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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史话
范永来
1966年5月的一天，春阳和煦，一个满身油渍的年轻人驾着一辆大把式怪异的三轮车嘭嘭嘭地开进宁静的县府大院。机关人员不知发生了何事，一齐涌出办公室，看着这个不知从何处开来的“怪物”，个个瞠目结舌，惊异不已。当时的县长魏文彬也随着人们围着这个“怪物”看来看去。当他听过县交通局的人介绍后，方才明白过来，并高兴地对着众人说：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三轮车，这车自己能跑，它可以顶上三四匹骡马呢。
消息传到昌潍地区交通局，刘子玉局长又报告了省交通厅。于是这个“怪物”又受命来到潍坊，遵照领导的指示，把它开到白浪河水库大堤上，接受了省市交通系统领导的观摩。后来交通部也来人总结经验，并将照片和报道发表在《中国交通科技》杂志上，立即引来无数参观者，随后推广到省内外，轰动一时。
一台简陋的三轮车为何具有如此魅力，并能引起人们的如此关注呢？这要从历史的角度才能看出端倪。
昌乐县于1949年成立搬运工会，1951年改称搬运站，只有小推车150辆，地排车7辆。1956年组建马车社，仅有马车75辆。这就是昌乐县早期专业运输的全部家当。
那时的搬运工人被嘲为“苦力”、“红帽子”，每天袢搭两臂，脚蹬尘土，不管寒风酷雨，烈日暴晒，一步一步地推着800多斤重的货物四处奔波。装卸工们每天在烟土飞扬、煤尘弥漫的货场里，袒胸露臂，汗流浃背地抡着簸箕似的大锨或扛着200多斤的麻袋装车卸车，真是苦不堪言。
马车运输相比之下算是先进的，他们承担着长途物资调运任务。驭手们夜间喂马，白天赶路，夜宿路衢，饿吃冷饭，渴饮河水，非常艰苦。
1958年，铁道部部分知识青年下放昌乐劳动锻炼，临走赠送一台捷克产“布拉格”破车，昌乐人如获至宝。这算是昌乐交通行业第一台汽车。后来得知寿光人董丁洪在丹东汽车改装厂工作，通过他的关系，购得抗美援朝战争缴获的战利品改造而成的3台汽车，一台是美造“大万国”，另两台是苏造“嘎斯51”改造的建设牌汽车。至我1962年调来昌乐县，交通局已有4台破车了。这是昌乐县最早的4台车。车虽破旧，但视为珍宝，在我们12个人的精心护理下，承担着全县工农业物资调运和抗旱防洪、支农救灾的特殊使命。
当时正值荒年，县里没有轿车，县委领导大多骑着自行车下乡指挥救灾工作。遇上紧急情况，不得不电话预约我们派车，把自行车搬到车上顺便搭乘南去。当时，王永成同志任县委书记，他就经常采取这种应急办法。后来他奉调北京，离休后的2002年来信回忆说：永来同志，来信收到，看后知你近况。六十年代初，昌乐没有小车，我出差去南部几个公社，常乘你们运输社的大卡车……
几部破车所处的地位，可见一斑。
那时候，交通局与搬运社同居一院，对于搬运工人们的辛劳和人力搬运效率的低下深有感触。1965年的一天，我偶尔从一家交通杂志上看到一台从德国译来的简易三轮车照片和简单的文字介绍，立即引起了注意。我突发奇想：汽车买不到（当时唯一国产解放牌车计划调拨），何不照此自制，以解搬运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提高运输效率呢？年轻无忌，于是向时任交通局长的周维新做了汇报，应允后又向昌潍地区交通局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很快得到答复，并从各县抽调了12名技术人员组成“昌潍地区交通局技术革新试制小组”，在我们昌乐马车社的一个简陋车间里，开始了三轮车的试制工作。经过半年的研制，终于在1966年5月份试制成功，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在当时“三缺”的落后状态下，所造出的“怪物”既不像汽车，也不像马车，只得称为“机动板车”。但就这样一台“四不像”却引起了省市领导的关注，搬运工人们更是喜爱有加，因为他们看到了摆脱笨重体力劳动的希望。县委顺乎民意，立即决定组建交通机械厂，继续改进并批量生产这种机动板车，以解搬运工人之苦，提高运输效率。记得当年在苦乐之余，还写了一首拙诗：
板车情缘
天布残云日月愁，劳工荷重度春秋。
负包压臂如驮马，搭袢弯腰若老牛。
可叹搬夫筋骨断，谁怜苦力汗珠流？
纵然受尽千般苦，喜看车驰乐不休。
不幸的是，1966年下半年“文革”蜂起，危及社会，县委“走资派”被打倒。刚刚组建起来的交通机械厂如无娘孩子，陷于困境。但工人们硬是在暴风骤雨中强撑了下来。没有资金，借；没有材料，挖；没有设备，求；没有车间，挖坟取砖，杀树搭棚…… 一面空委两人应付两派“造反”，一面昼夜埋头生产，在多方挤压的夹缝中得以生存，在风浪逆境中求得发展。几年下来，经多次改进，制造出70多台像模像样的三轮车。除部分销售外地，大部分配两社，取代了推车、地排、马车，基本解脱了搬运工人们的笨重体力劳动，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当年也写诗为记：
组建交通机械厂
混沌弥天日月朦，临危受命步难行。
街头喧扰晨交暮，灯下筹谋夜至明。
陋舍难遮三夏雨，草棚怎避九东风？
世间多少炎凉事，尽在痴心苦乐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三轮车已满足不了社会运量的需求，人们又开始盼望大型汽车。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汽车可望而不可及。这时，时任交通局长的苗金城同志提出拼装汽车的意向。当时汽车配件也是计划分配，要凑齐几万个零部件，谈何容易？自己造，就我们这个小厂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大家一方面四处索求，一方面自己制造。记得当时车架、驾驶室等部件奇缺，就自己动手，硬是用铁锤一锤一锤砸了出来。时值盛夏，苗金城局长日夜陪伴着工人，为工人们递水擦汗，竟累倒在车间，被抬进医院。经月余的奋战，当我们把装好的两台车开进医院看望他时，这位心怀交通事业的局长立马从病床上爬了起来，拔出吊针，坐进驾驶室，令我开车绕城一周，人笑了，病好了。
到1975年8月份三社合一，共自装汽车40多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运输公司。
公司成立不久，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可谓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时县里只有一台美造“福特”吉普车，且常坏常修，经常误事。于是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赵明义找到我说：听说你们能装汽车，现在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给县里装台面包车好吗？他见我有些迟疑，接着板起面孔说：这是政治任务，怎么样？我自知任务的难度，但在“政治”高压之下，难以违命。当时设备奇缺，我暗自思忖：何不趁机以缺少设备为由推委呢？万没想到赵书记是从生产设备的胶南县调来的，我的要求一提出，他竟一口答应调配两台曲轴磨、插齿机给我们。我无言以对，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政治”任务。
经过三个月的日夜奋战，我们不辱使命，装配了一台还算漂亮的面包车。面包车开进县委大院，自然皆大欢喜。从此县里开会、参观有车可坐了。县委领导极其重视，命人在县招待所建了一座专用车库存放。赵明义书记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从胶南给我们调来两台大型设备。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不久，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
这天，公司办公室接到了县委的紧急电话，叫时任公司总支书记的韩奉运和我跑步到招待所。当我们一脚刚踏进门槛，坐在房间里的县委书记范公兴忽地站了起来，指着韩奉运的鼻子骂道：你俩对县委有意见吗？简直是反革命！他见我们愣在那里，接着又喝道：我是说你们单位出了反革命！县委好不容易有了台面包车，还没稀罕够就被你们的人给我砸坏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我们俩人赶紧跑到车库，看见车库上面被乱七八糟的砖砾砸了个窟窿，停在里面的面包车也被砸坏了。原来招待所与搬运社一墙之隔，车库就建在搬运社的屋山下面。因为招待所扩建，搬运社拆迁，工人们一不小心，屋山的砖瓦倒在了车库上面，无意间造成了这次“反革命”事件。
事情查明之后，我们回到房间，对范书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这时范书记也有些消气了，但仍不失严肃地说：刚才我是在气头上，你们造的车送给县委，县委应该感谢你们。但你们又给我砸坏了，我是心疼啊！回去赶紧给我修好，县委还等着急用呢！
就这样，我们赶紧把车修好，基本恢复了原样，一场从天而降的“反革命”事件总算平息了。
汽运公司成立之后，以三轮车取代了推车、地排、继而又以汽车替代了三轮车，彻底解决了人拉肩扛的落后局面。后来又试制了CZ420型装载机，意在实现装卸机械化。遗憾的是，只试制了5台样机，即因多种原因搁浅。不久，青州瀰河农机厂（山东重型机械厂前身）派人前来参观，名为学习，实则猎取技术。我们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把全部新图纸借予他们。这样，人家借得东风，加以改进，终成大业，如今所造装载机已行销全国。想来抱憾终生。
改革开放之后，公司得到长足发展。大小吨位、半挂、托盘、吊车、装载机、客车等各种车辆已达160多台。为了提高汽车技术性能，相继上了一条汽车技术性能检测线和烤漆房、磨合测功台等60多台修保设备，承担了全县大部物资调运和汽车检测、修配任务，成为设备齐全、客货综合运输的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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