格一时还没有改变。在劳动改造过程中,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哀声叹气、怨声载道,而是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劳动间隙的冶源公社大集,他照赶不误,从集市东头走到西头,他或驻足观望或找人闲聊,一路走来,他能将一条街上主要摊点以顺口溜的形式复述出来,包括卖山货老头的打扮、神态,卖的货物的名称特点,惟妙惟肖,足见他的博闻强记和创作能力,更从中看出他的不屈和达观。
年仅28岁,被下放冶源水库劳动改造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场整顿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拉开了序幕。这次运动强调要真心真意听取群众的意见,利用群众的力量帮党整风。从该年的5月份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普遍召开鸣放会议。5月23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会议在济南召开,28岁的郝湘榛作为337名非党代表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基层作家代表,年轻的郝湘榛对宣传领域所涵盖的新闻和文学工作均给予了直面批评。
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郝湘榛们的希望,该年年底,一场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转向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公开资料显示,全国300多万人被划为“右派”。从省内文艺界看,郝湘榛和他的老师王希坚,以及在全省宣传会议上对省委省领导提出公开批评的任迁乔均在其中。山东唯一的文学刊物《前哨》(《山东文学》前身)在1957年10月号专门辟出了专辑,《从王希坚反党事件中吸取教训》等10篇文章矛头直指“山东文学艺术界头号反党分子”王希坚,郝湘榛也未能幸免。
就这样,年仅28岁的郝湘榛成了临朐县文化馆唯一的右派,被下放到正在建设的冶源水库进行劳动改造。据同他一起劳动改造的小学教员卢敬初回忆,他们作为“黑五类”分子,从事的都是最艰苦的工种,年长一旬的卢敬初在劳动中受到了郝湘榛的照顾,两人用大筐抬河底的石子时,郝湘榛总是把筐往靠自己近的一边挪。
失去自由,回家看老婆孩子也成奢望
好在他下放劳动的时间并不长,1957年年底,因为“工作需要”,他被抽回了县文化馆。结束了劳动改造,本以为可以重新拿起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但写作此时已纯属政治宣传需要。
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当属失去自由。作为一个“右派分子”,他的一举一动皆处于革命群众的监督之下,连回家看看老婆孩子,也不被允许。原本他回益都老家的机会就少,如今几个月不回家也成了常事。在离家三年之后,他才得以回家,六岁的孩子居然已经不认识他了。
平时,他一个人住在县文化馆一间六七平方大的茅棚里,一个烧木柴的火炉就是他做饭与取暖的唯一设备。他一般也不能关门,在人们或同情或鄙视或幸灾乐祸的目光里,他披着一件露出棉絮的灰色棉袍,端坐在一张矮桌旁,接受着人们的监督。深入乡间采风的时光没有了,与家人孩子团聚的短暂温馨时光也没有了,写作的快乐没有了,到省里开会的兴奋与激昂也没有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从桌底某个角落摸出一瓶酒,斟上一杯,和着苦涩与孤独咽下。不可避免的,他会发出一声哀叹。这种哀叹逐渐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连他自己也觉察不到的习惯,到死也没有改过来。
他一个老同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总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个极冷的冬天,他正坐在桌边看报纸,一位年轻的同事从他的小屋前经过,像是想起了什么兴奋的事情似的,飞起一脚踢开半掩着的屋门,大喝一声:“我看看这个右派分子在干什么!”这位老同事至今还记得郝湘榛惊恐隐忍又不解的目光。
隔三岔五的,他会被揪出来,当作靶子接受批判。或许是他梗直的脖子让人看不出悔改的迹象,或许是他桀骜不驯的目光伤害了人们的自尊,总有人在群情激昂之时,给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连脚踢带打耳光。在一次搧耳光比赛时,他记得有个青年搧得特别疼,出手不凡,掌掌击中要害。谈起这段经历时,他带着些佩服的神态对人说:“当时我就琢磨,他怎么打得比别人疼呢?看来他对搧耳光有研究,是个有心人。”
走出茅棚,快板剧《半边天》红遍全国
1965年,共青团中央发出了关于《推广李家庄团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的通知》,要求全国青年团组织向县城西郊的李家庄团支部学习,一时关于学习李家庄经验的活动在全国盛兴起来。该年9月,昌潍地区吕剧团组织三名作者到李家庄体验生活,为创作戏剧作品做准备。这三名作者不负众望,根据该大队一名团员青年妇女冒着严寒砸开封冻的河面、将冰搬进麦田给麦苗给水的故事,改编成了小戏《搬冰》并上演。这三名作者之中就有郝湘榛。这也算是一缕阳光吧,这缕阳光让他走出了低矮寒冷的茅棚,走进了久违的乡村。
革命浪潮一拨接着一拨,政策也在微妙地起着变化,他的活动空间大了些。1972年,他创作了快板剧《半边天》。在这个快板剧中,他为全中国的妇女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名词“半边天”,“妇女要顶半边天”的口号叫响全国。但在发表时,作者的名字却换成了集体创作,以他的名义搞创作,上面的审查是不会通过的。这个快板剧初在城乡演出,后来参加地省会演,又被省吕剧团看中,改编成吕剧,并在1975年由长春电影厂拍成了电影,剧本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印数3.5万册。
即使写出了《半边天》这样红遍全国的作品,但这与郝湘榛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失去人身自由可怕,更可怕是失去创作自由。从1957年到1979年平反,从28岁到50岁,正是一个人激情涌动过后的成熟期,也是一个作家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却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从青年跨进了老年。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他陪上级一名作家到临朐南部山区采风,夜宿旅店,喝过酒的他谈到样板戏时,再次“出言不逊”,激动处竟怒吼起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酒后之言很快就被上级掌握,准备以“现行反革命”之罪逮捕他,幸亏当时的文化局长深明大义,以自己的人格与党性担保,才使他逃过一劫。
性格即命运。一个作家的良知,在郝湘榛的身上从来没有泯灭,而且越在那个扭曲的社会生态中,这一点体现得越明显。
沉冤得雪,不忘为时代书写
为积累素材,郝湘榛(右一)经常深入基层,在农贸市场了解情况。
20多年畸形的政治生态,历次政治运动的煎炸煮烹,给郝湘榛的身心带来的磨难,外人看得见,恐难以体会。他的作品紧跟时代脉搏,但他的脾性与时代的疾病始终远离；他有稀疏的头发,沟壑纵生的面容,蹒跚沉重的步伐,但他坚强倔强的目光,犀利入木三分的语言包容一切的心胸,成为他人一生的精神楷模；当年批他的有,斗他的有,诬蔑他的有,搧他耳光的有,告密者有,使他几陷囹圄的有,但从他的口中,他几无臧否。这些人中的多数人后来成了他的座上客,他不会用语言来表达原谅、宽容之意,但他宽容了那个时代,原谅了人性之恶,因为这一切与文学无关,与他追求的真理的道路不符。
终得平反,兴奋地一头扎进麦地
1979年,郝湘榛错划“右派”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对此他伤感又不无调侃地写道,“打成右派,一下子抠去了22年。后来改正了但也老了,常感疲劳,精力不行。”
得到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临朐山区采风,好心的领导特意通过电话这种最快捷的方式把这个好消息辗转通知他。跟他一起的同事尹文良回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先是默默发了半天愣,后来醒悟般地骑上自行车,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摘下帽子扔了出去,巨大的喜悦之情让这个年已半百的老人一路狂奔,最后跟失去控制的自行车一头扎进了麦地里……这是一个黑色幽默的镜头,细细体味又充满了辛酸与悲凉之情。
文化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也是当时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全省文学艺术界“出名挂号”的右派分子,上级在政治上也给了他足够的重视和关怀。他被选为省人大代表,还曾连任两届县政协副主席。但这些名誉和职务并不是他看重的,他最看重的还是文学。
弥补落差,重新检视自己的创作
重新解放的他首先做的事情是补课。此前的22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文学事业以阶级斗争为纲,写作手法被“高大全”所统治,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不过来。而他本人大部分时间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时处处受人监视,读书与写作自由被剥夺,精神上处于营养饥渴的状态。
他深知,中国文学事业的停滞与倒退,与日益蓬勃发展的世界文学拉开了距离,必须最大限度地打开视野,弥补落差。他把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视为烛光,重新检视自己的创作,认为“我们的视力是有限的,需要不断地借助烛光来照亮。”他反复阅读鲁迅翻译的厨川百村的文学理论《苦闷的象征》,有“如梦方醒、恍然大悟”之感。在读了《飘》后震动很大,认为比《红楼梦》好多了,让人大吃一惊、受益匪浅:一是根本就无结构,给我们的思维以很大冲击,写法就像摄像机老盯着一个人,而且是按时间顺序像拉呱一样写下来,真是省劲多了,没想到能这样写；二是触及人物的深层心理,塑造了真正立体的人,感到:一般小说只给人留下淡淡的影子,能看出男女、胖瘦、行动、特点等,《红楼梦》使人看到了皱纹、表情、性格等,而《飘》呢?使人看到了头发的粗细与荣枯、血液流动的形状、细胞的分裂代谢的样子。总之,此书上有显微镜、上光镜,塑造了透亮的、完整的人。
重拾信心,《人之初》获山东文学奖
1980年春天,在昌潍地区作者创作交流会上,与会作家纷纷汇报了自己当年的创作打算,郝湘榛想写个控诉“文革”题材的小说。他谈到,人之初性本善,善良之本性不是以阶级来划分的。在谈到具体的创作打算时,他说准备从一个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来反映这段刚刚结束的历史。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肯定。写成后的小说就是他新时期的重要代表作《人之初》,此作于1980年8月写成,发表于当年第10期《山东文学》上,并于翌年被《小说月报》转载。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因为容留过一个“诬蔑”红宝书不顶吃不顶喝的普通社员,并抱着同情心管过人家一顿饭,就被亲生儿子告发继尔打成了反革命,挨打挨斗,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整洁的住房变得“酸唧唧臭烘烘”,原先每到春天就从南方到他家定居的一对燕子也不见了踪影。直到十多年后平反,他的精神状态得到恢复,心灵创伤得到抚平,重拾信心整治家庭环境,燕子才再次来到他家。这篇小说是他遭受不公正待遇人生经历的缩影。小说的主人公谭庆来同他本人一样敢于打抱不平、仗义直言。这篇小说将燕子这种勤劳、坚韧、母性、羞怯的动物作为旁衬,以人与动物的情感互动折射人间冷暖的创新手法,使整个作品充满了生动、温馨的色彩。下大雨燕子无法出去采食喂子,主人公马上联想到自己在关东因雪无法置办饭食的经历竟然吃不下饭去；平反后,见燕子还不来,就到有燕子的人家去找；为了让燕子重新回家,重新整治住房,等等。燕子既是当时不正常社会的旁观者,又作为一条隐线贯穿整个作品,用一种无言的方式来控诉“文革”,成为当时反思“文革”的优秀作品,因而获当年的山东文学奖。
预言时代,目光转向更广阔领域
除了《人之初》外,被《通俗文学选刊》(1981年第二期)转载并获山东文学奖的短篇小说《腰杆儿》,则体现出他很强烈的创作敏感性和把握时代特征的游刃有余。从创作时间上看,这篇小说写于1981年,当时党和国家准备实行经济政策调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呼之欲出,但尚未在全国推广开来,围绕这个意义上不啻于农村第二次解放的大事件,郝湘榛同样把视角定格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围绕把多年积攒的款项用来置办彩礼,还是购置化肥撒到可能分到自家名下的责任田里,主人公杨立本和老伴产生了矛盾。事实证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越穷越光荣被谁致富谁光荣的口号所代替,农村的政治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在郝湘榛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除了这两篇反映农村在政治经济体制转折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外,郝湘榛还把目光转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如,《寒暖的天》写城乡、工农差别背景下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理关系；《骞局长买表》写在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过程中,对权力的异变的敏锐观察等等。有人说,作家是时代的预言者,从建国初期的《方向》至新时期的《腰杆儿》,就证明了他不愧享有这一称号。
翻阅他在新时期的小说集《人之初》,我们看到了他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轨迹,看到了一位作家时刻为时代而书写的责任感,看到了一个文学老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雄心和不竭的创造力。
甘为蜡炬,用文学照亮新人
临朐县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小说班合影(前排左二为郝湘榛)。
一个作家,一辈子写出几部好作品,也算不辜负作家的头衔,但这反映的仅仅是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能力。而有的作家,不光视自己的创作如生命,而且把创作视为一种使命,以播火者的责任感,舍弃自己的创作,甘当人梯,甘为蜡炬,去照亮那些需要用文学来照亮生命的人,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他就不仅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令人感佩的师者了。郝湘榛就是这样一种人。
郝湘榛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为培养文学新人,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倾注毕生精力,为全县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保守估计,在他办班所带的几千名学生中,现在省以上作家协会的会员不下百人。这些学员,现在仍有活跃在各地文坛上的。
办文讲所,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有效地统领群众文艺工作,县一级普遍成立了文联。培养文学新人、续写临朐文化辉煌成为当时领导层关注的焦点。文学作为思想政治领域最敏感、最快捷的反映形式,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担任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承担着重塑心灵的重任。刘心武一篇《班主任》,影响全国,一时洛阳纸贵；路遥的《人生》,书店脱销,还改编成了广播剧、电视剧,文学艺术成了一个地区文化艺术是否繁荣的标志。此外,一部成功的作品给作者的荣誉感和改变命运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几篇作品,就有可能调到文化部门从事专业创作,享受“农转非”的待遇,这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中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就连青年在报刊上征婚,也常把自己打扮成文学爱好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朐县文讲所应运而生,文联副主席、文协主席郝湘榛受邀担任主持人。
文讲所的宗旨是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郝湘榛担任负责人是不二人选:除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之外,他最熟悉临朐的文学创作现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成名,他就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对全县的文学青年他如数家珍；他的文脉也比较广泛,一批过去同时代的作者现在都活跃在文坛,这在解决师资问题上也带来很大的方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热心程度,自己的孩子在益都老家他可以数月不回去看,但只要文学青年找他,他的大门随时敞开着。
文讲所办班方式比较灵活,每月上两天课,这既照顾到了作为主体的农民学员从事生产劳动的便利,也符合人的写作的周期规律,半月写一篇作品,对大部分业余作者是可行的。当时临朐县近30个乡镇,每期有40名左右的学员,附近的青州、昌乐、安丘等地也有学员慕名而来。从成分上讲,既有老文艺骨干,也有新生力量；从行业分布来看,有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有教师、农民、学生。离家远的家境贫困的学员为了节省路费,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步行去县城。他们抱着以文会友、以文学改变社会、改变命运的目的,从四面八方赶来,会聚到县文联二楼的会议室里,接受文学的洗礼。
文讲所的老师,有时聘请省内的作家、编辑,约一半以上的时间由郝湘榛自己授课。授课安排一般是上午讲课,留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学员可以向老师提问。下午安排得比较自由,或讨论上午老师授课的内容,或就某刊物上的作品进行分析,或对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
对文学执著赤诚,对学生柔情热情
在郝湘榛主持文讲所十五年的时间里,给学员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身上那种对文学的执著和赤诚。作为一名有30年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他深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对人有特殊要求,首先要具备文学细胞和一定的文学素质,对有些单纯抱着文学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所谓文学爱好者,他毫不避讳地劝其另择他路。如有个学员上过几次课后,郝湘榛见他实在无培养价值,就直言相劝:“你要是把创作的工夫用在即使拾大粪卖了,几年就能盖三间大北屋,娶上个媳妇多好!”他类似的言辞,虽然诚心一片,但言语尖刻,自己得罪人不知道。同事提醒他,他则说,“文学不是一门科学知识,不是搞文学的那块料,教是教不会的,何必骗人呢!”他还说,一个文学爱好者,一年不写个十万二十万字的,说爱好那是骗人。他以打篮球来比喻文学爱好者,“什么叫爱好?你看酷热的天气,篮球场上的小伙子大汗淋漓地拼抢,谁也没逼他们。我们躲在树阴里欣赏都嫌热。小伙子不怕热吗?是爱好将热忽略了。小伙子谈恋爱,三九天站在雪地里,还觉得浑身暖和,是什么东西驱走了严寒?是爱情。写小说,也跟谈恋爱一样,得痴迷。”
对那些初露才华,有培养价值的文学爱好者,他倾心予以扶持。对学员的作品,他每篇都读,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他从不对学员的作品求全责备,一篇作品中哪怕有一句话写得好,他也挑出来给予表扬；对有修改价值的作品,他则鼓励学员继续深挖细掘,并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启发和引导,为他们打开思路,使作品臻于完善。
尤其是他那种对文学爱好者的无私,多少年过去,总让人产生“斯人已逝再无来者”之感。他落实政策后,自费订阅了十几份报纸、文学期刊,加之他以前购买的书籍,学员们像是在公共图书馆一样的借阅。他的工资水平尽管不高,但总能设身处地地为学员着想,简直把自己的小家办成了免费的食堂。那些远道而来生活困难的学员,到了饭时,会自觉地坐到他家的饭桌上,摆出自己的煎饼窝头,略带不安地享受着他提供的菜肴。为此他专门准备了两个大坛子,一个坛子里面是自己熬制的肉皮冻、一个坛子里是他本人喜欢的酱油腌蒜薹。学员们从这个平素严肃刻板的老人身上,看到了他柔情和热情的一面。
所带学生如今仍活跃在各地文坛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讲了近百次课。1997年,文讲所停办,他本想把自己的讲稿整理出来,出个小册子供青年作者参考,考虑到出版市场及销路,又灰了心。以他自己的小说集《人之初》为例,他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往外推销一些,但又怕麻烦人,近两千册书就堆在屋子里,占用了很大空间,他去世后还装了两麻袋,拉回了青州老家。
除了办文讲所,他还担任了县文联《海浮文苑》的编务工作,发表学员的作品,下发到乡村、学校、基层单位,给更多的文学爱好者提供阵地。此外,他还设立了“临朐文学新人奖”,对初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有的文学新人年届五旬才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对这个奖照样感到非常珍贵。他的近百篇讲稿,业已散失殆尽,但他那些思想,今天看来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仍不乏指导意义。
保守估计,在他办班所带的几千名学生中,现在省以上作家协会的会员不下百人。这些学员,现在仍有活跃在各地文坛上的,他们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十月》、《当代》、《剧本》、《大家》等全国知名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这既是对自己的交待,也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
除了文学之外,他那种追求真理、崇尚真诚,一生不变的率直、坦荡的赤子之情,对人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如今淹没在庄稼地里的埋葬他骨灰的坟茔,已被景仰他的学生踏出一条祭奠的小路。
雄心不减,老夫聊发少年狂
晚年,多种疾病缠身的郝湘榛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创作。
郝湘榛晚年的创作界限,应以1998年临朐县文讲所停办为起点,那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在此之前20年的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扑在办班辅导文学新人上,无暇顾及自己的创作。如果不是办文讲所,而是沿着《腰杆儿》、《人之初》等获奖或转载的作品的路子写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
正如历史不能假设一样,人的道路同样不能假设。对他而言,不论是自己的创作,还是辅导新人创作,都是他所钟情的文学事业。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办班的同时,他梳理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对文学的本质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也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风偏瘫一年后,一笔一划写就《鼠人》
《鼠人》发表于2002年第四期的《大家》杂志头题,通过一个农民的一生,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初期半个世纪的历史。文中塑造的苏大忠这一形象,既勤劳、朴实、善良,又有老鼠般的精明与刁钻,如在大办食堂时期,苏大忠敏锐地嗅出食堂浪费粮食太厉害、办不长,必须像老鼠一样把粮食藏起来,且藏在多个地点,就这样一个办法,使他的家庭避免了灭顶之灾。这部作品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陈旧观念,把人性与鼠性联系起来,相互对比映衬,揭示了中国农民老鼠般的生存哲学和生存智慧,具有独到的发现意义。
但是当我们知道这部五万多字的作品,是这位73岁的老人用钢笔一笔一划写出来时,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的创造力和毅力了。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作品又是在他中风偏瘫一年后,在行动不便的状态下创作的,我们就不能仅仅用感动来形容了。
其实,苏大忠这一鼠人形象在郝湘榛的脑海里酝酿了至少四年。这个人物形象也是他倡导的“鸡毛文学”或“鸡毛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实践。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他在与学生们的通信中,就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一创作手法的特征:一是取材于一般人所不重视或看不到的生活小事；人们在闲谈中对生活小事那么有趣,听的人哈哈大笑,比所谓的一些作品生动多了；二是用“鸡毛”语言突破老写法,突出一种“天趣”,创造一种特殊的可读性;三是吸收现代派的一些东西,重点在心灵的剖析。
从这一特征出发,1998年底,他创作了一篇叫《粘货》的短篇小说。“粘货”是一个农民的外号,首先指此人韧性强、粘到身上就扯不下来；其次指对外界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不论什么世道、事物,都能附着在其上,找到生存的土壤；再次,此人像粘胶一样能自成一团,有独特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如,写主人公为了检测土肥的成分甚至以口鼻试之,对财富极端渴求、以夜晚偷偷数银洋为乐。从故事线索看,小说描写了粘货在百般艰难的环境里,通过自己超过极限的体力与带有狡黠性质的智慧积攒钱财,这些钱财不是改善家庭生活,而是用来购买村里最好的一块地。这与后来写成的《鼠人》在故事线索上看是一致的。这个短篇写完后,他试着往外寄,并没有被发表。但他并没有停止思考,而是更加往深处思考,努力将“粘货”这一形象往更广阔的领域拓展。
受莫言、陈忠实影响很大
这期间,他先后阅读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作品,尤其是后者,给他很大的启发。他在给学生的信中专门谈了对《丰乳肥臀》的分析:“最近看了莫言的《丰乳肥臀》,大吃一惊,怪不得《大家》给了他大奖(十万元,中国历史空前),只因为他揭露现实太厉害,有胆有识。写法也不俗,大胆创新。首先是奇,主人公是性变态,生来就喜欢女性的乳房,全篇中不断出现乳房之趣,触及了人类一个特殊的领域,他写主人公刚下生时儿时的视觉,就当成人来写,读来却不别扭；再就是深,六十年代吃人肉,妇女戴笼嘴,女人逼奸男人……大量骇人听闻的细节,比《狗日的粮食》、《犯人李铜钟故事》等深刻得多；还有就是广阔。自抗日战争写到九十年代,全景写下来,还有大量民间传说、地方奇人奇事等,容量很大,性描写也不窝囊,可读性也强,我感到比《白鹿原》厉害得多。”
应该讲,《白鹿原》、《丰乳肥臀》等一批优秀作品,可能给他在创作《鼠人》时带来了较多启发。就他从前的作品来讲,全景式展现历史的作品尚不多见。这两位作家从年龄上来讲,都比他年轻,但他对优秀作品的推崇和对作者的感佩溢于言表。在这期间他还非常推崇更为年轻的七零后评论家谢有顺,对自己订阅的《小说评论》上发表的谢氏的系列评论每期必读,他认为:“几年来,我所以想搞鸡毛文学,也只是感到文坛不景气,这离现实生活实际,忽视身边平凡琐碎的细节,与谢(有顺)虽略有相通,但还是差远了,谢给了我脱胎换骨之感。当年青年理论家,丢开了中国几千年的沉重包袱,面向世界,才真正走上了正道。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抱病坚持创作电影剧本
或许是在上述作家和评论家的启发下,他着手将短篇小说《粘货》拓展、重塑,创作了三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鼠人》。在《鼠人》中,粘货的形象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并把人性与鼠性联系起来；反映的历史得到了进一步延展,从单纯的解放战争时期延伸到改革开放初期,从一个家庭扩展到一个时代。从创作时间上看,创作电影剧本《鼠人》的时间持续了半年的时间。那段时间,他对几获国际性大奖电影导演张艺谋评价较高,认为他的电影在表现手法和题材上很大胆,也富有创新性。因此,写完剧本后,他寄给了西安电影厂的张艺谋,但同样没有回音。他哪里知道,彼时的张艺谋早已离开西影厂了。
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给他带来了两个影响。一个是不利的影响,积劳成疾,中风偏瘫,不得不住进医院,无法行动,口头表达能力受到了暂时的损伤；二是有利的影响,即为创作中篇小说《鼠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出院后,他听从家人和医生的嘱咐,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搓细麻绳来锻炼手指的灵活性,还自己一个人下象棋,促进思维能力的恢复。一年之后,他基本又具备了写作能力。从2001年下半年,他开始着手将电影剧本《鼠人》改编成小说。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伤病的折磨,他的体力受到极大的损伤,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先扶着桌子来借力,外出则拄着拐杖,每次走不了二里路。他的支气管炎也更加严重,喘气时嗓子里像有个小型的风箱,又戒不了烟,抽两口就连续咳嗽一阵。就在这样的状况下,2002年3月,经过近一年的创作,中篇小说《鼠人》完成了。
这篇小说的发表,在当地文坛引起的轰动,一点也不亚于他落实政策后两获山东文学奖的情况,特别是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在73岁高龄、且又在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写成的,纷纷写信或登门表示庆贺。
《鼠人》的发表,也给他带来了创作的信心,他准备穷毕生之力,再创作一个“文革”题材叫《天国梦》的长篇,以一群年轻人的遭遇,全景式地展现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史。至2002年底,他列好了提纲,并写了四万余字。从这部未完成的前一部分看,也忠实地实践了他倡导的“鸡毛文学”理论,有的细节充满了“天趣”。非常可惜的是,这部作品只开了个头,因为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再写作了,他感到浑身乏力,到医院一查,肝硬化腹水。从此他住进了医院,再也没有回到他一辈子钟情的书桌旁。
安贫乐道,与庸俗抗争一生
郝湘榛(中)和文友们在一起。
晚年,郝湘榛身患糖尿病、支气管炎、高血压、胆结石等多种疾病,但唯独头脑清醒,心脏跳动顽强。他像是一个宗教家,带着传道的热情,抛却自家的身家性命,把自己蜗居的斗室办成传道的场所。他就像一眼泉水,随时等待别人来汲取,不计报酬,不求回报,哪怕干涸也在所不惜。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他更希望更多的人拥有这种力量。
活得明白,活得清醒,准确地定位时代中的自己,不因世事扭曲灵魂,不因挫折而改变自己,一直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一辈子,他无事不可对人言；坦荡直率的性格成为他坎坷人生的注脚。对此,他并不后悔,他对人生的信念足以担负起这份沉重。
生活拮据,家里连沙发都没有
他的家极其简陋,从落实政策到去世,他住过三个家,两次是平房,一次是二手楼房,但都不超过七十平方米。他从没在自己家里坐过沙发,因为他的家中没有沙发,这既与经济条件有关,也因为家里的客厅实在是太狭窄了。他的书房兼卧室大约只有七八个平米,书桌是那种传统的掉了漆的黄颜色的细脚写字台,上面摆着一副象棋,常一个人对弈,来了人就把棋盘挪走,腾出地方摆茶具。
冬天他坐在卧室里看书,外间里的煤炉供应热量不足,须披大衣。夏天家里就一个台扇,他走到哪里就拎到哪里。吃东西也极不讲究营养和养生,可能是图其好咬,酱猪肺是他的最爱,他挟一块填到嘴里,看看蹲在地上眼巴巴看他的那只猫,再爱怜地挟一块喂它。住在青州老家农村的大儿媳来看他,一般会给他煮鸡蛋,一天是吃不完的,就预置了个盐水坛子,将煮过的鸡蛋放进去,来了人再作酒肴。至于穿着,他的老友王良瑛说,“衣帽鞋袜从来都是旧的,偶尔穿一件新的,反而显得极不协调。”
他的工资有三千元,除了他和老伴日常生活开支外,几个孙辈上学的学费他得赞助,大女儿两口子车祸丧生后留下的外孙女他也得抚养。至去世前,他的存款总额不足两个月的工资。他常抽的烟俗名“小胖孩”,单价六毛钱；家里连个像样的烟灰缸也没有,而是用一樽小鼎般大小的香炉充当,保守地估计可容纳五盒数量的烟屁股,这也符合他身体不适、久坐不起的特点。
精神富有,买书是最大的爱好
与简单的生活相比,他对精神方面的投入相对来说则是巨大的,这表现在购买书籍方面。他的书房里,唯一值钱的是三个装满了书的书柜,就连单人床靠墙的一溜也摆满了书。他的书力求系列,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他就想办法买了一套,《契诃夫全集》是他的最爱。国内作家当中,除了陈忠实、莫言外,张炜、余华、杨争光的作品他也极力搜罗。
1995年,他到济南看望他唯一健在的湘莪长兄,在一周的时间里,就两次去英雄山文化市场买书,还多次嘱咐在济南工作的学生们“常到那里转一转,说不定有大收获”。临朐县城的书摊他也了如指掌,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半年里,他也常去“淘宝”。认识他的人,常见他头戴苇笠,一手拄拐,一手拎着成捆的书,孤独地走在县城寂寞的小路上。
他所读的每一本书都留下痕迹,一般是红铅笔标的眉批居多,有时画一道杠,精彩的内容画两道,偶尔也点评一两句。他读书时,投入却不表现出来。看到好的地方,一般当场不作评论,掩卷沉思,点了烟,半晌没有动静,但内心的情感激流则剧烈涌动。
他的书,每一本都如数家珍,同城的同事或学生借书,他会像记账一样记在本子上,还他时他再勾掉。他辞世后,遗产运到了青州老家,全是书。后来,这些放在老家的书被东邻西舍频繁地借阅,到现在已所剩无几了。
烟酒解忧,寻找一种精神寄托
生活中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酒。从年轻时他就爱喝酒,原因不得而知,估计与他长期远离家人生活有关,也可能与他独居的冬冷夏闷的小茅棚有关。在当年批判他的文章中有一条说他“稿费一到手,非酒即肉,床底下的酒瓶子七歪八竖。”别的问题有待商榷,但这一条很符合他的爱好。
昌乐籍作家郭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79年昌潍地区艺术馆组织他和郝湘榛等三人编辑《昌潍地区短篇小说选》,住高密县招待所。中午吃饭时发现菜肴中有白菜豆腐汤,郝湘榛即不声不响地上了趟街,弄来了瓶酒,从不喝酒的郭建华被他劝进两盅,且作为一条“纪律”,要求他每次比上次至少多喝三分之一；也许是招待所供应的菜肴不丰盛,再吃饭喝酒时,郝湘榛居然把几个人共用的脸盆当菜盆,以酱油腌制蒜薹……
跟他喝酒,没有开场白,也没有祝酒词,更不用找对头,喝不喝全靠自觉。如在冬天,他喝酒会烫一下。烫酒的方式也是独创,把一个茶杯放在大白碗里用开水浇透,再将茶碗里的水倒到大白碗里,以茶碗当酒杯,碗里冒的热气混杂着酒气,喝的人也满头冒汗。他兀自喝一口,长舒一口气,见别人不喝就来一句,“喝你的,别管别人。”酒喝到一定程度,如投机则慷慨激昂,或猛然站起来,以掌击桌；如话不投机或累了,则默默地起身,躺在小床上,或眯眼或看书。但更多的时候,他喝完酒后会比较沉默,也许是因为酒后失言的教训使然。
即使在生病的最后半个月,他的床头柜上也摆着酒,哪怕是葡萄酒,虽然对酒的副作用心知肚明,但酒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
1996年的中秋那天,他在给学生的信中谈到酒,“只是近年来不愿意写字,看得多写得少,右胳膊也疼,大概这是衰老所致吧。今后我决心少喝酒,每天两次改为一次,一次再减半,只要停酒,身体马上就觉好,只有作品才有说服力,再不写就锈死了。”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爱酒,但与写作相比,他更喜欢后者。
率真落拓,最不愿意麻烦别人
他一辈子拒绝庸俗。他常说,文学是寂寞的行业,能陶醉于自己的追求,是一生的幸福。家长里短、嘘寒问暖那一套与他无缘。对自己因言得祸的教训,他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首要的是真诚,要说真话,如果老是藏着掖着的有什么意思?特别是当文学青年来找他时,他则露出难见的笑容。而一旦扯到文学上去,则又恢复了他平日的严肃。在他的世界里,除了文学几乎没有别的话题。
他一生最不愿意麻烦别人,哪怕是抽烟忘了带火,他也不愿意开口跟人借。可以说,他从没有为自己的事求过别人。最后一次搬家,住进不足七十平米的旧楼房后,因为前住户拖欠电费家里被停电,他点着蜡烛看书,也不愿意找人通融一下；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躺在病床上的他,也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而觉得愧对子女。
他当了一辈子老师,写了一辈子东西,但最后也只是中级职称。他曾被山东省文化厅授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发给他的纪念品是一个还算精致的花瓶,他没有摆在显眼的位置。老同事王鑫过生日请他去喝酒,他没什么礼物,就把瓶脖上的彩带摘掉,把唯一有点纪念意义的奖品当成了礼品送给了别人。
巍巍泰山,追忆岳父郝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郝湘榛(后排左三)带领文学青年在潍参加文学讲座。(右二为本版作者张爱良)
我与妻子的婚姻,缘于与启蒙老师郝湘榛的相识,也可以说是缘于文学。
2012年中秋节前夕,我去市文化局创作室拜访作家王汝凯老师。对桌倾谈中,他起身从书橱里拿出一摞收藏的岳父郝湘榛晚年创作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鼠人》底稿。我如获至宝,捧读岳父的遗作,看着上面他的改动笔迹,那熟悉的钢笔字,一次次勾起了我对岳父的深情怀念。
岳父一辈子钟情于文学事业,不管顺境逆境,痴情不改。他本来是能够攀登上文学的珠穆朗玛峰的,可惜他“文运命运不济”,加上人生漫漫种种阻隔,最后只是登上了文学上的泰山之巅。可是,在做人上,他却耸立起一座很多人难以超越的道德高峰。
食堂炊事员遇到真老师
我认识岳父郝湘榛,是在1980年第四季度。当时,我在恢复高考后考入昌潍地区商业学校烹饪专业学习两年,毕业后分配在临朐县委二食堂当炊事员蒸馒头,业余时间趴在面案上涂抹了一篇短篇小说《汶水慢悠悠》、一篇散文《老师》。交给在县计委工作的高中语文老师王玉亮审看后,他荐给了县委宣传部的王鑫老师。王鑫老师叫我去,谦虚地对我说:“我写小说散文外行,你的作品我介绍给县文化馆的郝湘榛老师了。他水平高。”不久,我歇班回沂蒙山老家探望祖父母、父母亲归来,师傅老刘、老李、老王、老连都兴奋地告诉我:“郝老师来找你了。你爱读书写东西,这回是遇到真老师了!”
我生性腼碘、拙于交际,也不知立即去文化馆寻觅拜见老师,傻得只知呆呆地等,直等到有一天郝老师提着个盛书刊的人造革提兜再次步行找来,才圆了我日想夜盼的梦想。大概是出于不忍“枪毙习作”鼓励后生的意思吧,他对我的短篇小说《汶水慢悠悠》提了三四条意见,又叫我修改后寄给《山东文学》；散文《老师》就直接在县里的文学刊物《临朐文艺》上发表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写的文字变成了飘墨香的铅字。从此以后,我常去文化馆拜访郝老师,聆听教诲,每次他都借给我些古今中外书刊阅读充电,碰到好的书他还买来赠我,还介绍些中外名著书目让我从文化馆的图书室借阅。当时,王鑫老师的女儿就在文化馆负责借阅书刊,见我痴迷文学,又是郝老师开的书目,破例允许我一次借阅2至5本。我工作之余昼夜攻读练笔,又昼夜复习课程考税务干部,竟至欲速不达积劳成疾,先患重感,又被庸医误诊为斑疹伤寒,后引起急性黄疸型肝炎,卧床住院9个多月。
期间,郝老师父女不怕传染病陪床伺候、问寒问暖。正是这场病,促成了我和郝老师次女的婚姻。
一辈子不奢侈、不折腰、不求人
岳父郝湘榛有一个很特殊的性格:就是不奢侈、不折腰、不求人,始终挺立着耿直穷困文人的精神傲骨。作为一个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又是省内外有影响的作家,还是县政协副主席,他却多年和妻子儿女及孙辈挤住在县文联的两间50平米且没有冷暖设备的北屋里,一间盛杂物的小南屋成了家人卧室。寒冷的冬天,就靠一个煤炉取暖做饭,实在太冷,就在窗户的外面钉上塑料纸挡风遮寒。家中只有两张四腿悬空的旧木床、一个三屉掉漆的黑书桌、几把旧椅子、两个破旧拉门书橱、一个小饭橱、一个小电视橱,我把结婚时的一个折叠圆桌给他当了饭桌。
当时物质条件之差,不是一句“寒酸”就能概括了的。然而他就是这样安贫乐道,天天醉心读书、创作。
家人和朋友曾多次提议,让他找找有关领导反映一下实际情况,改善住房条件。每到这时,他都是抽着烟、直摇头。
对自己这样苛刻,对家人也是如此。莫说他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就是他当年带出来的许多文学青年有许多后来都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完全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可他从不为儿女孙辈的工作、生活等问题去求人。我曾说他:“历史的原因,他们都在泥窝里,稍微捎带拉他们一把,有个哪怕是临时工的固定工作,也就有个饭碗,家也稳定。”他却说:“人得长志气,靠自己努力。你不就是例子?靠自己努力,从农场出夫、煤矿挖煤、考学校、考干部、考记者,一步步考出来的。就是不能做一个光指望别人、依赖别人的人。做人一定要自立、自强!”自成了他的女婿,这是我当面第一次听他肯定夸奖我,就红了脸,无言以对。
他的一个孙女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离县城50多里的山沟,一个小闺女在山区乡镇当教师,举目无亲。如果能调到县城周围的小学,家人放心,一早一晚或周末在爷爷奶奶身边也好照顾照顾。而当时的县教育局长就是岳父当年的爱好文学的学生。我提醒了几次,岳父始终不表态,说急了就含糊答应“嗯嗯嗯”,可就是不见行动。
当时的教育局就和岳父家是对门,抬脚过马路就到,但这件事却一直拖了下去。老人家还是那句话:“人要自立、自强!她要考上大本考上清华北大,不就不用求人就在大都市立住脚了?”我急了,说:“你不去找我去!”我真地去了教育局,在二楼办公室见到了局长。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后如实说明来意:“能调入县城近了照顾老俩更好,有困难调入相邻的周边乡镇,能一早一晚骑车上班也行。”局长笑了:“郝老师就是那么个人,好人。”答应一年见习期满后调过来。之后,岳父病重去世,孙女恋爱出嫁,调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最希望的,就是人人自强自立
一生不求人的岳父,病重期间为求人大哭过一场。当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患了肝癌不行了,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如影随形跟他吃了一生苦头的老伴。他想把老伴主要托付给我夫妇二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和妻子等人早就商量安排好了:以后让岳母在城里我家为主,生日、过年、八月十五回老家待会子,和亲戚见见面。
妻子去医院陪床,他父女俩却把话说两岔里去了,父亲是在托付老伴,女儿却认为他说的是不会谋生的二哥,两人对话南辕北辙,结果岳父误认为我不愿意接养岳母。老人家竟然急得老泪纵横,不顾病房人多,出声哭了起来,因发自心底,模样很绝望悲痛。妻子从没见父亲这样哭过,吓坏了,细想才明白,两人可能说两岔里去了,忙问:“你说谁?”“说你娘啊。”“我还认为你说俺二哥哩。你放心,俺娘我俩接下了!”
听到这里,岳父这才打住悲声。“俺二哥不会谋生,我俩还没打算好怎么办好。他有儿有女身体健康,上潍坊靠我俩总觉不大合适。”“他属依赖的。赖着谁粘呼上就不撒了。甭管他!叫他自立。”
2003年秋,心爱的岳父郝湘榛与世长辞。
岳父生前最希望的,就是人人自强自立。见谁不同流俗好学上进,他就打心底里喜欢。回忆他的一生,平添几多感慨!他像一面镜子,让在世俗的尘网中庸庸碌碌混日子的我们警醒!
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了个“文学混子”,说是爱好文学,却不能为文学事业献身,过了知天命之年了在文学方面还老大无成,辜负了郝老师的殷切期望。若他健在,有严师监督,我或许不是现在的我,或者我能像他那样为社会、为众人多做点贡献。缅怀恩师,愧对其生前谆谆教导,自此发奋,或者不晚?!
本版撰文 张爱良
本期照片由张爱良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